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人物的受众认同
乔纳森·科恩
电视娱乐的本质是“通过展示他人的命运和不幸……”来取悦和启迪世人（Zillmann & Bryant，2002，p.437）。而要让别人的幸与不幸愉悦我们，首先得引发我们的兴趣，有必要让我们关注这些人以及他们身上所发生的事情，分散我们对自己生活的注意力。我们越是参与到虚构的世界中，关注到其中的人发生了什么，我们就越有可能享受娱乐的乐趣。我们享受的不仅仅是接触到的娱乐，而且是娱乐内容向我们展示他人新奇、刺激经历，让我们分散自己注意力。娱乐通过分享他人的生活方式来激励、教育我们，让我们思考、感受，并想象我们可能没有机会体验的生活方式，将我们的情感和精神生活扩展到个人经验之外，并参与到社区和文化生活中去。娱乐和人类社会一样古老，现代的传播媒介更能让我们接触到各种各样的故事，也让呈现这些故事的方式成倍增加。
显而易见，人类对他者感同身受的能力非常重要，但人们对虚构人物产生浓厚情感则令人困惑，更大的问题在于人们参与故事的能力。观众如何在情感和认知上参与到他们明知是虚构的故事中去，则是文学理论中一个由来已久的问题。利文斯通和梅勒（Livingstone & Mele，1997）[1]将这个问题作为小说的悖论（paradox of fiction）来讨论。大多数小说读者都很老练，不相信小说中描述的事件是真实的。尽管如此，他们还常常对虚构的情节和人物产生深切的关注。此外，读者往往拥有额外的文学知识，应该能揭示任何一个与结果（围绕特定情节）有关的悬念，但他们仍然相信它且急于知晓结局。例如，一个孩子在看哈利·波特系列电影的第一部时，他有可能清楚，既然这部系列电影还有续集，那么在电影的结尾哈利·波特必定不会死。他或她也可能读过或从朋友那里听过原著。然而，当年轻的读者发现这些电影充满悬念时，他们会继续观看，以找出这位年轻巫师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如今这种例子很多，连续剧和电影也提供了不少模式化的故事，观众熟知这些故事的结局（尤其是当它们被无间断地重复播放时），其虚构性也被观众所公认，但它们仍然是网络黄金时段节目的中流砥柱。
针对这一悖论，人们给出了几个答案。“怀疑的悬置”的观念可以追溯到两个世纪前的柯勒律治身上（Coleridge，1817/1965），这种观念试图通过抛开我们所读到的事件都是虚构的事实，来解释我们对小说做出情感反应的能力。我们心甘情愿地搁置那些令人怀疑的信念，否则我们将无法享受小说。我们有必要相信，在某些情况下（即在小说的背景下）这些事件是有意义的，这样我们才能关心它们并代入其中，从而获得快乐。
奥特莱（Oatley，1994，1999）提出，体验小说类似于完成一项心理模拟。我们接受一系列关于自身所参与的虚构世界的假设，并试图想象在这些给定的假设描述中的情节事件和因果序列是否有意义。另一个观点是，我们悬置怀疑不是出于“自愿（willing）”，也不是主动的，相反，我们倾向于相信虚构事件是自然的，需要精神上的努力和目标来提醒自己，我们所看到的或读的是虚构的。虽然关于小说悖论源的争论仍在继续，但显然，观众们对小说世界和栖居其中的人物都非常关心。要想娱乐吸引我们的注意力，这种参与娱乐的能力至关重要，它能缓解无聊，并转移我们对按部就班的日常乏味之事的注意力。
认同故事人物是我们对虚构事件产生兴趣的一种方式。认同感为我们提供了参与小说的几个要点：对角色的认同为我们提供了理解情节的一个视角；它引导我们理解角色动机，关注事件结局以及增加与角色的亲密感和情感联系。本章探讨的是认同的概念及其在娱乐中的作用。在对认同及其相关的卷入观念进行概念化的讨论后，又考察了一些研究，这些研究试图阐释认同人物，探究认同在电视文本解读和接收中的作用以及认同卷入在媒介效果中的不同方式。
定义认同
对媒介人物的认同是一个想象的过程，是对媒介文本中角色人物的反应。媒介化文本构建了角色的世界。观众对这些文本的反应往往是感觉自己仿佛是这些虚构世界的一部分，并从中体验发生在这些文本中的事件。认同一个角色意味着对这个角色有一种亲近感，并且这种感受十分强烈，以至于我们被文本所吸引，并对这个角色所经历的感受以及他的动机与目标有了一种共情的理解。我们体验到角色所发生的一切，就好像它发生在我们身上一样，至少有那么一刻，忘记了自己是观众，这些经历强化了我们的观看体验（Cohen，2001）。因此，认同既有情感（共情）又有认知（理解目标和动机、视角）成分。
威尔逊（Wilson，1993）在他的《看电视》一书中指出，观众在其身份认同中进进出出，不断地从观众转变为文本中的人物和人物在叙事中所扮演的角色。与此相似，加尔古特（Galgut，2002）也讨论了“怀疑的悬置”作为一种积极但不稳定心理状况。当一个人忽视事件的虚构性，沉浸在文本中时，他不会丧失或抛弃辨别现实的能力。同样，当一个人认同一个角色，他不会失去自己的身份；他们只是暂时将之悬置。奥特莱（Oatley，1994）认为，读者进入艺术家创造的世界，与作为读者而存在的现实世界之间就像隔了一层半透明的薄膜。“读者—观众”的关系把他或她的一部分自我带入了体验中，使之能够在精神上移入和移出认同。
读者可以从文本内外的多重立场体验文本，也可以同时占据多个主题点，尽管在任何给定的时刻，只有某个立场才最有可能占据主导地位。但通过导演赋予给他或她的特权，某一个观众可能比任何一个虚构人物都知道得多，可以同时认同一个或多个角色；观众还可以将来自文本之外的知识融入对文本的理解和体验中。因此，当我们喜欢的角色处于危险中时，我们可能会感到恐惧，但会立即提醒自己“这只是一部电影”。在观看喜剧时，我们可能会为拉里和莫依（Larry and Moe）感到难过，因为彼此误解导致他们争论不断（当然，我们都理解他们），但同时，从观众的立场上来看，我们发现这种冲突很有趣。在看《辛德勒的名单》时，我们可能会同情并认同受害者所遭受的恐怖，但是我们从历史教训中知道，名单上的人是相对幸运的。
通过对一个或多个人物的认同，观众才得以参与到文本中去。然而，观众的身份认同受其个人视角、价值观和兴趣的影响。实际上，认同需要从另一个人的角度出发，站在另一个人的立场上（Livingstone，1998），但必须通过过滤自己的理解和经验来实现。
重要的是，身份不仅通过观众和角色之间任一的社会、心理距离进行过滤，而且还通过作者或导演的艺术进行过滤。作为观众，我们常常知道导演允许我们知道什么，这可能比角色被允许知道的更多、更不同。这种对已经发生和将要发生的事情的了解，或者说缺乏了解，将影响我们识别和预测角色立场的能力。
我们能够认同虚构人物并与他们产生共情，并不意味着我们是自愿这样做的。观众可以选择保持距离并维持他们作为独立观众的立场。即使观众愿意接受某些电视人物的立场，作品、演员的表演以及导演都必须有足够的资质来吸引观众。演员和导演的首要挑战之一是吸引观众认同。邀请式的认同，部分是通过提供一种现实的幻象、一种人们在现实生活中行为举止的表象、一种剧中人物与观众产生持续性共鸣来实现的。
另一个提高参与感和享受程度的因素，是文本中主题与事件的相关性以及它们与观众生活产生共鸣的程度（Cohen & Ribak，2003）。例如，库柏（Cooper，1999）发现，女性比男性更喜欢《末路狂花》（Thelma & Louise），部分原因是女性关系和性别认同与她们更为相关。安认为，认同不仅可以通过对事件的现实性再现来实现，还可以通过“对可识别的情感结构的敏感再现”（Ang，1985，p.45）来实现，这种再现是由与观看者关联的角色所展现的，并在观看者内心产生适当的情感反应。
身份识别只是观众对角色做出反应的众多方式之一（Cohen，2001；Cohen & Perse，2003）。与拟社会互动不同，拟社会互动是通过模拟的互动发展起来的，在这种互动中，人物角色会为观众表演，且观看者保持在文本之外，而对于观看者的角色认同，其必须进入文本世界。其他反应，如社会比较、模仿或崇拜（狂热），也是对媒介人物很常见的反应，且往往伴随着认同，但有着不同的心理特征。
总之，认同是一种积极的心理状态，但不稳定，也不排他。它是我们面对人物的众多反应方式之一，也是我们体验娱乐的众多立场之一。身份认同的发展和强度取决于多种因素：角色的特征、观众和文本（导演、写作和表演）。最后，认同是一系列娱乐反应的一部分，是我们被别人的幸或不幸所吸引和娱乐的途径。
卷入、传输与认同
认同使观众更接近媒介表演所创造的媒介世界。菲斯克认为，身份认同促进的亲密关系损害了对娱乐的批判性评价，阻碍了对商业媒介中嵌入的意识形态的抵制。不过菲斯克也说过，“身份认同的回报是快乐”（Fiske，1989，p.170）。菲斯克认为，从认同中获得的快乐源于愿望的实现和对角色关系的控制，但很可能，部分原因在于认同让我们更彻底地忘记自己，参与叙述的世界。
“传输（transportation）”[2]是描述被某一媒介文本所吸引、被卷入等体验的另一种方式。使用旅行这一隐喻，传输理论暗示：我们可以如此专注于叙事，专注于它所描绘的事件，就好像我们已经从自己作为观众的位置（location）进入叙事之中了一样（Gerrig，1993）。研究表明，传输程度与文本对受众的影响有关（Green & Brock，2000）。有一种推测是，认同与传输之间的联系是正向的，不过这样的推测还未得到验证。[3]大多参与文本事件的观众更有可能与一个或多个角色建立强烈的情感联系，并且能共情于他们的观点、兴趣和目标。即使这种推测正确，人们依然不清楚，在文本的传输/吸引/参与和角色认同之间的因果关系的方向是什么。
认同人物，可能是通过文本传输并更充分地参与观看体验的方式之一。当我们开始理解和关心人物，关心他们发生了什么的时候，我们会因此参与到情节中，并被文本传输到一个虚构的世界。同样合理的做法是，至少将身份认同视为最初由文本传输的结果。如果我们与文本保持距离，拒绝或不被文本传输，很难想象会出现对人物有意义的认同。
杰瑞格认为我们对故事（特别是悬念）的反应是“认知加工结构中的自然性结果”（Gerrig，1993，p.170）。他还指出：当我们担心面对那些不知道自己有危险的人物角色时，我们正在经历没有认同的传输。然而，当我们认同一个人物的时候，我们必然是被传输的，这意味着传输可能是认同的一个条件。吉姆与鲁宾（Kim & Rubin，1997）也将参与定位为角色之前的关系。虽然以上论点提供了一些认同如何适应于娱乐整体体验的洞察，但这些概念还缺乏明确的实证证明。不过，很明显，认同感在故事的功能中起着核心作用，使我们忘记日常生活，参与虚构世界的想象，换句话说，认同感娱乐了我们自身。
认同的前因变量
有一点鲜为人知，是人们为什么会对自己认同的人物如此着迷？不过，有些研究已经探索了观众为什么选择认同某个特定角色，以及是什么让他们或多或少地认同某个特定角色。许多研究还考察了对人物的偏好（喜欢程度）、拟社会关系（parasocial relationships）的强度或其他类型的人物关系，但没有专门考察身份认同。如果我们假设认同与其他以人物为中心的反应相关，那么，这些先前的研究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提示性数据。
相似与态度趋同
似乎很容易发现，与观众相似，且面临类似生活问题的角色，更能与观众建立联系。也许因为相似性和态度趋同是已经被广泛定义的概念，所以到目前为止，人们收集到的关于这个问题的数据并不确定。一些相似的形式似乎促进了认同，但另一些则没有。
在讨论为什么儿童会选择认同某个特定的人物以及哪些因素可能影响认同的强度时，麦克比和威尔逊（Maccoby & Wilson，1957）提出，相似性是解释认同的一个重要因素。这种相似性指向了年龄、性别和社会阶层上的相似之处，以及观看者的动机和人物行为之间的一致。他们的研究结果表明，与榜样相比，相似性对于身份识别不那么重要；也就是说，孩子们认同他们想成为的人，而不是与他们相似的人。然而，正如诺布尔（Noble，1975）所指出的那样，麦克比和威尔逊使用了一种非常原始的偏好测量来代替认同的测量。
特纳（Turner，1993）发现“外貌”的相似性不是人物选择的重要因素，但态度趋同是拟社会关系中人物选择的最佳预测因子。科恩和珀斯（Cohen & Perse，2003）发现，在态度、情感和背景方面，认同感和一般态度趋同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r=.45）。菲利岑和林恩（Feilitzen & Linne，1975）报告了斯堪的纳维亚对儿童的研究，结果表明：儿童通常认同的是儿童人物，即普遍认同与自己相似的角色。这种模式有个例外，女孩通常选择认同男性角色（类似的结果见Eyal；Rubin，2003 & Hoffner，1996）。他们报告了儿童对动物的认同，以及稍大一点的儿童（8岁以上）还参与了他们所希望认同的角色，这些角色年龄稍长于他们，这反映了他们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而不是他们是什么样的人。科恩（Cohen，1999）对青少年的研究发现，尽管在最喜欢的角色选择上观察到了人口统计学上的一致性，但基于浪漫和性吸引力，青少年通常会选择异性角色作为最喜欢的角色。十几岁的孩子也喜欢青年而非少年。
同样，普莱斯（Press，1990）发现，工人阶级妇女比中产阶级妇女更认同电视剧《王朝》（Dynasty）中上层社会的人物。格雷希（Gleich，1997）发现，大约五分之一的德国成年男性观众所选择的最喜欢的电视人物为女性，而三分之一的女性观众选择男性作为最喜欢的电视人。艾尔和鲁宾（Eyal& Rubin，2003）发现，与非攻击性儿童相比，攻击性儿童对攻击性角色表现出更高态度趋同和认同。他们还报告说，态度趋同和认同高度相关（r=0.68）。这表明，即使人口学上的相似性可能不是认同的必要条件，但可感知到的相似性似乎是认同的一个重要成分。可以说，态度的相似性能预测角色选择，而简单的人口统计学上的相似性并不是一个好的预测因素（predictor）。人们通常认同那些可以代表他们希望或者能吸引他们的人，而非认同那些和他们一样的人。看来，在形塑认同方面，心理相似性似乎比人口统计学意义上的相似性更重要。
人物特质
霍夫纳（Hoffner，1996）发现，角色性别预测出了年轻观众用来解释他们期待认同（想要和角色一样）的特质。男性角色因其聪明才智而受到男孩和女孩观众的喜爱，女性观众也将幽默感作为理想男性角色的一个重要因素。相比之下，男孩和女孩则根据女性角色的长相来判断他们是否认同该女性人物。这些发现表明，在媒介角色的选择上，人们遵循的依然是社会的刻板印象，这反过来又反映在可供观众选择的角色中。
桑德斯（Sanders，2004）发现，观众对英雄的认同感比对恶棍的认同感更强。霍夫纳和坎托（Hoffner & Cantor，1991）认为，力量、幽默感和外表吸引力等人物特质可以解释哪些角色最受欢迎。他们的结论表明，我们选择电视和电影角色的标准与我们在现实生活中被人吸引的标准是相同的。虽然有几项研究支持这一观点（如，Cohen，2003；Reeves & Naas，1996；Tsao，1996），但也有证据支持另外一种直观的断言，即与电视角色不完全等同于与真人有关，电视角色的某些吸引力因素取决于他们的虚构性质和故事结构（Livingstone，1987）。例如，安（Ang，1985）发现，许多达拉斯的粉丝认为，这部电视剧的终极反派J.R.尤因（J.R. Ewing）是他们最喜欢的角色，尽管他们明确承认他是一个消极邪恶的人，并声称他们在现实生活中不想成为他的朋友。总而言之，我们还没有完全了解电视人物的吸引力在多大程度上是独一无二的，在多大程度上类似于我们在现实生活中被人吸引的方式。
编剧的手段
除了人物的角色和特点外，文本还可以通过技术手段塑造观众对人物的态度。在文学中，允许一个人物讲述故事可以增加对该人物的认同感（Nodelman，1991）。沃特（Auter，1992）指出，电视片段中的人物直接面对观众，而不是人物之间相互交谈的片段，产生了更强的拟社会互动。尽管他没有对观众与角色的关系进行直接测试，但隆巴德（Lombard，1995）发现，电视屏幕的大小对电视上人物的良好印象有影响。中等或大屏幕比小屏幕更有利于观众对人物进行判断。有趣的是，即使在对观看环境本身的判断没有差异的情况下，这些效果也会发生，这表明人们的反应不是对观看的反应，而是对出现在电视上的人物的反应。
观众的特征
一个已经被广泛研究的问题是，在与电视人物建立关系的能力方面所具有的性别差异。特纳（Turner，1993）发现，女性与肥皂剧角色有更强的拟社会互动，但不与其他角色互动。科恩（Cohen，1997，2004）在三个不同的样本中发现，女性与她们喜欢的电视人物之间的拟社会关系比男性更强。格雷希没有发现德国成年人在拟社会关系上的性别差异，但指出“相比男性，女性在更大程度上容易置身于电视人物的立场中”（Gleich，1997，p.42），这表明在身份认同上存在性别差异。科恩和珀斯（Cohen & Perse，2003）在两个不同的样本中没有发现性别认同上的差异。麦卡钦、阿赫、胡兰和马尔特比（McCutcheon，Ahe，Houran & Maltby，2003）等人则发现，男性和女性在对待名人的态度上没有差异。
就年龄而言，人们普遍认为儿童的认同感比成人更强，也更容易受到电视榜样的影响（如，Bandura，1965）。然而，几乎没有直接证据支持这一说法。普遍来看，就年龄而言，格雷希（Gleich，1997）发现，老年人（56岁以上）往往比年轻人拥有更牢固的拟社会关系。科恩（Cohen，2003）发现，青少年的拟社会关系比成年人更强。科恩和珀斯对他们在美国和以色列收集的数据进行了重新分析（有关数据的详细信息，请参阅Cohen & Perse，2003），但在这两个样本中，没有发现年龄与对喜欢人物的认同感之间的相关性。
心理特征也被视为对角色和名流的态度和反应的可能性预测因素。最常见的假设是，认同和拟社会互动弥补了社会互动的不足，而这一假设已经得到检验。在一篇具有开创性的文章中，基于对主持人节目和目标受众的文本分析，霍顿与沃尔（Horton & Wohl，1956）提出，看电视和体验电视中的友谊是一种逃避，是现实生活和社交的不良替代品，当然，其他理论家也常提出这种假设。普特南（Putnam，2000）做了进一步研究，他认为电视侵蚀了社会生活，取代了社区和社会活动。
然而，随后的众多经验检验未能对其提供支持（如，Perse & Rubin，1990；Tsao，1996）。鲁宾、珀斯和鲍威尔（Rubin，Perse & Powell，1985）发现孤独并不能预测拟社会互动（parasocial interaction）的强度。特纳（Turner，1993）发现，在交际能力方面，与肥皂剧角色的拟社会关系和自尊之间只有微弱的负相关。金泽（Kanazawa，2002）发现，女性更多地观看电视剧以及男性更多地收听公共广播节目，与友谊的满足感更相关（而非更不相关）。曹（Tsao，1996）进行了一项测试来确定拟社会互动是否是一种补偿机制，或者说它是否是一个包括人际关系的、更全面的交际网络的一部分，他把这项测试称为全面使用假设（global use hypothesis）。他发现，拟社会关系的强度与那些象征良好人际关系的特质相关，比如共情、外向等特征，与那些代表有人际关系问题的神经质人格的特征则不相关。
最后，阿什和麦库琴在另一项研究结束时说：
我们的研究结合了珀斯和鲁宾（Perse & Rwbin，1990）以及鲁宾、珀斯和鲍威尔（Rubin，Perse & Powell，1985）等人的研究，结果表明，两种社交焦虑的测量方法和与名人的拟社会互动强度之间的联系要么非常薄弱，要么根本不存在（Ashe & McCutcheon，2001，p.130）。
因此，尽管有多项研究试图证明，与电视人物的关系是社交不合群者所诉诸的手段，但这类关系实际上相当正常、健康，而且在许多方面与其他人际关系相似。一些学者甚至进一步指出，我们对媒介环境及其角色的反应是与人类紧密相连的（Reeves & Naas，1996）。
在研究观众与媒介角色的关系时，研究者们考察了这种关系与各种人格因素之间的关系。对依恋类型的研究（即对指导亲密关系的稳定态度和信念的自我报告测量）表明，渴望亲密关系并易于发展出亲密关系的人，在维持安全、牢固和稳定的关系方面存在问题，而且他们更倾向于发展强大的拟社会关系（Cohen，1997；Cole & Leets，1999）。因此，与人物角色的关系似乎与社会关系相互作用，且被整合到社会关系中，这种关系不是通过简单的补偿或缺乏来建立的。在支持性假说中，虽然社会和拟社会关系的动力不同，但相似的性格特质会引导我们在这两种语境下的回应。有趣的是，有人发现具有最强拟社会情感的并不是那些有安全感的受访者，而是那些渴望建立牢固关系但难以建立安全、稳定关系，具有依恋型人格焦虑的人。有可能的是，虽然对拟社会关系和社会关系的渴望源于相似的心理动机，但这两种关系的不同背景和动力机制导致了维持、发展亲密关系之间的差异。很可能那些擅长与他人交往的人，在长期的人际关系中却很难信任他人，因此往往会变得占有欲强而把身边人赶走，他们往往会发现电视剧中的角色更加忠诚。然而，那些直觉上最能从与媒介人物的关系中获益、倾向于回避亲密人际交往且缺乏良好人际交往所需心理特质的人却是与电视人物关系最弱的人。
其他人格特征也得到过检验，特纳（Turner，1993）测试了各方面的自尊与不同体裁的电视人物的拟社会关系之间的关系。他只报告了两个显著的相关性：害羞与喜欢的肥皂剧角色的关系呈负相关（r=-.32），积极的自尊与喜欢的喜剧演员的关系呈正相关（r=.37）。麦库琴（McCutcheon，2003）等人发现，名人崇拜与认知能力呈负相关，尽管这些关系很小。最后，吉尔斯和马尔比（Giles & Maltby，2004）发现，在11—16岁的学龄儿童中，对名人的正常依恋与自主性、独立性以及与同龄人的关系呈显著性正相关，与父母的关系方面则呈负相关。综上所述，试图分析哪些观众与电视人物联系最紧密的研究，其最重要的结果似乎是消除了人们对使用这种关系的一些先入之见，并为未来指明了新的方向。
认同与接受
认同感较为有趣的是，它影响我们如何体验文本并从中建构意义。认同给那些指向活沃阐释（active interpretation）的数据提供了另一种解释，在这些数据中，观众在观看文本时参与了这些主动阐释。最早期的一些研究探索了阐释的重要性，以及阐释对情景喜剧《全家福》的影响（Brigham & Giesbrecht，1976；Vidmar & Rokache，1974）。这些研究中出现的一个令人惊讶的发现是，诺曼·李尔（Norman Lear）（该剧的创作者）想要影响和改变观众的政治与社会观点的努力失败了。尽管该剧的主人公阿奇·邦克和他的保守与种族主义观点一直受到嘲笑，但有偏见的观众喜欢并钦佩阿奇，认为他是成功的。
这些发现最初是根据受众在注意力和处理过程中所具有的选择性来理解的。后来，人们认为这样的研究表明，不应低估观众的阐释力，他们有时会“背道而驰”，抵制文本中的意识形态信息（Cohen，2002；Papa等，2000）。霍尔（Hall，1980）认为，受众之所以抵制文本中的意旨，是因为他们在观看过程中代入了文化与个人身份中的个人认知图式，而文本和观众的相遇是一个主动解读，而非被动接受的时刻。
对于《全家福》中意识形态失败的额外的、替代性的解释是：观众对角色的认同与他们理解连续剧具有重要意义。如果认同采用的是某一角色的视角，那么每一集中的冲突和解决方案都是从这个角色的视角来看的，用来解释现实，保护自己免受负面事件影响的认知机制与偏见则是用来解释文本的。在《全家福》中，作者诺曼·李尔将他的自由主义思想融入情节中，在情节中阿奇被刻画成一个心胸狭窄、头脑错误的人，但和所有优秀作家一样，李尔把阿奇写成了一个可爱的主人公。但李尔似乎忽略了一点，那就是他对阿奇的热爱推动了观众对该剧的理解，并最终违背了剧本的预期结局。根据这一解释，布里格姆和吉斯布雷希特（Brigham & Giesbrecht，1976）声称“对主要人物的喜欢和认同与种族态度密切相关”，尽管这只是他们样本的一部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也许正是主角的成功，才使得这部连续剧如此受欢迎，在经济上有所收获，但削弱了其预期的社会效果。如果这种替代性的解释是正确的，那么有偏见的观众并没有回避那部分挑战其观点的信息，而是以一种与他们的意图截然相反的方式来理解这部分信息。
科恩（Cohen，2002）支持这一观点，他发现，对《甜心俏佳人》的认同是观众如何理解该节目信息最重要的预测因素。与阿奇在《全家福》中扮演的角色不同，主角艾莉·麦克比尔（Ally McBeal）是该剧制片人观点的代言人，而不是讽刺对立观点的工具。而且，与布里格姆和吉斯布雷希特（Brigham & Giesbrech，1976）的研究不同，偏心的观众相信阿奇是对的，尽管制片人有相反的意图，但根据那些自述对主角艾莉·麦克比尔认同度最高的观众来看，他们最有可能把这部剧看作是制片人的意图，认为这就是一部关于女强人奋斗史的剧。
菲斯克（Fiske，1989）通过对比利贝斯与卡茨（Liebes & Katz，1990）所称的指涉性和批判性阅读（referential and critical readings），解释了认同和阐释之间的联系。认同是文本指涉性的一部分，创作者（即其作者、演员、制作人、设计等）使文本成为一种人工制品又隐秘不现，并使观众沉浸在文本所创造的世界中。在指涉性解读中，观众接受制作人的基本假设，把文本中描述的事件想象成是真实的，或即将成为现实。一个重要的参考性阅读手段就是，采用人物的视角认同一个人物，忘记自己作为一个观众的角色。作为这种认同的结果，观众有可能会按照制片人的意图来看待并理解文本，同时更享受这种观看体验。当认同感和快乐之间的联系受到支持时，快乐可以通过与文本的协商以及采用一种占主导性地位的阐释来实现（Cohen & Ribak，2003）。另一方面，批判性读者抵制了被卷入文本中的诱惑，他们对节目的情感距离使其有能力对节目进行评论，抵制其意识形态信息，不过，他们也放弃了节目的大部分娱乐价值。
也许借助定位（position）的概念，最容易理解认同在阐释过程中的作用。如果将文本视为作者和受众之间的一种交流行为，就可以为观看者提供文本所涉及的事件或主题的特定视角。这种视角在文本中通常由一个或多个人物所呈现，尽管这种呈现可能不是直接的。电视节目的导演们使用各种手段试图定位观众，以便让观众看到导演希望他们看到的，并以导演想让他们看到的方式来看。因此，导演们试图创造一种结构化的文本体验，以期达到预期的效果（娱乐、说服等）。他们利用情节线和人物发展，以及镜头角度、布景设计等手段来定位观众。
定位允许导演与受众建立一种共享话语，在这种话语中，他们使用某些文化假设、共鸣符号、参照物和图标。在新闻中，人们期望的立场是那些关心时事的公民的立场，而话语则是公众共同关注的话语。体育节目把观众定位为粉丝；谈话节目把受众定位为愤怒或同情的旁观者。相比之下，戏剧和喜剧的观众则被要求通过身份认同进入剧情而不是仅仅以观众的身份去体验。他们被要求在情感上做出反应，关心故事、亲密地理解人物，并关联起他们正在经历的事件。通过对人物的认同，观众可以看到这些人物的视角和目标，并将自己定位为不断演变的情节参与者。如果观众认同主角，他们会按照原意解码文本并使其具有意义，而且很可能产生预期的反应并享受这种体验。
认同与效果
与缺乏对认同动机和认同过程的研究相比，许多研究都将对媒介角色的认同看作是媒介文本的一种效果，而且大多是将对媒介角色的认同作为媒介文本对受众影响的中介。在讨论认同时，莫利认为：“没有这种认同，很难想象电视文本会产生何种效果。”（Morley，1992，p.209）已有研究中有证据支持莫利在行为、态度和情感领域的主张。
在健康传播研究中，人们发现对名人的态度会增强这些名人传递健康信息的效果（Basil，1996；Brown，Basil & Bocarnea，2003）。布朗等人（Brown等，2003）发现，与棒球运动员马克·麦圭尔（Mark McGuire）的拟社会交往导致受众对他的认同，并更愿意遵从他赖以出名的话题（防止虐待儿童和使用肌肉锻炼作为补给）。帕博等人（Papa等，2000）还认为，在娱乐—教育背景下与电视人物的关系可能是一个重要的变革因素，因为他们充当了榜样，创造了一个社会学习环境。帕博等人认为，这种社交学习是通过对角色的认同来促进的，但涉及两个步骤，需要随后的人际对话。
有很多理论上的争论解释了为什么认同可以放大媒介效果。首先，认同创造了视角的统一，或如伯克（Burke，1950）所说的共实质性。伯克声称，有效的修辞学家成功地使听众采纳了他们对某个话题的观点。同样，凯尔曼（Kelman，1961）认为，通过认同的说服导致态度的内化，这种内化可能比通过其他方式的说服更强烈、更持久。最近，格林和布洛克（Green & Brock，2000）发现，在叙事文本中，传输与说服力的程度呈正相关。
在情感层面，威德、齐尔曼和奥德曼（Wied，Zillmann & Ordman，1994）发现，对悲剧电影的共情和共情反应增加了观众在电影中经历的痛苦，也增强了他们对电影的享受。塔博里尼、斯蒂夫和海德尔（Tamborini，Stiff & Heidel，1990）也发现，共情增加了观众对恐怖电影的情绪反应，但在这项研究中，这些反应导致了回避而不是愉悦。因此，身份认同似乎使观众更深入地参与到文本中，但这种参与的结果似乎因文本类型而异。
认同与媒介效果相关的第二个原因是，它可以增加对人物周围事件的接触和关注，或增加认同对象发出的消息。麦克比和威尔逊（Maccoby & Wilson，1957）发现，认同某个角色的孩子会记住更多与该角色相关的事件，以及传递该角色信息。鲁宾和斯德（Rubin & Step，2000）发现，谈话电台主持人的拟社会互动与以下几个结果指标呈正相关：接触率、从主持人那里获得的信息的重要性感知、主持人的感知影响以及采纳主持人观点的意图。斯库曼里奇和金斯法勒（Skumanich & Kintsfather，1998）发现，电视购物主持人的拟社会关系强度与看电视购物节目有关。阿尔珀斯坦（Alperstein，1991）对观众进行了深度访谈，了解了他们观看名人广告的情况。他报告说，观众利用这些广告来了解自己最喜欢的名人，并形成自己对这些名人的形象建构。观众似乎会关注他最喜欢的名人参与的广告，并详细阐述这些广告的含义。
对媒介人物的认同能够促进改变的另一个原因是，我们与媒介人物之间的持续关系与我们的自我认同有关。菲舍克勒（Fisherkeller，1997）在她对三个城市青少年的民族志中发现，青少年并不接受电视英雄所描绘的价值观。相反，她认为，青少年倾向于接受来自家庭或亲密环境的价值观，而电视榜样则允许他们探索实现这些价值观和角色的可能途径。因此，电视更多地涉及教人如何去做，而不是教人做什么。菲舍克勒认为，这样一来，电视角色的扮演者在塑造这些年轻人的自我意识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并为他们提供了更好地想象自我可能性的机会。认同对于这类学习非常重要，因为它涉及想象力，允许观众替代性地“尝试”各种角色、行为和态度，并想象在此情况下他们自己的样子、感受如何以及后果如何。
值得注意的是，并非所有的研究都表明身份认同与媒介效应有关。威格曼、库特施鲁特和巴尔达（Wiegman，Kuttschreuter & Baarda，1992）发现，虽然认同暴力角色与观看更多暴力内容有关，但认同与暴力行为之间并不存在关系。谢汉（Sheehan，1983）报告了不一致的结果：在他的研究中，三年级和四年级学生对电视角色的认同与同龄人的攻击性有关，而五年级学生则没有这个现象。总之，虽非所有，但大多数的研究指出，认同在媒介效应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而且这些研究还提出了认同强化媒介效应的几个原因。
结论
对媒介人物的认同，是影响我们参与媒介文本并解读它的一个过程。它既是人类想象能力的一种功能，又是对人类同时在不同层次上处理事件的一种帮助。认同是媒介信息影响我们生活和社会的重要渠道。
本文试图描述、总结、分析和评论目前我们对电视娱乐背景下身份认同的了解。不幸的是，从现有的研究中我们没有收集到足够的系统性知识。这一现象的复杂性，加上这一研究领域中概念的模糊性，导致了现有研究结果中存在冲突，这些研究发现很难被归纳为有效性概论。有人认为，要理解认同，概念清晰是处理这项工作的首要问题（如，Cohen，2001；Cohen & Perse，2003）。虽然探索认同和相关概念之间的差异，如拟社会互动、模仿、传输、存在等，对于理论的发展是很重要的，但是很明显，概念清晰是更为成熟的理论的一部分。因此，更为紧迫的是需要发展一个更为详尽、精确的理论，说明认同是如何、何时、为何起作用，以及它在接受和媒介效果中起何种作用。反过来，这一理论必须是更大的理论框架的一部分，并解释受众卷入。正是在这样一种理论中，人们才能够充分理解对人物各种形式的参与以及文本的其他方面。
虽然目前还没有一个全面的理论，但本结论确实提出了一些初步的观点。认同是一个富有想象力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采纳了某一角色人物的观点，并发展了对他的困境和动机的共情理解。这点与其他方面的参与相关，比如现实主义和传输等，也结合了越来越多的文本情感参与。有证据表明，身份认同与享乐、观看量有关。在某些方面，我们似乎有些倾向于认同那些既积极又相似的人物，但许多情况下，这种倾向并不成立。有证据表明，我们对媒介人物的关系和态度，类似于我们在人际交往中遇到的人的态度和关系，但我们显然需要更多地了解社会关系和媒介关系的区别。
除已知的之外，认同理论应（1）提供一个框架，以理解观众特征、角色特征及其功能，还有技术在塑造观众对角色认同等方面的相对重要性；（2）解释这一过程在不同体裁之间的差异以及它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展；（3）具体说明在什么条件下它会增加效果并导致主导性的阐释，以及在什么条件下它允许观众抵制并创造其他不同的阐释。
本文的大部分研究都是为了探索其他形式的观众—人物的关系。未来理论发展的另一个方向是探索这些不同类型的关系在运作时存在的差异。已有人信誓旦旦地声称，认同是一个不同于拟社会关系的心理过程，但这种差异性尚未得到令人信服的证明（Cohen & Perse，2003）。还有待观察的是，与媒介角色的各种关系是如何与不同的媒介（如电影与电视）、体裁（如主持人节目、喜剧与戏剧）、角色类型（如英雄与恶棍），不同的观众（如性别、年龄差异与性格类型）相关联的？在我们了解这些复杂且相互关联的因素之前，有必要进行更多的研究。
关于身份识别的研究虽然不再处于起步阶段，但对这一现象的认识还很有限，在结论中，我们含蓄地勾勒了今后研究的多种途径，但如果可以从身份识别研究的历史中吸取教训，那么就知道理论驱动型研究的重要性，并且，我们需要意识到已有的研究并认真对待它们，即使这些研究违背了我们对世界的直觉和预想的信念。理论萌芽是众多研究的结果，相对于表面上处理认同的大量研究而言，这些研究提出了关于认同的经验发现，但并未认真探索或运用其现有理论。人们在某些研究上花费了太多的精力，但其研究结果无法与之前的研究进行比较和对比，因为这些研究使用了不相容的定义和测量方法。有些研究坚持探究了一些假设，尽管已经有一些研究证明它们是错误的（例如，寻找补偿关系的研究）。不过，人们对人与虚构人物的关系越来越感兴趣，对娱乐媒介也越来越感兴趣，这有助于更好地理解我们是如何参与和享受娱乐的，以及娱乐是如何增进、减损我们作为个体的生活，如何更广泛地影响现代社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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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怀疑的悬置（willing suspension of disbelief）”一词是由柯勒律治创造的，他认为这是“诗意的信任（poetic faith）”（柯勒律治，1817/1965，Vol.2，p.6）。他认为这种怀疑的悬置是诗人写作的结果，因为诗人写的是奇幻，给读者提供了一个模拟的真相，让读者忽略了诗的虚构性。他把这一诗歌策略与描写世俗现实中看不见的美、奇观的写作策略做了对比（它也被华兹华斯使用过）。
[2] 目前尚不清楚新的心理学中传输的概念与媒介研究中历史悠久的参与概念有何实质性区别（见Kim & Rubin，1997）。然而，由于传输理论在最近的几项研究中得到了应用，而且传输量表也越来越受欢迎，所以笔者选择在评论中使用这两个概念。
[3] 杰瑞格认为，认同既不是传输的必要条件，也不是传输的充分条件（Gerrig，1993，p.170）。虽然他提出了一个有效的论点，但他清楚地看到，相比目前人们把认同理解为一种不稳定和非排他性的精神状态，认同应该是一种更全面的体验。此外，不用主张有条件的关系，人们就可以期待一种实质性联系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