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观）幸福感
玛格丽特·施莱尔
对幸福的心理学研究从20世纪60年代就已经开始。研究发现，影响人们如何感知自身和生活的因素有很多，例如爱、友情、一份满意的工作等。除了和我们的伴侣或者工作相关的宏观因素之外，微观的日常琐事也会影响我们的感知，其中休闲时间满意度被证实会对我们的幸福感产生重要影响（Argyle，1987）。休闲时光现在通常是媒介时间——这也引发了本章探讨的问题：媒介使用，尤其是娱乐媒介使用，和幸福感之间是否有联系？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列出一些主要概念以及心理学对幸福的研究成果，区分不同方面或者形式的幸福，例如主观幸福感（subject well-being）、心理幸福（psychological well-being）与健康。在接下来的部分中，我们考察每种形式的幸福和娱乐的关系，并且聚焦娱乐，尤其是影视娱乐，其中主要关注电视。
幸福：概念以及实证研究
尽管心理学研究大部分是归纳性的，主要关注人们对幸福、生活满意度的评价以及幸福的决定因素和影响，上述研究主要通过两种理论基础开展（Keyes & Waterman，2003；Ryan & Deci，2001；Waterman，1993）。第一种被称为“享乐主义”观，或者“情感幸福（emotional well-being）”，在这种观念中，幸福被看成是情感快乐的状态（Diener 1984所称的“幸福与痛苦”研究取向）。第二种是“实现主义”观，或者“心理幸福”，认为幸福无法也不应该被狭义地认为是“快乐”；相反，幸福包括跟随自己的内心来生活，主要是过一种有意义的生活并且作为完全有作用的人而实现自我价值（Diener 1984所称的“有目的”途径）。一些作者提出对幸福概念的其他理解，例如在心理幸福之外还有社会幸福（Keyes & Waterman，2003），或者有的研究者把健康作为一个子领域（Argyle & Martin，1991），还有研究者主张关注幸福实现的方式，而非组成的成分（Diener，1984）。现有关于幸福的大量研究主要关注的是享乐主义和实现主义之间的差别。接下来，我们会详细讨论两种主义。
享乐主义取向
主观幸福感的结构 享乐主义途径包含主观（情感）幸福（SWB）的三个子成分：积极效果、消极效果与生活满足感（关于享乐主义观可参见Kahneman，Diener & Schwarz，1999；Strack，Argyle & Schwarz，1991）。测量积极和消极效果的方式——从其称呼也能看出——涉及幸福的情感方面，而测量生活满足感的方法则主要是认知判断，对例如婚姻、友情、工作、健康或者休闲等在总体或者单个层面进行生活满足感考察（Argyle & Martin，1991）。
如果一个人在长时间内获得的积极效果多于消极效果，那么其幸福感体验会提升，其在生活中的不同方面也会有更高的满足感。在这方面看，积极效果和消极效果是相互独立的（Bradburn，1969）：积极效果的出现并不意味着消极效果的缺失，反过来也如此。人们在一生中感到兴奋、高兴、满足的频率和感到低落以及无助的频率并没有关联，二者是相互独立的，但这一结论一定是在较长时期内通过考察平均效果而得出的。迪纳（Diener）发现的证据显示，在短时间内，积极效果和消极效果是相互排斥的（至少在同一个生活方面如此：Diener，Sanvik & Pavot，1991）。如果从强度来考虑的话，二者也不是相互独立的：如果某人有较强的感受，他会有强烈的快乐和痛苦感觉；相反，如果某人的感受力很弱，那么他就会更容易接受生活中的所有事情，无论是好事还是坏事。当然，关于效果强度或者频率是否影响总体的情感幸福这一点还存在争议。哪些人会更开心？是体验持续的少量快乐的人，还是体验一次高强度快乐的人？迪纳等人（Diener等，1991）也指出，造成差异的是频率而不是强度。事实上，高强度快乐可能会在范围和强度都更小的快乐面前黯然失色。
测量 测量情感幸福和生活满足感的工具有很多，从单项目测量到多量表测量（Diener，1984；Mayring，2003；涉及幸福的测量问题可以参见Larsen & Fredricksen，1999）。单项目测量通常是基于坎特里尔（Cantril，1965）开发的自我评价表。受试者对自己总体生活情况进行9个刻度的评分，包括“对你而言最好的生活”到“对你而言最差的生活”。尽管使用起来很简单，受试者通常认为其与多量表测量相比可靠性更低，并且不像多量表一样可以同时测量情感幸福的多个层面。基于多量表测量，受试者通常可以通过大量积极和消极效果测量来对自己进行评分，例如“在过去30天之内，你感到开心的频率是多少？有很好的精神、非常开心、平静和平和、满足并且生活充满希望？”（就积极效果而言）；以及“在过去30天之内，你感到难过并且没有什么可以鼓舞你的频率是多少？紧张、焦虑、无助，并且一切努力都是徒劳？”（就消极效果而言），答案则从“一直”到“没有”之间变化（Keyes & Waterman，2003，p.482）。多量表测量中包括布拉德伯恩（Bradburn）提出的效果平衡量表或者福代斯（Fordyce）提出的快乐测评量表（Diener，1984）。多量表测量所关注的不仅仅是积极和消极方面，进一步包括情感幸福和相关概念，例如对健康以及整体生活风格的关注（例如Duputy的总体幸福安排；Fordyce的自我描述量表；Diener，1984）。最近人们研发的多量表工具主要是关于生活健康和质量的，这些量表超越了享乐主义取向，包括社会幸福、自主性以及类似标准的各个方面（Mayring，2003；以及下部分讨论的内容）。大部分测量工具（除了单项目测量工具）在可靠性方面能获得令人满意的成果，但是梅林（Mayring）认为其有效性不一定令人满意。
主观幸福感的前提和影响因素 涉及主观幸福感先前物研究的一个主要问题与前提有关：主观幸福感能被有意地影响吗？我们是否可以提高自身的幸福感？该问题也对娱乐和幸福之间的关系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媒介不受外部因素影响并且脱离我们自身控制的情况下，媒介会影响幸福感。
社会人口学因素，例如收入、年龄、种族、性别、社会阶层、教育是我们很难（例如收入）或者无法控制的因素（例如性别、种族与年龄）。总体而言，这些因素和主观幸福感相关，但是相关性只在0.10至0.15之间，因此影响力较小（Argyle，1999；Keyes & Waterman，2003）。就收入、教育、社会阶层而言，其与主观幸福感的相关性和我们预测的差不多：具有较高学历和收入的人，通常具有更高的社会地位，在主观幸福感方面得分更高。但是，在很大程度上这意味着金钱和知识会直接提升幸福感。这三种因素紧密联系在一起，并且三种因素共同作用会为让人参与感到更幸福的活动提供机会（例如令人满意的休闲活动，下文会有论述）。这也可能是主观幸福感中种族差异背后的工作机制，例如高加索人比美国黑人和其他种族的人更开心。年龄和性别与幸福的联系更为复杂。年龄和幸福之间呈较低程度的正相关，也就是说，年长者认为自己更加幸福。但是，里夫（Ryff）的研究显示这种结论只对幸福的一些（例如幸福主义）方面有效，例如自发性和控制性，但是对其他方面则不具有效用（Ryff，1995；Ryff & Keyes，1995；以及下文论述）。就性别而言，研究结果呈混合性，但是总体而言男性和女性在主观幸福感方面并没有太大差异（Nolen-Hoeksema & Rusting，1999）。
另一组不太容易受到人们意愿影响而变化的因素是个性特质（Diener & Lucas，1999）。主观幸福感和外向、乐观、自尊与自我效率呈正相关，主观幸福感和神经质呈负相关。
主观幸福感和外向之间的关系，主要是由社会活动的参与和进入社会关系的准备决定的：外向人格者更愿意进入社会关系，并且这种参与反过来会与主观幸福感呈正相关。婚姻可能是与主观幸福感关联最强的事情，因为很多结婚的人认为自己更加幸福，他们将婚姻作为情感和社会支持的来源。通常而言，有密友、亲戚、友爱的邻居和友好的同事的话，人们可以和他们分享活动和经历，这能够大大促进主观幸福感。
其他和主观幸福感相关的因素也很多，例如宗教和工作。研究发现，主观幸福感和健康以及生活活动有很强的关联性，尽管在这两种情况中，主观认知与主观幸福感相关，但是和有关个体健康的“客观”活动或者状态无关。
实现主义取向
对幸福的实现主义认识 实现主义的出现主要是基于人们对传统享乐主义研究的不满，他们批评享乐主义主要是一种归纳式的方法，并且忽视了积极心理作用的重要方面（如，Ryff，1989；Ryan & Deci，2000；Waterman，1993）。这些作者认为，享乐主义快乐是对希腊语中有快乐含义单词“eudaimonia”的选择性翻译。“eudaimonia”指的是自我，即“daimon”以及在此背景下的快乐生活，这种生活中个人尝试追求符合自我意愿的生活。在这方面的成功是快乐的来源，但是其他时候获得个人满足可能会以获得即时快乐体验为代价。
基于发展心理学（例如Erickson的心理社会发展各阶段）、人文传统的治疗心理学（例如Maslow的“自我实现”概念或者Roger的“机能完善者”的概念）以及心理健康文献中的各种方法（例如Jahoda针对心理健康的积极标准），里夫（Ryff，1989）提出了一个涉及六个层面的心理幸福模型（PWB，与情感幸福相对）。这六个层面包括：对自己有积极态度的自我接受（自我接受）；能够与他人进入积极关系的能力（积极关系）；基于个人标准来评价自我（自发性）；选择、控制并且改变个人所处的环境（掌握环境）；拥有生活的目的和方向（生活目的）；以及保持对经历的开放性和在整个人生中继续积累经验的能力（个人成长）。验证性因子分析支持这种六维结构，并且心理幸福模型的整体结构的几个方面都有一个二级因素（如，Ryff，1989；Ryff & Keyes，1995）。
实现主义途径中另一种对幸福的定义是瑞恩和德西（Ryan & Deci，2000）提出的自我决定理论。瑞恩和德西关注的是个人需求的满足对幸福而言十分重要这一假设，也就是说，在很多情况下人们更关注的是造成幸福的各种条件而不是幸福的定义（Ryan & Deci，2001）。他们提出了三种基本需求，包括自发性、能力和相关性。幸福被看成是心理成长、诚实、生活满足感、心理健康、活力体验以及一致性。根据里夫的研究，心理幸福与主观幸福感大相径庭，而自我决定理论包括主观幸福感和心理幸福两个方面，尽管与成长相关的方面占主导地位。
凯斯（Keyes，1998）提出的幸福概念关注社会方面，她区分了归属感（社会融入度）、对社会贡献的评价（社会贡献）、对社会世界完美结构和凝聚的整体的认识（社会凝聚力）、对社会发展潜力和积极方向的信心（社会实现），以及对其他人良好品质的信任（社会接受）。验证性因子分析显示这种结构确实最适合用来分析。
各种幸福之间的内在关联 关于心理学、社会以及主观幸福感的研究结果具有复杂性（参见Keyes & Waterman，2003，p.481以获得总体情况；如果想关注享乐主义和实现主义之间的辩论的话，可以参见Deiner，Sapyta & Suh，1998；Ryff & Burton，1988）。社会幸福感和心理幸福感（参见Ryff及其合作者的定义）被看成是相互独立的，与主观幸福感不同。凯斯的研究显示社会幸福感和心理幸福感构成了不同概念（Keyes，1996）。通过验证性因子分析，她也发现社会幸福感和主观幸福感（开心和满足）的积极方面有所不同。
里夫和凯斯（Ryff & Case，1995）也研究了心理幸福的六个层面和主观幸福感最常见测项之间的关系，即积极效果、消极效果以及生活满足感。最强的关联出现在主观幸福感和自我接受以及环境掌控（与生活满足感呈高度正相关；与积极效果呈正相关，尽管相关性相对弱一些；与消极效果呈负相关，例如抑郁）之间。心理幸福的其他方面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联更为微弱或者复杂。里夫认为心理幸福的各个方面很明显地会影响主观幸福感范围之外的幸福的各个方面。
相反的是，瑞恩和德西提出的自我决定理论认为，主观幸福感包括心理幸福中的实现主义这个因素（Ryan & Deci，2001）；因此他们将主观幸福感和诚实以及活力联系在一起。瑞恩和德西指出，这些因素之间的确切关系并不是恒定的，而是根据不同的情况会有所变化。在一些情况下，例如参与愉快的挑战任务，主观幸福感的提升也会伴随活力的提升。在其他情况下，例如同一个任务如果是外部施加的而不是自由选择的，主观幸福感会提升成功的概率（Nix，Ryan，Manly & Deci，1999）。沃特曼（Waterman，1993）的研究结果也支持了享乐主义和实现主义之间关系的假设，认为这种关系是会基于情况的变化而变化的。他让两项研究的参与者列出5件最重要的事情，并且对它在6种情况下，能提供的满足感、幸福相守和个人表达进行评分，后者包括心理幸福的测量。主观幸福感和心理幸福测量方面有持续的关联。与此同时，两种幸福提供的体验机会也有所不同。实现主义类型的个人表达与高层级技术、任务挑战的关联更强，而享乐主义感觉则与放松、快乐以及忘记时间节点的感觉关联更强。
总体来说，尽管三种幸福在概念上有所区别，但是也有联系。社会和心理实现幸福有基本发展方向，并且都认为完整的人需要有和别人发展积极关系的能力。就实现主义（包括心理和社会方面）和享乐主义而言，二者关系的体现在于一些活动、经历或者情景会给两种幸福带来机会，而除了享乐主义和实现主义之外，其他类型的幸福可能会帮助我们成长，这并不一定是一种快乐的体验；还有一些人在享乐方面可能会有更好的体验，但他们体验的快乐没有任何增长潜力。人们使用媒介，尤其是用来娱乐，这种幸福感几乎没有增长的潜力。这种区别在媒介和娱乐中的应用将在下文详细探讨。
心理幸福的前提和相关影响因素 因为享乐主义和实现主义幸福之间并非泾渭分明，因此很难总结相关研究的结果，所以我们选择性地关注里夫及其合作者的研究成果（参见Keyes & Waterman，2003；Ryan & Deci，2001）。
在社会人口学变量中，性别、年龄、社会经济地位与心理社会幸福的关系已得到了探讨。例如里夫和凯斯（Ryff & Keyes，1995）关注性别这一因素，发现女性在与他人保持良好关系方面的得分更高，并且在个人发展方面的表现也更好；而心理幸福的其他方面则没有明显的性别差异。年龄或者更准确地说是生命过程中的心理幸福发展，是里夫及其合作者特别关注的（Ryff & Marshall，1999）。他们的研究发现了心理幸福各方面内容的不同模式：随着年龄、环境控制力、自主能力的增长以及生活目标和个人成长的减少，自我接受以及与他人关系方面没有太大变化（Ryff，1995；Ryff & Keyes，1995）。社会经济地位与心理幸福之间也存在较大关联，其中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人会有更低的自我接受感、社会目标，更弱的环境控制力以及更少的个人成长（Ryff，Magee，Kling & Wing，1999）。对于社会人口因素以及心理幸福各方面之间的关系，里夫假设各方会受到社会比较、他人的积极反馈、贡献过程以及与生活经验相关的主观重要性的影响（Ryff，1995）。此外，舍姆特和里夫（Schmutte & Ryff，1997）探讨了心理幸福各方面和个性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十分复杂，这使得各种因素和领域之间的相互关系产生了不同模式。考虑到社会幸福与外向性和神经质（与积极影响、生活满意度以及外向程度呈正相关）之间的直接关系，上述结论进一步支持了主观幸福和心理幸福在概念上大相径庭的假设。
健康与幸福
健康与幸福具有相关性，应该是人们出于本能就会认同的内容，包括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以及主观幸福感和心理幸福。在很大程度上，这些假设能够在实证层面得以证实。
身体健康与主观幸福感之间有相关性（r值约为0.3，Argyle，1987；Diener，1984；Okun，Stock，Haring & Witter，1984）。但是，如果考虑其他因素（例如休闲活动）的影响的话，这种相关性就会降低；并且如果医生的健康评价被看成是“客观”的话，这种相关性也会有所降低（Diener，1984；Ryan & Deci，2001）。但研究发现，与主观幸福感相关的积极心态会对免疫系统起促进作用，进而提升健康状况，这一点在延缓老年人身体衰老上体现得尤为突出（Keyes & Waterman，2003）。关于身体健康和心理幸福之间关系的研究相对更少，但是现有研究也发现二者呈正相关。尤其和他人的积极关系对身体健康有积极影响（Ryan & Deci，2001）。
心理健康和主观幸福感之间的界限并不总是十分清晰，例如，心理健康的一个维度的消极影响有时候会和抑郁症一起被测评（Diener，1984）。一旦进行了区别的话，主观幸福感和心理幸福都会和抑郁呈负相关（Keyes & Waterman，2003）。低社会幸福和心理幸福，尤其是与他人关系方面，被证实会增加抑郁和自杀的风险。
总体而言，幸福和享乐测量都与身体和心理健康相关，与他人建立并且保持关系的能力在幸福感维度中扮演重要角色。
从娱乐到幸福？
接下来重点探讨媒介使用（尤其是娱乐媒介使用）与幸福之间的关系。大部分现有相关研究主要关注的是媒介使用和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为了使这些多元的研究系统化，我们要进一步做出两个区分。第一个是主观幸福感（在这个语境中生活满意度的认知层面可以被忽略）概念中积极和消极效果的区别，另一个是接受经历和该经历产生的（更长期更持久）效果之间的区别。总体而言，我们会总结媒介使用和主观幸福感相关性的四个方面：在接受体验中二者的关系，包括积极和消极效果，以及媒介使用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同样会区分积极和消极影响。之后会探讨媒介使用和心理幸福之间的关系，主要关注娱乐对心理幸福的积极影响，最后会呈现媒介使用和健康方面研究结果的小结。
主观幸福感与娱乐
感受体验 从某种意义上说，娱乐就是为了获得好心情，或者产生一种积极效果，因此娱乐似乎和幸福状态是同一个概念（Bryant & Miron，2002）。但研究发现，看电视时候的体验状态会出现差异（Rubin，1994）。一方面，看电视会有困乏和放松的状态出现，类似于做白日梦（Hills & Argule，1998；Kubey & Csikszentmihalyi，1990）。另一方面，观看体验一直被当成一种刺激。根据情感—倾向理论，受试者会在道德层面评价（虚构）人物，并且基于这种评价而产生对人物的积极或者消极感觉；这些感觉被认为会反过来影响受试者对人物和故事结局的期望和担忧（Raney，2003）。在期望得到满足以及担忧获得减缓之前，期望和担忧会随着刺激引发而大量发生（Zillman，1991）。
但是，刺激本身并不需要带来愉悦和积极的影响。媒介接受过程中刺激引发的体验取决于很多因素，例如个性（比如高感觉找寻者会喜欢更强的刺激：Oliver，2002）、体裁（Raney，2003）、接受体验的动机（Rubin，1994；就情绪管理理论而言，参见下文），以及是否所有伤害都来自“坏的”角色并且它们都受到了公正的判决。兴奋转移理论（Bryant & Miron，2003；以及本书第13章）认为整个接受过程中的刺激体验，在引发刺激体验情节的基础上，会被转移成放松和感谢，并且进一步假设这些放松感与之前体验的刺激强度呈正比。
根据娱乐研究的现状，电视观看体验在总体上来说是让人放松并且会引发刺激的（Rubin，1994）。虽然放松状态本身就令人十分愉悦并能使人产生主观幸福感，但是这种观点对刺激引发不一定适用。兴奋转移理论可以解释人们一开始就选择刺激的原因，即针对不同情况来选择解压过程，并且能够确认接受过程中刺激程度是否可以超越愉悦感。此外，该理论认为刺激经历和某种特别结果呈正相关，这种关系可以导致解决方案的产生并且之后能够将刺激转移成释放。如果上述转化没有出现，刺激水平在接受体验之后仍旧十分高，那么所产生的效果可能会更加消极。因此，接受过程中的刺激体验可能（但不是必须）会很愉悦并且产生主观幸福感。
但毫无疑问的是，观看者也会找寻那些不会引发后续刺激或者缓解紧张的体验：“赚人眼泪”的电影和喜剧是这个方面的重要例子，并且任何观看体育比赛的观众可能最后都会发现自己不支持的队伍赢得了比赛。此外，接受者似乎更愿意体验完整的情绪，而这些情绪不能被直接认为是愉悦的，例如悲伤或者恐惧（Oliver，2003；Vorderer，2003，关于将害怕反应作为长期效果的内容参见下文）。因此媒介接受涉及的内容除了高度刺激之外，还有能够提升消极效果以及低主观幸福感的经历。
我们对娱乐的第一印象，是其是令人愉悦的事情，而对这种印象的反向理解则是接受经验必须是矛盾的：它可以是愉悦且令人身心放松或者非常激动的，但是也会涉及一些令人不愉悦的刺激以及其他情绪，例如悲伤通常与消极效果相关。
娱乐的效果 找寻不那么愉快的体验状态的悖论很难通过超越体验本身得以消减：它们是否促成了接受者的幸福？我们通过情绪控制理论、使用与满足研究与恐惧反应研究来回答这一问题。看电视引起的效果体验之外的内容将会在心理幸福语境中来讨论。
情绪管理理论认为，媒介选择会受到享乐的刺激，并且和娱乐有助于产生主观幸福感的观点一致（Oliver，2003；Zillman，1988本书第14章）。研究认为娱乐被用来调节刺激，因为处于刺激状态的人们往往会选择能够带来安静效果的节目，而没有受到刺激或者感觉无聊的人则会选择刺激型娱乐节目。就情绪而言，人们的假设是处于消极状态的接受者会倾向选择提升自己情绪的节目，而处于积极状态的人则会选择能够让其保持这种状态的节目。
总体而言，实证数据证实了上述假设（Oliver，2003）。但是也有一些例外情况，例如有研究发现，媒介使用者有时候会选择听音乐来特意强化自己的消极状态（Vorderer，2003）。此外，有研究者将看电视时间和其他休闲时间比较并且考察了看电视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发现，伴随观看的积极状态并没有延伸到真实的接受体验当中（Hills & Argyle，1995；Kubey & Csikszentmihalyi，1990，第7章）。此外，情绪控制理论无法解决接受者会选择观看引发消极情绪的内容的矛盾之举，例如选择悲伤电影（Voerder，2003），至少该理论在其原初形式下无法解决这一问题。奥利弗（Oliver，2000；2003）引入了元情绪这一概念来重构由媒介引发的消极效果导致的娱乐体验。这种想法尽管具有一定的解释力，但是并不具有绝对的说服力。其基本假设是媒介选择主要是受到享乐主义的刺激，若果真如此，找寻消极情绪也必定会在另一个层面产生积极效果。但是，除了享乐主义动机之外，还有其他哪些因素会影响节目和媒介选择呢？
使用与满足研究则想解释动力和功能方面的媒介效果，也就是说，媒介使用的动机和所获得的效果相一致（Katz，Blumler & Gurevitch，1974；Rubin，2002）。就主观幸福感而言，两个类别尤其相关：程式化和选择性媒介使用（Rubin，1984）、看电视的情绪控制和社会补偿动机的辨别（参见Finn & Gorr，1988）。就程式化使用而言，研究的重点是所忽略的内容。程式化媒介使用会满足在没有其他选择情况下的娱乐这一主要目的，能够保证一定的娱乐时间，会防止消极效果的产生并且促使主观幸福感的产生（参见Huston等，1992，第1章；Kubey & Csikszentmihalyi，1990，第5章）。另一方面，就选择性媒介使用而言，人们会有目的地选择特定内容，因为其与人们自己的利益和目的相关（Rubin，2002）。芬恩和戈尔的研究（Finn & Gorr，1998）辨别了情绪管理和陪伴动机，并且将主观幸福感作为看电视的直接效果。情绪管理已在上文得到探讨。社会补偿动机在某种程度上与媒介使用的程式化动机相一致（例如习惯、打发时间）。此外，社会补偿包括看电视产生的拟社会关系愉悦，即观众把电视中角色当作真人或者朋友来了解和回应（Horton & Wohl，1956；本书第17章）。尽管令人愉悦的拟社会互动和关系不一定会造成真实社会关系的缺失（Vorderer & Knobloch，1996），但社会补偿动机被证实会与害羞、孤独以及神经质相关，而极度外向的人不认为与电视角色互动会代替现实生活中的真实互动（Finn & Gorr，1988；Weaver，2000）。因为电视在为观众提供陪伴方面非常成功，所以我们可以再次假设陪伴需求能够抵消消极效果，进而提高主观幸福感。与屏幕角色的拟社会互动为人们所享受，因此会引发积极效果（就电视作为一种社会现象而言，可参见下文）。
迄今为止，研究关注的点是看电视的积极效果。但是，电视节目类型和观众类型的差异，也会引发消极效果。这里的消极效果指的并不是看电视剧而产生的悲伤感，也就是说观众主动找寻的消极情绪，在某些方面会提供矛盾的愉悦（见上文讨论）。这里的消极效果的关注点是媒介使用引发的非主动性消极效果。例如，很多研究都发现，不论是对于成年人还是儿童而言，他们所经历的恐惧反应在很多时候会被带入其真实生活的体验中，进而大幅降低主观幸福感，这种情况可能会持续很久（Cantor & Mare，2001；Cantor，2002；2004；以及本书第18章）。
总之，研究表明，媒介使用会提升主观幸福感，其既可以通过情绪控制来提升积极效果，也可以通过其他手段来抵消消极效果，例如，通过控制时间或者提供拟社会“陪伴”。但是，就引发的积极状态而言，我们还不知道这种积极效果在体验经历后能够持续多长时间。此外，媒介使用并不一定会引发积极效果。基于所看内容类型的不同，观众可能也会受到自发和被动的消极效果的影响。
心理幸福与娱乐
对心理幸福和媒介使用研究进行总结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原因主要有二：第一，正如上文所论，目前还没有有关心理幸福的一致概念；第二，媒介使用和幸福的研究一直主要关注主观幸福感，而忽略心理幸福。但是，有一些研究已经出现，它们将身份建构和媒介使用中的娱乐使用看成是社会机会。但是就危害而言，研究者害怕频繁看电视可能会有碍个人成长。就这方面而言，心理幸福一直被看成是一种潜在的娱乐效果。
娱乐对心理幸福的积极影响 大多数人都将娱乐看成是虚幻的，而虚幻本身和日常生活有很大差别，将二者联系在一起（例如采用某位虚构人物的观点）看上去并没有什么效果。直到近期人们才开始认可这一观点：接受者准备好采用虚构环境下的信息娱乐，并且虚构的事实可能会携带强有力的说服消息（Green，Brock & Strange，2002；Prentice & Gerrig，1999；参见下文与健康相关的内容）。在这种情况下，研究发现，接受者经常会通过（虚幻）娱乐来进行身份建构，并且将虚构角色作为榜样寻找应对个人问题的办法（如，Baker，1997；Hoffner & Cantor，1991；Pitta，1999；Rios，2003）。碰巧的是，此类研究主要关注肥皂剧与女性观众，而其他娱乐形式，例如脱口秀，也被证实会提供社会导向并且在身份建构方面发挥作用（Bente & Feist，2000；Trepte，Zapfe & Sudhoff，2001）。
社会陪伴是媒介使用的主要动机之一（Rubin，2002；Weaver，2000）。除了提供拟社会互动机会（如上部分讨论）之外，媒介使用也经常出现在与他人的真实互动中。休闲活动和主观幸福感的比较显示，陪伴愉悦构成一个常见的面向，无论是体育运动还是电视观看（Hills & Argyle，1998）。尽管一起看电视在过去更为频繁，家庭成员现在依然会将看电视场所变成社交场合（Alexander，2001；Brown & Heyes，2001）。此外，即使不在一起从事娱乐活动，这些活动仍旧为后续交流提供帮助（Press，1990；Sutter，2002）。19世纪阅读圈兴起，网络虚拟阅读小组大量出现（Long，2003），这证明了媒介交流动机的优势。尽管不一定会使个人建立与他人的积极关系，媒介使用为发展类似关系提供了一系列机会。
娱乐对心理幸福的消极影响 一方面，媒介使用能够通过支持身份建构、对自我形成积极态度以及建立与他人积极关系来促进心理幸福。另一方面，人们也很担心娱乐，尤其是电视娱乐，可能会阻碍个人成长并且最终危及心理幸福。在研究电视使用过程中的体验状态时，库贝和契克森米哈（Kubey & Csikszentmihalyi，1990）发现，看电视让人感到舒适甚至犯困，同时也会剥夺人们应对挑战的能力，也就是无法使人进步。此外，高度程式化的电视观看被证实与低强度活动、内向性格以及高神经质相关（Hills & Argyle，1998；Kubey & Csikszentmihalyi，1990；Rubin，2002）。这些研究发现，重度电视观看和轻度电视观看对娱乐和心理幸福的影响有所不同。基于选择动机的低度至重度电视观看会造成潜在的心理幸福。另一方面，重度以及程式化的电视观看似乎会损害心理幸福，因为观众仅仅是用它打发时间并且它取代了其他一系列活动。研究发现，有时候积极状态下，主观幸福感会作为一种娱乐效果随着观看量的增加而降低（Kubey & Csikszentmihalyi，1990）。
健康与娱乐
健康与娱乐在很多方面都建立了联系。在积极方面，娱乐可以缓解压力并且促进健康教育（“娱乐教育”）；而在消极方面，电视观看和体型、饮食不规律以及肥胖非常相关。
娱乐对健康的积极影响 娱乐对健康的第一个积极影响是娱乐能够通过积极情绪来减缓压力，尤其人们对喜剧的反应能够减缓压力（Berk，Tan，Fry等，1989）并且能够提升免疫系统的功效（Berk，Tan，Napier & Eby，1989；概况可参见King，2003）。
自从20世纪60年代末期开始，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通过结合虚拟娱乐的相关信息来影响受试者的健康行为，进而通过潜在虚拟场景来传递有效的说服消息（论述参见上述部分），研究可以通过将健康信息嵌入现有娱乐节目（嵌入健康消息，Brown & Walsh-Childers，2002）或者通过娱乐方式重新设置系列节目来传递健康信息（Singhal & Rogers，1999）。所有的策略都基于班杜拉的社会学习理论（如Bandura，2002），该理论为观众提供了更有效的范例。其假设是接受者会学习新信息，并且在接受过程中认知和情感投入越高的话，人们越会对事情更加敏感并且更充分准备好改变自己的行为（Lampert，2003）。
例如，关于冠心病的健康信息被嵌入医学电视剧《西部医学中心》（Bouman，Maas & Kok，1998），哈佛医学院则通过各种娱乐形式展示反酒驾信息（DeJong & Winsen，1989），或者在情景喜剧《老友记》里面嵌入婚前避孕套使用的信息（Brown & Walsh-Childers，2002）。虽然目前还缺少嵌入医学信息效果的系统评价，但有研究显示这些消息确实有所期待的效果。例如，《西部医学中心》的冠心病健康信息在播出后被人们所记住。同理，加斯曼、沃德勒和沃斯（Gassmann，Vorderer & Wirth，2003）的研究发现，观看了一部关于提倡器官捐赠的德国医学电视剧之后，人们对器官捐赠的态度更加积极。但是，这种效果的持续时间仍旧不清晰，甚至如果是短期效果的话，这种影响可以被排除。
这种娱乐教育方法，即在整个电视剧中嵌入特定的医学信息，在第三世界国家十分常见且有效。在这些国家广播是最广泛使用的媒介手段，研究重点是肥皂剧产品。流行的例子包括坦桑尼亚电视剧《让我们和时代一起走》，这部电视剧将艾滋信息和家庭教育应对策略结合起来。在一项评价研究中，罗杰斯等人（Rogers等，1999）的研究显示，听这些肥皂剧能够提升接受者的自我效用，让他们更愿意在谈话中提及这些问题，并且会改变自己的行为，例如提高避孕套的使用频率。研究发现，其他电台通过娱乐教育途径也会产生类似效果（可参见Lampert，2003）。
娱乐对健康的消极影响 尽管娱乐教育和嵌入健康消息能够为提升接受者健康水平提供较好途径，但看电视也有可能会对受众的健康产生不良影响（概况可参见Brown & Walsh-Childers，2002）。
首先，人们担忧媒介传播过度苗条身材是理想体型，这会使观众对自己的身体不满意并且引发饮食不规律，尤其是在女性观众之中。确实，近年来女性杂志上展出的模特体型都过度苗条（媒介和饮食不规律，2001），并且研究发现，接触理想苗条体型和身体不满意之间存在联系（如，Anderson，Huston，Schmitt，Linebarger & Wright，2001；Harrison，2001）。但是，理想苗条体型和身体不满意之间的关系并非十分清晰（如，Harrison & Cantor，1997）。帝格曼（Tiggemann，2003）的研究显示，二者的关系并不是直接的，而是会受到自尊和理想内化的调节。
人们的第二个担忧是电视引发肥胖。在看电视时，观众的身体长时间不动弹，因此看电视时间和体重之间呈正相关就不足为奇了。例如，“重度”观众（每天至少看三个小时电视）比“轻度”观众（每天看电视少于一个小时）产生肥胖的概率要高两倍（Tucker & Bagwell，1991；概况参见Brown & Walsh-Childers，2002；也参见Huston，1992，第4章）。此外，娱乐教育也可以通过相同的机制被运用在有效影响方面。广告和虚构内容能够提供大量的有营养信息。西涅利和李尔斯（Signorielli & Lears，1992）的研究显示，这些信息都是不健康的：画面主要都是淀粉和糖分很高的垃圾食品，并且人们使用这些食品并非出于缓解饥饿，而是用来满足社会和情感需求。当然，这些信息能够被观众所学习。他们的研究发现，借助看电视的时间能够预测孩子的不良饮食习惯，并且看电视的时间越长，孩子的营养知识就越少。
除了看电视时间和肥胖之间的关系之外，健康和（电视）娱乐之间的关系似乎也会受到内容的影响。娱乐形式可以承载任何形式的信息，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并且和社会学习理论相一致的是，信息的传播会长期影响人们的行为。这种内容依赖性也适用于减缓压力的娱乐：喜剧会使人产生积极心理并且能缓解压力；高度不愉悦刺激或者恐惧则会使人产生压力，或者会进一步给健康带来危害。
结语
总而言之，（电视）娱乐会对我们的幸福感产生重要影响。它能够让我们有个好的心情，帮助我们在一天的紧张工作之余放松身心，暂时不去想困难，或者让我们在没有其他事情可干的时候打发时间，进而让我们感觉舒适，至少在娱乐活动中会有这种感觉。但是娱乐的作用也会适得其反：如果选择了错误的节目，我们看的内容可能会给我们带来紧张、悲伤的感觉，或者留下难忘的血腥或者战争场面。如果源于娱乐和主观幸福感的研究结果被用在心理幸福方面，还会产生其他的场景。娱乐媒介是不是能够让我们在接受经验的时候感觉良好，或者让我们对自己是何种人产生良好的感觉，似乎取决于我们使用媒介的程度。如果一开始我们对媒介是程式化的使用，也就是每天晚上坐在电视机前看节目来打发时间，而不管其播放的内容，并且基于此开展与他人互动的其他活动，那么我们可以认为日常所说的“花大量时间看电视的人”会降低自己的心理幸福感。此外，看电视引发的积极效果可能会越来越少，并且任何对免疫系统有效的作用可能都会被肥胖问题抵消。如果从另一方面看，我们更少也更具选择性地将使用媒介作为休闲活动的话，我们可以从娱乐对情绪的积极影响、享受共同观看以及后续的相互交流中获益，媒介使用可以帮助我们在越来越复杂的社会现实中寻找方向。简而言之，只要我们注意屏幕之外的世界，娱乐会给我们的主观和心理健康产生积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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