偏执：政治宗教原因
三、偏执：政治宗教原因
加速帝国解体的政治宗教因素源于奥朗则布对非穆斯林所显示出来的宗教偏执。莫卧儿皇帝对他们最亲近的男性亲属态度的逐渐改变，也同样产生了灾难性的后果，不过，它的效果有限。
在莫卧儿统治的最初一个世纪里，父子和兄弟感情深厚是大多数王位占有者共有的美德，不过，在卡姆兰对胡马云的背叛中，我们看到了同室操戈、父子反目的开端。巴布尔、胡马云和阿克巴都展示了自然亲情，即使贾汉吉尔对胡斯劳的叛乱大为恼火，但有时也动容地对这个儿子施以温情，当贾汉吉尔不得不即刻粉碎针对他的阴谋时，他也只限于弄瞎这位冒犯者的眼睛。
但是，自从沙·贾汗登基起，所有自然亲情的减退就像枯萎病一样降临到皇室家族头上。沙·贾汗密令弄瞎沙尔亚尔的眼睛并谋杀沙尔亚尔的年轻儿子们，给他自己的儿子们提供了一个教训，“那些在他死后还活着的儿子中除了一个之外，其余的连同他们的儿子在内都要被追捕，像疯狗一样被消灭，以免他们落入不满者的手中，成为派系斗争的工具”。[1]
这一发展对莫卧儿人的主权来说，是一个道德上的灾难：家庭中的父亲、儿子和兄弟彼此以敌人相待，采用暗杀或战争手段来消除一切可能的竞争对手，这样的家庭注定要失去其政治统治权。
奥朗则布猜疑戒备的正统派做法，是导致什叶派穆斯林人口疏远的原因。阿克巴、贾汉吉尔和沙·贾汗曾欢迎来自伊朗和呼罗珊的移民，他们属于伊斯兰教最有才干的种族，将他们纳入莫卧儿公共服务部门是行政管理的一个显著优势。但是，在像奥朗则布这样的正统逊尼派的眼中，他们被列为异端，不值得鼓励，最多值得勉强容忍。
奥朗则布的信件以及哈米杜·丁·汗记载的有关他的逸事表明，他对他们有强烈的偏见，他的态度反映了一般人的态度，一般人对他们更加反感。例如，拉合尔1712年爆发的一次骚乱，就是由于巴哈杜尔·沙建议用单独的什叶派称号宣读“呼图白”引起的。这一教派偏执的政治后果非常不幸。什叶派实际上停止了在印度寻求安家和发展，国家在非常不利的关头失去了一个非常能干的职业阶级的效力。
奥朗则布的愿望在于将宽容的阿克巴帝国转变成“逊尼派伊斯兰国家”，在这个国家里，非正统伊斯兰教派与印度教徒和其他非信仰者一起只是勉强被容许存在，享受不到正统逊尼派教民的任何权利。正是为了这一目的，他废除了自从阿克巴统治时期起就一直作为官方财政年的阳历年，取而代之的是用于税收和其他目的的“希吉拉”（也译“迁徙”，指公元622年穆罕默德从麦加迁徙到麦地那，这一年是伊斯兰教的元年）年。除了这个命令之外，他还颁布命令，废除了所有阳历年的节日，他认为阳历年是崇拜火的人的年，因此与穆斯林年历习俗不协调。这种做法引起了极大的不满，为政治解体铺平了道路。
然而，正是在对待印度教徒的做法方面，使莫卧儿帝国深受后期皇帝失策之苦。阿克巴以及稍微逊色的贾汉吉尔，都认识到他们的帝国有赖于少数征服者的宗教和多数被征服者的宗教之间的和解，他们明智地决定只要非正统派教徒纳税，就给他们崇拜他们自己的神的权利，不给他们找麻烦。阿克巴创始的这种宽容政策，由于他与拉其普特公主联姻以及他允许拉其普特酋长担任高级职务而得到了巩固。
贾汉吉尔曾对古吉拉特的耆那教徒进行了不当的迫害，对待坎格拉庙宇的做法引起了印度教徒的极大反感。但是，沙·贾汗统治时期第一次确切表明阿克巴的政策被废除。蒙塔兹·玛哈尔去世不久，他命令拆毁了整个帝国的所有庙宇，特别是贝拿勒斯已经开始修建但尚未完成的庙宇。这一命令不可能完全得到贯彻，但是，这种公开的宗教偏执表明，帝国已经明显地从以前明智的宽容政策中倒退了。
随着奥朗则布登基，这种偏执倒退完成了。1669年年初，他命令镇压贝拿勒斯的印度教神学学校；同年4月，毕什纳特庙被摧毁；12月，宏伟的马土拉印度教庙被强迫拆毁。这种行为反复上演，“季兹雅”重新征收，再加上奥朗则布试图在贾斯万特·辛格去世后吞并乔德普尔，以及入侵梅瓦尔，所有这些使印度教徒确信，在莫卧儿统治下，再也不可能维护他们的荣誉和自由，拉其普特氏族被完全疏远。
拉其普特人认识到奥朗则布嫉妒他们的政治独立，因此决定他们的王公不再为帝国或帝国统治提供有力支持。这个决定在巴哈杜尔·沙统治时期以共同防御联盟的形式得以具体化，这个共同防御联盟由梅瓦尔、阿姆巴尔和马尔瓦尔组成，其中的一个条款规定，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不让他们的女儿忍受痛苦嫁给莫卧儿皇室。
强行拆除印度教庙宇并在原址上修建清真寺，给皈依伊斯兰教者授予荣誉和有利职位，一旦有机会便逐渐用穆斯林取代印度教徒任高级统帅，严厉禁止印度教习俗，所有这些给印度教徒造成一个印象——他们在莫卧儿国家里没有永久的位置，他们的宗教实际上处于危险之中。这一信念立即为马拉塔起义提供了机会和理由。西瓦杰“拥有钢铁般的意志和与他的对手一样勇猛无畏和坚韧不拔的才能”，当他发现他的主人对他自己和他宗教的政策的本质后，便决心发动有组织的抵抗。
奥朗则布由于其宗教偏执和不宽容而失去了阿克巴曾经获得的以及贾汉吉尔和沙·贾汗曾经竭力获取的东西，即印度教臣民的效忠。皇帝对马拉塔人的军事行动很不成功，主要是由于他的印度教官员和诸侯与所有印度教徒一样对他们主人的专制暴政普遍不满，他们在他与西瓦杰及其继任者的战争中漠视或暗地里敌视他的事业。这一信念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强。巴吉·拉奥一世在穆罕默德沙统治时期，把这一信念作为将马尔瓦的印度教酋长及斋浦尔和梅瓦尔的拉其普特王公与马拉塔人联合起来的杠杆，来抵抗穆斯林压迫者。
在奥朗则布去世后的31年间，莫卧儿帝国没有得到任何一个有军事价值的印度教部落的援助，而且实际上与锡克人、贾特人、邦德拉人、拉瑟尔人和西琐迪阿人处于战争状态。因此，莫卧儿帝国的迅速瓦解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直接干涉印度教感情、信仰和习俗的错误政策，这一错误政策源于奥朗则布，并被他的软弱无能的继任者们继承。[2]
对印度教感情的伤害以及其他原因导致了帝国的瓦解，这一瓦解在18世纪前半叶的帝国政治史中得到了体现。1739年，纳迪尔沙兼并了印度河外省和阿富汗，从而在西北边境安插了一个强大的外国政权，直接威胁到莫卧儿首都。
在艾哈迈德沙统治时期，阿富汗酋长艾哈迈德沙·杜兰尼从无能的莫卧儿政府手中割走了旁遮普，从而为他的继任者们提供了从他们的喀布尔和拉合尔大本营出发不断骚扰莫卧儿版图和首都的机会。
锡克人开始主张争取独立，他们从穆罕默德沙统治结束时开始，一直是帝国的威胁，最终拥有了整个旁遮普省。
纳迪尔沙刚从德里返回他的国家，马拉塔人就确立了他们在帝国西南各省的地位，并从这里开始渗入奥里萨、比哈尔和孟加拉。德里皇帝无力阻挡他们的侵犯，因为既没有一支军队也没有一个将军有能力组织抵抗。
地方省督虚弱无能，或忙于巩固自己的地位，不能援助他们有名无实的统治者。早在1724年，阿萨夫加在德干宣布独立，同年他的榜样被奥德的萨阿达特汗所效法，萨阿达特汗成为奥德国王们的先驱。同样，孟加拉省督阿拉赫瓦尔迪汗停止纳贡或实际上停止承认皇帝的主权。
因此，奥朗则布去世后的20年时间里，他和他的继任者们所熟悉的帝国已经瓦解，虽然衰微的过程持续了几年。与此同时，首都成为无休止的阴谋和叛乱的中心。贵族之间的争吵持续不断，无法遏止。到1748年穆罕默德沙去世后，贵族在大街上发生公开敌对行动，在城墙之外的平原上发生武装冲突。这是大混乱的序幕，而大混乱是莫卧儿帝国的丧礼。[3]
在结束回顾帝国崩溃的政治宗教原因之前，反思一下拥有一支称职的海军可能给帝国带来的优势是一件有趣的事情。海上力量不会阻止帝国的瓦解，我们在这里所描述的事实和境况，使得帝国的瓦解不可避免。但是，如果得到很好的管理，它本来可以成为欧洲在印度扩张的严重障碍。
东印度公司1786年实施的战争政策，迫使英国人撤离孟加拉，英国人的地位很不乐观。但是，他们的海上力量挽救了他们的地位。约翰·恰尔德爵士从他在西海岸的大本营捕获莫卧儿海运货物，派遣他的舰长们前往红海和波斯湾，捕获前往麦加的朝觐船只。正是这些海上扣押迫使奥朗则布作出和平的表示，最终使他在1690年同意宽恕英国人，并批准新的贸易“法尔曼”。
倘若莫卧儿帝国有强大的海上力量，那么它有可能遏止欧洲人的扩张，有可能在反对马拉塔人政权时有更大的进展，有可能延缓和限制导致它覆灭的势力。
[1]SLEEMAN W H. Rambles and Recollections of an Indian Official［M］.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1：335.
[2]IRVINE W. Later Mughals：Vol.2［M］. New Delhi：Oriental Books，1970：309.
[3]SMITH V A. The Oxford History of India［M］. 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1：4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