七
二里头绿松石龙改认作虎，依然体现一种王者之气，可它是属夏王还是属商王的呢？
如果说这龙就是传说中的大禹的象征，商与周都大张旗鼓将禹形标示在铜玉之器上，所为者何？
另一个问题是，同样的艺术表现风格，是单纯的形式模仿，还是夏商两代有着信仰认同？
铜器与玉器包括绿松石作为不同的载体，却表现了同样的题材，那么会不会还有其他的载体？一定会有，木雕石雕就有可能。如果三代都有相似的艺术表现方式，更早时代的类似艺术传统也许已经建立，这是需要探索的问题。
这里还有一个推想，也是关于艺术形式的问题。我们在铜器和玉器上常见纹饰对称布局，龙、虎、鸟之类图形的出现会呈现对称构图，由此我们想到二里头绿松石虎应当不只制作了一件，或者当初就制成一龙一虎。若是如此，那一条龙何在？这就算是一个考古学猜想吧，我们等待着发现它的那一天。
最后我还想特别提到殷墟侯家庄发现的4件木质抬舆（图十）[19]，每件都有4个抓手，抓手上都雕饰着卷尾的虎形，中间是一个大虎面。原报告将抓手的装饰认作兽足，并不准确，虎体都有方菱纹雕刻，形体也很接近二里头的绿松石虎，而且是同一式的卷尾虎。举这一个例证，是想进一步证实商代的龙虎艺术流行风的存在。
图十 河南安阳殷墟侯家庄出土木抬舆
再细细思索，这绿松石虎真会让人起了疑心，它原本未必就与夏有关？二里头文化姓夏或是姓商，或是半夏半商？这个问题学界还在论争之中，除了由物质文化层面讨论以外，也可以由精神层面切入，将讨论引向深入。
这条绿松石虎，其实真的是非常接近或者说就是商代风格，它既然属于二里头文化二期，这就提供了一个重新审视二里头文化属性的新切入点。也许有人会有这样的推想，三代之礼，前后相因，有所损益，在这龙虎艺术上损益会有的，相因也是可以有的，这条虎属于夏的可能性也还存在。
是的，毕竟年代更早的新砦龙虎已经成型，与二里头龙虎之形也有明显的共性。将来也未必不会有更早的发现，希望以后有更多的新材料来佐证，这个问题还有继续讨论的空间。
（编辑：王志高）
【注释】
[1]许宏：《河南偃师市二里头遗址中心区的考古新发现》，《考古》2005年第7期。
[2]李志鹏：《我在二里头遗址发掘“中国龙”》，《北京晚报》2017年3月3日。
[3]李志鹏：《我在二里头遗址发掘“中国龙”》，《北京晚报》2017年3月3日。
[4]许宏：《最早的中国》，科学出版社，2009，第149页。
[5]许宏：《最早的中国》，科学出版社，2009，第150页。
[6]李存信：《二里头遗址绿松石龙形器的清理与仿制复原》，《中原文物》2006年第4期。
[7]冯时：《文明以止：上古的天文、思想与制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第375页。
[8]参见许宏《最早的中国》，科学出版社，2009，第152页。
[9]蔡运章：《绿松石龙图案与夏部族的图腾崇拜》，载杜金鹏、许宏编《二里头遗址与二里头文化研究——中国·二里头遗址与二里头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06，第135页。
[10]朱乃诚：《二里头文化“龙”遗存研究》，《中原文化》2006年第4期。
[11]何驽：《二里头绿松石龙牌、铜牌与夏禹、萬舞的关系》，《中原文化研究》2018年第4期。
[12]顾万发：《论二里头文化与夏家店下层文化中的龙、蛇》，载杜金鹏，许宏编《二里头遗址与二里头文化研究——中国·二里头遗址与二里头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06，第142页。
[13]王仁湘：《方圆阴阳——商周龙虎纹另类解读》，《器晤》公众号2018年10月14日。
[14]王仁湘：《方圆阴阳——商周龙虎纹另类解读》，《器晤》微信公众号2018年10月14日。
[15]（明）臧晋叔编《元曲选》壬集下《李逵负荆》，中华书局，1979，第1524页。
[16]王仁湘：《方圆阴阳——商周龙虎纹另类解读》，《器晤》微信公众号2018年10月14日。
[17]（梁）萧统：《文选》卷七《甘泉赋》，中华书局，1977，第112页。
[18]（宋）洪兴祖：《楚辞补注》，中华书局，1983，第25页。
[19]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的发现与研究》，科学出版社，1994，第40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