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语
除山东日照汉墓同时出土了漆耳杯与陶质耳杯外，马王堆汉墓、海昏侯汉墓、长沙渔阳汉墓、扬州广陵汉墓等墓中并没有出现漆耳杯和陶质耳杯同时出土的情况。因此，这体现了在厚葬之风盛行的汉代，皇室和诸侯王等贵族阶层在死后希望继续享有他们生前的奢侈生活，而墓葬中大量出土漆器这样的奢侈品正说明了这一点。
那么，应如何看待在墓葬中出土的大量陶制（包括青瓷）耳杯那样的器物呢？从已出土的漆器铭文可知，汉代漆器是在中央和地方政府严格管控下生产和制造的，中下级贵族官僚难以获得，这促进了仿制品的产生。陶制耳杯等器物是模仿高级漆器而制作的，属于明器的范畴。另外，关于扬州平山乡万维工地汉墓出土的小型漆耳杯、漆案、漆勺，笔者初见之时，认为其是作为明器制作而成的。但通过以上研究可以得知，此类漆器，虽然较小甚至近乎模型，但也是经过严格的生产管理而制作成的。换言之，像模型一样的小型漆器可以说是汉代王侯阶层在现实生活中的高级玩具。
漆器是否为明器，在前文的讨论中已经获得了明确的结论。通过明确这一认识，可以将漆器理解为在实际生活（特别是皇帝王侯贵族）中使用的器物。在这一点上，漆器比铜器等更接近日常生活，是社会文化研究中极为宝贵的研究资料。
本文是法政大学中国物质文化研究中心与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系合作研究的课题——中国古代漆器研究项目的成果之一。以上均为笔者在2018年海外访学期间所收集的资料。此前的文物研究主要关注于金器、银器、青铜器、陶器、瓷器（如青瓷、白瓷）、三彩器和玉器等器物。但就古代漆器而言，受到发掘资料的限制，并没有受到太多的关注，研究成果尚不充分。然而，近年来随着漆器出土资料的不断增多，本文所述漆器是与现实生活相关的产品这一认识得以成立。漆器是研究古代社会不可或缺的研究资料，其重要性有必要重新认识。
（编辑：刘可维）
【注释】
[1]王巍：《中国考古学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14，第40页。
[2]原田淑人：《支那杯の器形と用途とに就いて》，《民族》第2巻第6号，1927年（《東亜古文化研究》再收，座右寶刊行会，1940，第469～475页）。
[3]广西和贵州等南方地区的墓葬中也出土有漆器，不过受篇幅所限，本文只能割爱。参照《广西贵县罗泊湾一号墓发掘简报》，《文物》1978年第9期；《广西合浦西汉木墓》，《考古》1972年第5期；《贵州清镇平坝汉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9年第1期。此外，有关汉墓出土漆器的分类，陈振裕把西汉分成前后两期，根据墓葬的规模分成甲、乙、丙、丁、戊、己六个类型，并根据分类，分析了漆器的出土情况。有关其漆器编年以及分类的探讨由于与本文的趣旨相距甚远，因此在这里不再涉及。氏著《战国秦汉漆器研究》第五章《西汉时期的漆器群》，文物出版社，2006。
[4]湖南省博物馆等：《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上、下集）》，文物出版社，1973；湖南省博物馆等：《长沙马王堆二、三号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74年第7期；何介钧主等：《长沙马王堆二、三号汉墓》第1卷《田野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4。
[5]长沙市文化局文物组：《长沙咸家湖西汉曹
墓》，《文物》1979年第3期；湖南省博物馆：《长沙象鼻嘴一号西汉墓》，《考古学报》1981年第1期；湖南省博物馆：《长沙砂子塘西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63年第2期；湖南省博物馆：《长沙汤家岭西汉墓清理报告》，《考古》1966年第4期。
[6]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湖南长沙望城坡西汉渔阳墓发掘简报》，《文物》2010年第4期。
[7]长江流域第二期文物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湖北江陵凤凰山西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74年第6期；纪南城凤凰山一六八号汉墓发掘整理组：《湖北江陵凤凰山一六八号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75年第9期；凤凰山一六七号汉墓发掘整理小组：《江陵凤凰山一六七号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76年第10期；湖北省博物馆：《光化五座坟西汉墓》，《考古学报》1976年第2期；湖北省博物馆编《秦汉漆器：长江中游的髹漆艺术》，文物出版社，2007。
[8]凤凰山一六七号汉墓发掘整理小组：《江陵凤凰山一六七号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76年第10期。
[9]纪南城凤凰山一六八号汉墓发掘整理组：《湖北江陵凤凰山一六八号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75年第9期。
[10]长江流域第二期文物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湖北江陵凤凰山西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74年第6期。
[11]陈振裕：《湖北秦汉漆器艺术总述》，载《战国秦汉漆器群研究》，文物出版社，2006；吕静：《耳杯及其功用新考》，载《湖南省博物馆馆刊》，岳麓书社，2018。
[12]孙机：《关于汉代漆器的几个问题》，《文物》2004年第12期。
[13]扬州博物馆：《汉广陵国漆器》，文物出版社，2004；王子尧、靳祎庆等：《汉广陵国之漆耳杯》，载浙江省博物馆编《“中国漆器文化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浙江摄影出版社，2017。
[14]南京博物院等：《江苏盱眙大云山江都王陵二号墓发掘简报》，《文物》2013年第1期。
[15]安徽省文物工作队等：《阜阳双古堆西汉汝阴侯墓发掘简报》，《文物》1978年第8期；安徽省文物工作队：《安徽天长县汉墓的发掘》，《考古》1979年第4期。
[16]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安徽马鞍山东吴朱然墓发掘简报》，《文物》1986年第3期；马鞍山市文物管理所：《安徽省马鞍山市朱然家族墓发掘简报》，《东南文化》2007年第6期。
[17]徐州汉楚王陵出土的漆器有漆砂砚。笔者一直将砂砚视为文具中的一种。楚王陵出土的作为漆器的砂砚是考察汉代文字文化极为有益的资料。本文在此并不涉及这一问题，希望留待将来讨论。参见邹厚本主编《江苏考古五十年》，南京出版社，2000，第253页。
[18]山东省博物馆等：《临沂银雀山四座西汉墓葬》，《考古》1975年第6期；银雀山汉墓发掘队：《临沂银雀山西汉墓发掘简报》，《文物》2000年第11期；临沂金雀山汉墓发掘组：《山东临沂金雀山九号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77年第11期；吕健：《山东博物馆藏临沂银雀山西汉墓出土漆器考议》，载浙江省博物馆编《“中国漆器文化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浙江摄影出版社，2017。
[19]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山东日照海曲西汉墓（M106）发掘简报》，《文物》2010年第1期。
[20]青岛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等：《琅琊墩式封土墓》，科学出版社，2018。
[21]演田耕作：《支那古明器泥象図説総論》，1927《濱田耕作著作集（第3巻）》1989年再收）；京大東洋史辞典編纂会編《新編東洋史辞典》，東京創元社，1980；関野雄：《世界考古学辞典》，平凡社，1979。
[22]岡崎敬：《世界考古学体系》（第7巻·東アジアⅢ，漢·南北朝·唐時代），平凡社，1959，第44～57页。
[23]当漆被用作涂料，作为明器使用的木质器具和陶质器具髹漆后，能否被视为漆器，这一问题似乎分开更好理解。本文未提及的木棺几乎都为漆棺，关于汉代的漆棺另稿论述。
[24]中国硅酸塩学会：《中国陶磁通史》第3章《戦国·秦·漢時代の陶磁》，平凡社，1991，第98～99页。
[25]汉代在官营漆器工业中生产的产品往往标记出产地。与此相对，从出土品可以确定，私营的漆器工业不记产地而专门记载私人作坊的名称。而且，从出土状况来看，在数量和质量方面，私营工坊远远不及官营工坊。参见张理萌《汉代漆器初探》，《故宫博物院院刊》1989年第3期。
[26]梅原末治：《支那漢代紀年銘漆器図説》，桑名文星堂，1943；佐藤武敏：《中国古代の漆器工業》，《中国古代工業史の研究》，吉川弘文館，1962；町田章：《漢代紀年銘漆器聚成》，《古代東アジアの装飾墓》，同朋社，1987。
[27]町田章：《漢代紀年銘漆器聚成》，《楽浪漢墓》第1冊（《古代東アジアの装飾墓》再收，同朋社，1987，第47～49页）；谷豊信：《日本に残る楽浪漆器—楽浪出土品と楽浪研究史の概観—》，《楽浪漆器—東アジアの文化をつなぐ漢の漆工器—》，美学出版，2012，第222～224页。
[28]樋口豊郎編《楽浪漆器—東アジアの文化をつなぐ漢の漆工器—》，美学出版，2012。
[29]町田章：《漢代紀年銘漆器聚成》，《古代東アジアの装飾墓》，同朋社，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