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从日伪 留操取丹
1940 年3 月，汪精卫投靠日本，在南京成立伪国民政府，残酷镇压沦陷区人民，积极配合日军对敌后抗日军民进行扫荡。耀月虽与汪精卫在辛亥革命时相熟有交，但对此时的汪氏叛国投敌行为愤怒之极，他不顾日伪凶残，处境险恶，毅然指斥汪氏叛国行径和出卖初衷的可耻！并于信末附诗，有句云：“荦山有子侪家盗，可道作臣是国奴。”以此足见他不计个人安危的恢宏正气！
在此期间，耀月也深知自身处境十分险恶，常对家人和朋友说：“我不能为文文山，亦当效史可法，现今是民族兴亡之际，不同于国内争端，不可丝毫苟且！”并在生计日渐困苦情况下，在一文中写到：“饿死事小，失节为大，苏子卿乃是我师。”在《苍松》一诗中又说：“大节不污千秋史，老怀常牵万里情。”又在《乔松》一诗里写道：“洒落冰尘外，留操万众看。”
在年老多病处境极危之中，他仍念念不忘当年光照千秋的共和开国之伟烈，在《国恩》二首其一中写道“国恩未报寓心魔，倾日常怀觅鲁戈。”其二中有句：“英气不因穷遏阻，卓行还与贱贫高”足见其壮心不已和矢志报国情怀。他还于贫病日深之际在一诗中表现了他对抗战胜利的期望：“赤练绕冈如害鸩，汪陈生地是亡妖。沼灯火气全符谶，打罐兵机止验谣”。赤练者，蛇也，冈为冈村，日酋也，汪、陈乃汪精卫、陈公博者，这些与国人为敌之徒终究要应验“打罐兵机”符谶的。此诗是耀月根据早在光绪26 年（1900）八国联军攻占天津北京后，举国上下动乱不堪，北京城中流传童谣：“二四加一五，这时不算苦。满街红灯照，那时才算苦”。二四加一五即三九年抗日战争逐渐转入艰苦阶段，敌焰愈盛，国难日殷。民国二十年（1931）以后北京又有童谣云：“小日本，卖凉粉，打了罐，赔了本！”此童谣正应了日本侵略者后来‘罐破本赔’的彻底失败。
时日伪常派学者登门求教耀月，他也心知肚明这些人阳为遵礼，阴实监视，便借此纵说横论大力宣扬，孔孟的仁政和墨家的兼爱非攻的仁爱思想。久之，日人非但无益反受其制。那些学者常因他的谈吐无讳，心地磊落竟反为感服。
久之，日本人见耀月终不为用，又常以文为敌，故恨其心日加，即多方设法对他迫害。先以抗日罪名将其子炎、最逮捕于宪兵营内，严刑逼供，隔日又以同样罪名通缉其三子景柔，连续多次搜查他的住所，撕毁其著作，百般寻隙生事，对他辱骂，殴打，甚至用战刀背斫其腰腿，极尽污辱折磨之事。在如此险恶处境下他毅然 在诗中写道：“不得成仁就文史，拟将作塚傍夷齐。”又说：“江河蒙耻关原愤，土石含悲草木愁。……尼山虚握春秋笔，不及石郎奋一矛。”其杀身成仁和赞慕抗日战士之心可以想见。
久处险境，又老病缠身，与外界联系自然就越来越少，生计日渐艰难，病体也难得继续医治，又常遭日伪百般折磨，到1943 年末病情渐为转重。日伪见他如此情况更欲速置他于死地，多次派人明为关照，实为伺机谋害。翌年春，一天伪教育部长苏体仁（苏系阎锡山与日本人联络者）以私人名义帮助彻底治疗为借口软磨硬拉，强行从家中抬上军车送往日伪操纵下的同仁医院，佯诊谎称为膀胱瘤症。不管他再三反对呼叫，抬上手术台，拉开肚皮，在膀胱处割开约三寸长的刀口不予缝合，造成大量出血，非但不给用药，还在早春寒风中敞开门窗，使伤口中风逐渐感染恶化，致使腰背多处发生脓肿。遂又叫医生在背部开刀多处，使他疼痛难忍，每日出血盈盆，在极度痛苦折磨中终于1944 年4 月23 日逝去，终年六十三岁。据说他在临终前张口瞠目，状似未能见到打败日寇国土光复而遗恨离世！
耀月被害致死后，家人把他在医院遭受折磨情况向司法部门进行了控诉，但海底投石，没人理睬，显系日伪予谋杀害。他临终前曾告诉继室沈氏和家人：“我死之后，若日伪方为遮掩他们的阴谋罪行，要为我置办丧事，你们坚决莫答应，并以我有遗嘱：‘等在外诸子回来再举丧事’，我决不能死后还蒙受大耻”。又嘱家人：“我死后，你们千万不可迫于生计，出去为日伪做事，就是把家里卖光讨饭也要做一个顶天立地的中国人。”
果然他逝后第二天，伪教育部长苏体仁等前来要为他举丧，沈氏力据夫言，拒不接受发丧。苏体仁等见景家不从只好离去。沈氏与家人在友人的帮助下即扶灵柩草草葬于北京交道口山西义地。
后来，郑逸梅在其所著《艺林散叶续编》中也写道：“南社景太昭，号耀月，晚年任课北京大学，因拒绝日寇之引揽，被杀害……”
景耀月一生诚可谓：
底是奇男子，风流一代骄。
曾扬共和帜，亦领汉骚标。
守节时穷见，诛奸义若烧。
潮头俱草野，剑气总萧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