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享受心理：基于倾向的理论
亚瑟·兰尼
正如本书其他章节所证明的那样，媒介娱乐的享受（enjoyment）确实是一个复杂的现象。理解“为什么我们喜欢那些我们喜欢的东西”，是社会科学家和媒介内容提供者共同探讨的目标。在这个问题中，有件事已经变得非常明确：享受——或许不是全部，但肯定在很多方面它是一种个体层面的现象，性格特征和主观评价起着关键作用。对媒介娱乐享受过程的一个主要解释集中在个人如何评估和形成与媒介角色的关系上，以及这种享受如何受到这些角色所发生的事情的影响上。总的来说，这些解释以几种方式被提及：一般性的倾向理论（disposition theory）、不同的媒介倾向理论（disposition theories）、情感倾向理论（affective disposition theory）和基于倾向的理论（disposition-based theories）。
第一个理论是由齐尔曼和坎托（Zillmann & Cantor，1972）提出的，用以描述人们如何对待涉及贬损某个人或某个群体的笑话。所谓幽默的倾向理论后来被应用于对戏剧和体育的欣赏（appreciation），分别产生了戏剧的倾向理论（Zillmann & Cantor，1976）和体育观众的倾向理论（Zillmann，Bryant & Sapolsky，1989）。从那以后，娱乐学者运用这些理论的关键概念来检验恐怖诱导的娱乐（Hoffner & Cantor，1991a；Oliver，1993）、动作电影（King，2000）、纪实节目（Oliver，1996）、犯罪小说（crime-based fiction）（Raney & Bryant，2002）和新闻节目（Zillmann，Taylor & Lewis，1998）。这些媒介内容之间的差异决定了理论应用的细微差别，使得发展媒介内容的一般性的倾向理论（disposition theory）这一努力变得困难。然而，无论媒介内容如何，通过之后对媒介角色的情感预期来获得享乐的过程非常相似。
考虑到这一点，本章的目的是探讨各种倾向理论所预测的媒介娱乐享受的心理构成。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们首先提供一个基于倾向的享受理论（disposition-based theory of enjoyment）的总述，然后探讨这些理论之间的共性，重点是倾向形成、倾向维持、共情反应和享受的心理过程，同时对未来研究和理论发展提出建议。
幽默的倾向理论
直到20世纪70年代早期，我们对幽默欣赏的理解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优越论（superiority theories）（参见Hobbes，1976）；因此，早期的这类作品几乎都包含对他人贬损或轻视的幽默情境。一些研究者试图解释人们如何以及为什么会觉得这样的情景很幽默（如，Priest，1966；La Fave，1972；Wolff，Smith & Murray，1934）。简而言之，文献的结论是，只要被轻视的一方不属于我们隶属的群体，或者可以被认为属于其他群体，我们就可以在包含贬损的情况下恰当地找到幽默。也就是说，只要我们不是洋基队（Yankee）的球迷，我们就可以对取笑洋基队的笑话大笑特笑。然而，对群体成员的简单二元概念化之举证明是不可取的。例如，早期的幽默研究仅考虑听到（或读到）笑话的人是否喜欢提供笑柄的这个群体或个人。这种观点没有考虑到幽默情境中所涉各方可能不喜欢的情况。使用前面的例子，洋基队球迷可能不会喜欢调侃纽约洋基队的笑话，但波士顿红袜队的支持者可能会非常喜欢这个笑话。
为了突破这一局限，齐尔曼和坎托（Zillmann & Cantor，1976）指出，当看到一个带有贬损（disparagement）的笑话时，我们会对被笑话的主角产生一种持续性的情感倾向：从极度消极到中性再到异常积极。这种情感包含了当事人对被贬低的团体或群体的积极或消极联系的可能性；同样他也可能感知到对被冒犯者和正在被冒犯者的巨大（存在或者缺席截然相反）影响。正如读者将注意到的那样，“情感倾向的连续统一体”是所有基于倾向理论的媒介享受的关键要素。
早期群体成员的幽默的第二个局限是理解和享受贬损性笑话需付出认知努力。以洋基队的笑话作为例子，目击者必须将该笑话中的角色确定为洋基队球员或球迷，然后在心理上将该群体成员与他自己对其的忠诚态度（与洋基队的特定关系）进行比较。齐尔曼和坎托（Zillmann & Cantor，1972）指出，这样的过程似乎不太可能。这些学者认为，目击者倾向于对一个笑话中的人物快速反应（或“本能反应”），他们不需要上述费力的认知工作。相反，当我们碰到某个幽默情境时，我们首先确定人物的角色和活动，然后（1）当那些角色和活动与积极体验相联系时，做出共情反应；（2）当那些角色和活动与消极体验相联系时，做出反共情反应；（3）两者兼备。因此，同理心决定了我们如何在一个含有贬损的幽默情境中对角色做出反应：共情反应使我们与那些在经历上更接近的人结盟，而反共情的反应则使我们与那些在经历上与我们相差甚远的人结盟。
齐尔曼和坎托还认为，我们对幽默情境的反应随时间而变化，因为我们的情绪状态在其中起重要作用。这与之前的幽默理论不同，之前的幽默理论将从属关系作为个性的表现，因此才能稳定和一致。通过暗示情感倾向更多地取决于情绪状态而非个性特质，研究者认识到并顾及个体情感的动态。
同样，研究者通过考察情感动态的研究，有助于解释我们如何在一个笑话中找到幽默，这个笑话很少或根本没有描述其角色，比如“两个女人走进酒吧”。当然，在这样的笑话中，一方冒犯或挑衅另一方，后者以新颖幽默的方式占据上风。根据以前的理论，我们对这个例子的幽默回应，取决于我们根据笑话中的线索对这两位女性进行分类和评估的能力（参见Freud，1960）。问题是这个笑话没有提供这样的暗示；因此，我们无法确定要赞同或者反对哪个女性。然而，齐尔曼和坎托认为我们可以发现这个笑话是幽默的，因为我们可以对角色所产生的负面情绪做出反应，为复仇者拍手称快（可能是出于正义的考虑）。反面人物得到了她的报应，我们就笑得很开心。
为了总结他们思想的新方向，齐尔曼和坎托提出了一种幽默的倾向理论，这种理论将一个贬损性笑话的幽默反应的特性，描述为对笑话中角色所形成的情感倾向的一种功能。当遇到一种含有贬损的幽默情境或笑话时，接受者会对人物产生从极端积极到中立再到非常消极的情感反应。这些倾向的强度和效价受到对人物的共情反应的支配。当接受者拥有相关积极的经历时，对角色的倾向会更加积极，反之倾向则更加消极。对被贬角色的倾向越负面，以及/或者对实施贬损行为的角色倾向越积极，幽默欣赏就越高。对被贬角色的倾向越积极，以及/或者对实施贬低行为的角色倾向越消极，幽默欣赏就越低。最终，齐尔曼和坎托认为：“当我们的朋友羞辱我们的敌人时，欣赏应该是最多的，而当我们的敌人设法贬低我们的朋友时，欣赏应该是最少的。”（Zillmann & Cantor，1976，p.101）
尽管已经有大量研究支持幽默的倾向理论，但我们将会把讨论限制在两个关键的部分。如上所述，齐尔曼和坎托（Zillmann & Cantor，1972）为该理论的正式发展奠定了基础。在这项研究中，研究者最初旨在质疑事实上的参考群体分类作为含有贬损笑话的幽默反应的预测因素。作者认为，对人物形成的倾向取决于感知到的经验相似性（既是短暂的也是动态的），而不是易于识别的社会群体。使用含有上下关系（即父亲—儿子，教授—学生和雇主—雇员）的笑话，因为这种区别不属于先前确定的社会群体分类。由于现有的权力动态以及随后两者之间的怨恨情绪，我们假设那些在经验上更接近于在笑话中占上风的人，会更多地享受这个笑话，反之亦然。
大学生和专业工作人员获得了实验材料。研究要求学生群体在经验上更接近下级，以更好地符合这些角色，并以更幽默的方式回应下级占上风的笑话。同样，专业人士被期望在经验上与上级更相似，以更好地符合这些角色，并以更加幽默的方式回应上级占上风的笑话。该研究的结果支持这些假设，反过来，对社会群体分类的情感倾向至上是幽默欣赏的预测因素。
齐尔曼、布莱恩特和坎托（Zillman，Bryant & Cator，1974）的研究进一步支撑倾向理论。对时任总统理查德·尼克松，或者他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乔治·麦戈文造成实质伤害的政治漫画，被大学生视为幽默。之前的研究（例如，Priest，1966）表明，仅偏好一个候选人足以预测一个人对这些政治漫画的幽默反应。然而，为了验证情感倾向的重要性，研究者仅将候选人偏好视为一种不充分的从属性标准。研究者也收集了候选人的欣赏数据（即你在多大程度上同意候选人的政策？）。如果那些参考者对候选人有偏好但并非特别喜欢，其数据则不在最初的分析之列。正如假设的那样，对不受欢迎的候选人的漫画攻击引起的幽默欣赏程度，明显高于受到青睐的、同样被攻击的候选人。然而，正如齐尔曼和坎托（Zillmann & Cantor，1976）所报告的那样，对废弃数据的重新审查表明，简单的候选偏好——没有通过欣赏预测的情感倾向——不足以重复调查结果。因此，幽默依赖情感倾向作为其欣赏预测因素的倾向理论在相关文献中得到佐证。可以说，在这一点上，幽默的倾向理论的引入改变了幽默研究以及所有娱乐欣赏研究的方向。
戏剧的倾向理论
幽默的倾向理论这一原则被应用到戏剧的欣赏中（Zillmann & Cantor，1976），由此产生的戏剧的倾向理论认为，对媒介内容的享受是一种机能，是观众对角色的情感倾向以及对这些角色展开叙事的体验。简单地说，它断言，当喜欢的角色经历正面的结果或当不喜欢的角色经历负面结果的时候，享受会增加。相反，当喜欢的角色经历负面结果或不喜欢的角色经历正面的结果时，享受将被削弱。
与幽默的倾向理论一样，对人物的看法（feelings）之于观众的享受至关重要。与上面的讨论相一致，戏剧的倾向理论认为，观众与角色形成从极端正面到中立、再到极端负面的持续性情感联结。因此，作为戏剧观众，我们喜欢某些角色并为其欢呼，同时鄙视和反对其他角色。然而，人性要求我们在角色选择时不能反复无常；我们的情感偏向必须合乎道德。由于幽默的倾向理论，笑话的存在可能提供了必要的道德赦免以迅速形成情感倾向；也就是说，这个笑话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违反现有社会约束的借口，而这个约束便是防止在其他人的不幸中找到幽默（Zillmann & Cantor，1976）。戏剧中我们无法做到毫无愧疚地从他人的幸与不幸中取乐。
相反，观众必须保持警惕，监督角色的道德，不断对角色行为的正确性或错误性做出判断（Zillmann，2000）。例如，如果在戏剧中有罪的一方受到惩罚，那么就可以毫无愧疚地享受这种情况，因为惩罚有罪的一方在道德上是合理的（Zillmann & Bryant，1975）。通过对戏剧角色的行为和动机进行道德审查，观众能够证明他们的情感侧重。具体来说，当角色的行为和动机是恰当的或道德上正确时，我们会形成积极倾向，当角色的行为和动机不纯或者道德上不正确时，则会形成消极倾向。并且，由于我们不断地进行道德监督，这种情感倾向的强度、持续影响的范围会随着戏剧的进程而变化。类似这种情感倾向和道德判断的交织，允许并控制着我们在戏剧观看时的情感参与。
以上情感很可能产生，因为一旦角色被喜欢上，我们就能同情他们的困境，并希望他们胜利。相反，一旦角色被憎恨，我们就无法理解他们，并且可以肆无忌惮地希望他们垮台。事实上，假设正面情绪越强，我们的共情反应越强，这很合乎逻辑。同样，负面影响越强，消极或反共情反应越强烈。最终，随着我们所希望的结果被呈现，享受与我们的倾向成比例增加。如果戏剧中没有出现我们希望的结果，那么享受会与所持有的倾向成反比。关键是倾向：对角色缺乏正面或负面的感觉（即中立）并不会引发我们对戏剧的情绪反应。没有情感，享受无从谈起。
正如人们想象的那样，确定角色情绪反应的一个关键因素是共情，这种情感一再被认为是享受戏剧的关键机制（Hoffmann，1987；Zillmann，1991，1994，2000）。研究者一致表示，具有不同共情水平的观众对媒介角色的反应不同。例如，拉尼（Raney，2002）证明，具有较强共情能力的人更可能同情媒介犯罪的受害者，反过来更有可能享受报复犯罪的描述。但是，只有在倾向形成之后才能共情。正如齐尔曼所指出的那样，“对人或人物角色的情感倾向实际上控制着共情……共情似乎受到这种道德上衍生的倾向支配”（Zillmann，1994，pp.44-45）。
其他学者试图分析这个道德判断过程，道德判断首先可能导致倾向产生。我们已经注意到，由于个体独一无二的道德结构，观点之间的倾向强度（甚至可能效价）会有所不同。大多数发展的观点都假设人们在道德推理上的方式和复杂程度各不相同（参见Kohlberg，1981；Rest，1979）。此外，道德推理被认为受复杂因素的支配和影响。因此，人们以不同的方式思考和回应角色并引发不同结果。因为倾向是基于对角色行为和动机的道德评价，并且我们倾向于采用不同的道德评价方式，所以对角色的倾向因人而异。反过来，观众不必惊讶他们更喜欢某些角色，或者与朋友的想法有所不同。由于享受取决于喜欢的角色，观众也可能比他们的朋友更多（或更少）享受某些戏剧节目。为了进一步研究如何对媒介角色形成确切的倾向，一些学者试图找出支配道德判断的心理因素。
奥利弗（Oliver，1996）发现，权威主义更加喜欢现实题材犯罪剧；其他人（Raney，2005；Raney & Bryant，2002）将警告性和惩罚性处罚的态度视为基于犯罪剧享受的预测指标。实际上，拉尼和布莱恩特（Raney & Bryant，2002）提供了一个模型来描述情感和认知方面的倾向形成过程。研究者发现，在罪与罚（crime-punishment）的娱乐道德判断中，情感和认知变量都可以预测犯罪，这些道德判断（分别称为罪有应得和受害者同情）的结果可以预测整体性享受。
总而言之，根据戏剧的倾向理论，从属关系（affiliations）随着观众监督角色的行为和动机发展起来，通过他们主观持有的道德视角，不断评估这些行为和动机的道德适当性。作为回应，观众不同程度地喜欢或不喜欢角色。这些情感倾向的效价和强度导致观众对与这些角色相关的结果产生预期。对于喜欢的角色，希望其成功，担心其失败。对于讨厌的角色，希望其失败，担心其成功。享受是与所描绘的实际结果相关的那些预期的产物。因此，对于非常喜欢的角色，观众会对其产生强烈的愿望，当愿望实现时他会放松、愉悦和享受。然而，当他没有看到这些希望的结果或者当他看到到担心的结果时，享受就会大打折扣。这就是戏剧的倾向理论的基本准则。
支撑戏剧倾向理论的文献很丰富（Hoffner & Cantor，1991a；Oliver，1993，1996；Raney，in press，2002；Raney & Bryant，2002；Zillmann & Cantor，1977）。在最早的一项研究中，齐尔曼和布莱恩特（Zillmann & Bryant，1975）确立了道德判断在戏剧形成情感倾向中的作用。这项研究中有三个版本的童话故事，处于不同道德发展阶段的儿童观看了其中一个，故事讲的是，一位好国王有机会惩罚一个试图驱逐他的敌方国王。三个版本的不同之处在于，善良国王所施加惩罚的严厉程度：重罪轻判（敌方国王被宽恕）、公平惩罚（敌方国王接受了国王的流放）以及过度惩罚（敌方国王被公众殴打以及终身监禁）。在道德发展后期阶段，儿童能够独立在公平报复的版本中得到乐趣，而不是在其他违反公平制裁的版本中。相反，处于早期发展阶段的儿童无法做出这种基于道德判断的区分，从而享受敌方国王受到最严厉惩罚的情形。这些预测完全得到支持。因此，道德判断在戏剧欣赏中的重要作用开始得到支持。
最近，拉尼（Raney，2002）进一步研究了道德判断在戏剧中对角色性格形成和维持所起的作用。作者断言，不同的罪行会引起不同的价值判断。惩罚以及个体对罪行的认知，对犯下这些罪行的个人不同道德评价，这都将影响享受。观众看犯罪—惩罚电影两个片段中的一个，然后评价他们的喜好。其中一个所描述的罪行是强奸、身体虐待和财产损失；另一个是非性虐待和财产损失。这两个版本的其他方面都是相同的，包括对犯罪者的惩罚。
正如预测的那样，虚构的犯罪至少产生了两种道德判断：对受害者的同情与对其所受惩罚的评价（公平或应得）。此外，在无强奸情况下，这两种道德判断的结果预示着对电影的整体享受，那些更加同情受害者（罪犯最终会遭到报应）的观众表现出更高水平的享受。此外，认为行凶者应受到较轻惩罚的观众也表现出更高水平的享受。另外，对受害者同情的道德判断可以通过观众的共情水平以及对社会正义的态度（如上所述）做出预测。
然而，在强奸情况下，只有对受害者同情的道德判断才能预示享受；观众的共情水平预示了对受害者的同情。罪有应得的道德判断既不是由各种人格因素预测的，也不预示享受。作者指出，强奸这种令人发指的性质，显然消除了对应得道德判断的所有差异；换句话说，所有观众都感觉这种罪行令人厌恶、罪犯罪有应得。结果是，不同观众之间在更多认知因素（即对警告性和惩罚性处罚的态度）方面的差异微乎其微。这些发现为一般性的倾向理论及其几个关键组成部分提供了额外的支持，包括道德判断在倾向形成和享受中的作用。
体育观众的倾向理论
体育观众的倾向理论（见Raney，2003；Zillmann，Bryant & Sapolsky，1989；Zillmann & Paulus，1993）是将基于倾向的原则应用于体育赛事而形成的。该理论认为，粉丝团队对球队或球员的忠诚形成了现在熟悉的，从强烈喜欢到中立、再到强烈讨厌的情感连续性。观看体育赛事的享受程度与赛事结果、对竞争对手倾向强度和效价有关。具体而言，观众喜欢的队伍胜出和/或讨厌的队伍失败，享受程度就会增加。相反，观众不喜欢的队伍胜出、喜欢的队伍失败，享受程度就会下降。因此，一些研究者建议，观看体育赛事的享受高潮来自一个最喜欢的队伍打败了一个最不喜欢的队伍。相反，当喜爱的球队被讨厌的球队打败时，观众有失望至极的“负面感受”（Zillmann & Paulus，1993）。
一些研究通过分析各种赛事找到了支持体育观众倾向理论的证据。齐尔曼、布莱恩特和萨波斯基（Zillmann，Bryant & Sapolsky，1989）详细介绍了几项研究，其中两项研究如下所述。首先，研究者研究的是，对两支国家橄榄球联盟（NFL）的倾向可能会影响他们的电视观感。对两支球队的粉丝进行测试，每支队伍的参与者都具有积极、中立或者消极的倾向。参与者随后观看了两队之间的现场直播比赛。研究者测试了他们对每场比赛和整体节目的享受程度。预测那些对胜利球队有积极倾向的观众，和对胜利球队怀有负面倾向、对那些对输掉比赛的球队持积极倾向的观众更能享受比赛的胜利。事实上，预测那些真正喜欢的球队获胜而讨厌的球队失利的观众，这场赛事的享受程度是最高的。同样，预测那些喜欢的球队失利而不喜欢的球队获胜的观众，这场比赛的观感最差。所有的这些预测都在研究中被观察到了。
齐尔曼及其同事另一个关于篮球比赛的研究，又一次证明了体育观众的倾向理论。大学生们观看了1976年美国和南斯拉夫之间男子金牌争夺赛的部分赛事。受访者再一次评价他们对每场比赛的享受程度。正如预期那样，美国学生表示，当美国队得分时享受增加，当南斯拉夫得分时享受减少。研究者通过对曾在该研究所在大学打过球的美国球员打球时的反应进行单独分析，发现了对该理论的更多支持。受访者表示，与其他美国球员相比，有两名球员的得分更高。研究者得出的结论是，尽管对美国队普遍持有积极倾向，但在美国队的球员中，观众的期望与得分最高的两名队员的联系最强；因此，当其得分时，享受也是最高的。在职业网球研究（Zillmann，Bryant & Sapolsky，1989）、全白队和全黑队（Sapolsky，1980）之间的高中篮球比赛中也已发现对体育观众倾向理论的额外支持。
基于倾向理论的心理因素
回顾了倾向理论的各种表述之后，我们发现了几个相同的原则和特征。在剩下的篇幅里，将检视以下六个原则和心理因素。
1.该理论涉及对媒介内容的享受或者欣赏。虽然这些理论无法最终预测一个人是否喜欢特定的角色或故事，但它们可以用来理解人们享受这些事物的过程。
如上所述，究竟这是什么样的享受尚未完全确定。最早关于倾向的文献提及对媒介内容的享乐反应时使用了“欣赏（appreciation）而非享受（enjoyment）”一词。大概十年后才开始使用“享受”一词。也许我们需要确定这两个术语是否是同义词，至少需要更好地理解何为享受。有一个定义说的是，享受是消费媒介娱乐所获得的愉快经历，这无益于理解是什么带来了快乐、不同个体之间的快乐有何不同、为什么不同，以及媒介之间的内容有何差异。人们使用“享受”一词来指代他们听古典音乐、看恐怖电影和玩最新视频游戏的经历。这些经历在许多方面肯定各不相同；只有少数研究者开始探索这些与享受有关的差异（Carpentier，Yu，Butner，Chen，Hong，Park & Bryant，2001；Oliver & Raney，2005）。
沃德勒、克利姆特和里特菲尔德（Vorderer，Klimmt & Ritterfeld，2004）讨论了享受的复杂性，并指出它在媒介娱乐体验中的核心作用。研究者提出一个概念模型，它包含了这种复杂性，并确定了经验所需的几种必要的心理因素（比如，怀疑悬置、共情、兴趣）和动机（比如，情绪管理、逃避现实）。研究者承认倾向理论部分解释了享受谜团（enjoyment puzzle），但也指出了任何一个理论对解释、描述或预测所有媒介娱乐现象的局限性。我们完全赞同这种观点。
我们需要进一步研究倾向理论所描述的原则与现象，它是如何与享受体验的心理和动机条件进行交互与互补的，后者是沃德勒及其同事所讨论的。例如，使用与满足理论的研究者多年来一直主张，人们主要把目光投向媒介内容，试图摆脱他们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压力（如，Herzog，1940；Katz & Foulkes，1962；McQuail，Blumler & Blumler，1972年）。事实上，所谓的逃避动机与许多媒介内容有关（参见Henning & Vorderer，2001）。然而，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工作试图研究倾向理论的原则如何缓解逃避动机。对于角色形成的情感倾向如何有助于逃避？在被动环境中行使道德判断是否构成了逃避现实的一部分？或者对角色强有力的道德推理是否能够减轻逃避？情感倾向与社会交往、存在、怀疑和情绪的悬置之间的关系，以及所有这些关系在媒介中如何影响和生成享受等类似问题应需讨论。探索这些差异非常值得，基于倾向的理论肯定会在这些探索中发挥重要作用。
2.该理论关注对媒介内容的情绪反应。情感是倾向理论的核心，共情被认为是导致观众对媒介角色产生情绪反应的主要机制。更具体地说，共情的个体差异会影响观众对媒介角色的反应程度和方式。此外，研究者还承认，认知——特别是道德判断——在情绪形成过程中起着巨大的作用（特别是在戏剧中）。事实上，与道德判断相关的某些认知结构可能先于情感反应并与其共存（Raney，2004）。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在理论上较容易讨论情感—认知之间的区别，但由于两者相互依赖，要严格区分（如果有可能区分的话）是很难在现实中进行衡量的。但是，不要误解，在享受过程中（根据倾向理论）解释的最大差异，是由观众对角色的情感反应和这些角色所经历的结果共同决定的。虽然传播学者继续研究体验中的其他心理功能和过程的作用，但情感仍然是首要的。
3.该理论认为，媒介享受一开始是由观众对角色的感觉促成和驱动的。如前所述，大量关于倾向的研究试图找出影响这些感受的心理因素，例如共情和社会公正态度。然而，这些变量只描绘了倾向形成的冰山一角。例如，可以假设各种内容特征（比如，摄像机运动、声音效果、音乐）会影响对角色倾向的形成和维持。一个人的观看娱乐内容时的环境、年龄或道德成熟度也可能影响他对角色的喜好。
同样，提前对演员进行曝光，可能会影响对该演员随后演绎角色的倾向形成。例如，关于演艺人员私生活的信息，很自然地影响观众对他们描绘的角色的评价。一个演员屏幕外的不忠，可能影响他作为银幕上令人同情的爱情受害者的可信度。类似地，观众曾经观看过一个演员扮演某一类型的角色（比如恶棍），可能之后很难喜欢上他随后扮演的另一角色（比如英雄）。在这些情况下，倾向关系的程度受到影响，随后享受亦受到影响。到目前为止，倾向的研究文献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这些先前的态度；它们完全依赖于对特定内容形成的倾向。
最近，有学者试图进一步思考倾向性关系的形成，以及先前知识如何影响这些构成。虽然没有专门的案例，但拉尼（Raney，2004）认为图式理论可以提供解释（Brewer，1987；Fiske & Kinder，1981；Wyer & Gordon，1984）。特别是，作者注意到故事图式（参见Rumelhart，1980；Mandler，1984）经常帮助观众在角色被引入叙事时立即确定喜欢与否。正如这些理论所认为的，倾向关系是观众对角色行为和动机的道德监督所致。然而，作者认为，在许多叙事中，这种道德判断是不必要的，特别是当观众试图确定对某一角色的初始倾向效价时。通过对媒介娱乐的反复接触，观众可以了解故事是如何构建的，各种情节是如何相关联的，以及主题是如何是被重复的，等等。随着时间的推移，观众形成各种图式结构，这些图式结构随后在相关媒介文本的接触期间被激活。然后，这些结构引导了我们对所涉角色的期望、对正在进行的叙述做出解释，这些解释对我们的目标很重要。
因此，可能的情况是，观众对于大多数故事并不是两手空空或者脑子空空。现有的故事图式或是通过大量不同的叙述长时期发展而成的，一旦在观众的头脑中被激活，他就能够快速理解叙事的各种元素并立即对叙事形成期待。例如，戏剧的观众通常几乎能够立即将角色分类为“好”或“坏”。因此，要初步确定角色的倾向性效价可能很少需要或根本没有进行道德考量。现有图式有助于引导观众对角色进行初始解读。结果，观众通常几乎可以立即识别出我们可能喜欢和不喜欢的角色。
这一新的影响还有待探索；事实上，这些断言尚未经过实证检验。然而，图式理论与倾向理论的这种整合可能对娱乐学者有用，因为它们有助于进一步理解与复杂的倾向形成过程相关的心理特征。
4.该理论认为，从极其正面到中立、再到极其负面的情感是连续性的，维持着对角色的联系。幽默的倾向理论为已有的幽默理论提供了一个好处是，强调倾向的强度或量级（magnitude）。将隶属关系简单地定义为二分法在预测享受上是无效的。此外，连续的情感包含了对媒介角色的矛盾（或中立）和消极（或不喜欢）反应，这对我们理解戏剧和体育欣赏至关重要。
尽管这种从属关系的概念化对娱乐研究人员非常有用，但还需要进一步研究理解这些关系如何在娱乐体验中运作。拉尼（Raney，2004）发现情感的连续体（affective continuum）在实践运作中的局限。在讨论预先存在的故事图式可能影响角色的初始倾向判断时，作者认为图式可能同样会限制任何一个角色将经历的情感反应的界限。具体来说，如果图式允许观众立即将角色分类，比如好或坏，则可以合理地假设随后观众将通过解释镜头评估这些角色。或者说另一种方式，虽然观众对一个角色的情感反应的界限可以被概念化，且存在于从极其积极到中立，再到极其消极的情感的连续体中，但故事图式提供了道德判断捷径，从理论上限制了对角色完整的连续性情感投入。因此，观众应该只需要评估刻板的好人（比如，警察、医生）是好的和坏人（比如毒贩、歹徒）是坏的。因此，理论上将道德判断的标准限制在连续体的一端。
因此，拉尼（Raney，2004）假设观众与情感连续体中的某些角色形成了联系，这种联系（只能从非常正面到中立的）是基于他们对主角的期待（从而在道德上可接受）。反对者的情况恰恰相反。换句话说，作者认为图式会妨碍观众以某种可预测的方式评估某些角色。应该注意的是，这些新想法的应用仅限于相当标准的叙事结构（即在主流的好莱坞风格的产品中经常使用的故事准则类型）。此外，这些倡言并未进行实证检验。然而，这些想法确实可能为倾向研究、为媒介享受过程的理解提供新的见解和指导。
5.因为基于倾向的理论依赖于对角色之间冲突结果的评价，正义的思考是该理论的必要组成部分。如前所述，倾向理论家一再表明，在效价和强度方面的倾向都受到观众对角色行为和动机的道德判断影响。此外，由于角色（特别是在戏剧中）通常被置于冲突的情境中，因此，很明显，情境的享受将受限于对冲突解决方案的评估。观众支持的一方胜利，他就享受得多。胜利的一方得到的支持越少，它给观众带来的享受就越少。在导致最初倾向形成的判断中可以找到这种道德方面的理由。不仅是因为我们喜欢他们所以享受角色的成功，而且因为我们认为他们应该成功所以喜欢他们（从而享受他们的成功）。人们认为喜欢的角色在道德上是合理的，并且在胜过别人时是合理的；我们对他们的行为和动机的初步判断为我们的思考提供了理由。因此，正义、公平和正当的道德判断对任何基于倾向的享受理论都是必不可少的；该领域现存的实证研究均支持这些主张。
根据图式理论在一些娱乐体验中的作用，拉尼（Raney，2004）还提出正义在道德判断中起作用的观点。首先，他认为，在现实生活中，对一个角色的情感倾向的初步形成，有时可能先于对角色的特定道德评价。这一提法前面已介绍。各种故事图式可以帮助观众轻松确认对角色的情感效价，这一期望似乎是合理的。也就是说只要角色出现在屏幕上（甚至出现之前）就能知道谁好谁坏。结果是，角色的初始倾向效价和相应的情感反应界限，可能在不考虑正义发挥作用的情况下就被设定。这些最初的效价随后控制着对这些角色的期望，因此期望角色将以善良的方式行事，而反对者和反派应该以备受谴责的方式行事。因此，在某些情况下，倾向可能先于道德判断和正义的考虑。
此外，拉尼（Raney，2004）认为，由于观众希望喜欢的角色做好事、讨厌其去做坏事，这些期望应该引导观众根据既定的倾向性效价来解释角色的行为和动机，而不是在道德上仔细审视每一个行为和动机。被用来证明或谴责现实中其他人行为的各种态度维持策略，例如集体偏袒（Brewer，1979；Levine & Campbell，1972；Sherif，Harvey，White，Hood & Sherif，1961）、选择性感知（Billig & Tajfel，1973；Rabbie & Horwitz，1969；Tajfel，1970）、群体归因谬误（Allison & Messick，1985；Taylor & Doria，1981）和道德推脱（Moral Disengagement）（Bandura，1986；1999），似乎在娱乐消费期间也被激活。
因此，可能这样说比较合理，观众有时候阅读或者解释其喜欢的角色的行为在道德上是正确的，是为了维护和捍卫他们对这些角色的正面态度，而不是在道德上评价它们的正当性。对于不喜欢的角色，无疑也是如此。作者进一步认为，在这个过程中，观众扩展了对喜欢角色的道德包容度，使其获得额外的道德空间，以便观众可以继续喜欢他们的“不羁”。类似的过程可能同样适用于对不喜欢角色的态度，对这些角色的负面情绪是持续的，尽管他们可能处于“上风”。事实上，我们原谅或捍卫与期望不一致的行为或动机的意愿，随着我们对角色的倾向的强烈程度而增加，这似乎是合理的。
如前所述，这些提法尚未经过实证检验。然而，至少在理论上，它们指出了观众个人持有的态度、图式发展、道德判断和正义以及其提供的水到渠成的其他知识，让我们了解影响享受的各因素之间的复杂关系。
6.该理论进一步承认并依赖个体在情绪反应、个人经历、基本道德以及许多其他心理和社会心理因素方面的差异。如上所述，这些心理因素在享受过程中的作用已然确立。此外，倾向理论（也许本质上）承认人类是不断变化的物种。因此，我们对媒介内容的回应同样是动态的，而且往往是不可预测的。例如，情绪（情绪理论，参见Zillmann，1991）、参与叙事的能力或意愿（说服的详尽可能性模型，参见Petty，Priester & Brinol，2002）、预先存在的关于类型的态度（选择性接触，参见Zillmann & Bryant，1985）、观看的动机（使用与满足，参见Rubin，2002）以及其他因素也会影响享乐过程，这似乎是合理的。到目前为止，很少有人尝试将这些已有的传统与媒介研究以及倾向理论相结合。这一工作随着娱乐学者试图解开当下的享受之谜而得到证明。
最后的思考
本章的目的在于，向读者介绍倾向理论所解释的媒介享受体验涉及的各种心理因素和过程。倾向形成的过程在各种媒介类型中都差不多，涉及观众在感知和评估媒介角色时的状态和特性。迄今为止，已经确定的基本特征包括共情和影响道德判断的各种态度。当然还有其他因素尚未确定。此外，额外的用户输入（user input）似乎与倾向形成和维护过程具有合理的关联性，例如现有的角色和故事模式，对各种原型和陈规角色的先前态度、情绪和观看动机，所有这些肯定会影响享受。最后，因为享受是一种心理（和生理）现象，所以每个个体的媒介娱乐体验影响所有未来的体验也是合理的。倾向理论可以解释其中很少的一部分体验，但十分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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