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生活：别具一格的印度特色

一、社会生活：别具一格的印度特色

莫卧儿帝国社会人口构成复杂，社会阶级阶层多元化。莫尔兰德先生指出，在莫卧儿帝国时期，印度教种姓制度像今天一样非常活跃，不过，英国人这个时期的文件和记载通常没有区分各种部落、种姓和阶级。正如他们将所有印度教徒统称为“金土斯”即“异教徒”一样，他们用“摩尔”一词泛指所有穆斯林阶级。然而，欧洲人的信函经常单独提到三个重要的印度教徒阶级：班尼亚、婆罗门和拉其普特。

班尼亚阶级自然大量出现在当时的商业通信中，因为荷兰商人和英国商人主要与这个阶级做生意；婆罗门多为旅行家和英国商人所提及，涉及他们在奥朗则布统治时期与西瓦杰的关系；拉其普特为许多欧洲作家所提及。7世纪访问莫卧儿帝国的英国商人未能区分印度教徒不同的部落和阶级，由于拉其普特以从事劫掠和袭击著称，所以他们用“拉其普特”一词不分青红皂白地泛指所有公路劫掠阶级。

阿克巴曾承认拉其普特的尚武品格，将他们招募进帝国军队之中。沙·贾汗统治时期的英国人信函谈到“拉什布特”对欧洲商人实施的公路抢劫，认为“拉什布特”可能是一个完全不同阶级的劫匪。

阿克巴统治时期，提到了锡克人，阿克巴主张赞同锡克教的教义。奥朗则布不赞成这种宽容观点，他命令取缔这些代理“古鲁”，拆毁锡克庙宇。

很少听说散塔尔人、比尔人和其他正规森林部落民，因为他们全部被排除在文明行列之外。但是，他们肯定是威廉·芬池在论述贾汉吉尔狩猎远征时所提到的那一阶级的人：“他（皇帝）挑选一些人将一些森林或沙漠地方围圈起来，从而将他们自己限定在较近的范围，直到再次相遇；凡是在这个围圈里抓到的东西，不管是人还是兽，都叫作国王‘什卡尔’（狩猎、打猎）或猎物；进入这个围圈的人要想逃脱，就会被国王无情地夺去生命。如果抓到兽，就卖掉，钱给穷人；如果抓到人，他们就成为国王的奴隶，每年被送往喀布尔换取马和狗。他们是住在森林和沙漠里的贫穷、悲惨和偷窃的人，与野兽没有什么区别。” [1]

可以看到，贾汉吉尔围圈大片丛林并逐渐紧缩围圈的制度，与蒙古人所使用的习惯非常相似。他对待丛林部落比马拉塔人对待丛林部落要仁慈一些，马拉塔人将他们当作有害动物和贱民来诱捕和杀戮。

当时的印度穆斯林被粗略地划分为西北地区穆斯林和沿海穆斯林。西北地区穆斯林不仅包括巴布尔及其继任者统治时期进入印度的莫卧儿人和波斯人，而且包括大量土生土长的穆斯林，即莫卧儿人到来之前的5个世纪里持续不断进入印度的移民后裔。

另一方面，沿海穆斯林主要是来自阿拉伯半岛和波斯湾的商人。在1500年之前的几个世纪期间，这些阿拉伯商人和波斯商人出现了大量的改教者，通过与沿海印度教徒结婚和正式或暂时联姻，兴起了混合出身的穆斯林群落，如西印度的“纳瓦亚特人”，马拉巴尔的“马培拉人”或“莫普拉人”，半岛东海岸的“鲁百人”或“拉百人”。

这些阿拉伯人、波斯人、纳瓦亚特人和其他人在葡萄牙人到达东方之前已经建立了海上贸易。即使葡萄牙人控制了印度海洋之后，他们也无力将穆斯林商人阶级完全从商业领域赶出去。穆斯林商人阶级在沙·贾汗、奥朗则布和后期莫卧儿皇室代表统治期间继续在商业领域经营发展。

穆斯林人口中也包括相当数量的哈卜什人（阿比西尼亚人），他们最初主要是作为奴隶进口的。葡萄牙作家巴洛斯于1553年提到三个普里斯特尔·约翰国土上的哈卜什人，他们前来向葡萄牙船只兜售商品。差不多125年以后，福莱尔明确提到了这一穆斯林阶级。这些哈卜什人偶尔上升到高级职位，例如那位做过拉兹亚骑兵官的人，以及唯一统治过德里的女人。此外，建吉拉岛国首脑也是这些哈卜什人家族之一的后裔，他在印度西海岸历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2]

莫卧儿时代的印度绝不是对世界其他地区封闭的国家。除了永久人口之外，16世纪，在印度沿海和偶尔在内地城市，可以发现来自欧洲、阿拉伯半岛、波斯、亚美尼亚、中国和日本的参观者和临时居民。这些外国人中有些为了贸易目的或长或短地定居在印度。

例如亚美尼亚人在苏拉特这样的贸易中心构成了人数不多但却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他们和一些土耳其商人在西瓦杰于1664年进攻苏拉特时，在“撒赖伊”中保护了他们和他们的商品，其中无疑有一位名叫科加·米纳兹的人。一位英国人在1663年写的一封信中提到科加·米纳兹是有名的亚美尼亚商人。亚美尼亚人也在定居苏拉特的各种团体名单中被提及，包括在奥朗则布迪万关于西瓦杰袭击苏拉特城的命令中。爱德华·泰里将亚美尼亚人描述为印度的主要葡萄酒商人，伯尼尔提到阿比西尼亚国王向奥朗则布派遣了一位亚美尼亚特使。

与亚美尼亚人一样，犹太人也构成了印度贸易团体中人数不多但却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伯尼尔曾提到，其中一位犹太人来自君士坦丁堡，他在西瓦杰袭击苏拉特时表现出巨大的顽强性。他写道：“西瓦杰知道这位犹太人拥有最值钱的红宝石，他打算将红宝石买给奥朗则布。虽然他三次被悬在他头顶上的剑击打膝盖跪倒在地，但是他顽强地保护红宝石，否认这个事实。”这一行为与犹太人相称，犹太人对金钱的热爱总是超过了对生命的热爱。

虽然帕西人（亦称拜火教徒、祆教徒、琐罗亚斯德教徒）团体人数相对较少，但是，他们在阿克巴统治时期获得了相当重要的地位。在16世纪初叶，他们还没有开始离开瑙萨里和其他古吉拉特地区，他们的祖先刚到印度时就定居在这些地区，他们主要以农业、木工业和类似职业为生。直到1578年他们才获得重要地位，这一年，印度帕西人牧师总部瑙萨里的主要“莫贝德”（琐罗亚斯德教的庙宇）达斯土尔·米合吉·拉那加入了阿克巴朝廷，给皇帝传授了琐罗亚斯德教的奥秘。

达斯土尔给阿克巴教授了琐罗亚斯德教的戒律、仪式和礼仪，对这位君主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以至于人们认为他已经皈依了琐罗亚斯德教。据说他接受了每个帕西人穿戴的“萨德拉”（圣衫）和“裤斯提”（腰带），他肯定定做了火柱，按照琐罗亚斯德教规定点燃，放在皇宫里，由阿布勒·法兹勒负责它的永久维护。阿克巴授予达斯土尔200比加的世袭土地，1591年达斯土尔去世后，他将所赠土地增加到300比加送给他儿子，他儿子也拜访了皇帝。不管阿克巴是否完全真诚地皈依了帕西教，事实上从1580年起，他开始当众拜倒在太阳和火面前，并命令他的所有朝臣在黄昏点灯时肃然起立。[3]

关于人口中的欧洲人因素，唯一需要说明的是，直到16世纪末只有葡萄牙人占有重要地位，原因是他们占领了西海岸的果阿和其他地方以及东海岸的S.托姆。他们也占领了印度河和恒河口的贸易站，而在吉大港和孟加拉湾，他们以公开海上抢劫为生。

17世纪形势发生了变化，随着与西方新贸易关系的建立，日益增多的英国、荷兰、丹麦和其他欧洲国家的人来到莫卧儿帝国的海上和内陆城市。欧洲人口也不只是局限于商人和其他与贸易直接相关的人，因为据曼努西在1656年所说，就在沙·贾汗统治结束之前，米尔·朱木拉雇用了不下80个欧洲人，作为炮手和枪手。他们是在动乱时期为各种印度统治者服务的大批欧洲士兵和冒险家的先驱，这个动乱时期标志着由巴布尔所建立并由他著名孙子所组织的帝国的最终解体。

奴隶是莫卧儿帝国社会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米加斯坦恩斯认为在公元前14世纪印度不存在奴隶，但是他显然论述有误。有充分证据表明，在印度大部分地区，各种形式的奴隶制从远古时代起就存在着。莫卧儿王朝的前任者，菲罗兹沙·塔格拉克非常勤勉于提供奴隶，他非常关心此事，以至于命令他的采邑持有者和军官每当有战争就去俘获奴隶，挑选和遣送最好的奴隶为宫廷服务。在该城和各个采邑中，总共有18万奴隶，苏丹特别关心他们的供养和安适。这一制度在国土的最中心扎根，苏丹将对奴隶的适当管理视为他义不容辞的责任之一。

事实是，印度教和伊斯兰教法律都承认奴隶制和俘获奴隶。结果，在莫卧儿时期和莫卧儿以前时期，经常增加奴隶供应被认为是自然而然的和合情合理的事情。方法有三种：一是袭击村庄和掠走村民；二是将罪犯和无偿付能力的债务人变为奴隶作为对他们的惩罚；三是招募被父母在饥荒和匮乏季节出卖的孩子。这一过程无疑在阿克巴统治时期和他去世后两个世纪里一直被遵循。

然而，阿克巴的确努力限制奴隶贸易。阿布勒·法兹勒写道：“皇家军队一直有一个习俗，他们在印度打胜仗时，强迫当地人出卖他们的妻子、孩子和受赡养者，并将他们沦为奴隶。但是，皇帝陛下受到他的宗教、谨慎和慈爱感情的激励，现在颁布命令，不许皇家军队士兵这样做。”这位编年史家将这个命令描述为“废除了奴隶状态”，这个说法是不恰当的，因为奴隶状态在整个阿克巴统治时期继续是一个公认的制度。另一方面，皇帝的确非常明智地禁止他的士兵参与这一已经导致严重弊端的制度。

值得质疑的是，这一禁令是否在他的后继者统治时期得到了遵守。如果我们相信威廉·芬池对贾汉吉尔统治时期的著名游戏项目“卡马尔加”的描述，那么我们就会发现原始森林部落和其他低等人被看作与野兽处于同一地位。这项游戏运动在于，由军事卫兵组成一条线或一个圈来包围一大片地区，并逐渐收缩这个包围圈，直到在合适的空间里进行大量比赛。这样，被俘获的野兽或者被杀死或者被处理，而“住在森林和沙漠里的贫穷悲惨的人和盗贼”则被送往喀布尔的市场换取马和狗。这可能指的是德拉维达和喀拉尔森林部落，如散塔尔人、冈德人、比尔人、米纳人或其他人。他们在莫卧儿时代被视为完全处于人类范围之外，在马拉塔统治下遭到无耻的诱捕和屠杀。在莫卧儿统治下，绑架也很盛行，特别是在孟加拉，据一些作家所说，大量宦官就是通过绑架提供的。[4]

但是，印度并非奴隶供应的唯一来源。非常昂贵的和被列为奢侈品的外国奴隶是从非洲和西亚进口的，特别是对阿比西尼亚人的需求量很大，同时也长期贩卖莫桑比克土著，大量奴隶也从波斯和更远的地区购买而来。在这个问题上，更应该谴责的无疑不是莫卧儿政府，而是当时的某些基督教国家政府。葡萄牙人的奴隶贸易在阿克巴统治结束时成为一个巨大的丑闻，以至于葡萄牙国王于1599年颁布了一项涉及残酷对待奴隶的命令。

他们的主要猎取地之一是桑德邦兹和孟加拉海岸的岛屿，这些地区在17世纪几乎被劫掠得空无一人。人们不禁觉得沙·贾汗在1629年将胡格利的所有葡萄牙人作为奴隶送往阿格拉的做法只不过是对葡萄牙人野蛮虐待他的印度臣民的恰当惩罚。荷兰人并不比葡萄牙人好到哪里去，但是他们主要贩卖阿比西尼亚奴隶，阿比西尼亚奴隶在西海岸的坎纳拉留下了他们令人好奇的混合人种的痕迹。

应该记住的是，与葡萄牙人不同，莫卧儿人通常对待他们的奴隶不坏。伊斯兰教不是将奴隶当作要迫害的可怜动产，而是当作要善待的家庭成员，他们可能上升到富裕地位或担任职务。库特布·德·丁·阿伊巴克、亚尔杜兹、库巴查和伊勒突特米希的经历证明，奴隶并非不能追求省督的地位，甚至可以建立一个统治王朝。

除了家庭奴隶，还有农业奴隶，即农奴。农奴几乎肯定存在于“伟大莫卧儿人”统治时期的农村地区。村社农奴制可能是一个古老的制度，可追溯到16世纪以前的时期。可以设想，莫卧儿时期的农村人口构成和今天印度的农村人口构成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于，莫卧儿时期存在大量无地劳动者和仆人阶级，他们没有选择自己主人的自由，而是必须为一个土地耕种者或许多土地耕种者工作，他们由于村社的习俗或传统而委身于这些土地耕种者。

莫卧儿时期农奴的地位很不乐观。在正常时期，他可能只能够获得聊以为生的报酬。而在匮乏和饥荒时期，他只能选择要么待在家里肯定挨饿，要么走上路边或丛林可能挨饿。他不能随意离开村社去找工作，只有当村社劳动力需求过剩时，才有可能获得主人许可而离开。

一方面，幸运的和工作卖力的农奴偶尔有可能上升到独立耕种者的地位。有证据表明，在后期，奴隶劳动者有时候被允许持有小块土地，当他们不需要在其他地方劳动的时候可以耕种他们自己的小块土地。人们也许可以假定，莫卧儿时期也存在着同样的情形，凭借节俭和良好经营，劳动者有可能逐渐扩大他的土地，直到获得足够的地位来证明他摆脱了农奴阶层。但是，考虑到当时的时代条件，这样的例子肯定不多。绝大多数无地劳动者就像他们生活在奴役状态中一样也必定死于奴役状态，他们也许寄希望于来生获取今生被否认的某些独立和安适。

莫卧儿帝国没有独立存在的职业阶级。伯尼尔指出，在德里，没有中间状态，一个人要么属于最高阶层，要么生活悲惨。换言之，那些从事医学实践，追求文学、艺术和音乐的职业阶级只能希望通过依附于帝国朝廷或省督周围来获取足够的收入，省督在周围环境方面效法君主。

职业阶级依赖中产阶级购买他们的艺术佳作或雇佣他们从事职业服务，然而这种大量的中产阶级人口并不存在。结果，莫卧儿帝国的从医人士和专业人士数量不多，对印度人来说，这一领域由于以下事实而受到进一步限制，即唯一能够保证其足够收入的皇帝赞助主要面向来自波斯和亚洲其他地方的外国人。

布拉克曼曾做过计算，阿克巴朝廷中的四分之三诗人和三分之一以上医生及乐师是外国人，他们的主要报酬来自他们幸运地从皇帝那里得到的“曼沙布”或“札吉尔”或现金薪水。他们中的一些人也从经验中得知，帝国朝廷中的职业生涯受到大量不稳定因素的干预。皇帝的恩惠来也匆匆，去也匆匆。薪水或“曼沙布”的分配由“萨德尔”部门负责，而“萨德尔”部门因腐败而声名狼藉，信誉扫地。一旦预算部门注意到要削减开支，那么这些赠予和薪水往往会被减少或取消。

除为朝廷和皇室服务之外，没有医生、文人和艺术家服务的市场。商人、农民、工人、仆人和奴隶等人民大众，大都没有文化或太贫穷，想不到雇用他们。在一些城镇，“维伊德”或“哈吉姆”（医生）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因为一般民众都是用草药治病或者依赖巫术魔法治病。

道路和河流交通情况，构成了莫卧儿帝国社会生活不可或缺的一环。谈到当时的道路，人们必须记住，最好的道路也很不平整，没有铺碎石，不时有横跨小沟壑和小溪流的堤道，当道路穿过大一点的河流时一般都有渡口。苏拉特理事会在1666年写给东印度公司的信中说：“这里没有砸平的道路或维修的公路，因此，最早的马车必须重新装上轮子，这使得早年的旅行非常困难和麻烦。”

像从加尔各答到旁遮普的现代“主干线”这样宏伟的跨桥和碎石公路，不管是在16世纪还是19世纪都没有被梦想过。威廉·斯里曼在1835年曾说：“印度的所有道路不久就变成渠道，这些道路没有铺设碎石。由于每年有3或4个月不下雨，道路上的土因摩擦而变成了粉末，被风吹到周围的乡村。”[5]

印度大道不铺碎石的规定可以追溯到遥远的古代。旃陀罗笈多建立的孔雀王朝修建了许多大道，由一个行政部门来维持其正常运行。道路上每隔10“斯塔迪阿”（半印度“考斯”，1“考斯”约等于2英里）立一个柱子，标志着距离。佛教徒具有广泛的道路体系，赖伊斯·戴维斯充分论述了这一点。中国高僧法显留下的游记证明，笈多统治者完全接受了《政事论》中最初制定的原则，即道路建设是国王的职责之一。

舍尔沙·苏尔是莫卧儿时代第一位伟大的道路建设者，印度至少有4条大道归功于他。这4条大道将恒河三角洲与旁遮普和拉其普坦纳连接起来。他通过砍伐丛林、搬除障碍和修建“撒赖伊”（客栈、驿站、旅馆），修建了现在从德里到阿格拉的道路（贯通马土拉到朱木拿河西的道路）。在此之前，这两个中心之间的旅客不得不穿过朱木拿河以东地带，这个地带位于朱木拿河与恒河之间。他为这些道路设置了不下1700个“撒赖伊”，在道路两旁种植了提供阴凉的树木。

因此，当阿克巴铺设了一条穿越萨特普拉山脉隘口从“上印度”到德干的公路，修建了拉合尔和阿格拉之间的皇家道路时，他只是继续了古代印度教政府理想所认可，并被胡马云能干的对手付诸实践的一项政策。拉合尔—阿格拉路长达四百多英里，它激起了后来的旅行家的赞誉。威廉·芬池在1611年提到了这条公路。汤姆·科尔亚特也谈到，在人们所旅行的这条道路的两边各有一排树，从拉合尔城尾延伸到阿格拉城尾，这是他所见过的同类景色中最无与伦比的景色。爱德华·泰里形容说，它是全世界最罕见和最有益的工程之一。

阿克巴统治时期建设和维修的大部分干道的特征是在道路两旁种植了树木，修建了有围墙的“撒赖伊”，供旅行者使用。威廉·芬池描述了位于查帕尔格哈塔的森古尔的“撒赖伊”：“与其说它们像留宿陌生人的客栈不如说更像漂亮的城堡，房间由非常漂亮的石头砌成，有锁子有钥匙，能够留宿1000人。”[6]

然而，除了干道，莫卧儿时期的道路不是很好，即使跨越小河的永久桥梁也不是很多。这类桥梁中最重要的是1564年到1568年之间由穆尼姆汗在乔恩普尔修建的10个拱门的大桥，这座桥仍然在使用。通常，必须通过津口、渡口或船桥过河，当河水泛滥时，通道就变成主要难题之一。

据阿布勒·法兹勒说，道路和桥梁建设以及津口建设委任给了一个行政部门，在阿克巴统治时期，这个部门由身兼海军部首脑和工程部第一长官职务的官员来主持。这一双重职位由卡西姆汗担任，他主管阿格拉城堡的重建，特别熟练于建造供阿克巴军队通行的船桥。

阿克巴有关修建道路的政策似乎被贾汉吉尔所效法。伯尼尔谈到，根据贾汉吉尔的命令道路种植了双排树木，延绵150“里格”（1“里格”约为3英里），每“考斯”都建有小型金字塔和塔楼，用来指示不同的道路。负责道路保养的部门在贾汉吉尔时期一定存在，与阿克巴设立的道路保养部门相类似。可以肯定，奥朗则布由于长期处于行军作战当中，更加关注道路，通过这些道路，他的军队在与马拉塔人久拖不决的战争期间得到了给养。

除了道路和驿站之外，莫卧儿人很少投资于一般用途的公共工程。贾汉吉尔和沙·贾汗统治时期将大量金钱花费在宗教和个人目的的建筑上。虽然贾汉吉尔在布尔汉普尔建造了水路航道，主要用于他的军队调动，而沙·贾汗修建了拉维运河，但是，与花费10万卢比修建拉维运河、花费100万卢比在道拉塔巴德建造清真寺或花费600万卢比在德里修建皇宫相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

贵族和富商效法皇帝所树立的榜样，建造陵墓、“撒赖伊”等成为时尚的花钱方法。然而，这些建筑物中有许多都在其修建者去世后塌毁，从而失去了它们所具有的作为建筑标本或公共便利的任何价值。

欧洲旅行家对莫卧儿帝国的城区津津乐道。阿克巴和贾汉吉尔统治时期的印度旅行家对城市和大镇的富有与繁荣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而且没有理由认为城市居住条件在沙·贾汗和奥朗则布统治时期蒙受了很大的变化。拉尔夫·费奇谈到阿格拉是一个伟大的城市，人口众多，并对贝拿勒斯和巴特那的城市规模印象深刻。威廉·芬池将苏拉特描述成人口众多的城市，城里有许多公平商人的房舍，他访问了周尔纳普尔（加尔纳）宏伟而富有的城镇，并对艾哈迈达巴德、阿拉哈巴德和拉合尔评价很高。在他看来，阿格拉和拉合尔都似乎比伦敦大得多。他的评价被爱德华·泰里和芒瑟雷特所证实，他们断言在1581年拉合尔“不亚于任何欧洲或亚洲的城市”。[7]

与此同时，芒瑟雷特也指出了城区普遍存在的贫富分化现象。他曾从苏拉特旅行到阿格拉，并曾陪同皇帝进军喀布尔。他发现那里狭窄的街道和拥挤的人群使得每个城市的中心比郊区少了魅力，富人的奢华豪宅、悦人花园和装饰喷泉与大多数民众的悲惨茅舍和棚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写道：“看到了一个城市，就看到了所有的城市。”

朝觐是莫卧儿帝国非常重大的社会生活内容。在印度教徒中，朝觐在当时与今天一样流行。但是，缺乏良好的快速旅行交通和设备肯定妨碍了许多人参加朝觐。而且，在阿克巴统治之前，穆斯林政府有征收朝觐税的习惯，朝觐税是一笔很大的收入。但是，1563年，阿克巴在马土拉征战期间，显然第一次听说了这一习俗，便下令在他的统治版图内废除朝觐税，理由是向聚集起来礼拜“造物主”的人征收税款违背了“神意”。据阿布勒·法兹勒说，废除该税意味着损失了数百万卢比的收入。虽然这一说法有点夸张，但是它表明朝觐印度教圣地的人数肯定很多。

正是在德里以北的著名朝觐地坦尼萨尔，阿克巴于1567年目睹了两个山尼阿西斯教派之间的流血战斗，并命令他的一些好战侍从支持弱者一方。虽然奥朗则布对非穆斯林重新征收“季兹雅”（人头税），并奉行尽最大可能摧毁印度教寺庙的政策，但是，他显然没有重新征收朝觐税。他对印度教徒的态度得到了他的地方穆斯林官员的忠实效仿，这很可能导致了他统治时期朝觐“提尔塔”（圣地、朝圣）和印度教圣地的人数减少。

穆斯林去麦加朝觐自然是莫卧儿时代一年一度的重要事件，不过，从印度航行到吉达的人数不像我们在20世纪看到的人数那样多。早在15世纪，尼克罗·康提和其他旅行家就已经注意到，西海岸有大型的印度制造的船只，主要用于到红海的朝觐航海。其中，大约有6艘现存船只，非常巨大，仿效葡萄牙的大型帆船建造而成，但是不能在恶劣天气中很好地航行。它们每年从苏拉特和坎八叶湾其他港口出发，除了用作朝觐船外，还运载商品，红海贸易和朝觐交通就像在现代一样密切联系在一起。

巨型朝觐船似乎是整个莫卧儿时期前往希德加兹的交通特征。1612年萨里斯船长丈量了其中的两艘船“拉希米号”和“穆罕默德号”，每艘大约载重1500吨。而一两年后，爱德华·泰里在论述莫卧儿帝国时说，“通常从苏拉特到莫哈（莫克哈）的船只具有很大的载重量。我相信，其中一些至少有1400吨或1600吨，但是，由于建造得不好，虽然配有很好的军械，却不能很好地自卫。这些船只每年也运载大量旅客。例如，我们离开印度的那一年，在回来的一艘船上有1700人，其中大部分人不是去经商，而是出于忠诚去拜访麦地那的穆罕默德坟墓。”[8]

在阿克巴统治早期，阿克巴对麦加朝觐显示出相当大的兴趣，准备好为朝觐提供经济和其他各种帮助。大约在1575年，他颁布了一项总命令，任何想去朝觐的人可以从公共金库中支取他的费用。无疑他的大量穆斯林臣民利用了这个优惠政策。当时去麦加朝觐的名人中有阿克巴的姑姑古尔巴丹·贝甘姆和拜拉姆汗的遗孀萨里玛·苏丹·贝加姆，她嫁给了皇帝。这些女眷们被迫在苏拉特等待了整整一年，直到她们从葡萄牙人那里得到通行证，才最终顺利朝觐，并于1582年安全返回。

阿克巴也创建了有人带队的朝觐旅行队制度，为整个朝觐旅行队提供资金，任命苏丹·科瓦贾为“米尔·哈吉”（朝觐领袖）。他甚至表示愿意亲自参加1576年的朝觐旅行队。鉴于他的大臣们劝阻他不要这样做，他便抓住旅行队起程的机会，脱掉衣服，穿上“伊赫拉姆”（朝觐服），随着苏丹·科瓦贾开始他前往海岸的长途旅行，与苏丹·科瓦贾一起步行了一段路程。

与其他穆斯林君主一样，阿克巴偶尔也利用朝觐除掉大臣或贵族，出于政治原因，他们被认为不适合继续任职。这样的事发生在摄政者拜拉姆汗的身上，1560年，阿克巴通知拜拉姆汗，他决定自己掌握政府权力，因此拜拉姆汗应该完成他早已打算好的麦加之旅。

莫卧儿朝觐船每年往返红海航行自然与葡萄牙及其他欧洲民族建立了经常性的联系，这些人在竭力争取控制印度海洋。阿克巴继续与葡萄牙人公平地维持友好关系，从而保证了麦加朝觐的安全进行。但是后来，葡萄牙人坚持要朝觐船像其他船只一样交纳执照费和贿赂，因此偶尔会制造一些麻烦。威廉·芬池描述了贾汉吉尔统治早期他们如何威胁要扣留一艘属于皇后母亲的朝觐船并将其运往第乌，除非给他们交纳10万“马赫穆迪”（4万卢比）。最后，他们将索求让步到约1000“里亚尔”（约2000卢比）和各种不同礼物，莫卧儿人很不情愿地满足了他们的要求。

有各种关于奥朗则布统治时期的朝觐记载。偶尔，欧洲船只也运载显要朝觐者去吉达，例如比贾普尔皇太后，她曾于1661年2月乘一艘小型荷兰船只航行。据曼努西记载，这位夫人曾朝觐4次。约翰·福莱尔博士记载，奥朗则布像作为正统派所应该做的那样，供养了4艘“巨大而粗糙的船只”，总是在苏拉特免费运输朝觐者，这些船只偶尔成为欧洲海盗的猎物。

最有名的例子是属于皇帝本人的“甘加·萨瓦伊号”朝觐船。该船1695年被臭名昭著的海盗约翰·阿无理（或爱无理）扣留。由于该船除了载有朝觐者外，还载有该季度红海贸易的收入约52万卢比，因此它价值不菲。该船被扣留的消息传到苏拉特后，激怒了苏拉特的穆斯林，莫卧儿省督被迫逮捕了所有英国居民，包括工厂厂长，给他们戴上镣铐，防止他们被暴民杀死。当然，英国商人在这个事件中是无辜的。但是，无疑，奥朗则布认为东印度公司在某种程度上对他们海盗同胞的错误行为负有责任，至少有一次，在1689年，命令西迪攻打孟买，以报复对莫卧儿朝觐船只的劫掠。

上述零散证据表明，去麦加朝觐是阿克巴和他的继任者统治时期穆斯林生活的一个经常性特征，不过，履行这一虔诚举动的人数无法与20世纪初印度所司空见惯的出国朝觐人数相比。

欧洲旅行家很少记载普通民众的社会生活。当时的作家特别是穆斯林历史学家实际上没有告诉我们任何有关普通人及其生活方式的事情，他们的记载局限于“国王、朝廷和征服的编年史，而不是国家和社会发展的编年史”。[9]事实上，从某种意义上说，帝国的历史可以仅仅看作是三个城市——拉合尔、德里和阿格拉——统治者的历史。

另一方面，也许农村人口的生活没有什么可记载的，由于贫困和缺乏教育，农村人口的生活肯定异常枯燥和单调。有关农村的更多信息是关于巨大灾难的，这些灾难不时地震荡着他们俭朴生活的平稳节奏。例如，饥荒经常横扫数千农村人口；霍乱、淋巴腺鼠疫和高烧等流行病也常常令人口减少；破坏性的洪水也很常见；由于莫卧儿统治时期森林广阔，因此由野兽攻击造成的人和动物丧生的可能性以及农田和作物受损的可能性比今天大得多。

可以肯定的是，霍乱存在于17世纪的印度，并且由于哈尔达尔、普拉亚格（阿拉哈巴德）和普里（奥里萨）等中心的朝觐聚会而或多或少地以流行病的形式在全国传播。虽然莫卧儿统治时期缺乏道路和其他交通，但是在伟大的“提尔塔”聚会的人数一定很多，虽然没有今天那么多。

1616年年初，即贾汉吉尔统治第十年快结束的时候，旁遮普突发瘟疫，症状与1896年孟买再次出现该病时非常相似。《伊克巴勒传》的作者莫哈马德汗记载，当该疾病即将发生时，老鼠像疯了似的冲出洞穴，在房间的门和墙上到处乱撞，最后死亡。如果房主在看到这个信号之后立即离开房间躲到丛林中，那么他们的生命就得救了，否则，整个村庄的居民就会被死亡之手横扫。作者在400年前就确认了有关瘟疫的两个事实，这个事实现在被现代医学广泛接受，即老鼠与该疾病传播有关，必须立即疏散被感染地区。

1616年，当汤姆·科尔亚特抵达阿格拉时，时疫正在那里肆虐。贾汉吉尔在他的《回忆录》里也提到了，这场时疫几乎传播到了北印度和西印度的每个地区，持续了8年。该疾病的致命性以及医疗救护和救济制度的缺乏，肯定导致了非常高的死亡率。哈菲汗描述了第二次时疫的暴发，它于1689年发生在奥朗则布的比贾普尔营地，而第三次时疫于1703—1704年发生在德干。

关于其他形式的时疫，阿布勒·法兹勒描述了“毁灭性大风”，1575年流行于帝国东部各省。该疾病在高尔特别猛烈，用巴道尼的话说，事情来得如此突然，以至于活人无法掩埋死人，便将他们头朝前扔进河里。马尼穆汗、汗坎南和其他大量官员就死于这次流行病暴发，它可能属于某种致命的疟疾。

另一次严重时疫在贾汉吉尔1618年访问艾哈迈达巴德期间横扫了该城，在欧洲人和印度人中造成了惨重死亡率。这次时疫的确切性质无人知晓。一位现代作家建议将这次时疫确认为1918年在印度引起了惨重生命损失的所谓“流感”，但是这一确认一点也不准确。

印度容易发生严重的洪灾，在莫卧儿时期1584—1585年时，迈格赫纳三角洲发生了大洪水。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是巴格拉·萨尔卡尔，相当于现代巴卡尔干吉行政区的南部。据阿布勒·法兹勒所说，在这次洪水中，差不多有20万人畜死亡。

正如下层阶级居住的棚屋构成莫卧儿贵族豪华享乐大厅的一道灰暗风景一样，饥荒就像笼罩在帝国朝廷辉煌与奢华背后的一层阴影。阿克巴登基的那年，印度北部各省饥荒肆虐，特别是阿格拉和德里，首都荒芜一片。王位觊觎者阿达里国王的大臣喜穆完全漠视人民所受的苦难，当时，男人和女人相互为食，而他却用大米、蔗糖和黄油饲养他的大象。

古吉拉特于1573—1574年遭受了饥荒和瘟疫，结果居民不管富有与贫穷都逃离家园，流散外地。据阿布勒·法兹勒所说，严重而广泛的匮乏萧条盛行于1583年或1584年，它致使许多人失去了生计。但是，阿克巴统治时期的最可怕的饥荒开始于1594年，一直持续到1598年。像通常所发生的那样，它伴随着瘟疫，家庭、村社和城市人口锐减。一位当时的编年史家写道：“人们以自己的同类为食，街道和马路被尸体堵塞，无法提供帮助将尸体搬走。” [10]

同样严重的饥荒于1630—1632年发生在德干和古吉拉特，当时是沙·贾汗统治的第四年和第五年。这场自然灾害的恐怖景象可以从官方史学家阿布杜·勒·哈米德的叙述中窥见一斑：“捣碎的死人骨头与面粉混合在一起出售，宁愿选择儿子的肉而不选择他的爱。”英国旅行家皮特·芒迪也记载，在他从苏拉特到阿格拉之旅中，发现苏拉特和布尔汉普尔之间的大片地区遍野都是尸体，以至于他很难找到地方搭建一个小帐篷。

奥朗则布统治的第一年同样遭受了非常严重的饥荒，在北印度和中印度造成了无以言状的灾难。托德描述了这次饥荒在马尔瓦尔造成的后果，他说：“不再有种姓区分，首陀罗和婆罗门没有区别，水果、鲜花、各种蔬菜，甚至树木也被剥了皮，用以充饥，不仅如此，甚至人吃人！城市空无一人，家庭的种子丧失了，鱼儿灭绝了，所有的希望消失了。”

虽然印度容易发生周期性的灾难和严重的饥荒，但是，莫卧儿政府似乎没有作出任何全面或长期的努力提供救济。高死亡率、奴役儿童和同类相食是莫卧儿时代严重饥荒的正常伴随物，就像过去时代所发生的那样。

在1595—1598年的大灾难巡视中，阿克巴努力减轻灾难，他用天性热心的波哈拉代替谢赫·法里斯，担当主管救济措施的特殊职责。虽然没有有关他的安排的记录留传给我们，但是，可以肯定，他所做的只不过是给一些城镇饥民提供粮食而已。

《巴德沙本纪》（《帝王本纪》）的作者穆罕默德·阿民·伊·卡兹维尼断言：“在1630—1632年的可怕饥荒期间，沙·贾汗开设了几个施粥处，20周的时间里施舍了15万卢比，豁免了十一分之一的土地税。”除此之外，就皮特·芒迪所见，政府没有对饥饿的人提供进一步的帮助。显然，豁免十一分之一的土地税意味着仍然要征收十一分之十的土地税。那么，从一个“处于极端不幸”和“失去任何生产力”的国家征收十一分之十的土地税是否妥当和可行值得质疑。无疑，死于饥饿和伴随而来得瘟疫的人无以计数。就连居住在城镇的织布工或其他产业工人也与农业人口一样遭受苦难。实际上，古吉拉特的织布业完全崩溃，以至于织布工弃家而走，英国代理商为他们的货船采办不到货物。

1658—1660年的饥荒显然同样严重，特别是信德。据苏拉特代理商在写给东印度公司的信中说，在信德饥荒横扫了大多数人民。他们在1660年4月13日的信中说，任何地方的饥荒都没有这里这么严重，活人无法掩埋死者。奥朗则布减轻他的臣民负担的努力只局限于颁布一项命令，即免除七十多项烦琐的税款和各种捐税，严格禁止征收这些捐税。即使这种计划中的救济也未能向人民兑现，因为据哈菲汗所说，皇帝的禁令没有生效，地方官员继续为他们自己的利益而征收几乎所有被禁止的捐税。[11]

同时代人记载的证据使我们相信，莫卧儿政府在这些定期巡视中没有提供实际上的救济，不管在由于缺雨而引起的一般季节性灾难还是上面提到的不幸而持久的饥荒中，农民都独自承受苦难，孤立无援。由于国家的需求阻碍了农民获得任何经济储备，而莫卧儿帝国官员的贪婪和腐化又加重了国家的需求，因此农民只能屈服于不幸。

缺乏适当的救济组织，缺少各地之间快速的交通工具，对世俗事务的宿命看法，所有这些结合在一起阻碍了拯救人的生命的任何认真努力。事实上，直到奥朗则布去世170年之后，纵使花费巨大代价也要保护人的生命才被接受为全面的国家救济政策的指导原则。

[1]FOSTER W. Early Travels in India，1583—1619［M］. New Delhi：Oriental Books，1985：154.

[2]EDWARDES S M，GARRETT H L O. Mughal Rule in India［M］. Delhi：S. Chand & Co，1956：298.

[3]Vincent A S. Akbar：The Great Mogul，1542—1605［M］. Delhi：S. Chand & Co，1962：162-164.

[4]SMITH V A. Akbar：The Great Mogul，1542—1605［M］. Delhi：S. Chand & Co，1962：252.

[5]SLEEMAN W H. Rambles and Recollections of an Indian Official［M］. Lond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1：401.

[6]FOSTER W. Early Travels in India，1583—1619［M］. New Delhi：Oriental Books， 1985：179.

[7]FOSTER W. Early Travels in India，1583—1619［M］. New Delhi：Oriental Books，1985：17、20、23、133、137、161、173、177、182、292.

[8]FOSTER W. Early Travels in India，1583—1619［M］. New Delhi：Oriental Books，1985：301.

[9]SMITH V A. Akbar：The Great Mogul，1542—1605［M］. Delhi：S. Chand & Co，1962：386.

[10]SMITH V A. The Oxford History of India［M］. 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1：362.

[11]SMITH V A. The Oxford History of India［M］. 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1：4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