敌酋引缆 大义拒之
“九一八”事变没几天，耀月一天午餐时，忽见报载东北三省沦陷，遂伏案痛哭罢餐不食，捶胸顿足仰天叹道：“我辈辛亥同仁出生入死，千辛万苦，推帝制，立共和，得来的山河竟叫这般卖国贼一下断送千里，总理（指孙中山）有知，岂能安哉！”他竟痛苦得三日卧床不食。之后，写了不少诗词杂文发表在“北京益世报”等刊物上，抨击日寇侵华的野蛮和抒发自己对时局的痛心。这一思 想在他“答蔡谈月色夫人”一诗中有明确显露：“细数共和旧辈流，建康遥望石头秋。狄山乘鄣匈奴哂，都尉循环汉国羞。几载半闲侪秋壑，百年晚盖计承畴。士夫稽古犹无耻，女子空怀恤纬忧。”
1932 年，在侵华日军的策划下，清废帝溥仪在长春被扶持为伪满洲国傀儡皇帝，年号“大同”，成为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中国东北的工具。郑孝胥出任伪满洲国总理兼文教部总长，而早年耀月在上海因民吁报一案曾得郑氏帮助，方免一难，且郑氏诗、书俱佳，故一直相交甚厚，此时得知郑孝胥堕为为虎作伥的败类，激于民族大义，乃写信给郑氏，指斥他“背叛祖国，甘效吴三桂、洪承畴认贼作父觍颜事仇”，遂与之绝交！
北京沦陷之前，日本人为维持华北局面，日军政要内滕曾托赖、黄二人专程从东北来京，多次求见耀月，敦请出山维持华北，他皆严辞拒绝闭门逐客！卢沟桥“七·七”事变后，北京沦陷，时耀月肾病未愈，尚在医院治疗，日军派山田新吾挟“中华名人录”搜访在京人士，耀月对山田当面刺之：“要我做第二个郑孝胥，休想！”他们看见耀月家吃“混合面”（是时北京乏粮，敌伪乃限量供应，用米糠、麦麸、玉米麦面合成为“混合面”），就用军车送来白面，又因他生活清苦，送来十万元为寿仪，见他在家寂寞又派歌伎十多人到家中演唱、歌舞，这些敌方举措，他深知是引己就范，遂正色拒绝一一遣回，忠贞义守，不污大节！
日伪又因他原籍山西，晋人众望所归，就告他：“你厌恶阎锡山，现在他跑了，请你回山西主持政务。”又说：“你是中国当代教育的开创人，如不愿回山西，也可出长北京教育。”这些，耀月觉得又气恼又好笑，只好均以“老病无用”、“已长期脱离政治”等为借口，一概拒之。日伪还不死心，又对他说：“即使你不想干，也请荐人以自代。”敌走后，他气愤地对家人说：“我不当汉奸，也不能害旁人！”日伪对他依然采取车轮战法，催逼甚急，他常找借口拒见来人，或称病卧床不起，或藏匿逃避，甚至逾墙走开，始终不从。
日人无法，乃借耀月曾言：“我系文人，无心政治。”，便在报上发表他为北京图书馆馆长，耀月见报，极为愤怒，针锋相对便在报上也登了条声明：“此事之前我并不知，老病在身，岂堪此任！”当此，日伪气焰嚣张，许多文人、政客都投靠日本当了民族败类的大大小小汉奸。如当时文化界名人周作人，日人引缆，既便就范，心甘情愿地作了汉奸，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总署督办。他还恬不知耻的在自己大门悬挂起了太阳旗，鲜矣，没有脊梁骨的哈巴狗！耀月目睹群奸的丑行写诗多首，现录其中一首以见其志。《通敌》诗云：“读书通敌事多般，富贵移人抑厚颜。天汉自今不内夏，春秋从此不论奸。仅有好须如李纬，妄将赤胆信禄山。痴顽败国犹无耻，况是通天未痴顽。”
其时，他不顾个人安危，毅然又与忠诚民族大义之士组建了“大夏学会”、“朔社”（“朔社”与“南社”皆以地理位置而言，故名）等抗日救国团体，假学术交流之名行抗日救亡之实。以文事影响，彰显忠义贡献颇大。在与抗战前线旧友不时互通电讯中曾说道：“诸公为国宣劳，我为民族守义，纵不能为文文山，亦当为傅青主。”其节其义日月昭然。
抗日战争开始后，耀月目睹祖国河山日渐沦陷，阎锡山拥兵自重，不积极抗日，寝食难安的他写下《环兵》二首，其二云：“老伐倒行还逆旅，确如病革入胆言。自环拥众保汾右，穴道凿山洞禹门。时急可怜羊侃殁，兵深空祷汝霖存。神州袖手奴容与，日看余胡牧太原。”
阎锡山
1938 年间，日军曾计划从晋南渡河，绕道攻取潼关进占西北，耀月探得此情，即遣大夏学会同志张书城（致公党成员），通过封锁线转告国民党党务委员会主任朱家骅，提前作了防御，使日军渡河行动未能实施，西北各省免遭涂炭。此事他曾有《蜡丸》一诗记之：“章刘黄邵田陈殁（指章太炎、刘申叔、黄侃、邵次公、田梓琴、陈汉元），老眼独留看甲兵。胡乐拍琶向绝塞，蜡丸传信出危城。遣策写子如刘备，凿楹藏书似晏婴。共怪人皆传已死，岂知我亦厌余生。”
耀月与吴佩孚原有一面之交，当北京沦陷之初，日本人为实现“以华治华”目的，极力邀请吴氏出长华北，时西北、西南等地皆派代表集于吴氏门下，并扬言如果吴氏出山，就都跟他一同反蒋。形势严峻刻不容缓，“大夏学会”、“朔社”同志乃推耀月往见吴佩孚，吴氏尚言：“若是黄袍加身，我当无法拒绝。”耀月正色道：“在民族危亡大事上，万莫步石敬塘、张邦昌后尘，做千古罪人为万世所唾骂！”终使吴佩孚醒悟，才向日人提出难题：“日军必须全部撤出华北，我方出山！”遂使日寇阴谋未能得逞。耀月当时给吴氏曾有《百感诗》一首，有句云“神州万里走奸回，夷狄那知量鼎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