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研究背景
“一带一路”（The Belt and Road，B&R）是“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简称，2013年9月和10月由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分别提出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合作倡议。“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在后金融危机时代提出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国家举措，该举措横跨亚欧大陆，位于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关键走廊，连接亚、欧、非三大洲共65个国家和地区。经过夯基垒台、立柱架梁的六年，共建“一带一路”正在成为我国参与全球开放合作、改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促进全球共同发展繁荣、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
“一带一路”倡议不仅是一个自由贸易协定，更是一个以开放为导向，希望通过加强交通、能源和网络等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建设，促进经济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和市场深度融合，开展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区域合作，服务于中国对外开放新体制的构建和更高水平的“走出去”战略目标。
当前的国际背景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以发达国家为主导的全球经济体系。不可否认，这一体系为二战后世界经济的增长和国际经济贸易关系的重建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然而，这一体系在某种程度上讲，是一种不公平体系。这一体系成为西方发达国家的工具和表达他们立场的场所，使发展中国家缺乏话语权，只能服从西方发达国家的安排。
立足于我国国内现状，自“十二五”以来，我国总体的区域经济进入均衡发展的时期，各区域协调发展略有成果，然而由于地理位置（沿海和内陆、东部和西部）、资源禀赋、发展基数等原因，总体上我国东西部、沿海内陆发展不均衡的问题仍然存在。传统增长方式的限制及出口市场需求的削减加剧了中国经济增长乏力的问题。因此，为使中国的经济增长保持长期活力和发展力，在改进传统市场的同时，开发新的世界市场也显得尤为重要。
在这样的国内外背景下，中国所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具有包容性和开放性，包含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等广泛的合作内容。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是支持投资和贸易自由化的重要举措，通过共建“一带一路”，中国将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共谋发展而获得广泛利益。于本国而言，旨在推动东部经济发展的深度、西部经济发展的速度，形成东西并进、海陆共济、面向全球的新开放格局。
不少人将“一带一路”倡议与“马歇尔计划”相提并论，将“中国梦”与“美国梦”做比较，其实这两者之间的不同是根本性的。“一带一路”倡议是以共同发展为根本属性，以平等互利为原则的；而“马歇尔计划”是一国为追求自身政治与安全战略而提出的。尽管两者在经济共同发展上有所共性，但是更应考虑当前的国际诉求和政治安全环境，辩证性看待两者之间的相似性，并以史为鉴，不断完善。此外，这一倡议与“欧洲一体化”也有着较大的不同，后者侧重于一体化，而前者更加具有包容性，考虑到亚洲国家各国的不同国情和多样性，强调“共享”和“联合”而不影响各国内部结构。
中国推出“一带一路”共建不是偶然的、一蹴而就的，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发展30多年的必然产物，接下来我们就“一带一路”倡议产生的背景条件进行阐述和分析。
第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和影响力空前提升。
1978—1992年，我国开始尝试将市场要素、商品要素引入社会主义，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探索，通过一系列措施的提出与实施，市场机制的积极作用逐步得以发挥，并且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进一步建立与完善。1992—2012年，党和国家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是确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入全面发展阶段。2001年，“走出去”被写进中国发展十年纲要，中央将对外开放“走出去”放在与“引进来”同等重要的地位，标志着我国全面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参与生产要素与资源在全球新一轮的重新配置，特别是适应生产要素与资源配置越来越集中与资本运动的特征。同时，中国在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从更广阔的角度融入全球经济体系，并借此机会在国际市场上占据重要位置，利用更加丰富的资源和条件，提高国家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水平。加入WTO后，中国开放程度进一步扩大，通过全方位、多领域、高层次地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在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中的优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
“走出去”政策在激励中国对外投资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由图1.1、图1.2可看出，过去十年中国的对外投资净额稳步增长，中国对世界总直接投资净额由2007年的26.51万美元增长至2014年的123.12万美元，增长超过三倍；截至2017年，投资净额达到158.29万美元。2002年，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外国直接投资接收国，实际利用外资额由1999年的52.66万美元增到至2018年的1 383万美元，增长了26倍多。由此可见，中国正在成为重要的海外投资者。
图1.1 2007—2018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净额（单位：万美元）
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图1.2 1999—2018年中国实际利用外资额（单位：万美元）
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比较1978—2000年与2001—2013年前后期，后期用本币衡量GDP总量年均实际增速是前期的1.03倍，考虑GDP平减指数名义年均增长率是前期的0.89倍，两阶段增速比较接近。然而，用汇率折算美元来衡量，后期GDP总量与人均GDP年均增速相对前期都是2倍多，上述两项指标增量水平更是前期的8倍多（卢锋等，2015）。2014年后，我国GDP增速有所放缓，总量规模继续突飞猛进（见图1.3），2014年GDP总量首次突破10万亿美元，人均GDP超过7 000美元。2018年中国GDP折合美元约为13.7万亿美元，人均约为9 900美元。
中国GDP全球增量贡献比从2001年的8.9%上升到2018年的35%，而2018年美国GDP增量约为全球增量的27%。按照IMF的预测2018年印度GDP约为2.69万亿美元，比2017年约2.597万亿美元增长了0.1万亿美元，约为全球GDP增量的2.4%。按照世行的数据，2017年俄罗斯GDP约为1.58万亿美元，按照IMF的统计，其2018年美元计算下的GDP也是1.58万亿美元，所以占比近似为零。另外，巴西、土耳其、阿根廷、委内瑞拉等国在2018年GDP按照美元计算是负增长。数据显示，中国经济已多年稳定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最大增量贡献国。
图1.3 2014—2018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及其增长速度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中国的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对外投资和出口。因此，为支持这一进程，中国政府利用对外投资来确保市场和支持其出口活动所需的原材料。实际上，中国在2010年和2011年对发展中国家的官方援助已经超过了世界银行对这些国家的所有贷款。中国在创建“金砖四国”新开发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上海合作组织银行方面发挥了领导作用，表明了中国在区域和国际经济活动中发挥着更加积极和重要的作用。
第二，改革开放的40年里，中国对外贸易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货物贸易总额世界第一。
不断增强的经济实力意味着中国现在已成为大多数亚洲国家最大的贸易和经济伙伴。
在改革开放的早期，中国政府通过实施简政放权、出口导向，引进外资、“走出去”与“引进来”相结合等战略，对外贸易总额有了飞跃式的进步。1978—2007年，中国进出口总额年均增速达到17.4%，实现了由世界排名第30位的“贸易小国”到稳居前三的“贸易大国”的飞跃。在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后，中国迈出了国际化道路的重要一步，标志着我国由单边贸易向多边贸易发展。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中，我国进出口尽管受到较大的冲击，但在相应政策的保护下，对外贸易总量恢复了持续增长的态势，并借此机会于2009年成为全球最大出口国。同一时期，民营企业在带动我国外贸走出金融危机的阴霾、实现经济回升方面发挥出了重要的作用，并且占据重要的地位。
国内健全的完善基础设施（比如深水港口的建设、高速铁路等）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区域贸易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2014年，中国上海港成为全球最大的集装箱港口，而中国的十大港口被列入世界前二十大集装箱港口（见表1.1）。中国的港口在全球运输和货物运输方面居世界领先地位，这一商业优势为其与丝绸之路沿线的相关国家建立了亲密的贸易往来关系，并为进一步的“一带一路”贸易运输合作奠定了基础。
表1.1 世界排名前50的集装箱港口及吞吐量 （单位：百万TEU）
续 表
续 表(https://www.daowen.com)
注：斜体部分为中国港口。
数据来源：世界航运公会。
2012年至今，中国对外贸易发展处于新时期。2012年之后，中国步入了国内产能过剩、资源供应紧缺的“新常态”，结束了一直以来的高速增长。当前国际市场竞争越发激烈，各国的保护主义政策再次抬头，少数西方国家掌握着国际贸易的主动权，国际间的贸易不平等问题越发严重。为此，中国要根据严峻的国内外实际情况调整自身的对外贸易政策。中国也认识到要实现国际贸易之间的健康发展，必须调整和优化国际贸易结构，扩大合作范围，促进世界经济的共同发展。习近平总书记于2013年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就是中国在基于当前的国际背景和国家实力基础上提出的重要举措，既是中国继续展开健康高效的对外贸易的通路，也是解决中国经济内忧外患的良方。
40年里，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从206.38亿美元增加到46 200亿美元，年均增长15%（见表1.2），占全球进出口比重从0.77%提升到11.48%，在全球货物贸易规模排名由第30位上升至第1位。其中，出口总值由97.5亿美元上升至24 800亿美元，年均增长15%（见图1.4），占全球出口比重从0.75%提升到12.77%，出口规模连续10年稳居世界首位；进口总值由108.9亿美元攀升至21 400亿美元，年均增长14.1%，占全球进口比重从0.8%提升到10.21%，连续10年稳居世界第2位。
表1.2 1978—2019年我国外贸进出口商品总值表 （单位：亿美元）
续 表
再者，一直以来，中国致力于积极参加区域贸易协定的制定与实施，积极推动各自贸区之间的谈判合作，在展开对外贸易活动的过程中，与多国签订了自贸区协定，在加强与各贸易国之间的联系的同时，也与这部分国家建立了可信赖的贸易伙伴关系（见表1.3），截至2018年3月，我国已和24个国家或地区签署16个自由贸易协定，形成全方位和多元化进出口市场格局。
除了建立自贸区之外，2008—2017年，我国已与美国、欧盟、日本和中国香港地区四大市场形成紧密的关系，这四大市场总份额接近我国一半的进出口贸易市场总额；期间，东盟占我国进出口贸易市场份额也由9%上升到12.5%，可见贸易往来关系日益紧密。
图1.4 1978—2018年我国外贸进出口商品总值表（单位：亿美元）
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表1.3 中国自由贸易区统计
来源：根据中国自由贸易区服务网资料整理所得。
除俄罗斯外，2008—2017年，中国与巴西、印度、南非“金砖国家”的进出口年均增长率分别为6.8%、5.6%和9.1%，均高于同期中国外贸平均5.4%的增长率，三国合计进出口额占中国进出口总值的比重从4.6%提升至5.2%。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我国对沿线国家进出口额始终保持在我国进出口总值的1／4左右，2017年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外贸进出口总值为10 889亿美元，同比增长14.9%，占当年我国进出口总值的26.5%。其中，出口6 353.1亿美元，同比增长9.2%；进口4 535.9亿美元，同比增长23.8%，增速均高于当年我国外贸进出口的整体增速。
中国贸易伙伴已经由1978年的几十个国家和地区发展到目前的231个国家和地区。欧盟、美国、东盟、日本以及金砖国家等成为中国主要贸易伙伴。21世纪以来，中国与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持续较快增长。在这样的国际贸易背景下，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已经得到许多国家的认可，这也是“一带一路”倡议得到多国响应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三，中国的经济实力推动其国际政治地位的提升，政治影响力扩大。
随着冷战结束，20世纪90年代后世界政治形成多极化格局。在多极化格局中，首先，政治上形成相互制衡的力量机制，各主权国家话语权均得到提高，各政治力量间利益诉求日益增多，在利益至上、竞争共处的原则下，全球发展成为各国都必须认真对待的问题。其次，多极化格局更有利于世界和平与发展，在相互补充、交融和依存共处中，各国利益更多地交融在一起，为实现自身的战略目标，对话与合作成为当代国际政治经济交往的主流。再次，多极化使各国在世界经济格局中地位转换，综合国力强弱决定了一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和作用，在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作用下，经济利益成为国际关系的重点，综合国力竞争大大加剧。最后，综合国力竞争的核心内容是经济竞争，科技创新是综合国力竞争的制高点，在国际政治角逐逐渐转向以科技为先导，以经济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竞争后，经济发展与科技进步成为当代世界的鲜明主题，加强国际经济协调，扩大交流与合作成为当代世界政治外交的主流趋势。其中，IMF主导的国际货币协调、WTO主导的国际贸易协调、G20会议都是典型国际经济政策协调形式，这些协调已改变了传统的宏观、微观国际经济合作，在全世界拉开了一个全方位国际合作的新局面。在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后，G20活动频繁，连续四次召开全球金融峰会，20国领导人与财政部长、央行行长不仅就反危机和应对衰退的措施进行了商讨和协调，还就世界经济与金融发展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了协调和达成一些共识，在全球合作方面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果。
在全球贸易关系中，国家之间的发展不平衡、地位不平等的问题和现象正在持续扩大。很多全球的规则和标准都由发达国家主导，发展中国家几乎没有话语权，这样的国际制度只会不断地拉大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距，而偏离“共同进步、互惠互利”的诉求。美国在全球处于绝对主导地位，在多边贸易体系中拥有绝对的话语权，能将自己关心的议题加入体系中去，这有助于美国在控制贸易体系的同时也扩大其管辖范围，在这样的背景下，全球经济受美国霸权主义的影响严重。
在美元霸权下，一些国家利用贸易顺差方式收到许多美元纸币，形成了对美国的债权，但是美元汇率的波动会对其外汇资产的市场价值产生巨大影响。为了维护所持有美元债务资产的稳定，一些发展中国家不得不以固定频率购买美元债券。对于美元储备极度短缺的国家来说，为了获取充足的储备资产用以满足外汇市场和国际贸易的发展需要，一些国家被迫抵押国内资产以取得美元贷款，进而又转变为美国的债务国。这些国家通常不得不通过变卖国内资产的方式来偿还本息，进而又进一步失去了通过出口获利的方式赚取美元的能力，债务规模持续扩大。在美元霸权体系下，传统贸易格局被彻底打破。全球贸易转变为“美国发行美元纸币，其他国家通过出口产品赚取美元纸币，然后再通过购买美国债务方式将纸币回流到美国”的模式。全球最大的贸易逆差国掌握全球贸易霸权，全球众多的贸易顺差国变成“出口进贡国”，这种不公平的全球贸易模式不利于世界经济的持续平衡发展。
当前的全球贸易治理霸权体系并不符合民主的精神和原则，全球贸易处于“治理困境”。原来的全球贸易模式不再被各国广为接受，转而偏向更加均衡普惠的全球贸易治理模式。从地缘政治角度来看，“一带一路”能将中国的影响力扩大到一定范围内的世界性地区，这些地区应当充分认识到当前的局势，加强与欧洲以及沿线国家的联系，以平衡与美国潜在的冲突关系。“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就旨在共同治理，能帮助发展中各国实现三大平等，即权利平等、机会平等和规则平等，更好地保护各国不受霸权体系和单边主义的危害，因此获得了普遍认同。
与此同时，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下简称亚投行）的建立也为“一带一路”的发展提供了经济支持，该机构专门投资具有普惠、绿色、共赢属性的基础设施项目，从而促进当地经济发展。亚投行成立后，主要投资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包括菲律宾、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缅甸、印尼等国，投资领域涉及贫民窟改造、防洪、天然气基础设施建设、高速公路、乡村道路、宽带网络、电力系统等。
中国政府在“一带一路”倡议框架内，通过改善区域间的关系，增强了中国的政治影响力，并促进亚洲邻国及地区的经济一体化。亚投行和新的丝绸之路的倡议使中国成为该区域的地缘经济和政治中心，也表明中国正在发挥领导作用。
第四，中国提倡科学技术的发展，为“一带一路”的实施提供相应的保障。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持续深化科技体制改革，以科技进步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促进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通过对技术进行引进、模仿后，开始整合国内外技术，并且在改进、创新的前提下进行应用。近年，我国通过开展广泛的自主研发项目，借鉴和学习国外科技技术，提升了自主创新的能力，并且获得了一些自主创新的成果。
2013年，中国科学院开始实施“发展中国家教科合作拓展工程”，为“一带一路”国际技术合作做了大量前期铺垫和实践探索，并于2016年年初启动“一带一路”国际技术合作行动计划，牵头打造“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科技创新共同体”，目的是使中国科学院“一带一路”科技合作网络体系成为亚太、亚欧、亚非地区“科学共同体”和“创新共同体”的重要支柱。2015年，发改委、商务部和外交部联合发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提出加强科技合作，促进科技人员交流，合作开展重大科技攻关等。2015年6月和2016年6月，昆明连续举行第一届和第二届“中国—南亚技术转移与创新合作大会”，收获丰硕合作成果。2016年9月，我国科技部、国家发改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印发《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科技创新合作专项规划》，提出打造创新共同体的目标，并确定了12个重点科技合作领域和完善科技创新合作机制的五个重要举措。2017年5月14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发表《携手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主旨演讲，最终阐述了“一带一路”的五个建设内涵，即和平之路、繁荣之路、开放之路、创新之路、文明之路，为我国深化“一带一路”国际技术合作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和机遇。
第五，经济繁荣发展的两面性使得“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更具必要性。
国内经济的繁荣也带来了相应的挑战，一些行业生产规模的扩张，钢铁业等行业的扩张造成了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在过去的十多年中，学者和政府官员达成共识，认为中国的“九大传统产业”最容易受到产能过剩问题的困扰：钢铁、水泥、平板玻璃、电解铝、煤炭、造船、太阳能、风能和石化。所有这九个领域都与能源、基础设施建设和房地产开发有关，这可以反映出中国是以投资为主导的经济的本质。这也让后期经济回报率下降的问题变得容易理解。国内外的研究都已经表明，中国经济的资本回报率已经呈现下降的趋势。尽管在1980—1990年，中国经济的资本回报率相对稳定在0.22左右，但是2013年已经急剧下降到0.14，这一现象就揭露出当前资本过剩、产能过剩等发展问题。因此，“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就是试图在维持增长的情况下，调动经济活力，为“新常态”的困境提出更好的、更高效的解决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