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中之王：最伟大的君主

七、人中之王：最伟大的君主

一代枭雄阿克巴，晚年因悲伤和痛苦而闷闷不乐。伤心的事件接踵而至，使他饱受连绵征战之苦的身心一再蒙受磨难，得不到片刻安宁。

左图为庆祝1570年穆拉德王子诞生；右图为庆祝1569年萨利姆王子诞生。莫卧儿细密画，创作于1590—1597年

先是他心爱的朋友和诗人费济去世，接着是他的儿子萨利姆犯上作乱，自立为王。

萨利姆是阿克巴仅存的儿子，他的两个哥哥比他父亲早逝。

萨利姆在娇生惯养中长大，个性复杂多变。他是一个奇怪的“混合体”，他的性格由各种极端组成：有时很残忍，有时又似乎非常公正而温和。

他爱好美酒和女人，喜欢寻欢作乐，性情反复无常，但又具有高超的审美能力，热爱大自然，擅长艺术和文学。

就是这样一个王子，曾几次图谋篡夺他父亲的王位，给他暮年的父亲带来无尽的烦恼。

萨利姆利用阿克巴在南方征战的机会，于1601年在北方古城阿拉哈巴德僭行独立。

阿拉哈巴德是印度一个最古老、最神圣的城市，古名钵罗耶格，15世纪起改名为阿拉哈巴德，意思是“真主的宅邸”。

阿拉哈巴德坐落在恒河、朱木拿河和神话中的悉罗湿伐底河的汇流处，另有一个古名叫“三河口”。阿克巴大帝曾在三河口筑起要塞，作为他帝国东方边陲的标志。

恒河和朱木拿河被印度人视为圣河。在河里洗澡沐浴，可以消灾去罪，使灵魂圣洁，死后可以升天。因此，每天黎明和黄昏，男女老幼都到河里洗澡，有的一天连洗几次。河岸与河里人山人海，熙熙攘攘，场面之热闹，令人叹为观止。

圣河也是死者的理想归宿。人死后便被抬到河边焚烧，最后把骨灰撒进河里。因为很多人相信，骨灰撒进圣河，可使灵魂升天，所以不少年迈老人或重病患者担心死后不能在圣河里焚尸，临终之前都来到圣河岸边等死。一旦骨灰被撒进圣河，便视作人生的莫大幸福，实现了一生最大的心愿。

说也奇怪，虽然水牛在河里游泳，信徒们在河里洗澡，抛掷鲜花和燃着的油灯等物，焚烧尸体，抛撒骨灰。另外在有些台阶上还有大小便，臭气冲天，令人窒息，一旦下雨，或河水暴涨，这些脏物一股脑儿被冲入河中，然而，河水依然洁净，不会变脏。

当地居民饮用圣河河水，外地人有机会也取点带走。据科学家研究，恒河水自我净化能力很强，将杂物聚结，沉入河底，有一定排毒除害作用，因此，它比其他河水洁净，称为圣河当之无愧。[1]

恒河和朱木拿河两河河水汇流之处更为神圣，两河汇流后的一段流程仍浊清分明。多少年来，年年都有成千上万的印度教徒到这里来沐浴涤罪，也有来到这里，站在无花果树下，投河自杀的。

特别是，每逢十二年一次的贡帕节，又称贡帕庙会，有数十万乃至成百万的人来自四面八方，云集到阿拉哈巴德，在特定的时辰，成群结队地到河里沐浴，以求圣洁和长寿。

萨利姆在阿拉哈巴德组织了一个独立的朝廷，发布诏谕，封授军事贵族扎吉达尔。不仅如此，为了达到尽早夺取王权的目的，他还不惜与欧洲殖民主义者葡萄牙人相互勾结。更使他父亲伤心的是，他怀疑他父亲的亲密朋友和伙伴阿布勒·法兹勒，在他父亲面前讲谗言，并唆使公然反叛了他父亲的班德拉设下埋伏，在阿布勒·法兹勒从德里回阿格拉会见皇帝的途中暗杀了他。费济和阿布勒·法兹勒兄弟俩是阿克巴最亲密的朋友，相继离开了人世。

阿克巴伤心到极点，下令全力追捕凶手班德拉，但是，作为首要犯罪嫌疑人的王子，却没有受到惩罚。由于父性的弱点，阿克巴于1603年4月与儿子和解，重归于好。关于这次和解，萨利姆在他驰名的自传中，用极其朴实的笔法写道：“我明白一个国王该有何等的忍耐，它的基础是建筑在对父亲的敌意上的。”

萨利姆与父亲和解，回到阿拉哈巴德后，旧病复发，重建独立的朝廷。就在此时，朝廷里一些贵族及曼·辛格、阿扎姆等人，密谋废除萨利姆的继承权。萨利姆于是再次请求同父亲和解。阿克巴把他当作任性的孩子，严加申斥，并禁闭10天，作为惩罚，随后，再次宽恕了他。

不久，阿克巴患了严重的痢疾，于1605年10月17日逝世。临终前，阿克巴为萨利姆举行了授权仪式，将头巾和礼服授予他，并给他佩上自己的短剑，显示了一位征战终生的帝王的慈父胸怀。

印度第一任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在《印度的发现》一书中，用大量的篇幅评价了阿克巴。他写道：

《贾汉吉尔凝视着他的父亲阿克巴》。表现的是贾汉吉尔怀着悔恨的心情凝视着他父亲的情景

阿克巴富有吸引力，具备伟大的品德。他是一员良将，温文尔雅而富有同情心，他是理想家兼梦想家，又是一位实行家和群众领袖，他能够激起部下的热诚拥戴。

作为一位战士，他征服了印度的大部分土地，但他的眼光却放在另外一种更持久的征服上面，那就是要赢得人民的心悦诚服。正如他宫廷中的葡萄牙籍的耶稣会教士告诉过我们的那样：他那双炯炯逼人的眼睛，像照耀在日光中的海洋一样震颤着。

在他的身上，那个统一印度的旧梦又形成了，这不仅仅是在政治上并为一家，而且是要有机地融合为一个民族。从1556年起，在他那将近50年的漫长统治时期中，他为这一目的鞠躬尽瘁。

阿克巴集合了一批对他以及他的理想忠诚拥戴的聪明才智的人们于左右。他的宫廷成为拥有各种信仰和一切有新思想及新发明的人们的集会之地。在他的统治时期中，印度北部的印度教徒的文化和伊斯兰教徒的文化融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阿克巴确实同样受到印度教徒和伊斯兰教徒的欢迎。

阿克巴充满了好奇心，总是企图发现精神上的及世俗上的一切事物的究竟。他宫内的葡萄牙籍的耶稣会士这样说：“他对于许多事物发生兴趣，渴望学习，他不仅对于政治上及军事上的事情有完整的知识，对于许多机械方面的艺术也一样。在强烈的求知欲中，他竭力想一下子学会一切，像一个饿汉想一口吞下他的食物一样。”

不过他的好奇心何以停于某一点上，而并没有引导他向那摆在面前的某些显明的路上去勘探，却是很奇怪的。尽管他有莫卧儿大帝的伟大威望，尽管他在陆地上有巨大的力量，但他在海上却没有势力。

阿克巴有一个庞大的大陆等待他去征服，很少有剩余的时间来对付海洋上的主人葡萄牙人。虽说葡萄牙人偶然刺痛他一下，他也认为无关紧要。有一个时期，他确实曾想到建造船舶，但是他并没有认真地发展海军，只不过是一时的高兴作为消遣而已。

莫卧儿的陆军由外国专家训练，他们通常是奥斯曼土耳其人。这些外国专家训练本地人，但是为什么阿克巴或其他人不派遣自己的手下到外国去受训练，或用鼓励研究的方法来提倡这种改进工作的兴趣呢？

耶稣会教士把一本排印的《圣经》和几本印刷出来的书赠送给阿克巴。阿克巴对于这种在他的政府工作和他的远大事业上能有巨大禆益的印刷术何以不觉得新奇而予以注意呢？

莫卧儿的贵族很喜欢时钟，先是葡萄牙人带来的，后来英国人又从欧洲运来。莫卧儿并没有企图去了解这些有弹簧的钟是怎样制造的，也不设法在印度试行仿造，印度有的是非常精巧的手艺人和技工。

阿克巴生活在16世纪，这一个世纪在欧洲看见动力学的产生，这在人类的生活上是一种革命性的进步。正当欧洲在利用和开发大自然的力量时，静止而冬眠的亚洲还是照古代传统的方式继续着依靠人力的辛苦劳作。

印度，从一切外表看来，所呈现的景象不唯有一个光辉灿烂的朝廷，而且有繁盛兴旺的商业、贸易、制造和手工艺。以当时印度观光者看来，欧洲各国在好多方面好像是落后而粗俗的，但是欧洲那种正在日趋显著的动力特性在印度却是完全缺少的。

如果阿克巴求知心切的精力转向社会变革的方向，用来研究世界上其他地方所发生的事情，他也许已经奠定这种变革的基础了。但是他太忙于巩固他的帝国，他面临着的重大问题是如何使伊斯兰教与印度的宗教和民间习俗获得调解，从而促进国家的统一。

他企图用理性主义的精神来解释宗教，在当时他好像引起了印度情况的巨大转变。然而，这种直接的手段并未成功，正如它在其他地方很少成功一样。

因此，甚至阿克巴这样的人也并未能在印度社会的前后关系上发生过根本的影响。在他死后，他所倡导的改革气氛和进取精神又消沉了，而印度重新恢复了那呆滞不变的生活。

阿克巴特别喜爱拉其普特人，他所爱慕的是他们也有他自己本人所具备的品德——不顾一切的勇气、光荣感及侠义感和信誓的遵守。他把拉其普特人争取过来了，但是，这些拉其普特人虽然有可倾慕的品德，而所代表的乃是正当新势力方兴的时候那种已经过时的中古类型的社会。阿克巴未曾意识到这些新兴的势力，因为他本人就是他自己的社会遗产的俘虏。[2]

以上是尼赫鲁对阿克巴的评价。

的确，阿克巴是一位无畏的战士，仁慈而明智的统治者，思想开明，有胆有识，在印度历史上占有独一无二的地位。

阿巴克个性威严，看上去是个十足的帝王，萨利姆在他的回忆录中说，他父亲“一举一动都不像个凡人，在他身上显示出真主的灵光”。

阿克巴像帖木儿王朝其他君主一样，富有过人的勇气，非凡的膂力。他在临阵和追击时，都无所畏惧，“像马其顿的亚历山大一样，时刻准备冒生命危险，而不顾政治后果”[3]。他常常在雨季策马跃入洪水横溢的江河，安全地渡到对岸。

他虽然是个强有力的征服者，但并不出于残忍而滥施暴行。他对他的亲属充满深情。他对他的兄弟哈基姆所采取的行动，说明他能宽恕改悔的叛变者。

偶尔，他的怒气占了上风，那么罪犯就即刻被处决，他对他的舅父穆阿札姆和同奶兄弟阿达姆汗就是这样。但是，他一般能很好地自我克制，宽大为怀，他对喜穆和萨利姆就是这样。

他风度翩翩，谈吐文雅，为此受到所有与他接触的人的高度赞扬。他能赢得臣民的爱戴和崇敬，他们认为这位德里的统治者是世界之王。他饮食极其节制，喜欢水果，不大喜欢肉食，晚年完全不吃肉。

阿克巴自幼爱好打猎和各种运动，不喜读书，目不识丁，总是请别人给他读书。虽然阿克巴一生不识字，不知道如何阅读和写作，但他具有极高的文化修养。

他有出色的文学鉴赏力、浓厚的求知欲和惊人的记忆力，对各门学科，如哲学、神学、历史和政治学都有浓厚和强烈的兴趣。他有一座藏书楼，里面装满各门学科的书籍。

他喜欢跟学者、诗人、哲学家交往，他们向他大声朗读书籍，因此，使他能通晓伊斯兰教苏菲派、基督教、祆教、印度教和耆那教的作品。

史密斯写道：“任何一个听过他对争论的问题发表深刻而精辟的议论的人，都会相信他具有广阔的文学知识和渊博的学问，而绝不会想到他是文盲。”[4]

虽然阿克巴雄心勃勃地进行领土征服，通过征服把莫卧儿帝国的范围几乎扩大到北印度最远的界限，可他不是一个自私而任性的独裁者。他不是只顾自己的利益而无视被征服者的感情，践踏他们的权利和特权。

他的王权理想是崇高的，他说道：“任何行动方针有效与否取决于君主的行为。因此，他对真主的感激应该表现在他的公正政治以及论功行赏之上；而他的臣民的感激则应该表现在唯命是从和歌功颂德上。”

由于具有天才的远见，他把莫卧儿帝国的政治结构和行政制度建立在所有臣民的合作和友好的基础之上。

他真正认识到，虐待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印度教徒或使他们长期处于不平等和屈辱的地位是不合理的。这表明阿克巴作为政治家的卓越才能。

他不仅公平对待印度教徒，任命他们担任要职，而且还力图消除穆斯林与非穆斯林之间的一切令人反感的差别。他为任何一个想追求印度全国的统治者这个地位的人，开拓了一条合理的途径。

阿克巴爱好绘画。他用尽一切办法鼓励绘画艺术，并不顾伊斯兰教有关禁令，赋予绘画艺术以一种宗教色彩。

他供养了一百多位画家，其中印度教画家人数远超过穆斯林。宫中每月开绘画展览三四次，对每一次展览他都要加以品评和分别赏赐。那时各画家不断地交流经验，养成了相互学习、共同观摩的风气。

阿克巴也欣赏音乐艺术。他供养了36位歌唱家，其中有些是在音乐方面很有造诣的人。他每天轮流听取印度、波斯、中亚、克什米尔等音乐。他自己亦能作曲，并命令将梵文乐谱译成波斯文。

阿克巴对于建筑和工艺同样关爱。他亲自监督宫殿和陵墓的建设工程，并在拉合尔和阿格拉等地建立了布匹、地毯和其他日用品的作坊或工场。中国瓷器当时已经由克什米尔和古吉拉特逐渐输入到印度西北部和北部。

阿克巴也爱好机械。他被认为在火绳枪的制造方面有许多发明和改进。

由于有天赋的不屈不挠的魄力和孜孜不倦的勤奋精神，他建立了一个庞大的行政机构，并进行了全面的政治、经济、社会、法律、文化、宗教改革。正如《阿克巴则例》所说的那样：他把最微小的细节看成是能反映全貌的镜子。

《世界文明史》一书中这样评价阿克巴：

阿克巴具有复杂的个性和罕见的多方面爱好，这在他统治时期的各个方面都打上了印记；

他明显深受癫痫发作和偶或出现的抑郁症之苦，但通常显得轻松愉快，精神状态很好；

他天生一副魁伟的体格，酷爱武艺和冒险行为，有时会冒着生命危险，不顾一切地徒手与雄狮格斗或骑御野象；

在发火时他可以变得残酷无情，但一般来说判断准确，对已被击败的对手往往表现得宽宏大量；

这位易于冲动的皇帝有着强烈的求知欲和开阔的思想，记在他名下的发明有好几项，主要与火炮改良有关；

虽然他执拗地拒不学习读书写字，但他喜好文学，藏书甚众。他还是位极具天赋的音乐家，不仅精于演奏乐器，尤其善于敲定音鼓，而且通晓十分繁复的印度声乐理论。

从各个方面看，阿克巴统治时期，是印度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之一。

劳伦斯·宾杨评论道：

站在历史的光天化日之中，阿克巴似乎处于两个朦胧而相反的世界之间：

一个是他的中亚细亚祖先的世界。这是一个人类精神十分强烈的世界，为自身而崇拜那种能力，为狩猎的狂热所迷，猎取兽类或者猎取人——这是一个狂暴行动的世界，这种行动像梦幻般飞逝。

另一个是印度的世界。它固然沉醉于豪华与残暴之中，可是它也能产生佛陀和阿育王的崇高精神，和那些野蛮的征服者相比，他们从遥远的过去对我们发言，但声音仍然是活生生的，能够感动我们。

阿克巴也为贪得无厌的能力所迷，他似乎是行动的化身，而在他天性的深处，却有点和以上一切截然不同，它渴望思考和冥想，它追求正义，并希望和平。

而更加引人注意的是，在阿克巴的统治下，印度人统一印度的古老理想又实现了，他要努力实现的不仅是政治的统一，而且也是文化的融合。

史密斯这样评论道：

阿克巴生来就是人中之王，称得上是人类历史上最强有力的君主之一，这种看法有其牢固的基础，这就是他非凡的天资、创造性的思想和巨大的成就。[5]

[1]王树英. 印度文化与民俗［M］. 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9：201.

[2]贾瓦哈拉尔·尼赫鲁. 印度的发现［M］. 齐文，译.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6：145-147.

[3]MONSERRATE A. The Commentary of Father Monserrate，S. J. On His Journey to the Court of Akbar［M］. Memphis：General Books，2010：196-197.

[4]SMITH V A. Akbar：The Great Mogul，1542—1605［M］. Delhi：S. Chand & Co，1962：156.

[5]SMITH V A. Akbar：The Great Mogul，1542—1605［M］. Delhi：S. Chand & Co，1962：1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