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简要述评

二战后，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蓬勃发展，国际直接投资方兴未艾。20世纪60年代之前，国际直接投资理论还没有从国际贸易理论和资本流动理论中独立出来，学者仍然用要素禀赋理论解释国际直接投资（余海丰、冯忠铨，2001）。国际贸易和投资理论是随着贸易实践的发展而不断演进的。1960年，海默对传统理论提出挑战，率先提出以垄断优势来解释美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以海默、巴克利、卡森、拉格曼和邓宁为代表的经典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形成于20世纪60年代，成熟于20世纪80年代，这一时期的OFDI理论成长背景为西方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现实状况，此时，现代意义上的企业跨国管理刚刚起步，相应的知识存量还很缺乏。这一时期世界上很多国家，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开放度很小，基本处于闭关锁国的状态，世界被政治制度和各国的各种经济制度分割成了若干个小市场。经典OFDI理论的研究对象为发达国家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这意味着，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完全是纯粹的企业行为。田泽（2008）认为，发达国家企业的行为既不会受到母国经济环境和政策的鼓励作用，也不会产生约束，OFDI是一种企业行为。在发达国家，母国对企业行为的影响是间接的、内生性和根本性的，这种影响已经形成一种国家的特定优势经过较长的时间后内化为企业的优势。因此，就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而言，企业与国家是相互独立的。相反，新兴市场国家经常干预本国社会经济发展，比如政府制定相关政策和提供各种支持，对本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直接支持。这些直接支持行为，同一般意义上的国家特定优势相比，是直接的、外生性的和支撑性的，构成了企业自身优势之外的额外优势，而此很可能催生了新兴市场经济体大规模对外直接投资的出现（宋泽楠，2014）。综上所述，经典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在解释发展中国家的OFDI行为时存在时代异质性和国家异质性的不足。(https://www.daowen.com)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很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开始对外直接投资并逐渐成为国际分工的重要组成部分。西方经典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不能科学地解释这一现象，在此背景下，包括美国经济学家刘易斯.威尔斯、英国经济学家拉奥、坎特威尔和托兰惕诺等学者针对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现实和特点提出关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学者针对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进行了理论探讨，这些理论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同时对于发展中国家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参与国际竞争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但这些理论也存在一些不足，刘易斯·威尔斯的小规模技术理论属于技术被动论，其优势仅仅来自企业小规模生产技术的使用，将发达国家成熟淘汰的产品进行生产，这可能会导致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生产体系中被边缘化；此外，对于发展中国家企业进行的高新技术产业的OFDI行为以及发展中国家日益增长的对发达国家的逆向投资现象，该理论都无法作出解释。弗农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认为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互为替代，而从目前大量的实证研究来看，对外直接投资和国际贸易的关系是不确定的。小岛清的边际产业扩张理论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只能解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间的垂直型对外直接投资，无法解释日本产业结构升级后在20世纪80年代的对外直接投资。针对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因素和区位选择的研究，学界基本认同母国和东道国的经济发展（用GDP、人均GDP或者GDP的增长率度量）对OFDI具有正向的影响。对外直接投资受母国国内经济发展、劳动力成本、自然资源、技术等因素的影响，具有市场寻求动机、效率寻求动机、资源寻求动机等。由于学者们在研究时，所使用的样本不同，在结果上可能会出现差异，甚至得出相反的结论，比如对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是否具有效率寻求动机，已有研究得出的结论大相径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