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研究意义

2013年秋，我国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为改善全球经济治理提出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在“一带一路”的发展建设中，中国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不断扩大与“一带一路”国家的合作共识。目前，中国与“一带一路”参与国家之间不但进行了政治、经济、基础设施、融资体系等方面的互通互联，而且也进行了多层次、多领域的人文交流合作，进一步夯实了“一带一路”的民意基础。截至2018年4月底，我国与61个“一带一路”国家共建立了1 023对友好城市，占我国对外友好城市总数的40.18%。“一带一路”是我国快速推动全球共同发展的一项重要内容，既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下一阶段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一带一路”倡议实施已经转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而且越来越成为中国引领全球化的一项标志性倡议。

从世界经济来看，2018年世界经济增速与2017年基本持平，货物贸易增速放缓；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出总量萎缩，2016—2018年连续3年下降。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发布的《2019年世界投资报告》，2018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分别占全球当年流量、存量的14.1%和6.4%，与2017年相比，分别提升3%和0.5%，流量位列全球国家（地区）第二位，存量位列第三位。截至2018年年底，中国2.7万家境内投资者在国（境）外共设立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简称境外企业）4.3万家，分布在全球188个国家（地区），2018年年末境外企业资产总额6.6万亿美元。

根据《“一带一路”贸易合作大数据报告（2018）》的资料显示，2017年，71个“一带一路”国家GDP之和预测为14.5万亿美元，占全球GDP的18.4%，人口总数预测为34.4亿人，占全球人口的47.6%。“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人口和市场规模庞大，为中国出口贸易和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广阔的市场，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截至2019年8月底，已有136个国家和30个国际组织与中国签署了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发展加快，从2013年的6.5万亿元增至2018年的8.4万亿元，在中美贸易摩擦下，成为我国外贸“稳增长”的重要力量。2019年上半年，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合计进出口4.24万亿元，同比增长9.7%，高出中国外贸整体增速5.8个百分点，占我国出口总值的28.9%，“一带一路”倡议带动了我国与沿线国家的经贸繁荣。“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多为内陆国家，“一带一路”倡议使得铁路重新成为联通欧亚地区的货运选择，中欧班列作为“一带一路”的重要载体，在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贸往来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从2018年数据可以看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地域分布高度集中，存量前20位的国家（地区）占总额的91.7%。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设立境外企业超过1万家，2018年年末存量1 727.7亿美元，占存量总额的8.7%。2018年，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实施并购项目79起，并购金额100.3亿美元，占并购总额的13.5%。其中，新加坡、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马来西亚吸引中国企业并购投资超过10亿美元。(https://www.daowen.com)

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贸易和投资取得成绩的同时，中国企业也面临着愈加严峻的国家风险形势。“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在新时期以欧亚大陆为依托提出的经济合作倡议，旨在实现沿线国家的互利互赢和发展繁荣。“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有新加坡这样的发达国家，也有中亚地区具有世界能源资源的富藏区，还有政治局势不稳定的中东国家，因此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在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合作的过程中，并不总是收益，还时刻伴随着高风险的威胁。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构成看，除新加坡、韩国、以色列这三个发达经济体外，“一带一路”沿线其他国家均为发展中的新兴经济体，这些国家经济基础薄弱、经济结构单一、社会法制健全度与国内政治稳定性较差，部分国家国内矛盾突出，民族、宗教冲突时有发生，政局动荡，对中国出口贸易和对外直接投资构成严重威胁。以对外直接投资为例，2013年以来中国在66个“一带一路”国家宣布投资的1 674个基础设施项目中，约14%的项目（234个）遭遇了麻烦，所遇到问题主要包括针对劳工政策的抗议、施工延期等。随着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持续推进，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和投资深入发展，防范“一带一路”国家风险，保护中国企业海外利益需要引起高度重视（王正文等，2018）。

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着重大变革与调整，逆全球化潮流、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抬头，新的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正在形成。在国家博弈的过程中、在“中国威胁论”影响下，无形中也恶化了中国在“一带一路”建设的经济和政治环境。“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在后金融危机时代提出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国家举措，该举措横跨亚欧大陆，位于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关键走廊，连接三大洲。受“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政治、经济、金融、社会和文化发展滞后影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国家风险显著，对中国出口贸易和对外直接投资（OFDI）流动构成威胁。复杂的环境和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加剧了中亚地区的冲突和动荡，这都是中国在“一带一路”建设必须考虑的实际问题。因此，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投资建设的过程中，必须提高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环境、社会环境和政治环境的关注度，识别预判、管理控制在这一区域可能出现的风险，提前拿出防范化解各类风险的策略和方案。

我们深知，中国已经“置身于或深陷于一个前所未有的复杂的地缘政治环境或地缘政治关系网之中，成为地区和全球地缘政治的参与者”，而“一带一路”沿线经过多个地缘政治“破碎带”，历史问题复杂、民族宗教矛盾尖锐、武装冲突频发，但正是为了传承古老的“丝绸之路”精神、促进沿线各国人民的友好交往、消除战争冲突的根源，中国才首倡“一带一路”建设，希望借此为新时期的地区治理和全球治理提供一个解决方案，为国际社会提供“公共产品”。“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环境对中国出口贸易和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巨大，因此研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环境就显得尤为重要。本研究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投资政策包括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政策进行梳理，进而对“一带一路”国家的投资环境从制度上、经济上等进行研究，以期为我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投资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