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西雅图的涅磬乐队（1991）在摇滚乐曲《少年心气》（Smells Like Spirrit）中的宣言，成了后现代的口头禅：“我们来了，嗨起来！”随着娱乐业成为全球每年1万亿美元的产业（EmanuEl，1995），当代社会越来越无愧于“娱乐时代”的标签（Zillmann & Vorderer，2000，p.vii），经济学家开始发现娱乐已然成为世界经济的新驱动力（Wolf，1999），反讽的是，学者们开始追随涅磬乐队的脚步，严肃认真地看待娱乐。学术界以传统的方式（比如课程、座谈会、会议、咨询）和新的形式（比如设计视频游戏、创办新娱乐公司）表现出对娱乐的兴趣。毫无疑问，不断积累的经验证据、理论构想和实践智慧正在为娱乐理论这一新兴领域做出巨大贡献。

但是这场战斗远未结束。人们常说，只有讲授一门课程才能完全理解它。教学会让你发现某一学科的局限与不足。这么多年来，关于娱乐理论已举办了无数个研讨会，针对各大洲的娱乐问题已有大量的演讲。一点也不惊讶的是，在很多领域出现了娱乐理论和学术研究的知识鸿沟。此外，我们得出一个结论，包括该议题的知识基础框架在内的基础工作是研究中最薄弱的环节。具体来说，我们俩都发现，娱乐背后关键的心理机制的概念化和解释性不够充分，且娱乐过程与信息、教育或劝服相关行为的区分并不明晰。

我们一旦意识到，娱乐机制和过程的概念化和解释还有待研究，就积极寻找耕耘在娱乐理论这块有待开发的领域里做出了出色研究和理论建树的学者。我们认同那些在这个荆棘丛生的领域有所建树的学者及其学术能力。

在深思熟虑之际，我们认为，增进对这些心理机制和娱乐过程理解最有效的方式，就是呼吁并询问那些在娱乐理论基本知识上有所突破的同侪，是否愿意与同行分享他们的洞见和学术成果。令人欣慰的是，他们很乐意在我们拟定的几个研究领域来谈他们自己的研究和其他学者的相关工作。我们共同完成了《娱乐心理学》一书，致力于增进对娱乐的基本心理过程和机制的理解。

准备和接收过程

本书分为三个基本部分，第一部分以《准备和接收过程》为题。这部分的六个章节讨论对娱乐内容（entertainment fare）的意向与选择，及其在接收和处理中所涉及的基本机制和过程。

在《动机》一章，彼得·沃德勒（Peter Vorderer）、弗朗西斯·F.斯汀（Francis F. Steen）和伊莱恩·陈（Elaine Chan）提出问题，为什么来自不同文化和历史阶段的人都会“找乐子”并乐此不疲。他们从意向派和客观派的立场思考“何为娱乐”的问题。

简宁斯·布莱恩特（Jennings Bryant）和约翰·戴维斯（John Davies）通过探讨现代消费者在当今数字媒介环境提供的多种选择中选择娱乐节目的理论和模型，检验了娱乐的第二个预测因素（precursor）。在《选择性接触过程》一章，作者在梳理了选择性接触理论知识史之后，重点研究了该理论的发展过程和结果，并在预测和解释信息时代的选择性方面批判性地考察了其有效性。

在《注意力和电视》一章里，注意力和电视被视为传媒心理学中最富有成效的研究传统之一。丹尼尔·R.安德森（Daniel R. Anderson）和希瑟·基尔科里安（Heather L. Kirkorian）描述、整合和综合了注意力的概念、方法和经验，并指出了注意力如何以及为什么为娱乐提供了必要但不够充分的条件。

L.J.什鲁姆（L.J.Shrum）阐明了“感知”这一难以捉摸的概念，以及它作为娱乐机制的多重角色。关于此感知的解释和扩展性研究十分丰富，对它们的整合为我们理解娱乐媒介的方式提供了创新性见解。

娱乐体验最基础的就是编码和存储媒介消息的方式。理查德·杰克逊·哈里斯（Richard Jackson Harris）、伊丽莎白·泰特·卡迪（Elizabeth Tait Cady）和途安·阔克·特兰（Tuan Quoc Tran）在《理解与记忆》一章中对这些过程和机制做了介绍，并分析了娱乐的理解和记忆模型。

这部分最后一章是罗伯特·威克斯（Robert Wicks）撰写的《媒介信息处理》。本章综合了前五章的大量材料，还有许多新的讨论，例如对图式和框架的阐释。

反应过程

在《反应过程》部分，探讨了我们选择和接收媒介信息中获得娱乐的机制和过程。这部分共14章，占了本书的大部分内容。

帕蒂·法肯堡（Patti Valkenburg）和约臣·彼得（Jochen Peter）探讨了“幻想与想象”在接触娱乐的整个过程中的作用。他们提出并探讨了许多深思熟虑的假设，以阐明幻想和想象在各种娱乐现象中的作用。

南希·罗德斯（Nancy Rhodes）和詹姆斯·C. 汉密尔顿（James C. Hamilton）在《归因与娱乐：不是谁是，而是为什么他是》一章中，研究了因果思维在娱乐过程中的作用。作者提出归因思维在娱乐体验中的角色，探讨了高质量小说如何与有效的归因思维相比较。

娱乐研究者最常用的一个理论是倾向理论。在《媒介享受心理：基于倾向理论》一章中，亚瑟·A.兰尼（Arthur A. Raney）批判性地考察了倾向理论的各种假设和机制，并阐述了基于倾向理论共有的六项原则和特征。

道尔夫·齐尔曼（Dolf Zillmann）在《共情：对他人情绪体验的情绪反应》一章中探讨了媒介娱乐最复杂但最基本的过程之一。本章介绍了各种共情理论以及共情的三因素理论（three-factor theory），并检视共情在不断变化的媒介环境中所扮演的角色。

娱乐理论最棘手的主题之一是认同的概念，乔纳森·科恩（Jonathan Cohen）在《媒介人物的受众认同》一章中对此进行了阐述。作者综合运用文献分析、批判研究和传统社会科学研究等多种方法，全面探讨了认同的机制和过程。

沃纳·沃斯（Werner Wirth）考察了“卷入”及其与娱乐体验的关系。从卷入的各种特征和概念化开始，他探究了卷入的强度和效价对娱乐的影响等问题，并提供了与娱乐理论相关的卷入的综合性概念。

道尔夫·齐尔曼撰写的另一章是《虚构叙事中情感的戏剧技法》。在批判性地分析了“怀疑的悬置”（willing suspension of disbelief）的各个层次之后，他重点讨论了兴奋过程在情绪体验和认知过程在激动反应调解中的作用。

西尔维亚·诺布洛赫-韦斯特威克（Silvia Knobloch-Westerwick）在《情绪管理：理论、证据和进展》一章中系统地描述和评估了一个重要的媒介理论。除了仔细分析和整合现有的实证研究外，文章还讨论了情绪管理研究的趋势。

萨宾·特雷普特（Sabine Trepte）在《社会认同理论》一章，考察了人们所在的群体是如何影响其对不同消费媒介的接收以及享受的。同时它研究了媒介娱乐对社会认同（娱乐的另一面）的影响，以及在虚拟环境中娱乐是如何改变社会认同过程的。

媒介享受中的“公平与正义”问题是娱乐理论中一个未被充分研究的主题。曼弗雷德·施密特（Manfred Schmit）和于尔根·马斯（Jurgen Maes）在《娱乐中的公平与正义》一章中检验了正义的动机，展示了它在各娱乐类型中的作用，并且研究了有关公平和正义对娱乐价值影响的几个假设。

拟社会互动永远是娱乐理论界的热点话题。克里斯托夫·克里姆斯（Christoph Klimmt）、蒂罗·哈特曼（Tilo Hartmann）和霍尔格·施拉姆（Holger Schramm）解释了“拟社会互动和关系”的概念，研究了它们在娱乐过程中的作用和功能。他们总结出拟社会互动与媒介角色互动的过程导向（process-oriented）模型，及其对娱乐反应的影响。

乔安妮·坎托（Joanne Cantor）在《为何恐怖永不消亡：恐怖性娱乐持久而吊诡的影响》一章中，研究了恐惧反应和娱乐体验之间的交互作用，在研究痛苦与快乐这一混合体时，应考虑媒介特征和相应的发展差异。

玛丽·贝丝·奥利弗（Mary Beth Oliver）、金珍熙（Jinhee Kim）和梅根·S.桑德斯（Meghan S.Sanders）探讨了媒介娱乐中“个性”的复杂作用。本章的独特之处在于，他们将娱乐相关的变量划分为“选择性”和“享受”，及其与娱乐体验不同维度相关且截然不同的人格模式。个性也被认为是媒介效果的调节变量和因变量。

多丽娜·米伦（Dorina Miron）主要依靠情感神经科学领域的学术成果，研究了“娱乐中的情绪认知”。在考虑不同层次的寻欢人（pleasure seekers）的角色时，本章不仅整合了认知和情绪方程式（emotional equation）效果，也为未来娱乐理论研究留下了许多新的议题和问题。

娱乐理论中的心理学理论和模型

本书最后一部分，首次将一些成熟的、新兴的心理学和心理生物学理论应用于娱乐研究。这部分共有四章。

马文·扎克曼（Marvin Zuckerman）在《娱乐中的感觉寻求》一章中，首先研究了感觉寻求的一般性人格维度的形成，然后解释了高感觉寻求者和低感觉寻求者如何选择和享受不同形式的娱乐。特别有趣的是研究感觉寻求对环境和生物的影响，以及考虑不同人格维度如何支持不同的娱乐偏好。

享乐心理学已经很成熟，玛格丽特·施莱尔（Margrit Schreier）在《（主观）幸福感》一章中研究了娱乐的这一传统。心理健康、媒介消费和娱乐体验之间的关系是复杂而迷人的，要理解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还需许多其他的变量。

就在我们都认为可以把净化研究束之高阁的时候，布丽吉特·舍勒（Brigitte Scheele）和弗莱彻·杜布瓦（Fletcher DuBois）在《净化：娱乐的伦理形式》一章中对这个概念及其思想史进行了完整的论述。在这一章里，作者探讨了不同的理论研究，如，对亚里士多德的净化理论和复杂的情感重塑观点进行了批判性审视。为扩展对娱乐的理解提供了更多的新的可能性。

最后，彼得·奥勒（Peter Ohler）和格希尔德·尼丁（Gerhild Nieding）在《娱乐的进化视角》一章中，把进化生物学的原理应用到娱乐研究中。从更新世（Pleistocene）的篝火到有性取向和创造智慧，都为娱乐研究提供了新视角。

总结

就像媒介沟通的典型案例一样，本书是团队和机构共同的作品。我们非常感谢这些优秀的贡献者，感谢支持我们的大学，尽管我们经常疏于提及甚至没想到它，但我们确实很欣赏它所坚持和鼓励的言论自由。

感谢出版社的好朋友劳伦斯·艾尔鲍姆（Lawrence Erlbaum），再次与你合作是愉快的，也是荣幸的。感谢琳达·巴斯盖特（Linda Bathgate），你是出版社价值观的代言人，你的指导和友谊是无价的，让这些无处不在的会议变得更加有趣。感谢在后台工作的艾尔鲍姆团队的其他成员。

我们的导师，尤其道尔夫·齐尔曼和诺伯特·格罗本（Norbert Groeben），非常感谢你们激发了我们对娱乐理论研究的兴趣。我们同样感谢你们身上所散发的最纯粹的学术热情。

还有正在成为“军团”和“传奇”的学生们，你们对我们的启发，确实比我们教会你们的要多。因为极富才情的你们，我们对娱乐理论的未来充满了信心：花开结果，只需静待。

我们两位编者从慷慨的合作者活跃的思想中学到很多东西，我们引以为豪。并且在知识的反省和发现的满足中体会到乐趣。他们创造性的作品为我们带来陶冶、启迪和享受。

简宁斯·布莱恩特

彼得·沃德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