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结语
在此次清理的墓葬中有7组打破关系，即M40→M41；M40→M42；M35→M36；M34→M36；M38→M39；M32→M33；M49→M46。通过地层关系和出土器物特征，以及与周边地区发掘墓葬的对比研究，可将本次发掘的墓葬分为五个时间段。
战国时期：M33、M36、M37、M39、M41、M42、M46；
西汉早期：M43；
西汉中期：M31、M35、M38、M49；
新莽时期：M48、M50；
东汉时期：M29、M32、M34、M40、M44、M45、M47。
出土器物方面，战国墓M41出土的圆茎柳叶剑具有楚式风格，同出的铜器足、铜器盖及铺首弦环当是一件漆樽上的铜制配件。漆樽的主体部分早已腐朽，但从这些铜制配件的出土位置及外形来看，它们与江陵雨台山楚墓[1]及云阳故陵楚墓[2]出土的漆樽铜部件基本相同，亦为楚式风格。而战国墓M33出土的一件扁茎柳叶剑又与云阳李家坝巴人墓地[3]出土的BⅠ式铜剑相似，具有巴式风格。
战国初期，“七国称王，巴亦称王”。《华阳国志·巴志》载：“其地东至鱼复（今重庆奉节），西至僰道，北接汉中，南及黔涪。”又云：“巴子时虽都江州，或治垫江，或治平都，后治阆中，其先王陵墓多在枳，其畜牧在沮，今东突峡下畜沮是也。又立市于龟亭北岸，今新市里是也。其郡东枳，有明月峡，广穗屿，故巴亦有三峡。”其最东的平都，即今丰都县；枳，为今涪陵区；江州今为重庆市；垫江为今合川区；阆中今仍名阆中。随着楚国版图的向西推进，巴国的疆域不断缩小。战国中晚期，楚国先后在攻占的巴地置有巫邑、鱼复、朐忍、枳邑等。
在楚国的不断逼近下，巴中心不断西移，晚期至涪陵。但是，战国晚期的巴文化更具特色，陶釜、圜底罐、豆仍是早期巴文化的代表性器组，铜器则成为巴文化的新特色，特别是以釜、鍪、甑为组合的铜容器和柳叶形剑、“烟荷包式”钺等兵器成为巴文化的典型特征。
随着楚国疆域向三峡地区的不断延伸，其文化对渝东地区的巴文化显然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战国时期不但巴人墓中的楚文化因素越来越浓，而且楚墓也在忠县以东地区普遍发现，特别是从战国中期开始，如巫山瓦岗槽墓地的M11[4]，奉节上关墓地M27、M32[5]，忠县渰井沟崖脚墓（半边街）发掘了一批战国中期楚墓[6]，另外，在云阳李家坝、故陵楚墓、万州武陵大丘坪、新田曾家溪等地也出土一批典型楚墓。瓦屋墓地发掘的战国墓也反映出这种情况，既有巴文化墓葬，也有包含楚文化因素的巴人墓葬，时代为战国中晚期。
瓦屋墓地两汉墓葬出土器物较为丰富，时代从西汉早中期延续至东汉时期，序列清晰。出土器物与巫山双堰塘及麦沱墓地、丰都汇南墓群等有很大的相似性，说明全国大一统的秦汉文化因素已渐渐占主导地位。
附记：本次考古发掘领队为汤惠生，参加发掘的人员有李一全、徐峰、宋清、吕宏乐、李全保、薛琳，文物修复吕宏乐、宋清，摄影李一全，绘图雷立智。
（编辑：黄洋）
【注释】
[1]湖北省荆州地区博物馆编《江陵雨台山楚墓》，文物出版社，1984。
[2]中国历史博物馆故陵考古队：《云阳故陵楚墓发掘报告》，载重庆市文物局、重庆市移民局编《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1998卷）》，科学出版社，2003。
[3]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系：《云阳李家坝巴人墓地发掘报告》，载重庆市文物局、重庆市移民局编《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1998卷）》，科学出版社，2003。
[4]南京博物院考古研究所：《巫山瓦岗槽墓地发掘报告》，载重庆市文物局、重庆市移民局编《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1998卷）》，科学出版社，2003。
[5]重庆市文物考古所：《奉节上关遗址发掘简报》，载重庆市文物局、重庆市移民局编《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1998卷）》，科学出版社，2003。
[6]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三峡考古队：《忠县渰井沟遗址群崖脚墓地发掘报告》，载重庆市文物局、重庆市移民局编《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2000卷下）》，科学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