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结语
通过对中国古代及朝鲜半岛相关史料的梳理，再结合高句丽地区佛像的发现情况等，我们认为东晋太元之末（约390～396）后秦关中僧人昙始将佛教传入高句丽。这可能是当时官方认可的关于佛教传入高句丽的记录，至于佛教是否在这之前已经通过民间交往的方式传入高句丽，还需要做进一步的研究。考虑到后秦、后燕和高句丽的相对位置，当时昙始可能从关中出发，由陆路到达辽西，经辽东进入高句丽。
佛教的传入是高句丽莲花纹瓦当产生的重要因素。冬寿墓出现的莲花纹及坐帐形象，应是直接源于辽西地区魏晋十六国的壁画墓，而且是利用后者壁画中某些片段为粉本，根据墓主人的身份进行了选择和改造。冬寿墓的莲花纹在当时的高句丽地区仅仅作为一种与坐帐共存的粉本中的装饰纹样，并不代表佛教已经传入高句丽地区。
附记：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2017年度研究项目“高句丽、渤海相关考古资料的普查、汇集和整理工作”（项目批准号：17VGB002）、国家社科基金2018年度研究项目“高句丽考古学科体系构建与综合研究”（项目批准号：18VGB004）阶段性成果。
（编辑：王志高）
【注释】
[1]成均馆大学博物馆：《新罗金石文拓片展》（韩文），成均馆大学博物馆，2008，照片见第121页图，拓片见第119～120页图。
[2]龙德为后梁末帝朱友贞的年号，仅仅使用了三年，即921～923年，此碑的龙德四年笔者暂定为924年。
[3]南东信：《崔致远与四山碑铭》（韩文），《新罗金石文拓片展》，成均馆大学博物馆，2008，第168～176页。
[4]崔英成：《译注崔致远全集1·四山碑铭》（韩文），亚细亚文化社，1987；崔致远著，李佑成校译《新罗四山碑铭》（韩文），亚细亚文化社，1995；拜根兴、李艳涛：《崔致远“四山塔碑铭”撰写旨趣论》，载《唐史论丛》第15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于国江：《崔致远佛教思想刍议》，《东北史地》2016年第3期。
[5]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第984页。
[6]魏存成：《高句丽考古》，吉林大学出版社，1995，第74页；李裕群：《高句丽佛教造像考——兼论北朝佛教造像样式对高句丽的影响》，载《4—6世纪的北中国与欧亚大陆》，科学出版社，2006，第233页；李乐营：《佛教向高句丽传播路线的探析》，《社会科学战线》2008年第11期。国内学者、朝鲜半岛学者及日本学者也多持此观点。
[7]梁志龙：《高句丽儒释道三教杂论》，《北方文物》2004年第2期。
[8]吴焯：《从相邻国的政治关系看佛教在朝鲜半岛的初传》，《中国史研究》2006年第1期。
[9]温玉成：《集安长川一号壁画墓》，《北方文物》2001年第1期；李海涛：《佛教在高句丽、百济和新罗传播足迹考》，载《全球化下的佛教与民族》（第三届两岸四地佛教学术研讨会），光明日报出版社，2011，第501～511页。
[10]木村宣彰著，姚义田译《昙始与高句丽佛教》，《博物馆研究》2002年第2期。
[11]谭其骧主编《简明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国地图出版社，1996，第28页：附十六国。
[12]李裕群：《高句丽佛教造像考——兼论北朝佛教造像样式对高句丽的影响》，载《4—6世纪的北中国与欧亚大陆》，第233页。
[13]温玉成：《高句丽“相之国”》，《北方文物》2004年第3期。
[14]金元龙：《纛岛出土金铜佛坐像》（韩文），《历史教育》1961年第5期。
[15]李裕群：《高句丽佛教造像考——兼论北朝佛教造像样式对高句丽的影响》，载《4—6世纪的北中国与欧亚大陆》，第235页。
[16]现在人们计算死者年龄时以虚岁计算，这样的结果往往是比实际年龄多出一岁。对于生活在冬寿时代的高句丽人，在计算死者年龄时，是以虚岁计算，还是以实际年龄计算，我们并不知道。因此，如果当时以实际年龄来计算冬寿的年龄，则冬寿生于288年；如果当时以虚岁计算冬寿的年龄，则冬寿生于289年。
[17]李庆发：《辽阳上王家晋代壁画墓清理简报》，《文物》1959年第7期。
[18]郑岩：《魏晋南北朝壁画墓研究》，文物出版社，2001，第267页。
[19]田立坤：《袁台子壁画墓的再认识》，《文物》2002年第9期。
[20]郭大顺：《〈辽阳壁画墓群〉学习笔记》，载《东北亚考古学论丛》，科学出版社，2010，第20～34页。
[21]王飞峰、夏增威：《高句丽丸都山城瓦当研究》，《东北史地》2008年第2期。
[22]辽宁省博物馆文物队等：《朝阳袁台子东晋壁画墓》，《文物》1984年第6期，图三三：1（略有改动）。田立坤先生通过对墓中题记和壁画等的研究认为，袁台子壁画墓的年代为354年或366年，见田立坤《袁台子壁画墓的再认识》，《文物》2002年第9期。
[23]万雄飞、白宝玉：《朝阳老城北大街出土的3—6世纪莲花纹瓦当初探》，载《东北亚考古学论丛》，科学出版社，2010。笔者认为该瓦当可能为前燕时期，见王飞峰《三燕瓦当研究》，《边疆考古研究》第12辑，科学出版社，2012，第295～313页。
[24]辛占山：《从三座壁画墓的发现看辽东、三燕、高句丽壁画墓之间的关系》，载《东北亚考古学论丛》，科学出版社，2010，第43页。
[25]曾布川宽、冈田健编《世界美术大全集·東洋篇第3卷·三國南北朝》，小学馆，2000，第330页。
[26]玛丽琳·M.丽爱著，台建群译《5世纪中国佛像和北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及中亚塑像的关系》，《敦煌研究》1992年第1期。
[27]孙迪：《天龙山石窟——流失海外石刻造像研究》，外文出版社，2004，第171页。
[28]秦士芝：《盱眙县发现一批西晋墓砖》，《文物资料丛刊》第8辑，文物出版社，1983，第12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