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刊刻于1903年的《英轺日记》，是晚清众多出使日记中的一种，记录1902年4月至9月间，清庆亲王奕劻之子载振率使团往英国祝贺国王爱德华登基途中的所见所闻。与此前诸多的出使日记相比，该日记有两处重大不同：首先，出使日记重在摘抄报刊文摘、记录公使团在外流水日记，然《英轺日记》却侧重记载所历各国的政治、经济、法律制度，且加有精要点评，这说明这次访问，使团目的性极强。第二，《英轺日记》除有原本刊刻出版之外，随后即有白话译本问世，题名为《白话演说英轺日记》，连载于《绣像小说》杂志。《英轺日记》因此拥有文言、白话两种版本，这在晚清众多出使日记中绝无仅有，也使得其影响力突破上层的士大夫阶层，而有可能向下深入民间。
在载振使团访问归来的次年，清政府成立了商部。这是继外务部之后，在原有的六部体制之外设立的又一个新的中央机构。该部与满汉双轨的六部不同，它仅设尚书1人，不拘满汉。首任尚书人选，正是上年率团出访的贝子载振。
一
现有的《英轺日记》，分12卷，约12万字，1903年由上海文明书局印行。其卷首序言署名“大清专使英国大臣固山贝子衔镇国将军载振”，且全文以载振口吻记事，因此一般默认该日记是由载振所作。不过，这里首先就出现了疑问。
近人笔记中，多有流传《英轺日记》为唐文治所作的说法，例如刘声木在《苌楚斋随笔》中记载：“光绪季年，有固山贝子衔振国将军载振，俗称振贝子，撰《英轺日记》十二卷，相传实为（无锡）唐蔚芝侍郎文治所代撰。” (1)
唐文治《茹经先生自订年谱》，其中光绪二十八年（1902）九月条记载：“九月初，抵京……余公务之暇，为载大臣编《英轺日记》成，进呈御览。” (2) 唐文治是载振特使团随员，此处唐明言，他在归国后替载振编辑《英轺日记》一书。该日记卷首由载振署名的序言，同时收入唐文治《茹经堂文集》之中，序文之后唐文治加有按语：“此文由余属稿，请沈子培先生润饰始成，其文气之雄厚，炼词之典雅，盖沈先生之特色，非余所能逮也。自记。” (3) 沈子培，即沈曾植。唐文治称，日记的序言实际上是由他起草，另请沈曾植润色修改而成。
另一方面，载振之子溥铨日后也曾谈及其父的这一段经历，他说：“其实，我父只是粗通文墨，不擅写作，更未见他写过日记或和亲友吟咏赋诗。《英轺日记》一书，闻系由随行参赞唐文治整理，出版后载振曾分赠亲友。至《英轺杂咏》诗稿，家人始终未见过。” (4)
通过以上两方面信息，大致可肯定，《英轺日记》的作者，是随同载振出访的唐文治。唐文治（1865—1954），号蔚芝，别号茹经，江苏太仓人，教育家、文学家。1892年中进士，早年为户部主事、总理衙门章京、外务部司员、商部侍郎、署理农工商部尚书。1907—1920年，任上海高等实业学堂（后改名上海交通大学）校长。1902年，时任外务部员外郎的唐文治随载振赴英，庆贺英王即位，回国途中，路经比利时、法国、美国、日本。日记内容即为该段时间在外的见闻、考察、思考。
唐文治与奕劻、载振父子的关系较为特殊。奕劻父子以贪名著于世，是晚清浊流人物。唐在1892年考中进士，其会试的座师，是苏籍同乡、清流领袖翁同龢。考中进士后，唐文治签分户部学习主事，并被翁同龢延聘为家庭教师，教读其嗣曾孙翁之润、之廉二人。1896年，唐文治投考由六部官员兼差的总理衙门章京，成功考取，获得记名，同样赖时任总理衙门大臣的翁同龢之赏识。1898年，唐文治补总理衙门章京，正式涉足国家外交事务的办理。此时奕劻以亲王管理总理衙门，是唐文治的上司，然唐与署中直接任事的许景澄、徐用仪、袁昶的关系更为密切。在章京任内，唐勤于公事，曾将总理衙门司务厅所藏条约作仔细研究，并利用业余时间学习俄文。1900年庚子事变发生后，唐文治携家眷到京郊避难。不久，奕劻、李鸿章奉命赴京议和，唐返回城中，协助奕劻办理条约文件。1901年8月，清廷命户部侍郎那桐赴日，就日本书记官杉山彬被义和团所杀一事致歉，唐文治以随员身份同行。之后，他将在日期间的见闻，详细写入《东瀛日记》中 (5) 。
回国后，总理衙门改组为外务部，章京改为郎中、员外郎、主事，任职者开去六部原职。唐文治因参与谈判，并赴日办事，也纳入外务部主事人选之中。他因此开去原有的户部候补主事，专任外务部榷算司主事。1902年初，清廷命载振赴英，参加新国王爱德华七世的加冕仪式。载振之父、管理外务部亲王奕劻向本部左丞瑞良询问合适的随行人员，瑞良向奕劻推荐和会司员外郎汪大燮及唐文治二人，唐因此成为使团随员一同赴英 (6) 。
由于唐文治此前曾随奕劻参加辛丑议约，此次又有随载振访英的因缘，唐与奕劻父子建立起较为密切的关系。访英回国后，载振奉旨筹立商部，各种章程、奏摺都交由唐文治起草。随后，载振通过奕劻，保举唐文治为商部左丞。唐原是正五品外务部郎中，商部右丞则为新设三品官，唐因此获得超擢。从这里也可看出奕劻父子对唐的器重和提拔。1907年，载振被人参劾，从农工商部尚书任上辞职，唐文治也就此远离京中官场，南下就任上海实业学校（原南洋公学，后上海交通大学）监督 (7) 。
作为清流领袖的门生，唐文治却对奕劻有着特殊的正面评价。1924年，他撰文纪念奕劻，力赞其功说：“自辛丑以后犹得享十年太平之福，皆王与李伯相之力也。”同时，批评参与攻击奕劻的清流：“呜呼！凡主公道是非，宜达时务、识本原。晚近以来，是非不明，其号为清流者，毛举细端，罔知大体，辄曰某也贪。及穷究其实，则又不能办一事，而弱与贪有十百倍者，乃转置之不论不议之列，人心益迷谬，而用人者亦遂颠倒敷衍，万事掣肘而莫知其由。” (8) 不平之气，跃然纸上。唐文治与奕劻父子的特殊关系，也使得唐未对自己是《英轺日记》实际作者一事进行澄清。
《英轺日记》除通行的唐文治所编之文言本，另有白话本刊刻问世。1903年，李伯元创办《绣像小说》，刊载白话小说，通过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绣像小说》第1期至40期，分篇将《英轺日记》译为白话文刊载，题名为《京话演说振贝子英轺日记》，另附有绣像插图，全书约7万字，未署明译者。由于《英轺日记》主要是记载使团出访所经各国的商务、学校、工艺、议院、法律、规章制度，该日记对于传播新知作用甚大，将其翻译成白话刊载，可看作以下层人民喜闻乐见的方式推广白话、开启民智的手段。
从两部日记的具体内容来看，白话本日记大致依据文言本进行翻译，然有所取舍和侧重。首先，白话本对原本，并非逐句翻译，而是译其大概，十分注重文字精炼和通顺；其次，白话本删去原本中大量考证性文字，而保留对日常记事、重要制度、史实的描写。因此，白话本在篇幅上反而显得较为简练。
例如当年6月29日日记，记载使团游泰晤士河，并论英国商务。两日记的内容分别为：
《英轺日记》
早起，拜发奏摺奏片，并发外务部文件，交驻英使馆转寄。未正，偕诸参、随等赴达迷斯河一游。夹岸文树幽翳，嘉卉缤纷，笙歌之音，繁遏相答。河中泛小舠，仅容两三人。爰命翻译卬须载登方舟，泳游足资容与。游毕，赴客店晚餐。闻上游风景尤胜，惜时已曛黑，未及周玩，命驾遄返。抵寓已交亥正矣。考英国商务致盛之始，迄今约四百年。从前欧洲开辟商务最先之国，曰希腊、曰罗马、曰西班牙、曰葡萄牙，此皆居欧洲南境。在欧洲北境者，惟丹国一隅。英人通商之初，稍稍与丹合力，寝师其法，然祗在近岛口岸经营，未遑远贾。迨后，丹之水师为英所败，英国势勃兴，一意振顿商务，遂为欧洲之冠。又推扩及于他洲，无远弗届。原其宗旨，厥有两端，一曰坚忍，一曰自然。从先希腊各国商务由盛而衰，偶有蹉跌，每至一蹶不振，英人则善持盈虚息耗之数，辄能再接再厉，此固由合力之厚，亦由其秉性坚忍，实有为无弗成，成无弗久之志也。至于自然之旨，尤为商务第一要键。盖官之于商，祗任保护之责，自商税而外，凡一切贸迁生计，皆听民所自谋，无有用压力以摧折而窳庸之者。此商战之所以辄胜也。 (9)
《京话演说英轺日记》
未正，带了参、随，去逛达迷斯河。岸上的树狠多，碧绿的叶子，好看得非常。河里撑着小船，只能够坐两个人儿。撑来撑去，古人说的话，中流容与，就是这个模样儿了。回去，上饭铺子吃饭。考英国的商务，实在兴旺。从前欧洲地方，开辟商务最早的，是希腊、罗马、西班牙、葡萄牙。欧洲的边儿，却只有一个丹国。英国通商的时候，是跟丹国合伙，学会了他的法子，不过在自己门口儿经营经营罢了。后来丹国的水师，给英国打败了。英国这才一点一点的扩充出去。他们有两种道理，一种叫坚忍，一种叫自然。 (10)
从上述两段可以看出，白话本择要翻译原文内容，京话口语较为明显，对当天例行公事、路途景物描述、英国商业崛起的细节特点，或删或简，用一种简单直接的方式，将日记重点讲述出来，使得日记更容易为下层人士所接受。
二
《英轺日记》所记载的，是1902年载振使团赴英祝贺新国王继位，顺道考察欧美及日本各国制度一事。
1901年1月，英国女王维多利亚（Alexandrina Victoria，1819—1901）去世，其子爱德华七世（Edward VII，1841—1910）继承王位。1902年1月21日，在庚子事变后出逃的慈禧太后与光绪帝刚回到北京，即下发上谕：“明年五月为英君加冕之期，著派镇国将军载振充头等专使大臣，前往致贺，以重邦交。” (11) 载振为外务部管部亲王奕劻之子，慈禧太后派其出使，一是显示对此事的重视，二来也是为增其资历。
随后，在奕劻帮助下，载振选出了他的使团人员，其中包括参议官、直隶候补道梁诚，头等参赞官、外务部员外郎汪大燮，二等参赞官、记名简放道杨来昭，二等参赞官、候选道黄开甲，三等参赞官、分省补用道陶大均，头等英文翻译官、前北洋海军参将吴应科，二等法文翻译官、候选主事刘式训，二等英文翻译官、候选县丞潘斯炽，唐文治以外务部候补员外郎任三等参赞官 (12) 。其中，汪、唐二人是外务部司员中佼佼者，由外务部左丞瑞良举荐。从后来以上人员的发展来看，这是一个十分精干并颇具实力的出使团队。汪在得到任命后曾说：“此次西行，俦侣颇佳，亦难得之事。” (13)
4月11日，使团从北京出发，先往天津，而后乘坐轮船前往上海。停留数日后，乘英国轮船赴香港，经新加坡、斯里兰卡、印度洋、红海，过苏伊士运河、地中海，从法国马赛登陆，于5月29日抵达伦敦。6月2日，爱德华七世接见载振及使团成员，并接受载振递交的国书。此后，使团一行在伦敦考察英国各种制度。从日记内容来看，使团对英国的教育、金融、议会、外交、军事制度格外关心 (14) ，以较长篇幅记载英国国家银行英格兰银行的运作 (15) ，议院的权力、外交部的内部设置、陆海军军力。
日记对英国议会的评论较为大胆，首先介绍英国议会权力称：“英虽称君民共主之国，然实民权为重，君权为轻。凡一切用人行政、赋税出入、法制禁令、营建工作，及与列邦会盟战守之事，其事皆出于议院，君主签字画诺而已。”后总结说：“然或办理国是，有所舛误，则国人皆归罪于执政，不闻咎及君主。此则明定宪法之效，所以民权虽重，不至启犯上之渐也。” (16) 在英期间，载振使团对英国教育制度有所留意，曾参访牛津大学。
由于爱德华七世患病，加冕典礼延期，因此使团于6月30日离开英国，前往比利时访问。7月10日，使团在比停留10天后，前往法国。在法期间，唐文治等人对法国议会上下两院的议事制度颇为关注，同时，也在日记中详细记载法国的税种、税收方式、税率及其与商业发展的关系。另外，对法国的职业外交官制度也有详细介绍。在考察完法国外交官制度之后，唐文治在日记中议论称：“盖西国最重专家，谓必使其人一生精力尽萃于此，而后服事有功，且令人不能视官如传舍，则于事亦无遗虑之处。是以无论何项政事，皆有专精之人，固不仅外交为然也。” (17) 这是在比对中国传统制度之后发出的有针对性的议论。
8月2日，在结束对法国的访问后，使团出发前往美国，由纽约登岸，并在该地会见美国总统、国务卿。在纽约期间，唐文治详细考察美国联邦政府各部门的设置，对其农业部的职守、运作，记载颇详，论述美国重视农业种植，“致富之本，实以树艺为大宗”，美国政府“重农贵粟”，与孟子所称“王政不过曰五亩之宅，树之以桑，百亩之田，勿夺其时”隐相符合 (18) 。在考察法国、美国的商业制度时，唐文治对博览会尤其注意，他在日记中称，“赛会（即博览会）一事，实为各国商务最要关键”，博览会开办之时，“瑰货山积，彼此夸多斗靡，而工商游览其间，何物畅引，何物滞销，一一由于目击，则相观而善之念，必能油然自生”。因此，事虽细微，而收效最快。他在日记中建议，将来在上海吴淞拟建会场，仿照外洋成法，照会各国来华参会，以拯商民之困，以裕税饷之源 (19) 。
结束纽约之行后，使团前往温哥华，从那里登船，经日本回国。在日期间，唐文治等人较为关注的，是日本维新后的政体。唐文治在日记中记载，日本为万世一系的统治之国，且首重宪法。日记推崇日本宪法，其立论依据在于：人群因利益相争，导致强者愈强、弱者愈弱，因此“举天下之弱者，悉听命于一强，此必然之势也，故尽一国之政，而一人专之以控众弱，于国家大有稗益”，“宪法者乃执一御万之要道，实裁判等差之根源”。所谓的人人平等之说，“原系亹闻罕漫之词”，因此言宪法，必须先辟平等之说。宪法又有权利、义务的制度判决，倡导横决恣肆的“自由”，正与宪法相悖，故而言宪法，还必须必辟自由之说 (20) 。
9月19日，使团结束对日本的访问之后，启程回国。
三
载振使团回国之后，冠名刊刻由唐文治编纂的《英轺日记》，并将其呈送光绪帝与慈禧太后，日记中对各国制度深入的描写与分析，使得载振赢得了通晓外国商情、政情的声誉，由此也使他成为筹组商部的合适人选。
1903年成立的商部，主要负责建立、管理商务局所、学堂，规范与保护商业、矿业、农务、工艺、机器制造等各新式的农工商行业，是清朝因应时代需要采取的举措，也是继外务部之后在政治制度上的又一次重大创举。该部门的成立，与载振、唐文治以及他们此前不久的外出访问有着密切关系。下文将结合唐文治的经历以及《英轺日记》的内容，探讨商部设置所倚赖的理论及经验的源头。
《英轺日记》对英、法、美、日各国商务皆有记载，且对各自的成功总结有一定的经验。例如，日记指出，法国商业进步迅速，得益于其国家奖劝工商之法。其中秘诀包括：先设立学堂，培植人才；复拣派人员考察他国商务、工艺，以资取法；再设立学会、领事官、商务专员，保护商人利权；举行大小博览会，以资比赛；对于独出心裁、制造新具，则给予专利；运货往他国试行贸易，由官方补偿进口关税；航海商船，由官方给予津贴 (21) 。日记也总结美国振兴商业的办法，一曰免税，二曰赛会，三曰奖给金银铜三等牌，四曰专利，另准民间自设工商学会 (22) 。这些经验，被融入进此后商部的具体设计之中。
1902年10月11日，载振率特使团结束访问回京半月之后，向光绪帝上递《敬陈管见摺》。奏摺是载振在访问后所作的总结，其中详细条陈三件事，皆围绕商务问题展开。第一件，名为“商务”，内容是介绍西人赛会（博览会），认为“赛会为商务最要关键，国家不惜津贴巨资，使商人挟赴他国赛会，收效至速”。奏摺告知，日本、美国在1903、1904两年将分别召开“赛会”，建议各省选派官绅劝导“富商良匠”，积极准备参会。第二件名为“路矿”，其中认为中国创办路、矿，为日甚浅，章程未能完备，而各国阅历较深，足资考镜，因此，可博采精择，编成则例，使官民各明应尽之职、应得之权，使争端有法可依。在经营方面，可召集新加坡、槟榔屿、小吕宋、旧金山等地殷实华商，给予凭照，准其集股认办。第三件名为“学堂”，主要建议订立与政治、理财、法学、武备以及一切工艺相关的教科书及教规，并详定学生出路，使学堂能广储人才。随后上谕命政务处、外务部对该摺进行讨论议覆。政务处、外务部此后上递的议覆奏摺虽未全部同意载振的各条建议，但对其重视商务、由民办路矿、规范商业律法以及兴办学堂，都给予了积极的肯定 (23) 。载振的主动上摺，也为他赢得了通西方商情的声名。
就在吕海寰、伍廷芳、盛宣怀等人与列强紧锣密鼓谈判商约、举国上下有关兴商务呼声高涨之时，1903年7月3日，南洋华商、候补三品京堂张振勋向清廷上了一个条陈商务的专摺 (24) ，其中主要意思，是振兴中国的农、工、商业，建立商部，统一管理与经营此事。上谕命载振细致议覆此事，并让参与商约谈判的伍廷芳协助。载振由于上年曾游历各国，又曾上陈商务建议，因此被认为对西方商情较为熟悉，然从此前载振的简单经历、出使日记编纂的情况来看，他对外情也并非在行，因此，他再次将议覆奏摺的起草，交给唐文治去办。
9月7日，唐文治结合他在外所见所闻所思，对张振勋的条陈进行了逐条回复，肯定商部的作用。当天内阁明发上谕：
现在振兴商务，应行设立商部衙门。商部尚书著载振补授，伍廷芳著补授商部左侍郎，陈璧著补授商部右侍郎。应办一切事宜，著该尚书等妥议具奏。 (25)
唐文治成立商部的建议得到肯定，载振随即又将筹备商部成立的具体事宜交由唐文治，嘱其起草商部章程。商部章程规定商部的具体设置、权责划分、办事程序，是指导商部运作的重要纲领。章程由唐文治起草，他此前在外务部的任职经历以及上年在外所见所思，皆被融入到章程的具体内容之中。
9月26日，唐文治完成商部章程的起草工作，章程被署以载振之名，正式上递，随即得到批准，并下发执行。
唐文治起草的商部章程共12条。第1条，规定商部下设四司：分别为保惠司（分管商务局所、学堂、招商、一切保护事宜、专利）、平均司（分管开垦农务、蚕桑、山利、水利、树艺、畜牧）、通艺司（分管工艺、机器制造、铁路、街道、行轮、设电、开采矿务、聘请矿师、招工）、会计司（分管税务、银行、货币、各业赛会、禁令、会审、词讼、校正权度量衡、商部经费报销）。(https://www.daowen.com)
这四司的名称与职守，部分源于张振勋的建议，部分源自唐文治在外务部及访问期间的经历。张振勋在7月3日上递的条陈中，曾提出新设的“商务部”可下设六司，分别为地宝司（理矿）、梯航司（理铁路、轮船、电线、邮政）、教稼司（理农田水利、山利、种植）、惠工司（理百工技艺）、鼓铸司（理制造银元铜元）、会计司（理权度量衡、稽征口岸出入数）。唐文治所设计的通艺司职守，包含张振勋所称地宝、惠工两司内容，其“通艺”之名，来自“通艺学堂”，该学堂是戊戌变法期间，唐的同事张元济等人设计的教授农、商、矿、制造、格致等内容的教学机构 (26) 。张振勋设计的教稼司与唐所称平均司大致相同，所经营的范围皆为广义的农业。唐设计保惠司，则很可能是受外出访问期间，目睹各国全力保护工商专利及商人合法权益之后的启示 (27) 。
章程第2条，是在商部设置律学馆一所，翻译、编纂商律；设置商报馆一所，搜集、刊刻各省各埠物价、贸易信息，这是来自外出访问期间所见的法国经验。日记曾详述法国察考工商之办法，即内由各郡守、外由驻外领事，对国内外重要商埠进出口情况、工人薪资、物价涨落、关税章程等，随时向中央的商部详细册报 (28) 。
章程第3条，招商设立铁路、矿务、工艺、农务各项公司，铁路公司先办支路，矿务公司先办煤铁。公司如由商股承办，则商部妥善维持保护，不采用官督商办形式，避免以往抑勒之弊。公司如由官商合办，则视官商资本比例，随时订立章程。其中由商人承办支线铁路的建议，源自张振勋的建议 (29) 。保护商办公司免于抑勒，既是对过去官督商办弊端的检讨，同时也是在目睹国外成功经验之后采取的举措。《英轺日记》曾详记法国对矿务公司、铁路公司管理及征税的具体方式。以法国矿税为例，其税分矿地税、矿产税两种，前者每平方千米每年纳税十法郎，后者则按出产净利多少征收，具体比例由议院决定，但不得超过净利百分之五。国人如欲在他人地面探验矿苗，须与地主商妥，并预偿地价。任何人开采矿产，都须请领凭照。所有地段，一旦让给他人，则不得再行探验。产权清晰、以契约约定税率，是保证商人利益及开采顺利进行的重要保证 (30) 。
章程第4、5、6、9、10、11，涉及商部的人员设置、选任、办事的流程、俸廉的发放、胥吏的地位等等，这些经验几乎完全来自唐文治在外务部的经验，而与此前六部的传统做法无关。第4条规定商部设立左右丞、左右参议各1名，各司郎中、员外郎、主事各2名，司务厅司务2名，这些都与外务部相同；第5条规定商部官员从内阁、六部正途出身的司员中考选，这也与外务部相同。第8、9、10条规定，商部司员轮流到署办事，收发文件、办理文稿，各有专责，以及优给俸廉，这都是仿照外务部的做法。第11条称，商部事务重要，假手胥吏，易滋弊窦，因此，只招供事48名，仅负责缮写文书。通过这一手段，避免胥吏把持六部实权的弊端。这一做法最早来自总理衙门，后被外务部采用，商部则是仿外务部做法而为之 (31) 。
唐文治由科举出身，并不具备外交、商务方面的专门知识。在唐被任命为商部右丞之后，他的老师翁同龢曾感慨说：“唐某得京堂矣，惜商务非其所长耳！”唐文治对此评论说：“呜呼！士固伸于知己。” (32) 可见他对自己在商务方面的外行，深表认同。载振之所以请唐文治起草商部章程，主要是因为唐随同其出访，为其编撰《英轺日记》，相对其他官员而言，唐与他走得最近，同时也表现出对外国商务的粗浅了解。而唐既然并无专业的商务知识与管理经验，其起草商部章程，就只能汲取他所在的外务部的施政经验，并借重上年在国外对各国商务的所见所闻。
四
1902年载振率特使团出访英国，不过是晚清一次较为普通的外出访问，然记录此行的《英轺日记》，却有着比一般出使日记更为集中和丰富的信息。《英轺日记》的实际作者，是随同载振一同访问的唐文治，他出身科甲，考取总理衙门章京，总理衙门改组为外务部后，任外务部主事。在载振访英前夕，经瑞良推荐随行。由于唐文治有任职外交部门的经历，平日非常留意外部形势，他在外出访问期间对各国制度尤为留心，有意打听各国政治、经济、外交、军事制度，对其进行了忠实记录，并附有相应的点评介绍，这使得《英轺日记》具备较为丰富的信息量，对于在《辛丑条约》签订之后宣布进行新政的清政府而言，尤其具备较大的参考价值。正因为如此，《英轺日记》在出版后随即被翻译成白话版本，借小说之名，向下层宣讲、传播，使得《英轺日记》的受众，有可能突破原有出使日记的局限，而影响到更广泛的阶层。
得益于《英轺日记》传播的效应，载振的出访得到上层的肯定，他随后递呈的有关振兴商务的奏摺，也受到重视。这也使他成为新成立的商部最合适的领导者。载振在接受筹组商部的任务后，仍将奏摺、章程起草的重任交给唐文治。由于唐出身科举，并无太深的商务知识，因此，他起草的商部章程，主要是借鉴两类知识，一是在总理衙门及外务部的施政经验，另一方面，则是来自1902年访问期间在外所见所闻与所思，这些均忠实地记录在他编纂的《英轺日记》之中。通过日记，再结合唐文治的经历，我们可清晰看出晚清商部制度的源头所在。
(1) 刘声木：《苌楚斋随笔·四笔》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796页。
(2) 唐文治：《茹经先生自订年谱》，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校印，1935年，第49页。
(3) 唐文治：《茹经堂文集》卷4，1927年刻本，第47页。
(4) 溥铨：《我的家庭“庆亲王府”片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晚清宫廷生活见闻》，北京：文史出版社，1982年，第280—281页。
(5) 唐文治：《茹经先生自订年谱》，第18—38页。
(6) 唐文治：《茹经先生自订年谱》，第41—42页。
(7) 唐文治：《茹经先生自订年谱》，第59页。
(8) 唐文治：《茹经堂文集》卷6，1927年刻本，第12页。
(9) 唐文治：《英轺日记》卷6，上海文明书局1903年刻本，第16页。
(10) 唐文治：《白话演说英轺日记》卷6，《绣像小说》第9期，上海：商务印书馆，1903年，第23页。
(11)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27册，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262页。
(12) 载振：《奏调随带出洋人员》，《外交档案》，台北：“中研院”近史所档案馆藏，档号02—12—008—01—011。
(13) 《汪大燮致汪康年》（光绪二十八年二月初九日），《汪康年师友书札》第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818页。
(14) 唐文治：《英轺日记》卷6，第3—4页；卷5，第9页；卷6，第12—16页。
(15) 唐文治：《英轺日记》卷5，第10—12页。
(16) 唐文治：《英轺日记》卷6，第3—5页。
(17) 唐文治：《英轺日记》卷8，第15页。
(18) 唐文治：《英轺日记》卷11，第5页。
(19) 唐文治：《英轺日记》卷11，第14—15页。
(20) 唐文治：《英轺日记》卷12，第5、7页。
(21) 唐文治：《英轺日记》卷5，第20—21页。
(22) 唐文治：《英轺日记》卷11，第6页。
(23) 政务处、外务部覆奏振贝子条陈摺，光绪二十八年十月初五日，《军机处档摺件》150448，台北“故宫博物院”图书馆文献处藏。
(24) 张振勋为南洋华侨，原籍广东，因报效朝廷巨款，奉旨以三品京堂候补。
(25) 《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29册，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219页。
(26) 张元济：《设立通艺学堂呈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文》（1897年9月20日），《张元济全集》第5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1—2页。
(27) 唐文治：《英轺日记》卷9，第1—2页。
(28) 唐文治：《英轺日记》卷9，第3页。
(29) 唐文治：《茹经堂奏疏》卷2，第15页。
(30) 唐文治：《英轺日记》卷9，第11页。
(31) 《谨拟商部各项章程缮具清单恭呈御览》（1903年9月26日），《大清新法令》第2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127—132页。
(32) 唐文治：《茹经堂文集》卷6，第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