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文脉与地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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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30年代的青岛正处在两次世界大战间政治上相对安宁的时期，在当时是享誉东亚甚至全世界的开放城市。然而青岛居民也不是全然活在海市蜃楼中，苦难的中国人面临着军阀混战、颠沛流离和生离死别。1931年徐志摩在济南附近遇难，沈从文连夜从青岛赶去吊唁，他在纪念文章《三年前的十一月二十二日》中写道，“我计算了一下，这一年还剩两个月，十个月内我死了四个最熟的朋友。”^[7]

20世纪20、30年代，青岛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市民阶层产生，经历了对外来先进文化由排斥走向接受的过程，渐渐形成中西合璧、土洋结合的海滨城市生活模式。青岛人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无法克服殖民时代生活方式对其造成的畸形影响。青岛最先接触到西方先进的科技文化和现代生活方式，加上青岛城市的移民特点，传统文化的底蕴在青岛显得并不很深厚，致使西方文化在青岛的传播要容易得多，两种文明的交融显得粗糙^[8]。1934年，郁达夫来青岛避暑，并想读读书、写写文章，没想到青岛异国颓废的情调让他无法静心，“被这些酒肉之气醉人淫暖之风一吹，总不免要感到头昏脑涨，想呕吐出来。”

1917年的小说《桃源梦》很好反映了青岛复杂的地域文化。辛亥革命后，大量前清遗臣携带财产家眷迁入德占青岛购宅卜居，把风景幽美又有殖民当局庇护的青岛当作了“桃花源”。这个守旧和边缘化的生活圈子留下了一部长篇章回体时事小说《桃源梦》。作者署名“燕齐倦游客”，真实身份不详，但从书中看来，应当是一个曾经寓居德占青岛、和遗老们多有接触的人。朱建君在《殖民地经历与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德占青岛（1897—1914）》中论述：

而《桃源梦》所体现出来的新文明民族观则可以概括为崇洋而不媚外，同样是一个复杂的结合体。崇不崇洋是从文化角度来说，媚不媚外是从政治角度而言。这两个复杂的结合体的存在说明，在受殖民过程中，中国人原来的文化自信与民族文化认同在挣扎，政治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认同与政治民族主义在增长。

这种混杂多元的城市文化、地域情怀注定伴随着青岛城市的发展。如同青岛的城市建筑风格，德国“青年风格派”、中式传统、折中主义冲突碰撞、交流融合，承载着多种政治背景下社会更替发展的踪迹^[9]。如今，我们谈得最多的是“文化自信”，这是在新的历史背景下对优秀传统思想价值的认同、尊崇，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而这一问题在最早开放的青岛城已不乏思考。⑤

山海之间，这些文化灵魂的栖居地贯穿为一体，形成珍贵的人文链，显现了城市的生动文脉。解码这些人文奥秘，对提升青岛的人文品质和建设未来文化大有助益。在《青岛素描》文末，王统照发问，“中国都市的病象，竟差不多……然而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可以使这个静美的地方更加充实与健康呢？”80多年后的青岛依旧静美雅致，更添国际化大都市的气魄与规模：发展国际金融、发挥面向太平洋的区位战略优势，远不是当年德国人动用欧洲最好的城市规划师设计的蓝图所能媲美；开放型经济、自贸区战略，也远不是20世纪初胶澳商埠港口所能匹敌。然而，如今中国置身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面临的抑制掣肘让人些许体会到历史当年的窒息，饱受眷顾的青岛也企盼成为一个示范突破口。王统照等文人在20世纪30年代思考的问题，在当今仍在敲打着踏足这片“青山、碧海、红瓦、绿树”的每一个赤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