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结语

本次发掘的两座墓葬均未出土墓志、砖铭等纪年材料，其确切的年代无法定夺，且两墓均遭晚期盗掘和破坏，墓葬本体和随葬品有所缺失，一定程度上也影响对墓葬年代的判断。但据墓葬形制和出土器物等方面的特点，还是可以对其年代做一些推定。

这种前后双室穹窿顶（M4）和单室叠涩顶（M5）的墓葬结构，都是六朝早期比较常见的墓葬形制。与前者类似的墓例有南京邓府山吴墓和西晋墓、南京五塘村M2、江宁黄家营5号墓、宜兴周墓墩M4、南京将军山西晋墓、金坛方麓孙吴永安三年墓^[1]等。与后者类似的墓例有南京大报恩寺遗址建安二十四年龙桃杖墓、南京卡子门外孙吴西晋墓、江宁咸墅村太康五年墓M2^[2]等。因此从这两座墓葬的形制结构看，可以判断属于孙吴西晋时期。

从出土的随葬品看，M4出土的陶鸡、鸭、猪是孙吴西晋时期比较常见的随葬明器，南京幕府山、甘家巷等地均有出土^[3]。M5出土瓷器肩部所饰的网格纹带和戳印斜方格纹也是这一时期典型的装饰，且主要发现于西晋时期，如南京殷巷永兴二年墓出土瓷碗、尹西村出土釉陶小罐^[4]等。此外，M5出土的变形四叶瑞兽对凤镜，是南京、扬州、镇江等地孙吴西晋墓葬比较常见的出土器物^[5]。此类铜镜系从汉代夔凤镜演变而来，但镜面内容更加繁杂。

综上所述，岱山保障房工地发现的M4、M5时代应为孙吴西晋时期。具体来说，M4时代略早，推测属孙吴时期，而M5则可能晚至西晋时期。

附记：本次发掘领队为岳涌，岳涌、李翔、王海平参加发掘，董补顺、张拴堂绘图，李永忠、雷雨拓片，王泉摄影。

（编辑：王志高）

【注释】

[1]南京市博物馆：《江苏南京邓府山吴墓和柳塘村西晋墓》，《考古》1992年第8期；南京市博物馆：《南京北郊五塘村发现六朝早期墓》，《文物资料丛刊》第8辑，文物出版社，1983；江苏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江宁县黄家营第五号六朝墓清理简报》，《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第1期；南京博物院：《江苏宜兴晋墓的第二次发掘》，《考古》1977年第2期；南京市博物馆：《南京将军山西晋墓发掘简报》，《文物》2008年第3期；常州市博物馆：《江苏金坛县方麓东吴墓》，《文物》1989年第8期。其中邓府山吴墓和西晋墓、南京五塘村M2、江宁黄家营5号墓、宜兴周墓墩M4均为前后室四隅券进式穹窿顶，南京将军山西晋墓为前后室四壁券进式穹窿顶。与本次发掘的M4形制最接近的是金坛方麓孙吴永安三年墓，为前后室四壁券进式穹窿顶，且墓室两壁外弧。

[2]南京市博物馆：《南京市东汉建安二十四年龙桃杖墓》，《考古》2009年第1期；南京市博物馆：《江苏南京卡子门外六朝早期墓》，《考古》1990年第11期；江宁区博物馆：《南京江宁咸墅村两座西晋“太康五年”墓发掘简报》，《东南文化》2019年第4期。

[3]南京市博物馆：《南京郊县四座吴墓发掘简报》，《文物资料丛刊》第8辑，文物出版社，1983；金琦：《南京甘家巷和童家山六朝墓》，《考古》1963年第6期。

[4]南京市博物馆：《南京殷巷西晋纪年墓》，《文物》2002年第7期；南京市博物馆：《南京市尹西村西晋墓》，《华夏考古》1998年第2期；南波：《江苏句容西晋元康四年墓》，《考古》1976年第6期。

[5]南京市博物馆：《南京江宁上湖孙吴、西晋墓》，《文物》2007年第1期；南京市博物馆：《南京窑岗村30号孙吴墓发掘简报》，《东南文化》2009年第1期；南京市博物馆：《江苏南京卡子门外六朝早期墓》，《考古》1990年第11期；胥浦六朝墓发掘队：《扬州胥浦六朝墓》，《考古学报》1988年第2期。镇江博物馆：《镇江东吴西晋墓》，《考古》1984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