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文事 相得益彰
清政府派遣景耀月等这批留学生赴日留学，本是为其封建专制培养人才，让他们将来作皇权的卫道士，没想到这批学生到日本后大多数却背离了清政府的初衷，成了满清统治者的掘墓人。他们到东京后很快倾向了民主、革命，聚集在孙中山擎起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大旗下，景耀月便是这批激进革命派人物之一。他到东京第二年即加入了同盟会，还担任了同盟会文事部干事、政治部干事、山西分部部长等职为宣传革命和康梁保皇派作斗争还办了多种报纸，写了大量文章，倡言民族革命，光复华夏推翻满清政府。1906 年春，孙中山在东京同盟会总部召集会议，对国内外革命形势作了全面分析，并着重总结了我国历史上特别是近代农民起义失败的原因。景耀月在会上提出，革命党内部派系不一，过去大多是一派一地的单独行动，各地同志相互不配合，无统一准备统一指挥，不能及时呼应支援，以至于清廷可以从容应对，调集重兵各个击破。景定成也提出“南响北应”的思路。总会采纳了这些建议，决定进一步发展组织，壮大力量，准备发动旨在推翻满清统治的南北大起义。
为了确保大起义的顺利进行，从组织上同盟会总部对主要成员进行了分工：黄兴为总负责人，宋教仁、胡汉民、景耀月、于右任、张继、赵声、马君武、陈英士、居正、覃振、田桐、陈汉元等派赴全国各地开展工作，全面展开宣传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建立和发展革命组织，同时联系和争取倾向革命的进步军人、帮会、绿林及其他有识人士，一旦革命力量强大，时机成熟，就开始实施南响北应的战略部署，使清政府首尾难顾，革命目的即可实现。景耀月、于右任、景定成受命负责组织开展北方的联络起义工作。北方是清政府统治的畿辅之地，封建势力强大，革命力量相对薄弱，开展反清斗争十分困难，不易成功风险极大，故以前多次起义均在南方爆发。景耀月以上海为基地多次奔走在华北、京津各地，建立了许多同盟会分支机构，为南北起义积蓄革命力量。
1907 年夏，景耀月回到东京向孙黄汇报了在北方开展工作情 况，又一起研究解决了有关具体问题，他还与田桐等受孙中山委托起草了“三民主义”文件。旋即回国传达同盟会总部的指示，部署下一步工作。
耀月留学日本，加入同盟会，投身革命，积极反清，否定立宪，鼓吹民主共和，成为同盟会骨干，经常在民报上发表文章，尤如《山西讨满洲檄》，因而招来了清政府的摒弃，遂将他从公派留学生中除名。耀月对此付之一笑：“天无绝人之路，其奈我何！”其后耀月常去码头做些苦工或与日本汉学界人士交流，以书法募得学费。直到1909 年顺利毕业于早稻田大学，获法律硕士学位。留日期间，他虽攻法学，但每日必课华文旧籍数篇，常习不辍，故于国学造诣尤深。
1909 年秋，于右任在上海主笔的“民呼日报”因抨击清廷遭查封，于亦被捕入狱，孙黄即嘱景耀月返回上海，一面协助营救于右任出狱，一面继续办报宣传革命，10 月3 日《民吁日报》创刊，范光启为社长，景耀月为总编，朱少屏为发行人。其宗旨是“提起国民精神痛除民生弊病，保存国粹讲求实学”，其版式与《民呼日报》相同，只是呼字少了两点成为“吁”字，意谓民众呼都不能，只好长吁短叹咨嗟太息，足见其用意良苦。发刊时轰动很大，不少文友热烈为之祝贺，如南社诗人同盟会员俞剑华在一首贺词《金镂曲》中有“最爱迷阳新雅颂，不减姬周兴味”，王用宾诗云：“景侯有佳句，出入洞天人。”燕舟贺诗中亦有“血性男儿今有几，热诚金石为之开。迷阳不惧伤吾足，珍重擎天浴日才”。足见当时文界对耀月的推重了。
《民吁日报》创刊后适值安奉路事件和日本吞并朝鲜又把魔爪伸向我国山东，从而引发国人抵制日货运动，加之日本伊藤博文遇刺事件，上海各报慑于当局压制及日本暴力，都噤若寒蝉。独有《民吁日报》愤怒指责：“试思中国之政府，谁之政府？ 日本之政府耶！北京之官吏！谁之官吏？ 日本之官吏耶！”又在10 月16 日、17 日连载社论论中国危机，及刊登锦齐铁道与远东和平等实况，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政策和行径展开尖锐的揭批。日本驻上海代理总领事松岗见报心如火烧，对该报的激烈攻击肆意怒骂日本，除了禁压再无别的办法，认为该报一天也不能再存在下去。在日领事的高压要挟下，清当局未审先封，于11 月29 日强行判决，令该报永远停止出版，《民吁日报》从创刊到被封，仅存47 天，然其影响却深入人心。在通令逮捕主办人之际。幸于事前得到上海道尹蔡乃煌外甥郑孝胥的密告，耀月便匆忙销毁重要文稿，速离上海，隐身东渡。其时在上海先后所办的革命宣传报有于右任主笔的“民呼日报”，景耀月主笔的“民吁日报”和宋教仁主笔的“民立报”。他们相互支持，互相供稿，其实质都是为同盟会宣传革命服务的。
耀月潜身东京后，与胡衍鸿、宋遁初、狄楼海等再谋革命。但日本政府已应清廷请求缉捕案犯，受同盟会指示，即化装为布商间道回东北，又与景定成等策动清军中觉悟之士和一些绿林义士，欲组织武装出兵辽沈，直捣幽燕。惟因其时清廷勒令地方严禁流动汉人留居东北，由于搜查甚严难有成效，致使行动搁浅。此行感触颇深，曾写有“辽东纪事”十多首诗作，也有和景定成的唱和诗作，以记革命举事之艰难。旋又辗转于琉球、澎湖、吕宋各岛及南洋各地，奔走呼号联络革命。途中结识了安南志士阮鼎南，阮本是越南王族状元，相机甚契，便至河内。时安南已沦为法国殖民统治，原世族阮氏集团为挽亡国积极聚集实力，力举复国运动。耀月流亡安 南后，即广结在越华侨，宣传革命，联合同志，在西贡、河内等地建立了同盟会分支机构，吸纳了一批爱国人士。还与安南革命党阮氏集团共谋革命之事并约定：“先由安南帮助中国革命，再由中国援助安南独立。”故安南革命党人胡志明等曾对我国革命多有支援帮助。在河内期间，为便于隐蔽遂改名为陆昭，字只君。不久耀月又被孙、黄召至日本，暂避伏居于东京青山代代木处，继续联络擘画革命诸事。时与陕西赵世钰、徐应庚、张靖，山西马凌云、景定成、张登云、米如玉、刘逵九、李竹村，湖北田桐，湖南陈家鼎，江西牛逊等同志处旋转移徙朝夕易地，继续策划全国大起义。亦曾多次返国，仍以上海为中心，奔忙于东北、西北各省联络起义事宜。他与景定成曾和任职清军统制的山西巡抚革命党人吴禄贞商议，谋求一变往日旧法，拟在北方起事，直捣京都，后因吴氏被袁世凯派人刺杀起义搁浅。同时又谋划了施从云、王金铭的滦州义军进攻天津等等。
吴禄贞烈士陵
在上海期间，耀月还曾于上海中国公学任教，以便联系文化界革命人士和培养进步青年。中国公学是二十世纪初学潮中诞生的，于1906 年在上海成立。1909 年由北四川路迁至吴淞。来到这个学校的老师、学生多是关心时事的爱国志士。校内革命气氛很浓，学生创办了具有革命倾向的竞业学会，发行《竞业旬报》，还传阅同盟会的《民报》、《革命军》等报刊。往来于四方的革命人士如陶成章、秋瑾等，多驻足于此讨论时政。实际上中国公学已成了当时变相的政治活动场所。景耀月于1909 年留日毕业回到上海即到该校任教，先后任教较为著名的有于右任、马君武、宋耀如、沈翔云等近百人。景耀月主讲法律，大力提倡民主，反对封建统治，青年学生受其影响尤甚。后来成为著名学者的胡适，其时就是他的门生。1909年11 月13 日他又在苏州虎丘张东阳祠与文友发起成立了进步文学团体——“南社”，与柳亚子、高旭、陈去病、俞剑华等同盟会成员，以诗会友，联络同志，常聚会吟唱评论时事，有着“要挽银河注酒杯”豪迈气概的志士仁人构成了彼时文化界的民族脊梁，他们宣传民主共和，反对满清专制。频繁的接触情谊日深，柳亚子当时曾有“赠秋陆”一首：“太原公子倾心久，意气如虹盘马来。倜傥雄文谁与抗，陆沉遗俗未全开。词华变雅新传颂，肝胆论交旧爱才。流涕新亭成底用，共君且尽一千杯。”由此一斑，可见梗概。
1910 年8 月“南社”借上海张氏味莼园三次雅集，耀月均被推为“南社”社刊——《南社丛刻》诗选编辑。时因他忙于发动反清起义多不在上海，但直至1911 年9 月17 日的多次雅集，他仍被推为诗选编辑。时宋教仁为文选编辑，王莼农为词选编辑，柳亚子为书记、会计，朱少屏、高旭、黄宾虹为庶务员。“南社”诗事活动直到1923 年因内部分化停止活动，《南社丛刻》共出二十二集。
其间景耀月以笔为武器，在《民呼日报》、《民吁日报》、《民立报》等发表了大量文章，如署名帝召的《迷阳庐新诗品》全文4500 余字，对我国传统诗词的源流，格品及一些诗人、名作，都作了详明深刻的阐述和论证，尤以汉魏六朝为详，鞭辟入里，多有独到。
《南社丛刻》刊物
在与保皇、立宪派斗争中，又以犀利的笔锋写了《谈余》、《大声》、《无题》三篇杂文痛击了论敌的种种卑劣行径和利用宗教、孔教愚弄国人的罪恶。在政论文《振发国民精神》一文中写道：“……当此国亡种灭之秋，国民正宜发奋自强，力谋进取，凡事事必仰政府之鼻息，承政府之颜色，顺政府之意旨，是自奴自隶自灭自亡之国民而已……”。在《泛论中国近今之恶现象》一文中指出“故使政治愈改良愈压制，风气愈开通愈偷薄，陷全国人民于悲运之中，驱困苦小民于死亡之地！迷信君主立宪之可以救国也，可谓至愚大惑也已！”振耳发聩，警策之极。他亲自执笔写的《民吁日报》发刊词，宏阔精辟，义正辞严宣扬了革命救国的宗旨，其大言煌煌文雅意昂对当时震动很大，从其现存论文中能代表他一生文笔最佳者当推此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