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关的文献资料
关于佛教何时传入高句丽，目前研究者的意见并不一致，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四种观点：一，根据《三国史记》的记载，认为公元372年佛教由前秦僧人顺道传入高句丽。[6]二，根据冬寿墓出现的莲花纹，认为不晚于公元357年的四世纪中叶佛教已经传入高句丽地区[7]，甚至认为冬寿本人可能也是佛教信徒[8]。三，根据《高僧传》中支道林（314～366）与“高丽道人书”的记载，认为“高丽道人”即是当时高句丽地区的佛教徒，因此在公元366年之前佛教已经传入高句丽地区。[9]四，根据《高僧传》《凤岩寺智证大师寄照塔碑》等关于昙始的记载，认为东晋太元二十年（太元为东晋孝武帝年号，太元二十年即395年）佛教由东晋僧人昙始传入高句丽。[10]其中第一种观点成为目前学界的主流观点，以上各种观点基本上是以目前可以见到的文献材料为基础的，并没有实质性的考古证据，因此我们首先将对相关的文献资料进行整理。
目前可以见到最早关于高句丽佛教传入的记录见于南朝梁代僧人慧皎（497～554）撰写的《高僧传》（又称《梁高僧传》），该书实际上是东汉永平年间至南朝梁代天监时期著名僧人的传记，成为以后历代《高僧传》的范本。《高僧传》卷十《昙始传》：“释昙始，关中人，自出家以后，多有异迹。晋孝武太元之末，赍经律数十部，往辽东宣化，显授三乘，立以归戒，盖高句骊闻道之始也。义熙初，复还关中，开导三辅。”
唐代西明寺沙门释道世（？～683）于总章元年（668）完成的《法苑珠林》卷三十一《昙始传》：“宋伪魏长安有释昙始，关中人，自出家以后，多有异迹。晋孝武太元之末，赍经律数十部往辽东宣化，显授三乘，立以归戒，盖高句骊闻道之始也。义熙初，复还关中，开导三辅。”
唐代梓州慧义寺沙门神清所撰《北山录》卷三《昙始传》：“晋昙始，孝武末（东晋也，帝临位，深奉佛法，苻坚兵至，谢玄破也）适辽东，高丽开导始也。后还三辅（三辅，咸阳县，昔秦皇于此置殿观），三辅人宗仰之。”
元初无名氏所撰《神僧传》卷二《昙始传》：“释昙始，关中人。自出家以后多有异迹。晋孝武太元之末，赍经律数十部，往辽东宣化，显授三乘，立以归戒。义熙初，复还关中，开导三辅。”
我们可以看到自慧皎撰《高僧传》以后，直到元代，中国历代文献有关昙始的记录均是以《高僧传》为基础，或是直接援引，或是稍加归纳，并无多大出入，可以确定《高僧传》是以后各种记录昙始史料的祖本。关于昙始的籍贯都说明了是关中，昙始到达高句丽的时间是东晋孝武帝太元（376～396）之末，但是中国文献没有说明昙始到达高句丽的具体时间，仅有太元之末。太元时期有21年，如果分成三期的话，太元之末大体为390～396年，此时关中地区正是后秦（384～417）的势力范围，后秦和后燕相邻，而后燕通过辽东与高句丽接壤[11]；而且《高僧传》等多提及昙始“义熙初，复还关中，开导三辅”，说明昙始可能是从关中出发前往高句丽，以后又返回关中，因此我们认为当时昙始为后秦僧人；至于《高僧传》所记昙始的活动均以东晋年号纪年，我们认为这与东晋南朝时期偏安江南一隅的东晋南朝上自皇族、下至一般的士大夫始终以正统自居有关，而且慧皎本身就是南朝的僧人。因此，结合后秦、后燕和高句丽的相对位置，我们认为当时后秦关中僧人昙始可能通过陆路由关中到达辽西，经辽东进入高句丽。
朝鲜半岛三部成书于高丽王朝的史书《三国史记》、《海东高僧传》及《三国遗事》对佛教传入高句丽均有记载。《三国史记》为金富轼（1075～1151）奉旨编纂，高丽仁宗二十三年（1145）成书。《三国史记》卷十八《小兽林王本纪》：“二年（372）夏六月，秦王苻坚遣使及浮屠顺道送佛像、经文。……四年（374）僧阿道来。五年（375）春二月，始创肖门寺，以置顺道。又创伊弗兰寺，以置阿道。此海东佛法之始。”
《海东高僧传》为高丽僧人觉训奉旨撰写，成书于高丽高宗二年（1215）。全书共有两卷，其中第一卷前有《流通一之一》叙述佛教产生、传入中国、传入朝鲜半岛的过程及成书原因，另有顺道、昙始及阿道等僧人传记。《海东高僧传》卷一《流通一之一》：“若我海东，则高句丽味留王（应为解味留王，即小兽林王，笔者注）时，顺道至平壤城。继有摩罗难陀从晋来于百济国，则枕流王代也。后于新罗第二十三法兴王践祚，梁大通元年丁未三月十一日，阿道来止一善县。”
《海东高僧传》卷一《顺道传》：“释顺道，不知何许人也。迈德高标，慈忍济物，誓志弘宣，周游震旦，移处就机，诲人不倦，高句丽第十七解味留王（或云小兽林王）二年壬申夏六月，秦符坚（应为苻坚，笔者注）发使及浮图顺道送佛像、经文，于是君臣以会遇之礼奉迎于省门。投诚敬信，感庆流行，寻遣使回谢，以贡方物。或说顺道从东晋来，始传佛法，则秦晋莫辨，何是何非。……后四年神僧阿道至自魏（存古文），始创省门寺以置顺道，古记云以省门为寺，今兴国寺是也，后讹写为省门。又并伊弗兰寺，以置阿道，古记云兴福寺是也。此海东佛教之始。”
《海东高僧传》卷一《昙始传》：“释昙始，关中人也，自出家多有异迹。足白于面，虽涉泥水，未尝沾湿，天下咸称白足和尚。以晋太元末年赍持经律数十部往化辽东，乘机宣化，显授三乘，立以归戒。梁僧传以此为高句丽闻法之始，是当广开土王五年（应为六年，即396年，笔者注）、新罗奈勿王四十一年、百济阿莘王五年，而秦符坚（应为苻坚，笔者注）送经像后二十五年也。……晋义熙初师复还关中，唱道三辅。”
《海东高僧传》卷一《阿道传》：“释阿道，或云本天竺人，或云从吴来，或云自高句丽入魏，后归新罗，未知孰是。风仪特异，神变尤奇，但以行化为任，每当开讲，天雨妙花。始新罗讷祗王时，有黑胡子者，从高句丽至一善郡宣化有缘，郡人毛礼家中作窟室安置。于是梁遣使赐衣着香物。”
《三国遗事》为高丽王朝僧人一然（1206～1287）撰写，书中记录的最晚年代为1281年，依此推算应完成于1281～1287年。《三国遗事》卷三《兴法第三》：“顺道肇丽。高丽本记（应为纪，即《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笔者注）云：小兽林王即位二年（372）壬申，乃东晋咸安二年，孝武帝即位之年也。前秦苻坚遣使及僧顺道送佛像、经文（时坚都关中，即长安）。又四年（374）甲申，阿道来自晋。明年（375）乙亥二月，创肖门寺，以置顺道。又创伊弗兰寺，以置阿道。此高丽佛法之始。僧传（《海东高僧传》）作二道自魏云者误也，实自前秦而来。又云肖门寺今兴国，伊弗兰寺今兴福寺者亦误。”
以上三部高丽王朝的史书，对于佛教传入高句丽的记载各有特点。三部史书均认为372年由前秦僧人顺道将佛教传入高句丽，其中《三国史记》和《三国遗事》未提及昙始；《海东高僧传》不但提及昙始到高句丽弘法之事，而且给出了明确的年代（396）。以上记载究竟源于何处，由于在中国早期史料中并未找到相关资料，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就史料学的角度而言，我们认为《高僧传》关于昙始的记载，较高丽王朝三部史书的记载更为可信，高丽王朝的三部史书在涉及顺道、阿道及昙始的相关记载中都存在不同程度的杜撰。
因此参考包括慧皎《高僧传》在内的中国史料及崔致远撰写的《凤岩寺智证大师寄照塔碑》，我们认为高句丽佛教是在东晋太元末年（约390～396）由后秦关中僧人昙始传入的。昙始当时可能是从关中出发，由陆路到达辽西，经辽东进入高句丽。
《三国史记》、《海东高僧传》及《三国遗事》的作者在编写过程可能并未参照《高僧传》等中国史料及《凤岩寺智证大师寄照塔碑》所记载的内容。至于《高僧传》所记载的与东晋僧人支道林（314～366）书信来往的“高丽道人”虽然在《海东高僧传》也有相关记载，但是我们无法证明这位“高丽道人”就是当时高句丽地区的佛教徒。此外，唐代道宣（596～667）所撰《续高僧传》卷二十五《僧意传》：“释僧意，……元魏中，住泰山朗公谷山寺。聚众教授，迄于暮齿，精诚不倦。寺有高丽像、相国像、胡国像、女国像、吴国像、昆仑像、岱京像，如此七像，并是金铜，俱陈寺堂。”部分学者认为此处所述高丽像即高句丽佛像，此佛像为前秦时期（351～394）高句丽赠送给竺僧朗。[12]也有学者认为此处所述高丽像、相国像均为高句丽佛像，其中相国像可能是好太王时期（391～412）高句丽“相国”赠送给竺僧朗的。[13]但是从目前朝鲜半岛特别是高句丽地区发现的佛像资料来看，除首尔纛岛发现的一尊鎏金佛像时代较早外[14]，高句丽地区其他佛像资料的时代大体不早于5世纪初。虽然也有学者认为纛岛鎏金佛像属于高句丽佛像，可能是5世纪初制造于中国北方地区[15]，但是纛岛佛像周围均为百济墓葬和遗址，没有发现与高句丽相关的遗迹和遗物，因此这件佛像是否属于高句丽佛像还有待进一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