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倡议下沿线国家的政治风险研究

学术界对于国家风险的研究至今已有半个多世纪的时间，Usher（1965）和Root（1968）是较早对国家政治风险研究的学者。Usher（1965）通过研究新兴国家主权独立运动时期形成的国有化浪潮和政治不稳定性，提出政治风险对投资有显著影响。Root（1968）从政治不确定性角度定义政治风险为在本国或国外能引起国际商业运作的盈利潜能与或资产损失的任何政治事件发生的可能性，从而第一次将投资风险引入国家层面进行考量。Duncan（2000）将国家风险构成分为以下六大要素，即经济风险、转移风险、汇兑风险、位置或地域风险、主权风险和政治风险，从而跳出单纯从政治角度分析国家风险的传统研究思路，第一次将经济金融参数引入了国家风险概念体系。周伟、陈昭和吴先明（2017）进一步将国家风险的范围拓展至政治风险、经济金融风险和社会文化风险等。柳丰华（2014）剖析了“一带一路”倡议对中亚国家的影响，中亚国家在“一带一路”倡议带动之下实现了与其他国家之间的互动，提高了中亚国家在国际上的话语权，但是多个大国在外交领域的竞争与博弈势必将加剧中亚地缘政治局势的不稳定。王义桅（2015）认为，欧亚大陆在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地缘政治作用，但欧亚大陆内部存在的民族多样性和各民族之间的历史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该地区的稳定，该地区的政治风险主要受三个方面的影响：三股势力、色彩革命，以及中亚“平衡外交”策略的影响。蒋姮（2015）认为，苏联解体后经济全球化和政治多极化明显，地缘政治行为和手段方式都变得丰富和多样化，未来“一带一路”将面临一个更加复杂的地缘政治环境。周平（2016）认为，未来随着国家之间竞争的进一步加深，国际政治必然会形成一个新的竞争格局，这种竞争格局对“一带一路”的影响将很大，这些风险包括当地的地缘政治困境、大国在地缘核心区的博弈角逐，以及移民对区域内政治经济的影响。(https://www.daowen.com)

袁胜育、汪伟民（2015）认为，中亚和国际形势的急剧变化下，“一带一路”在推进中已经发生以及潜在面临的区域内外挑战，并针对中国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存在的风险挑战，提出应对路径。王正文等（2018）利用2007—2016年“一带一路”沿线35个国家的样本，以“一带一路”沿线的国家风险指标为基础，构建了国家风险、出口贸易和对外直接投资的联立方程。通过实证分析发现：“一带一路”国家风险能够显著抑制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贸易和OFDI；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贸易和OFDI之间存在相互补偿关系；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贸易和OFDI能够反向降低“一带一路”国家风险。还同时验证了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不是“攫取之手”而是“共赢之举”，从而从风险管理角度为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提供理论和实证支撑。孙志毅、许可、杨文静（2019）研究认为，在西方民粹主义的普遍“逆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推进经济全球化发展过程中，“一带一路”倡议尤为吸引眼球，为推动中国企业实行“走出去”战略创造了新的契机，但中国企业对外投资还面临较多风险与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