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悔何及：一发不可收拾的溃疡

十、追悔何及：一发不可收拾的溃疡

奥朗则布（1618—1707，1658—1707年在位），莫卧儿帝国的第六代君主，也是莫卧儿盛世时期的最后一位皇帝。

奥朗则布曾两次登基，1658年7月21日占领阿格拉后宣布登基，1659年6月取得决定性胜利后举行盛大典礼，再度登基，称号“阿拉姆基尔”，即“世界征服者”[1]。

奥朗则布的统治可分为两个几乎相等的阶段：第一阶段（1658—1680）是在北印度度过的；第二阶段（1682—1707）是在德干度过的。

朝代前半期的经营中心在北方，东北边疆、西北边疆和拉其普坦纳是莫卧儿在北印度的军事活动舞台。

朝代的后半期，政治重心从印度北部转移到南部，皇帝和他的家眷、朝臣以及大部分军队都住在德干，忽略了对北方的管理，使整个北方陷入混乱和无政府状态。

奥朗则布能够打垮比贾普尔和高康达这些穆斯林苏丹国，但是，他与马拉塔人方兴未艾的印度教国家之间的斗争却胜负未定。

尽管奥朗则布极其勤勉，十分忠于职守，但他长达50年的统治却以悲剧告终。

奥朗则布统治时期，彻底改变了他前人统治下的莫卧儿国家的性质。他妄图按《古兰经》的信条，把一个印度教传统根深蒂固、印度教徒人口占压倒多数的大国变成正统的逊尼派伊斯兰教帝国。

为此，他蓄意抛弃阿克巴联合以拉其普特封建王公为首的广大印度教徒的立国政策，对印度教徒进行迫害。

他没收印度教寺庙的教田和财产；谕令各省总督普遍拆毁印度教寺庙和学校；严禁重建和宣传其教义；将印度教寺庙夷为平地后改建清真寺；并将镶有无数珍宝的印度教神像埋于阿格拉大清真寺的台阶下，让伊斯兰教徒践踏侮辱；下令将各级税务机关中的印度教徒会计和书记人员裁撤；对印度教徒重新征收被阿克巴废除了的人头税；禁止印度教徒骑马、坐轿、乘象和举行宗教节日活动。

印度教徒不是奥朗则布正统派的唯一牺牲品。什叶派也为他的逊尼派的偏执势力所排斥，而且布赫拉人和科查人也受到迫害。

锡克教的第九代师尊也被奥朗则布下令于1675年处死，他的儿子和继承人哥宾德·辛格师尊创立了好战的“卡尔沙”神权政体，使他的信徒在心里铭记了从莫卧儿统治下获得解放的渴望。循环不息的镇压和复仇就成为锡克历史的特色。

“锡克”一词，来源于梵文，意思是“学生”“弟子”“信徒”。

锡克教于15世纪末叶由那纳克创立。它原属于印度教的一支，由于印度教虔诚派运动的开展，后来发展成为一种独立的宗教。

锡克教徒十分尊重本教的首领和祖师，尊称为“古鲁”。从第一代师尊那纳克算起，到哥宾德·辛格为止，先后共有10位师尊。

之后，虽然还有其他人继任领导，但都不再称为师尊。按照规定，凡承认锡克教义、10位师尊和锡克教经典者，皆可成为锡克教徒。

锡克教提倡平等、友爱，强调实干。那纳克曾公开宣称，他的宗教既不是印度教，也不是伊斯兰教，而是一种试图把印度教和伊斯兰教融为一体的新宗教。

它既反对印度教的多神说和不平等的种姓制度，也反对偶像崇拜和男尊女卑，还反对妇女戴面纱和幽居深闺以及印伊两教繁缛的祭祷仪式等。[2]

那纳克师尊所处的时代，正好是莫卧儿王朝开国君主巴布尔征服印度的时代。当时洛提王国的王子提拉华尔汗出于篡夺王位的目的，写信给巴布尔，鼓励他进攻印度。

巴布尔本来对印度就虎视眈眈，垂涎三尺。得信之后，喜出望外，遂率兵向印度进发，帕尼帕特一役，打败了洛提王国的军队，国王战败身亡。

那纳克师尊对提拉华尔汗的行径非常气愤，大为不满，认为这是引狼入室，喻之为“罪恶的迎亲队”。他把腐朽的统治者和封建领主诅咒为刽子手、恶狗和吸血鬼，还把耳闻目睹的血淋淋的事实、哀鸿遍野的凄惨景象写成一本书，有力地揭露了由于巴布尔入侵所造成的桩桩惨案。

当巴布尔从呼罗珊出兵向旁遮普进发的时候，消息迅速传遍了整个旁遮普，全国百姓陷入一片恐慌之中。师尊那纳克目睹了这一现实，愤怒地写道：

出兵呼罗珊，印度吓破胆，

敌人来进犯，不必怨苍天。

巴布尔入侵以后，人民惨遭屠杀。这时，为人们的苦难而悲伤的诗人那纳克激愤地责问梵天：“啊，梵天，你眼看着大家受苦受难，可是你丝毫也不怜悯，你怎能忍见一只残暴的老虎向一头弱小的母牛扑去！”

那纳克对待富人和穷人泾渭分明，他蔑视富有，同情贫穷。

一天，有个地主请他去吃饭，出乎地主所料，他断然拒绝。地主问他不去的原因，他明确地回答：“你家的饭里渗着穷人的血。”

与此相反，他常到当地一户贫苦人家去吃饭，说那是奶糕。

他公开反对朝圣和宗教的伪善。一次，他看见人们站在恒河里，面向东方，朝着太阳浇水。而他反其道而行之，面向西浇水。人们以为他是疯子，问他：

“你面朝西给谁浇水？”

“给太阳呀！”

“太阳不在西面，你为什么朝西浇水呢？”

“在迦尔达尔普尔有我的地，都干了，我在给地浇水。”那纳克说。

“可是你浇的水连河岸都到不了，全洒在河里了，怎么能到达迦尔达尔普尔呢？”一位学者轻蔑地问道。

“如果我浇的水到不了迦尔达尔普尔，那么，你浇的水怎么能到太阳那里呢？”那纳克反驳道。[3]

众人被驳得哑口无言。

当时，妇女在社会上备受歧视，在一些信仰印度教的种姓中，流行着杀害女婴的陋习，女孩一生下来，就被杀死。那纳克坚决反对这种野蛮行径，并指出了妇女的应有地位。

他说，在生活中，男子离不开女子，否则没法过日子。他还说，妇女既然能生出帝王、仙人和英雄，她们在男人面前为什么就一钱不值呢？怎能说她们低贱，微不足道呢？

那纳克讲究实际，不相信出家为僧和云游山林就可以见到梵天。他说，家居是最理想的，只有尽好家庭义务，才能沿着正确的道路到达梵天那里。

那纳克出生于平民之家，生活在平民之中，一生从事耕种，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时常教导教徒：“生活在虚幻之中，而又不被虚幻所迷恋，才能得到真正的瑜伽（精神和梵天融为一体）；靠外表的伪装，什么也不可能得到。”

继师尊那纳克之后，恩戈代瓦、阿达马·达斯、拉姆·达斯、阿尔詹相继任第二代、第三代、第四代、第五代师尊。

第四代师尊拉姆·达斯与莫卧儿皇帝阿克巴交往密切。阿克巴赏赐给锡克教徒一块在阿姆利则的土地建立金庙，阿姆利则从此成为锡克教运动的圣城，金庙成为锡克教的宗教、政治和军事中心。[4]

第五代师尊阿尔詹受到莫卧儿皇帝贾汉吉尔的怀疑，不幸惨遭杀害，至此，锡克教结束了和平发展的时期，走上了武装斗争的道路。

从第六代师尊哈尔·哥宾德开始，锡克教发展成为半武装的宗教组织，注重武装组织和训练，经常与政府军和异教徒发生冲突。第七代师尊被莫卧儿皇帝囚禁于德里。第八代师尊13岁不幸夭折，死于天花。

第九代师尊代戈巴哈杜尔被奥朗则布杀害。第十代师尊哥宾德·辛格对锡克教进行了重大改革，废除了师尊制度，制定了锡克教徒必须严守的为正义而进行圣战的五条“卡尔沙”戒律。

他要求教徒实行“五K标志”：缠裹头巾、终生蓄长须发、穿短裤、戴钢镯、身佩短剑。剑是为了自卫；长发和头巾，以示区别于其他教团；短裤表明锻炼的重要；钢镯是圣洁穆斯林弄脏的食物。

到1699年，师尊哥宾德·辛格在旁遮普的阿南德普尔召开了8000人大会，会上宣布成立了“卡尔沙”党，以便用武力对付各种灾难，保卫锡克教，同时，还给锡克教徒取了一个共同称号叫“辛格”，即雄狮。

据神话传说，当时，师尊哥宾德·辛格用宝剑在水里搅动，炼成了甘露，把5个弟子叫到面前，给他们喝了甘露，传授了法术，又在他们脸上和头上洒了甘露，然后，他低头站在这5个弟子面前，要求他们给他教诲。

弟子们十分惊讶，不知所措。弟子怎么能教诲师尊呢？

师尊对弟子说：“我已经把法力传给你们，从今以后，称锡克教首领为师尊即‘古鲁’的传统宣告结束。《格兰特》（锡克教经典）就是我们的师尊。我们称它为师尊‘格兰特·萨哈布’。今后，我们要称为‘辛格’，即狮子，要像雄师一样勇猛。从今天起，我的名字由哥宾德·罗耶改为哥宾德·辛格。”相传这件事发生在旁遮普霍希亚普尔县境内的阿南德普尔，时间在拜萨喀节即丰收节。

这样，从第六代师尊开始，锡克教开始发展为武装组织，到第十代师尊最终完成了锡克教军事化的任务，组成了一支强大的锡克军，同莫卧儿军队展开了长期的斗争。

奥朗则布把国家利益与跟他宗教信仰相同的人的利益等同起来，伤害了与他宗教信仰不同的人。这种政策在臣民中激起了强烈而持久的不满情绪，在他统治的后期，这种情绪分散并耗竭了他的精力，从而成为莫卧儿帝国衰落和崩溃的主要因素之一。

奥朗则布统治时期，为扩大疆土而穷兵黩武。莫卧儿帝国领土扩张的过程前后达两个世纪，在奥朗则布统治时期进行得比较迅速。

奥朗则布的“雄心勃勃而又富于进取心的军官们”成功地扩大了其主子的领土。1661年，孟加拉总督米尔·朱姆拉率领一支装备精良的军队，向帝国东部边境进发，去制止阿豪马人的侵略。1662年3月17日，军队抵达阿豪马王国的首都加尔冈。阿豪马人稍事抵抗后，就听任其首都和财产由帝国军队摆布。

米尔·朱姆拉死后，阿萨夫汗的儿子，亦即奥朗则布的舅父谢斯塔汗，被任命为孟加拉总督。他担任这一职务达30年之久，其中只中断不到3年的时间。他于1694年在阿格拉去世，终年九十多岁。

他严惩了葡萄牙海盗，兼并了海盗的大本营孟加拉湾里的松迪普岛。1666年，他还从葡萄牙人的同盟者，若开的国王那里抢占了吉大港。但是，海盗的祸害无法完全根除，海盗继续骚扰东孟加拉人民，一直到18世纪末叶。 [5]

奥朗则布在西北边境也极力扩张势力，因为那里爱好骚动的穆斯林部落一直是莫卧儿帝国的心头之患。这个地区土地稀少，迫使住在那里的彪悍的阿富汗部落养成拦路抢劫和向旁遮普西北部的富裕城市敲诈勒索的习惯。

1674年7月初，奥朗则布亲自到白沙瓦附近的哈桑·阿卜达勒，巧妙地把外交和武力结合起来，因而取得了很大的成功。许多阿富汗部落被他用礼物、补助金、扎吉达尔和官职收买了，而那些更为倔强的部族则被他用武力征服了。

就这样，莫卧儿皇帝以采取发补助金的政策，或以使一个部族反对另一个部族，或用他自己的比喻来说，使两块骨头相撞把它们砸断的方法，镇压了阿富汗人的各次起义，恢复了帝国在西北方的威望。

莫卧儿人的边境战争无疑已经胜利结束了。但是，这些战争的间接影响却损害了帝国的利益。它破坏了莫卧儿帝国的财政状况，它的政治影响甚至更为有害。

由于这次战争，在随后发生的拉其普特战争中要雇用阿富汗人就不可能了。而且，因为把最好的莫卧儿军队从德干调到西北边境作战，就解除了对西瓦杰的压力。阿富汗人就这样间接帮助了拉其普特人和马拉塔人。

1679—1681年，奥朗则布又发动拉其普特战争，强令拉其普特的罗托族人改宗伊斯兰教，又强令梅瓦尔罗阇强征印度教徒人头税。奥朗则布的拉其普特战争，对他的帝国产生了灾难性的后果。在这块荒无人烟的土地上牺牲了数千条人命，浪费了巨额的金钱，对皇帝来说没有得到持久的成果。

这种结果对帝国的威信是有损害的，而其物质上的后果则更糟糕。奥朗则布激起了拉其普特人的敌视，从而在德干的消耗性战争中或在对西北边境加以控制的重要工作中，丧失了帝国长期以来的朋友，即骁勇善战的酋长和士兵的忠诚的效劳，这是他政治上的极不明智之举。

在德干，1686年，奥朗则布征服比贾普尔和高康达。1689年，攻占马拉塔首都赖伽尔，杀死其首领桑布吉。但这些胜利没有带来什么好处，因为它打破了德干地区可靠的权力平衡，引发了新的敌对现象。虽然奥朗则布通过征服把其势力扩张到半岛深处（在这一方面他的那些先辈均要稍逊一筹），但成果难以牢牢控制住，结果在他的统治末期莫卧儿面临的敌人比他即位伊始还要多。

到1690年，奥朗则布的势力达到了顶点，莫卧儿帝国版图的扩张达到最大范围，囊括了整个南亚次大陆及阿富汗地区。他成了几乎整个印度——从喀布尔到吉大港、从克什米尔到高韦里河的至高无上的君主。

到了这时奥朗则布似乎得到了一切，但事实上却把一切都丢光了。这是他末日的开始，从此揭开了他一生最痛苦、最绝望的一章。

莫卧儿帝国已经扩张得太大，由一个人或一个中心已经无法统治了。他的敌人从四面八方崛起。他虽能打败它们，但却不能永远压服它们。北印度和中印度的许多地方都变得目无法纪。

年事已高的皇帝远在德干，对印度斯坦的官员完全失去了控制，行政工作逐渐松弛而腐败；酋长们和柴明达尔们蔑视地方当局，独断专行，使国家一片混乱。特别是在阿格拉省长期骚乱不止。

艺术和学术由于皇帝不再给予赞助而衰落。没有一座大型的建筑物，没有一部优秀的手稿，也没有一幅精致的图画纪念奥朗则布的朝代。

德干的无休无止的战争耗尽了他的国库，政府破产了。因拖欠薪饷而挨饿的士兵发动兵变。在他统治行将结束的几年间，能干的迪万穆尔希德·库利汗定期送缴来的孟加拉税收是对皇帝的王室及其军队的唯一财政支持。

拿破仑一世常说，是西班牙的溃疡毁灭了他，而德干的溃疡则毁灭了奥朗则布。

奥朗则布遇到的最难对付的劲敌是马拉塔（一译“马拉特”或“马拉提”）联邦。

马拉塔人分布在德干西北部山区，是拉什特拉库塔人的后裔，其语言自中世纪以来自成一个系统，是一个强悍好战的民族。

西瓦杰（一译“西瓦吉”，1627—1680），是马拉塔国家的缔造者和奠基人，反抗莫卧儿帝国统治的民族英雄和领袖。1646年以后，西瓦杰以浦那为据点，把马拉塔人团结成为强有力的战斗集团，开展反抗比贾普尔苏丹和莫卧儿王朝的解放斗争。

1659年，西瓦杰杀死了妄图用和谈诱杀他的比贾普尔苏丹的统帅阿弗柴尔汗。1660年，西瓦杰进攻莫卧儿帝国领土，奥朗则布派沙伊斯塔汗进剿，占领浦那。

1663年4月，西瓦杰夜袭浦那，刺伤沙伊斯塔汗，迫使莫卧儿军队撤离德干。但不久，奥朗则布派拉其普特将领贾伊·辛格为统帅，率大军打败西瓦杰，将其围困在普朗达尔堡垒。西瓦杰迫于敌强我弱的不利形势暂时投降。

1665年，双方缔结《普郎达尔条约》。条约规定，莫卧儿王朝应给予西瓦杰印度高级罗阇礼遇。但在1666年西瓦杰赴阿格拉觐见莫卧儿皇帝时，因受到冷遇而表示强烈抗议，奥朗则布将他软禁在阿格拉。1667年，西瓦杰用计逃回德干。

据说奥朗则布曾在他最后的遗嘱上写道：“一时的疏忽就成了多年的耻辱的原因，该死的西瓦杰得以逃走是由于我的不慎，我不得不努力攻击马拉塔人，直到我的生命结束作为此事的后果。”

这位伟大的皇帝只能意识到他的疏忽，却没有想到，宽大和同情可能会把这个敌人变成朋友，狡猾的策略并不是政治家的风度。

1670—1673年，西瓦杰再次兴兵，他打败莫卧儿军，收复浦那及所有堡垒，势力扩大。1674年，西瓦杰加冕为王，自封“查特拉巴蒂”，即“独立君主”。他经过35年的反抗穆斯林统治的斗争，把马拉塔人的96个部族集合为独立的军事强国，并为加强马拉塔国家力量，进行了一系列改革。

1680年，西瓦杰殁于征伐莫卧儿王朝的途中，终年53岁，他成功的事业就此告终。 [6]

无论是作为一个统治者还是作为一个普通百姓，西瓦杰在印度历史上都占有杰出的地位。他是天生的领袖，他能吸引住所有与他接触的人。凭着他异常的勇敢和外交手腕，他从一个扎吉达尔晋升到独立君主的地位，并且成为当时势力正处于全盛时期的强大的莫卧儿帝国无法抵御的敌人。

西瓦杰不仅是一个勇敢的战士、成功的军事征服者，而且是其人民开明的统治者。罗林森先生说道：“西瓦杰几乎像所有伟大的军人——拿破仑是一个明显的范例——一样，他也是个伟大的行政官员，因为一个能干的将军所必须具备的品质，正是一个成功的组织者和政治家所要求的品质。”

西瓦杰画像

他最辉煌的成就是，不顾四大势力——莫卧儿帝国、比贾普尔、葡萄牙人的印度和詹吉拉的阿比西尼亚人的反对，把微粒一样散布在德干许多王国的马拉塔族人联结成一个强大的国家。他去世时留下了一个幅员广大的王国。

格兰特·达夫写道：“然而，对莫卧儿人来说，西瓦杰所拥有的领土和财富还没有他所树立的榜样、他所创立的制度和习惯以及他向大部分马拉塔人民所灌输的精神那么可怕。”

他所建立的马拉塔国，在奥朗则布统治期间及其以后都蔑视莫卧儿帝国，并且在18世纪期间仍然是印度处于支配地位的势力，以至于奥朗则布的一个后裔成了马拉塔一个酋长的傀儡，马拉塔势力还与英国人争夺印度的霸权。

一些近代作家曾把西瓦杰说成是“提倡劫掠的人或者是与阿拉乌德丁或帖木儿相似的印度人”，这种说法是不公正的。作为一个伟大的建设天才，他具备一个国家民族复兴所需要的一切必不可少的品质。

他的制度是他自己创造的，他在行政管理方面不接受外国的援助。他的军队是由他本国的人而不是由法国人训练和指挥的。他所建立的东西经久不衰，甚至一个世纪以后，他的制度还得到赞美和仿效。

他不是一个为了掠夺财物便滥施暴行和抢劫的残忍的征服者。他在作战期间对待妇女和儿童，包括穆斯林的妇女和儿童的豪侠行为，甚至得到敌视的批评者哈菲汗的赞扬，他说：“西瓦杰总是竭力维护他的领土上的人民的荣誉，在伊斯兰教徒的妇女和儿童落入他的手里的时候，也小心地维护他们的荣誉。他在这一点上的命令是非常严格的，凡不遵守者都受到惩罚。”[7]

罗林森评论道：“他从不蓄意杀戮，也不胡乱杀戮，尊重妇女、清真寺和非战斗人员，战斗结束后阻止乱杀，以礼释放和遣散被俘官兵。这些都肯定不是微不足道的美德。”

西瓦杰的理想是在他的国家里恢复一个土著人的帝国，而且一心一意追求这种理想。可是，他没有时间完全实现这一理想。

在私生活方面，西瓦杰对当时流行的诸多恶习一尘不染，他的品行道德特别高尚。他从早年时代起就笃信宗教，在执行政治和军事任务的过程中，也不忘记他的母亲曾激励过他的崇高理想。

他力图使宗教成为振奋马拉塔国民的极其重要的力量，并且经常赞助印度教的宗教和学术。一位近代马拉塔语作家写道：“宗教在他的手里是作为产生正直行为和宽宏大量的永远旺盛的源泉；宗教并没有迷住他的心窍，也没有使他麻木不仁而成为一个抱有偏见的人。”

他容忍其他宗教信仰，十分尊重穆斯林圣徒，并给予免收租金的土地，作为穆斯林圣祠和清真寺的灯火费；他在第一次劫掠苏拉特期间，对待天主教方济各会的神父的态度是尊重的。

甚至对他批评得最激烈的人哈菲汗也写道：“他规定他的部属去抢劫时不得损害清真寺、《圣经》或任何人的妻女；每当一本神圣的《古兰经》落入他的手里，他总是恭敬地对待它，并把它送给他的某个穆斯林部属；当印度教徒或穆斯林的妻女被他的士兵俘虏时，他看守着她们，直到她们的亲属带着适当的赎金将她们赎回。”

西瓦杰虽然去世了，但他曾经以之激励他的人民的那种精神并没有消失。马拉塔人迅速恢复了元气，再度开创了一场对莫卧儿人的民族抗战，这场战争终于耗尽了后者的财力、物力。

马拉塔的将领们在各地各自为战和进行袭击，奥朗则布到处都碰见敌人。马拉塔人横过印度半岛，从孟买到马德拉斯，他们像风一样不可捉摸，任何头目被俘或据点的被占都不能使这种抵抗的力量陷于枯竭。

实际上，奥朗则布面临着一场“人民战争”，而他又无法结束这场战争，因为既没有马拉塔政府，又没有国家军队让他进攻和消灭。两个能干而活跃的马拉塔将军桑塔和达纳，从一个地区扫荡到另一个地区，给莫卧儿人造成极大的损失和混乱。

萨尔卡尔爵士说道：“莫卧儿的行政机构确实已瓦解了，只有当皇帝带着他的所有军队驻在这个国家的时候，才把行政机构保持在一起，但它这时也是虚妄的，有名无实的。桑塔和达纳是这个时期的英雄，主动权完全操在他们的手里，他们打乱了帝国军队所作的每个计划和算计。”[8]

马拉塔人已经主宰了德干和中印度的形势。一个目击者写道：“马拉塔人完全控制了整个王国并封锁了大路，通过劫掠，他们摆脱了贫困而变得十分富有。”

这些领导人及其军队在这些日子里很有信心地进行活动，因为他们已吓倒了莫卧儿的指挥官，使他们望而生畏。目前他们有大炮、滑膛枪和弓箭，还有大象和骆驼运载他们所有的行李和帐篷。

总之，他们的装备和行动一如莫卧儿的军队。仅仅在几年前他们还不是这样行军的。在那些日子里，他们的武器只有长矛和两英寸宽的长剑。由于是这种武装，他们惯常在边境上偷偷摸摸地活动，四处找寻他们所能找到的东西，然后再离家逃走。但是，现在他们却像征服者一样行动，对莫卧儿的任何军队都毫不畏惧了。

年迈的奥朗则布长期陷于对马拉塔战争的泥沼，耗尽了帝国的兵力和财力，军队因欠饷和挨饿而叛变，地方政权对中央政府的离心倾向不断发展，割据势力日益扩大，帝国面临崩溃的危机。

奥朗则布的军队在马拉塔骑兵的追逼下疲于奔命。在极度紊乱、孤独、痛苦、匮乏之中，怀着完全失败的情绪，奥朗则布于1705年撤退到艾哈迈德纳加尔。

他内心充满苦恼，眼前看到的只是一个接着一个的失败，他的帝国已经精疲力竭。他向难以管束的儿子们建议，以瓜分的方式来拯救帝国，但这个建议没有人理。

他写信给他的儿子阿姆说：“我孤零零地来到人间，也将孤零零地离开人间；我对国家、对人民都没有做好工作；前途也没有希望。”

他写信给卡姆·巴赫什说：“我把我的缺点所造成的负担带走，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的船已经下水。”

真可谓：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

这些信中悲凉凄怆的情调一定会感动每个人的心灵，并激起对这位躺在“孤零零的临终寝床”上的老皇帝的同情。

由于忧虑重重，辛苦劳累，皇帝已心力交瘁，1707年3月3日早晨，他口中念叨着穆斯林的祷告，在艾哈迈德纳加尔军营中逝世，时年90岁，在位50年。他的遗体被运到道拉塔巴德，埋葬在著名的穆斯林圣徒布尔汉·乌德·丁的陵园里。

评价奥朗则布这样一个人物的性格和政策，确实不是一件易事。许多人主要考虑他的错误，而不是他的优秀品质，对他的优点人们往往视而不见。

奥朗则布本是一位胸怀大志的人。他既不喝酒，亦不嗜逸乐。他勤于国事，而不随便支用国库。他认为建造华丽的王宫和陵墓都是浪费的举动，因此在位50年，没有兴建任何建筑物。他的一生致力于把莫卧儿王朝的领土进一步扩充，莫卧儿王朝从巴布尔到奥朗则布时期，可以说是空前的强大。

《奥朗则布临朝》。细密画，创作于1710年

他的个人生活以俭朴、虔诚和严肃著称。他即位初年，一般自食其力，自己抄写《古兰经》，学制帽手艺。他谨慎地不沾染上他那个时代的诸多恶习，避免沉迷于禁忌的食物、饮料和衣着，他妻子的数目“甚至还不到《古兰经》所允许的四个之数”。因此，他被他的同时代人看成是“生长于帝王之家的托钵僧”，而穆斯林则尊他为“活圣人”。[9]

他简化了庆祝他生日和加冕日习惯的宗教仪式。在他即位第十一年起，取消了接受人民敬礼的阳台谒见习俗。同年，他禁止在宫廷奏乐，并遣散了那些老音乐家和歌唱家。第十二年，他革除了在两个生日时用金银或其他商品来称皇帝体重的仪式，并遣散了皇家天文学家和占星术家。

为了避免钱币上的伊斯兰教宗教信仰表白被怀有其他宗教信仰的人弄脏，他禁止使用钱币。为了提高全体人民的道德水准，他发布了一系列法规，禁止生产、贩卖和使用酒和大麻，下令舞女和娼妓要么结婚要么离国，禁止寡妇殉夫，禁止在某些宗教节日烧柴捆和游行，禁止唱诲淫歌。

他是一个热衷于穆斯林神学的学者和老练的书法家，而且努力用宗教的学问教育他的孩子们。但遗憾的是，他很少鼓励艺术和文学。《阿拉姆吉尔法典》是得到他赞助的唯一的学术著作，这部法典一直被认为是印度所制定的穆斯林法律的集大成者。

他是一个虔诚的穆斯林，以清教徒式的热情小心谨慎地遵守《古兰经》的戒律。在巴里黑战役期间，有一次虽然战斗正在他周围进行，但他还是按时跪下去做完祈祷。任何人都不能否定他在宗教信仰方面的真诚。

但是，这种宗教上的极端拘谨使他变得冷酷而严厉，而且使他在感情上的温柔品质的源泉枯竭。因此，他缺乏同情心、想象力、开阔的眼界和选择方法时的灵活性。

勇敢无畏、目标坚定、无穷活力是他的一些突出特性。他军事上的征战足以证明他非常勇敢，他用以挫败敌人阴谋的手段表明他是外交和治国方面的能手，他的记忆力惊人，励精图治的精神不屈不挠，他亲自阅读所有申诉书，并亲手在上面批示。

意大利医生杰梅利·卡雷利，在奥朗则布统治期间曾访问过印度，并在1695年奥朗则布77岁时见到了他。当时他不戴眼镜，亲手审批申诉书，从那愉快而笑容可掬的面容来看他似乎极其喜欢这件工作。

奥朗则布尽管朝气蓬勃，性格刚强，可是作为印度的统治者，却明显是失败的。他简直没有认识到，一个帝国的伟大有赖于全体人民的进步。他由于宗教热情强烈而不顾人民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人的感情，因而激起了一些势力敌视他的帝国。

从孔雀帝国时代以来的印度历史清楚地表明，这个国家的政治进步有赖于宗教上的宽容政策，因为这种政策力图在各种不一致的人中创造和谐一致的气氛。强调宗教差别，而又想建立一个统一的印度，这只能是痴心妄想。

而且，奥朗则布的勤奋刻苦和工作能力，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对他是不利的，因为这使他心里产生一种过于自信的意识，而对他的臣下过分不信任。这导致他对国家极其微小的事情也经常进行干预，其结果是使地方官吏始终处于受监视的状态，从而压抑了他们的主动性，降低了他们的责任感和工作效率。这不能不造成印度这样一个幅员广阔、情况千差万别的帝国在行政上的退步。

哈菲汗从一个正统的逊尼派的角度，对奥朗则布作了如下评价：“在帖木儿家族的所有君主中，甚至在德里的所有君主中，显然没有任何一个君主像他那样以虔诚、严格和公正而著称，在勇气、坚忍和判断正确这几方面，他是无与伦比的；但是，他因为对法律禁令的尊重而不使用刑罚，没有刑罚，一个国家的行政工作就不能维持；由于竞争，他的贵族之间已经出现了钩心斗角的现象，因此，他所作的每一个计划和方案到头来很少有用，他所从事的每一件工作虽然长期在进行，但却达不到目的。”

奥朗则布有许多优秀的品质，但却不是个有远见的领袖；他是个精明的外交家，但却不是个明智的政治家。这个清教徒式的皇帝的统治是一场大悲剧。

不可一世的奥朗则布，到晚年才明白他的政策错了。他在写给他儿子的信中说：“现在我衰老极了，我赤裸裸地来到世界，而我离开这世界时却只带着我的罪过啊！我一生的努力全归无效，我没有尽到我的责任来好好治理我的人民。我不知道真主将怎样处罚我，我希望真主能饶恕我。可是我所做的令我战栗。啊！做的事情已经做了，追悔何及？再会了！再会了！再会了！”[10]

奥朗则布死后，莫卧儿帝国便四分五裂，一蹶不振。

[1]RICHARDS J F . The New Cambridge History of India，I·5：The Mughal Empire ［M］.Lond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3：165.

[2]尚劝余. 印度人［M］. 西安：三秦出版社，2003：156-158.

[3]SINGH K. A History of the Sikhs：Vol.1［M］.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3：30.

[4]培伦. 印度通史［M］. 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0：255-257.

[5]SARKAR J N. The Life of Mir Jumla［M］. Delhi：Rajesh Publications，1979：278.

[6]SARKAR J N. Shivaji and His Times［M］. New Delhi：Orient Blackswan Pvt Ltd，2010：295.

[7]MAJUMDAR R C，RAYCHAUDHURI H C，DATTA K. An Advanced History of India［M］. New Delhi：Macmillan India Limited，2004：515.

[8]SARKAR J N. History of Aurangzeb：Vol.2［M］. Bombay：Orient Longman，1973：211.

[9]SMITH V A. The Oxford History of India［M］. 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1：448.

[10]EDWARDES S M，GARRETT H L O. Mughal Rule in India［M］. Delhi：S. Chand & Co，1956：155-1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