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讨论

首先，本研究结果表明高职大学生社会性问题解决能力中的积极问题解决倾向、理性问题解决与幸福感存在显著的正相关，而消极问题解决倾向、回避型问题解决与幸福感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冲动性问题解决仅与心理幸福感存在显著的负相关。这与以往Chang（2003）、Ellitt（2001）等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即社会性问题解决能力与生活满意度呈显著相关，而两种问题解决倾向与两种对应的情感存在显著相关。进一步的回归分析表明积极/消极问题解决倾向可以正向/负向地预测大学生主观幸福感与心理幸福感水平；理性问题解决可以正向地预测心理幸福感；回避型问题解决则可以负向地预测心理幸福感。这一结果表明：高职大学生越倾向于消极地解决问题，他体验到的幸福感就越低，反之亦然。个体越倾向于理智地解决问题，其心理幸福感水平就越高，而越倾向于回避地解决问题，其心理幸福感水平就越低。相对来说，社会性问题解决能力的四个维度（除冲动型问题解决）与心理幸福感关系更加密切，这可能与心理幸福感是从人类全程发展的角度理解和诠释幸福感有关。

其次，中介效应检验表明心理幸福感在社会性问题解决能力的积极/消极问题解决倾向与主观幸福感之间起着完全中介效应。这一结果表明社会性问题解决能力中的两种问题解决倾向主要通过影响心理幸福感来影响主观幸福感。高职大学生解决问题的倾向可以直接影响他们的心理幸福感水平，也会通过心理幸福感影响其主观幸福感水平，反之亦然。这一研究结果进一步地丰富了社会性问题解决能力与幸福感的关系的相关研究，同时也与幸福感的相关研究基本一致，即心理幸福感与主观幸福感的因子之间存在直接效应和中介效应。从实践角度来看，对高职大学生进行社会性问题解决能力倾向的训练，即引导他们积极地应对生活中的问题，一方面可以直接提高他们的心理幸福感，也可以通过提高心理幸福感来进一步提升他们的主观幸福感。

值得注意的是，本研究从社会性问题解决能力、心理幸福感的理论构建出发，倾向于将高职大学生的视为个体的一种比较稳定的特质。这从一个角度揭示了高职大学生社会性问题解决能力与幸福感的关系，那是否可以从其他方面来考察呢？这还有待进一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