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情：对他人情绪体验的情感反应
道尔夫·齐尔曼
共情（Empathy）是人将自己置于被观察的他人的情感体验中进行调节的一种情感状态，多数情况下，这种换位思考是有意为之的，当然，偶尔也有自发的时候。和那些观察对象的情感相比，这种由此而生的情绪被解释为“同感”或“共情”，是一种“替代（vicarious）”情绪。不论如何理解，本章所探讨的情感都能促进人们对观察对象命运有更深的理解，而且，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能激发出相应的支持行为。
共情能力往往被当作一种持久的性格或特点。每个人可能都有不同程度的共情能力，也就是说，任何人都可能拥有适度、充足的共情能力；当然，也可能会有人缺乏此种能力。毫无疑问，人与人之间的共情能力有很大的差异，因此，共情能力应作为某种结果的单个差异变量来对待。共情能力理应得到关注，尤其是考虑到其构成、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时。但通常情况下，过分关注共情作为特质的能力，不利于观察过渡体验状态中人们共情反应的变化（variation），特别是在人际倾向（interpersonal dispositional circumstances）的情况下。众所周知，人们可以在某些情境中显示出极强的共情关注，而有些情况下则不然。那么，共情理论，不仅要解决个体间的反应性差异，还应解释个体内部共情敏感性的变化（vicissitudes）。在这些变化当中，能准确彰显（manifest）共情敏感性的情境条件完全丢失了，观察者与观察对象的情感从相容变为极端不一致，从而造成了大多数理论的僵化，对此，我们需要加以阐述和说明。
此外，针对共情现象的理论方法必须处理一种事实，即共情反应并不局限于那些可即刻目睹到的社会情境。它还应该提供令人满意的解释，说明人们为什么同情那些只存在于描述或图像中的人，或者那些类人类之物（personallike entities）。特别是，有关共情的理论方法必须解决这样的事实，即为何那些现实存在的人们，被以不同形式，如以新闻方式呈现出来的事件所激发出的共情反应的强度，与那些即时性的社会情境所引发的共情反应强度可相提并论？更重要的是，这些理论方法必须解释，为何我们会对媒介展示出的虚拟人物的情感产生共情反应？而且大家都知道，这种情况下的人物不过是创造者的想象或虚构而已。难解的是，任何形式的故事讲述（storytelling）都是共情反应发生的首要场所（forum），事实上，这种共情参与（empathy engagement）激发人们对虚构或非虚构故事感兴趣的原因，如果不是出于喜爱去关心他们，或者不是出于鄙视而希望他们倒霉，那么我们将会丧失所有参与揭示人物命运的动力。因此，对于任何通过媒介传播的故事所带来的兴趣或满足感来说，共情的概念都非常关键。
本章探讨了共情现象的各种概念方法的优点，概述了共情的主要理论，并提出了一个完整的共情理论模式，该模式包含并整合了许多已有理论。接着还讨论了相关的研究发现。最后还展示了该模式对情感发展的启示。考虑到共情体验生态的变化，本章特别关注了新传播技术及其巨大能力，这是一种以抽象的、模拟的、中介事件（mediated events）来替换即时的（immediate）、能产生情感影响力的社会交流的能力。
共情的概念化
对于不同的学者来说，共情有不同的含义，无论是哲学（如，Scheler，1913；Smith，1759/1971；Stein，1970）还是心理学（如，Berger，1962；Hoffman，1977，1984，1987；Stotland，1969）都是如此。比如，它被解释为能够准确地感知他人情绪的能力（如，Borke，1971；Ickes，1997；Tagiuri，1969）；把自己放入他人遭遇中的熟练度（如，Dymond，1949，1950；Katz，1963；Mead，1934）；理解他人情感体验的技巧（如，1960；Celine & Richards；David等，1987；Truax，1961）；有目的地和他人分享特定的情绪（如，Aronfreed，1968；Feshbach，1978；Lipps，1907）；模型（model）角色和观察者之间情感的享乐一致（如，Berger，1962；Stotland，1969；Stotland等，1978）；与自主反应模式相关的观察者与观察对象情感行为之间的密切关系（如，Berger，1962；Hygge，1976a，1976b；Tomes，1964）；有意识或无意识地，通过一个认同的过程来同化另一个自我（如，Fenichel，1954；Freud，1921/1950，1933/1964）；从精神上进入另外一个人或事件而导致的意识融合（如，Hart，1999；Lipps，1903，1906；Worringer 1908/1959）；直觉式的情感增殖，原始的、鼓动行为的情感传染（如，McDougall，1908；Trevarthen，1984）；还有，为减轻他人痛苦而采取行动的煽动力（如，Mehrabian & Epstein，1972；Stotland等，1978）。
共情的多样性规范有可能会给人一种印象，即不同的研究者针对的现象不同，至少有些不相符（discrepancy）的规范是不可调和的（Duan & Hill，1996；Thornton & Thornton，1995）。此概念因为不精确而变弱，而这种不精确到了一个完全违背其效用的程度（Levy，1997）。这种印象太过悲观，因为，退一步来讲，定义方法上是有足够共性的，而这些共性可以用来对某种特定的、尽管是多面向的行为现象加以描述。
规范不相容的印象似乎是由于人们对共情不同面向的选择性注意造成的：比如，有些定义集中关注共情行为的特定机制，讨论几种行为表现的有限性。而另一些则集中于行为的内涵，例如帮助他人的动机。也有人强调共情过程的效用，假定它涉及个人的敏感程度和诊断技能。不过，除了李普斯（Lipps，1903）和沃林格（Worringer，1908/1959）的命题涉及了审美体验之外，所有的定义方法似乎都讨论了一种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人们对他人的情感体验做出情绪上的回应。对他们来说，这个过程往往会在目击者的情感体验与被目击者的情感体验之间产生相当程度的亲和力。
就我们的目的而言，这种共情的描述是不够的，因为它太过狭隘，把共情概念限定在他人的情感回应和情绪表达上。先前，亚当·斯密（Adam Smith）观察到，仅仅期待典型角色的情绪反应，就可以诱发出一种亲眼看见反应之后所产生的情感回应。他写道：“当我们看见那种精准的一击将要落在另一人的腿上或胳膊上时，我们会自然地退缩并且抽回腿或胳膊。”（Smith，1759/1971，p.3）斯托特兰回顾了一项研究，证实了这种“预期共情反应（anticipatory empathetic reaction）”的存在，并认为有必要把这种反应纳入以共情为首的理论之下，他把共情定义为“观察者的情绪性反应，因为他察觉到另外的人正在经历或者将要经历一种情绪”（Stoland，1969，p.272）。不论这种情绪表达是正在展现出来的还是将要发生的，该定义依然把共情局限在他人的情绪上。这种限定是不可接受的，因为，观察者只要接触到那种看似可以突然加快典型角色面部或身体情绪的信息时，典型角色与其之间就会经常发生明显的情感共鸣。特性上，观察者对以下两者都会做出回应：（a）典型角色产生情绪反应的情境；（b）反应的表达性因素。有鉴于此，霍夫曼把共情定义为“对他人或他人处境所带来的情感暗示的回应，这种回应大多是非自愿的、间接的”（Hoffman，1978，p.227；包含斜体字）。阿尔弗雷德（Aronfreed，1968）则认为，有必要把两种潜在的情感来源在概念上区分开来，并建议共情应该只限于因接触到他人情绪表达所引发的情感反应。他进一步提出，在目睹他人产生情绪反应的情境时所产生的回应，或者对这些回应的间接了解，应以“替代性反应（vicarious reactions）”来称呼之。
这两种方法似乎都有优点。首先，最重要的是要认识到：（a）明显引发典型角色情感的信息；（b）典型情感的表达。这种（a）与（b）的联合操作可以被认作为一种“自然混淆（natural confounding）”，这是一种从生态上无法否认的共现（concurrence）。分离混淆元素似乎可导致一定程度上的模糊，从而阻止有意义的情感回应。或者，有意义的反应只出现在观察者“推断”出有害的事件之后，比如，不舒服的面部表情，有可能对观察者产生一种明显的影响，这种情况的发生可能是由于面部模仿以及由此产生的传入反馈所导致的。不过，不可排除的是，回应者猜到了一个不舒服的理由，并且只有在此之后才会产生那种类似共情的情感反应。可以说，通过特定的刺激情境，反应者根据其自身的情感经历来理解典型角色的表情，然后在这些经验的基础上做出反应。在接触到面部表达出的情感后，通过对其刺激的假设，观察者有可能释放出更加容易获取的情感记忆，而这些记忆可能会激发观察者们的情感。
无论情绪反应对典型角色的情感表达如何具体调节，有一些表达往往太过含糊，以至于人们无法对同胞的情感做出有意义的共情反应。例如，人们会因欢乐和痛苦而掉下流泪，笑声可以伴随绝望和希望，微笑也不一定是处于幸福状况下的标志。不过，通常的观察是，共情很少被“不恰当”的情感表达错误地激发出来。比如，当看到他人因为一个幸福的重逢而哭泣时，人们会因此做出伤心的回应，甚至自己也会掉下眼泪来，这应该是一个罕见的例外。这证明了一个事实，即激发表现者（displayers）情感的信息，对于确定观察者潜在的共情体验状态而言是有压倒性意义的。因此，关于典型角色情感回应的信息，有可能是不完整的。总的来说，如果共情能得到一种生态的、有效的理解并且在人类事务中发挥功能性作用，那么在典型角色情感回应中，有关“因果关系”信息的作用必须得到承认。
应当清楚的是，论点是可反转的。因果关系可能是模棱两可的，这会让特定的人不知如何回应它们；而如果一个人的回应没有展现出来，观察者很有可能准确地，也可能错误地预测出某种特定的反应及表达方式；而对特定反应的预期则可能创造出共情的感觉。
其次，对典型角色情感的因果和表达性因素的概念区分虽非必要，但却有用，因为它能保证人们去关注对共情反应相对有贡献的那些成分。可以想象，在某些情况下，人们看到的情感表达有实质性意义，而在某些情况下则并不重要。这两种成分似乎是先后相依的（sequentially dependent），人们先前对典型角色情感展现出来的因果关系的知识，理应促进那些显著的共情反应。如果人们接触到展现出来的类似情感，而该情感的因果关系在接触中不清晰的话，则产生出相对克制的反应。更为重要的是，概念的分离导致了人们对不同类型因果关系的关注，而这些因果关系加速了典型角色的情感反应，也引发了人们对典型角色与观察者对因果条件反应之间关系的关注。
因果条件的呈现和再现是极其多变的：诱发情感的情况可以口头提供（直接口述），可以迂回（繁复）或精确地报告，也可以有不同程度的戏剧性修饰。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不能亲眼看见的情绪事件都会受制于以上变化的影响。小说偏向于展现情绪事件，而且明确地受限于言语叙述。在能直接看到的情绪事件中，这些因果关系倾向于以听觉和视觉的形式来界定，能生动地以动作表现出来，更重要的是，这些事件本身就能引起旁观者的情绪反应。对于它们的影音再现，也就是说那些盛行于电视和电影中的名场面，照例能引起旁观者的情绪反应。
至于呈现的类型，可以说，带动典型角色情绪的那些细节描绘得越逼真，观察者受到的情感影响可能会越强。例如，目击者的面部、身体表情（面部表情、身体）中的害怕和恐慌情绪，可能是他被困在着火的房子里的明显结果，而看到整个场景的人，其情感反应至少有一部分会是因为目睹了典型角色害怕的表情。但也有可能，其情感反应是因为接触到了描述类似情境的语言或影音方面的信息，即那种火苗吞噬典型角色的信息。有人可能会相信一点：即对这场模拟大火的实际诱因条件表现得越细致，这种情感反应的影响就越大。推理表明，影音再现（或者符号学术语，图像式表征）有可能比其他形式催生出更大的影响。因此，可以想象，在引发人的情感反应方面，口头或其他非符号性的再现（representation）也同样强大，因为它们会激发个体根据其过去的经验来想象具体的场景。当然，这有可能与刺激性情感体验的卷入适用于所有的表现方式有关。比如，直接经历过火灾威胁的人，应该比那些没有经历过类似情境的人表现出更强烈的回应。不论火灾是以生动的图像或是口头呈现出来，这种推理都是成立的，因为在这两种情况下，人们的情感经历都会被激活。
我们的解释给共情的概念化带来了巨大的难题。在目睹一位典型角色面临生命危险的情境后所产生回应中的负面情感里，部分可能源自其接触到引发情感的刺激，比如家中起火。作为个体的人们不太可能知道在他们的情感反应里，哪一部分是接触到情感刺激的结果，哪一部分源于对典型角色的绝望情绪所做出的回应。实际上，个体是不太能分别出这些情形的，因为在这类情感的归因上，他们通常是非常低效的（Zillmann，1978，1983）。一般来说，个体将会完全按照那些最令人信服的，当下发生的状况来领会他们的反应。在引发共情的多种条件下，典型角色突兀的行为有可能就是这种情况的引发者（candidate）。如果聚焦来看，个人可能会误以为其反应完全是共情的，虽然这些反应可能大多是因为接触到一些隐秘的刺激才产生的。可以想象，更为复杂的是某情感反应中的非共情反应成分，完全可以提高共情反应。比如，因接触到一种特殊的、威胁性情境而产生的情感（因为它扩大了典型角色处于危险的状况）。在大火这一例子中，通过家中起火而触发的情感，必定促进了观察者对那些受困者危险的感知，从而加深了观察者对其困境的共情，也就是沮丧感。当然，对于共情反应中那些积极的情感，这种考虑同样也是适用的。观察者可能会对一个典型角色所获得的回报做出强烈回应，并且，在专注于典型角色满足、满意的表情时，会由此认为他们的回应是纯粹的共情。
最后，当回应者在某种程度上真正分享典型角色的满意感或危机感时，共情体验中对情感贡献的误解可能会出现。这就是说，典型角色得到的恩惠也可能有益于观察者，同样，典型角色的危险也可能对观察者构成威胁。例如，当父母看到自己的子女因获得大学文凭而欣喜若狂时，他们可能会把自己的情感回应解释为共情，虽然他们的兴奋大多是源于其自我满足以及因此而产生的期待（比如，源于他们对自我成就感的庆祝）。同样地，对于那些因为遗传疾病而倒下的兄弟姐妹的共情式悲伤，有可能会因为害怕他们自身也会成为这种疾病的受害者而加深。
考虑到概念方面的困难，以及构成情感反应的那些特定的刺激和条件难以测量，而且，在可预见的将来也会如此，那么，把个体反应中的情感反应想成共情似乎是合适的。在这种情况下，在另一个人身上发生的事情，或通过此人对他们的表情和行为的回应，都可以看成情感反应。因而，共情可看作观察对象处于某一特定情形下所带来的一种情感状态。该情感状态是特殊的，因为，并非所有的情感反应都能被或都将被看作共情。显然，那种可观察到的与他人相反的情感，不太可能被理解为“同感（feeling with）”或者“感受（feeling for）”；唯一符合资格的反应是与快乐相容或相匹配的，如果某人的痛苦是观察者的快乐，或者某人的快乐是观察者的痛苦，把主观体验看成共情则不适用。在以下情况下努力保持共情（比如，通过把不协调的情感体验贴上负面共情或者反向共情的标签）可能会被当成招来混淆的行为，因为它们可以被理解为，暗示反向共情（counter-empathy）的体验也是共情的一种形式，而事实上，这正是体验的一种缺乏，或者说是缺乏这种体验的偶然性回应。因此，反向共情不是一种共情反应。不过，反向共情的概念可以被赋予一种描述性效用，来明确地规范一种与共情的享乐效价相反的情感反应。
共情概念化中归因过程的卷入，让享乐一致（hedonic concordance）或亲密情感（affect affinity）的客观性规范不再有用，这也带来了属于它自身的问题。不论这个过程被人认为有多含蓄、多不完善，对偶然归因的依赖，都是以那些概念、语言技巧尚未成熟的孩子为前提的。因此，在评价这些孩子的共情时，概念化似乎是有所欠缺且无用的。但这种情形可以补救。首先，可以把这些归因前（pre-attributional）儿童的共情看成不完整的反应，因为这种可能性的情感状态里缺乏意识的成分。其次，这个问题可以在操作层面解决，通过第三方来建立：（a）小孩以典型角色遇到事件的方式来关注这些事件，也可以关注典型角色对事件所做反应的表情和行为；（b）所产生的情感与典型角色展示的情感在享乐上是一致的，不过，只考虑这种一致的情感反应而非全面的共情体验，似乎更可取。
在将这些考量正式化为共情的定义前，有必要依次做出澄清。首先，在所引的定义以及之前努力表达的概念中，已有假设假定情感是一种回应，这种回应与显著增强的唤醒相关。那些已经测试情感唤醒成分的（Cacippo &Tassinary，1990；Grings & Dawson，1978；Wagner & Manstead，1989）人不约而同地把情感当作同情反应（sympathetic reaction）来操作。也就是说，它是一种自动神经系统中交感兴奋的增强，我们将遵循这项传统，把情感概念化为一种与同情活动明显增强的相关反应，但不局限于到底何种规范才算是明显增强。
其次，在我们考虑共情和情感时，会避免“替代性反应”一词。如果把“替代（vicarious）”当作“代替（instead of）”或“取代（in place of）”的意思，“替代性反应”会投射出一种共情的机制，导致回应者产生某种自我融合或自我混淆（self-infusion or confusion）的假想。当面对典型角色的情境和行为时，观察者明显被看作在典型角色的位置上想象自己，然后产生相应的感觉并做出回应。因为不可能把所有对他人的情绪，或他们明面上的原因所引起的情感反应都看成是回应者换位思考的结果，所以，使用 “替代”一词似乎太过不负责任且不当，明确使用这个词就相当于把共情机制当成了一种定论。在这方面，阿尔弗雷德（Aronfreed，1968）把所有因接触到那些引发典型角色情绪的情境而产生的情感视为替代性情感的建议，似乎特别容易误导人。对有诱发性环境（如房屋着火）的反应如何替代？它如何去代替他人的立场？尤其是，当人们几乎无法定义典型角色，或者根本就没有给出任何定义时。
最后，我们建议，应当把共情看作一种体验状态，在该状态下，观察者把与典型角色一致的情感归因为对典型角色的接触。可以看出，这种全局性归因有可能带来情感反应中某些元素的错误归因。尤其是情感的兴奋成分，该成分可能会聚集一些对自身显著的刺激元素，而非考虑典型角色的利益。为防止共情回应中含有这种刺激元素，避免共情回应主要由这些元素组成的情况出现，有人可能会倾向于把类似情感反应称为“伪共情（pseudo-empathy）”。这种特征的可能性是基于阿尔弗雷德（1968）提出的概念区分，因而该区分得以保留下来。这种特征的效用似乎存在问题，因为它很难操作，更重要的是，对观察者情感成分归因的误解，并未减损他们在共情回应中的经验性现实（experiential reality）。
那么，可以将共情定义为，它回应了：（a）假定的，会引起其他个体情绪的情境性信息；（b）他人面部或身体表达出的情绪；（c）假设其他个体的外在行动是由其情绪激发而来的，这种回应与之相关；（d）明显增强的兴奋感；（e）一种与他人感同身受的、经历完整的评价。
共情理论
共情理论可以归为两大类：（1）考虑共情反应的行为功能的理论——主要在生物进化的背景下；（2）关注共情反应的认知与兴奋的调解作用的理论——很大程度上会忽视最终可能由这类反应所服务的特定目标。其中，第二类理论可以进一步分为以下亚类（subcategories）：（a）认为共情反应是由内在固有的，通常是自反过程来调节的理论；（b）认为共情反应是通过学习获得的，不需要明显的、刻意的认知操作的理论；（c）认为共情反应是明显的、刻意的认知操作的直接结果的理论。接下来我们将简要讨论所有分类中的理论。
进化路径
无数学者强调过自反性（reflexive）表达的适应性意义，即在一个物种内部触发他人的自反性行动，并借此来影响其行为的社会协调性（如，Darwin，1872；Elibesfeldt，1970；Lockard，1980；MacLean，1958，1967，1990；Plutchik，1980）。一个物种的生存，显然可以由一些个体表达出的危险信号来进行良好的维护，这些无意表达出来的危险信号可以使他人随时战斗或逃跑，也可以提醒其他人获得至关重要的机会，特别是获取食物、住所和性的途径。在安全的环境中，这种信号可能会更进一步促进个人和群体之间的相互协商、社会联结（social bonding）等行为。
人们普遍认为，这种物种间的信号是先天的。巴克和金斯伯格说过，“社会知识”是一种原初的传达方式，也就是“包含了天生的展示、预调（preattunements）的自发传播体系”（Buck & Ginsburg，1997，p.37），发出信号并回应信号的行为，是一种基因固定（genetically fixed）的共情过程。他们用更有力的拟态化语言指出，“如果发送者制造了一种展示（display），而接受者注意到了这种展示的话，则接受者会直接明白它的含义，它是一种可以遗传的知识”（p.17）。此类知识的传达被视为“共情的根源”（p.22）和“一种引导教程（bootstrap）”，通过它，“简单的生命形式能获得更高形式的组织”（Buck & Ginsburg，1991，p.166）。人类的共情大多可以通过以上术语来理解，尽管人们已经承认，通过后天学习来扩大共情反应范围是可能的。
普鲁奇克（Plutchik，1980，1987）还探讨了共情发生的系统性根源，他研究了动物行为的模式，认为这些模式与人类的共情行为是同源的（homologous）。他调查了鱼类的集结行为、鸟类成群结队的行为以及无数哺乳动物结队寻食的行为，此外，他还研究了各种物种之间发出警报呼叫的特定行为，分析后得出结论：未经学习的、天生固有的信号回应联系比比皆是。使用斯科特（Scott，1959，1969）提出的互相仿效（allelomimetic behavior）行为的概念，普鲁奇克发现了大量的证据，证明在动物群体中存在战斗和逃跑反应的适应性协调行为（adaptive coordination）。例如，明显害怕的表情是基因固定的，这种基因固定的表达会引发与之平行的情绪反应，这种情绪传染主要是物种内的传染，也可以是相关物种间的传染。然而，有一点很清楚，这种天生固有的信号回应关系，除了触发类似动物的反应之外，还具有其他功能。例如，在一个物种中，威胁的展示可以触发未经习得的反应，这些未经习得的反应明显有利于那些发出威胁的动物，却不适用于那些受到威胁的动物。起初，受威胁的动物可能会很好地反击，因而会做出相应的反应。然而，最终的反应并不相似，因为受到威胁的动物很可能会诉诸战斗或逃跑。类似于共情的行为，也就是那些信号提供者和信号接收者之间，同时发生的激励型共情，很明显，只限于小部分先天性的传播行为。
尽管有这一限制，但毫无疑问，基因固定的相互仿效行为构成了众多动物物种行为库中一个本质的、看似普遍的部分，其适应性效用不容置疑。因而，把这种行为看作人类共情进化的先兆似乎是有道理的。
然而，问题不在于共情在互相仿效行为方面有一个原始的先兆，而在于这种行为与人类共情体验的性质相似与否。我们是否需要像巴克和金斯伯格（Buck & Ginsburg，1997）那样明显地做出假设：回应先天固有的编码信号，就可以引发对行为意义的理解，揭示出信息发送者的某些情感状态或动机？接受基因固定的信号，触发基因固定的回应，而且接受这就是我们所知道的一切，难道不是更省事吗？看起来，认为诱发出的那些平行的动机行为具有传染性的看法，是比较谨慎的，因为只有传染性的行为才能确保可以观察到。
按照这些思路，普鲁奇克（Plutchik，1987）认为：共情是一种第三方必须基于观察才能推断的状态，或者说共情是某一共情人不得不披露的状态。这种立场与我们的概念化是一致的。我们定义的c部分对共情的推理方面做了规定，此外，e 部分规定，个人必须把自身对他人情绪的反应理解为一种共情反应。尤其是定义的后面部分，因为它使共情必须满足于一种内省的评价，迫使我们通过基因固定的联系，以及我们学习到的信号回应联系，来理解与之相应的动机行为的诱发性，并把这种诱发性理解为互相仿效的。我们认为促进该行为的过程是以符号为中介的行为传染或者“伪”共情，而非恰当的共情。
作为自反性反应的共情
这类理论隐含在跨物种行为的分析中，这些物种的生存主要取决于其协调性行动，比如战斗或逃跑。因此，它们是生物进化理论的一部分，但也被用来解释人类更广范围内的共情反应。
麦克杜格尔（McDougal，1908）和李普斯（Lipps，1907）提出过共情的自反性调节（reflective mediation of empathy）理论。麦克杜格尔认为，一种天生的回应倾向（response disposition），只会迫使观察者体验他人的情绪。他把这种天生的回应倾向称为“原始的消极同情（primitive passive sympathy）”；他担心，事实上，个人可能会陷入对他人的欢乐、痛苦的同情中，特别是对后者，这种天生的倾向被证明是适应不良的；后来他发展了修正理论，以显示如何防止衰落的共情并保持神志正常（如，McDougall，1922）。李普斯的相关建议更强烈地集中在情绪体验的表现元素上，他假设了一种具体情况：在屈服于先天倾向时，观察方会模仿被观察方的姿态和手势表达，这种运动模仿的传入反馈机制释放了共通情感，因为它与观察者的情感体验有关，而这些情感体验与我们所讨论的表达有关。比如，自我的痛苦体验与来自特定面部表情的传入反馈是有关的。通过模仿引起的相应表情，特别是来自这种表情的传入反馈，被认为在某种程度上产生了痛苦的体验。李普斯共情理论的第二步（即假定的情绪表达能力，特别是面部表情，可以产生情感状态）是最近几个情绪理论组成整体当中的一部分（如，Izard，1977；Levenson，Ekman & Friesen，1990；Tomkins，1962，1963；Zajonc，1980）。
运动和面部模仿的证据来自儿童和成人的研究，例如，婴儿会随着其他婴儿的哭声而哭，不会随着其他“有害的”哭声而哭（如，Sagi & Hoffman，1976；Simner，1971）。在所谓的微笑回应中，他们会对着笑脸微笑（如，Spitz & Wolf，1946；Washburn，1929）。总之，儿童模仿一系列的面部表情（如，Hamilton，1972），而成人在观察到他人口吃或高频率眨眼时，其嘴唇运动和眨眼频次也会随之增加（如，Berger & Hadley，1975；Bernal & Berger，1976）。众所周知，即使是个人打哈欠的频率也会随着模型角色打哈欠的不同而发生变化（Cialdini & McPeek，1974）。
“面部肌肉的传入反馈促进了特定的面部情感”，这一提议得到了一些研究的支持，在这些研究中，受试者被要求表达出一些与外界刺激相符或不相符的情绪（Larid，1974）。不过，要复制这些支持性证据并不容易（Tourangeau & Ellsworth，1979）。在相关研究中，人们发现，压制情感表达成分会降低情感的感知及其兴奋程度（Cartwright-Smith，& Kleck，1976）。另一方面，人们还观察到，夸张的面部表情放大了与情感相连的兴奋反应（Vaughan & Lanzetta，1980）。自发的面部表情也会引发中度的，与情感相关的自动反应。总之，这些发现表明，尽管无法复制出一些关键性的研究证明（Levenson等，1990），但这些研究依然显示出，与现在考虑的一些建议所预测的能力相比，传入反馈控制情感的能力是有限的（参照Buck，1980）。
显然，自反性共情反应的理论有赖于行为诱发的基本机制。对情境性环境的认知阐述，对那些聚焦于有意引发，或由经验所诱发的行为的反思，都不是共情行为的必要成分。人们普遍认为，对其他人“几乎同步出现的平行反应的后反应意识（post-reactive awareness），可以理解为对被观察对象行为的同感或感受。认知的卷入可以是次要的，但不管如何，它理应确保该平行反应被体验为共情的反应（见我们在《共情的概念化》那一章结尾之处对共情所做的定义）。
作为习得性反应的共情
习得性反应的理论，即那些或多或少把共情反应看作以某种机械方式才能获得的提法，暗含在很多研究者的推理当中。这种习得过程的推理机制中，数阿尔弗雷德（Alronfreed，1970）和汉弗莱（Humphrey，1922）的阐述最为清晰。
阿尔弗雷德认为共情反应是在与社会平行（socially parallel）的情感体验当中获得的。特别是当模型角色和观察者同时体验到一种外在的痛苦或欢乐的情况下，模型角色痛苦或欢乐的表情与这些反应是相关的。在这种重复的体验中，模型角色的表情会逐步认为引发此类感觉的力量与痛苦和欢乐是近似的。比如，两个小孩有可能会因为共同犯了错而被惩罚，而且会在受罚之后互相观察对方的沮丧表情。在看到对方相似的表情时，他们应该会感受到自己沮丧的反应与这些表情是相关的。不过，在这种行为情境下所获得的共情反应，不一定是完全平行的。许多研究者曾指出过，母婴看护关系是最有可能发展出共情的关系（如，Hoffman，1973；Sullivan，1940）。母亲对满足的表达主要与孩子对幸福的体验相连。同样，母亲沮丧的表达主要与孩子对沮丧的体验相连。因而，尽管在行为情境中有不对称性，模型角色正面与负面的情感表达，与观察者对同类情感的表达是一致的。
汉弗莱的理论更具包容性。他开始的前提是：情感诱发主要是来自一种所谓的远距离感受体（distance receptor）作为介质的刺激物。因为在这种环境下，那些诱发自身或他人情感的刺激通常十分相似。比如，看见自己切到了手指的视觉经验和看到他人切到了其手指的体验基本相同。与此类似的是，小孩感知到他的哭声与其他小孩的哭声也没什么区别。当然，这种感觉与这些情绪的表露是私人的、主观的。但汉弗莱坚持认为，进入自我的视觉、听觉以及嗅觉的路径，和进入他人的视觉、听觉以及嗅觉的路径相比，基本上差别不大。他写道：“……我自己身体和我邻居的身体在一种不完全相同但相似的状态中。”（Humphrey，1922，p.115）考虑到自我和他人在知觉上的相似性，他接着提出：个体在接触到与过去那些积极或消极的情感相关的、高度相似的刺激时，至少在某种程度上会重新体验到这些情感。汉弗莱认为，通过使用这种经典条件反射范式，一直与情感反应匹配或随后出现的刺激会自认为有诱发出这些反应的力量。因此，在建立起刺激—感觉这一链条之后，以及在个体接触到他人行为，尤其是其表达行为中的关键性刺激条件之后，有人会因此而期待“类”共情（empathy-like）的回应。不过，汉弗莱超越了经典条件反射理论，他提出：像感知一样，共情反应能因为接触到某些事件而被诱发，而这些事件与之前的情感反应并不相关。他建议，当缺乏充分的相似性刺激时，可以激活出一套整合了相关感知与感觉的复合体，而这个复合体能调节共情反应。比如，一个人可能从来没有见到她或他自己站在悬崖边上，特别是那种处在崩塌过程中的悬崖边上。但在看到其他人站在那里，遭遇灾难，旁观者必定会真切地共情到模型角色的失重感。根据汉弗莱的说法，共情反应是由各种刺激成分组成的复合体所导致的，是由于旁观者感知到了模型角色进退两难的境地才被激活的，比如“小心地滑”，如果旁观者缺乏地滑的情感经历，那么“失去平衡”的概念会被激活成为共情的调节者（mediator）。因此，接下来，任何知觉（percept）都可以被看成是能够激发出相关经验的复合体。如果与即时经验相关的、可整合的复合体不存在，那么那些对更偏远的经验进行的整合就会被回忆起来。因为汉弗莱不是只聚焦于情感表达的因素，他的推理，特别是他对条件范式的扩展，出于一个对偶然情况以及延后（delayed）表达行为都敏感的模型角色。不过，最重要的可能是，他创造出了一种对情感体验和情感记忆都较为敏感的模型角色。
通过某种控制，最初的中性刺激，特别是他们的兴奋伴生物（excitatory concomitants），可以拥有引发共情反应的能力，这一观点得到了相当多的支持（如，Berger，1962；Craig & Lowery，1969）。在这种共情反应的习得过程中，关于模型角色反应体验特性的信息（无论其即时、可感知的面部或身体表情如何），看起来比那些由经验诱发的条件信息更为重要（如，Hygge，1976a，1976b）。这个领域大多数的研究都聚焦于面部表情的情感诱发特征上，不过，一般而言，面部表情、自主活动以及情感自我报告的强度，都趋向于正相关（如，Zuckerman，Klorman，Larrance & Spiegel，1981）。对于这种状态的可能性结果，在面部情感一致的情况下，对面部表情的共情反应进行控制是相对容易的，在面部情感不一致的情况下，对面部表情的共情反应进行控制则相对困难（如，Lanzetta & Orr，1981，Orr & Lanzetta，1980）。恩格利斯、沃恩以及兰泽塔（Englis，Vaughan & Lanzetta，1982）的研究专注于控制人面部表情的历史所带来的情感后果。他们发现，在模型角色面部表达的情感和旁观者偶然的情感体验之间有一种对称，这种对称可以与中断偶发性刺激之后的面部情感表达产生一种特别强烈的共情反应。它们之间的不对称则正好相反，会产生一种“反共情反应（anti-empathic reactions）”（比如不协调的情感）或表现为漠不关心（indifference）。进一步的研究表明，在面部情感对称条件下所建立的共情反应的兴奋成分，比在其他情况下建立的反应更持久（如，Ohman & Dimberg，1978）。因此，共情反应似乎更容易在某些而非其他条件下获得并维持，而学习明显偏向于生态共现的反应成分（参见Selingman，1970）。
还是有人会认为，习得性共情反应中的认知参与是次要的，因为它唯有在即时情感回应之后才具有操作性。通过基础的学习机制来对这种回应做出调节，并不能让认知阐释（cognitive elaboration）成为必需品，但有人重新开始考虑：可以通过自己或者他人的平行反应的后反应意识（post-reactive awareness），来提供反应的经验特质，从而使之成为共情。
作为认知调节反应的共情
最后，由斯密（Smith，1759/1971）、斯托特兰（Stoltand，1969）以及其他人引领的理论，在认知的面纱下变得清晰起来。在这些理论中，达成的或者快要达成的认知，以及想象中把观察者置于观察对象（他或者她的）体验状态中的换位，无论是由环境刺激有意或故意鼓动的，在引发共情的产生过程中，都被赋予了关键的功能。
在关于道德情感的经典理论当中，斯密展望了更多当代认知理论，或者更准确地讲，他展望了认知理论对情感和共情的应用。他写道，“通过想象，我们把自己放入他者的（也就是观察对象的）情境中，想象自己忍受了所有的折磨。我们进入这种情境中，有如进入他的身体里，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了他，从而形成了他感知到的一些想法，甚至还略微感受到一些并不完全相同的感觉（pp.2-3）”。尽管早期对这种观点的批评认为，这是对共情过程的过度理智化（over-intellectualization）（Humphrey，1922），这里提到的机制（也就是说，把共情作为或多或少的刻意的、有意识的换位）有可能是最知名、采用最为广泛的一个理论（参见Katz，1963；Mead，1934；Rogers，1967）。
可以认为，马修、斯托特兰及其同事（如，Mathews & Stotland，1973；Stotland，1969；Stoland等，1978）的研究已经牢固确立了“想象确实能产生并增强共情”的说法，从主观体验和生理适应方面来看都是如此。尤其突出的是，已有证据表明，想象自己处于一个情感展示（affect-exhibiting）位置的指令，相比去观察没有获得类似指令的这个人，能催生更强烈的共情反应。通常可观察到的是，一旦让他人接触到令人沮丧的情形后，伴随着明确情感反应的同时，会出现大量的延迟，人们把这种情况理解为：仅仅由于接触到外部刺激就可导致共情是不大可能的，即使是有可感知的积极条件存在也不行（比如，一套共情导向的认知集合）。可以想到的是，对他人情绪的观察所产生的想象性努力，恢复了与观察者自己相关的、旧时的意象（images），而这种观念性活动触发的情感反应随后便被理解为共情。如果是这样的话，共情反应就不太可能是“把自己放到他人的位置”所导致的结果，因为，共情反应会映射（reflect）出一种影响，这种影响与在他人身上可目睹的经历的情感记忆的体验是相似的。这种把生产记忆的情感反应归为取代他人情感位置的假想，是一种偶然性归因。虽然这种归因是含蓄的、错误的，但这也为人们将情感反应视为一种共情提供了合理理由。我们应该注意，人们讨论的共情反应认知调节与汉弗莱的提法非常相似。尽管在概念和专门术语上有巨大差异，但人们认为，情感反应至少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与观察相关的记忆中被激发出来的情感体验影响，如果不是完全由它来调节的话。因此，尽管是一种主观上的约束，让“采用他人的位置”的说法不现实，但对于与他人感同身受的体验来说，的确有必要。
在这些理论中，认知阐释是首要的共情调节过程。强调和其他人一起的意图或愿望往往是共情反应的起点。人们认为，与他人感同身受的意志激发了某种情感记忆，而这些情感记忆属于一种广义的、可感知的情境，而这些情境引发了他人已表达或暗示的体验状态。这种认知关注他人的形势，特别是，由于它含有一种寻求私人相关体验的记忆，所以人们假定，该认知包含了一种对情感反应有意识的反映。如果这种反应受到有意启发，它必定会促进意识和最终的共情体验的形成。然而，这种反应，也可能因为偶然遭遇到情绪情境中的其他人而被引发，因而是自发而非刻意的。人们期待它无论如何也会促进相应情感的意识，从而赋予了它共情的特质。
面向一个整体性的共情理论
如果我们把由内在性格所控制的共情或类共情反应称为“自反性的（reflexive）”反应，把那些经由某些形式的条件所获得的反应称为“习得性的”反应，而那些通过有目的的、相对比较复杂的认知操作所中介的反应称为“刻意性的（deliberate）”反应，那可以说，对于自反性、习得性以及刻意性的反应，我们是有一些证据支撑的。同时，有一点变得越来越清晰了，那就是，没有一个单一的机制能够为所有的共情现象提供一个满意的解释。另外，还有一点也变得清晰的是，共情的基本机制在大多数与利益相关的共情体验中往往是令人困惑的。比如自反性共情，除非涉及一些形式的评估，不然，这种反应就会制造一个不完整的共情体验（Hoffman，1978，1987）。任何一个评估都有可能包含刻意性共情的成分或习得性共情的成分。同样，习得性共情也可能包含自发性共情的成分，从而培养出可能会提高刻意性共情的成分。刻意性共情，最终可能会利用自反性、习得性反应以及刻意生产的观念性活动。
因此，单机制共情的局限性非常明显，不难明白，比如，面部模仿能够解释为耗时、刻意的认知操作。同样，为何只要提到复杂、刻意的认知活动，就能解释习得性兴奋反应的诱发过程，且伴随着共情的习得性兴奋对体验的深度有着关键性影响？还有，只要刺激受制于即时的、现存的环境刺激因素，自反性和习得性机制就无法解释刻意通过想象过程所带来的共情。因此，将基本范式整合成一个整体的理论，而这个整体理论可以完全解释多样性的共情现象，就非常有必要了。接下来的文本就试图完成这样的一个整合，本章提出的范式不仅要将主要的机制整合在一起，而且还考虑并描述出那些机制的互动模式。
共情的三要素理论
接下来要具体讲的理论是把情绪的三要素应用到共情现象中去（Zillmann，1978，1979，1983，1984，1996，2003）。简单来讲，三要素理论把情绪化行为当作三个行为控制力之间的互动，其行为控制力分别是倾向的（dispositional）成分、兴奋的（excitatory）以及体验的（experiential）成分。
倾向的成分是一种回应引导机制。人们假定，从即时运动反应到诱发情绪的刺激物，大都受到了刺激物和增强因素的控制，在情绪行为中，即时性的骨骼运动反应被视为对刺激物的回应，而这些刺激物，未经认知阐释里的信息加工（比如对环境的综合评估）调节就被生产出来了。等同于它们是没有实质性延迟就被生产出来的回应，而实质性延迟是以综合认知调节为特点的。
兴奋的成分是一种回应激发（response-energizing）机制。类似于骨骼运动反应，兴奋性反应是自反性的，但也处在刺激和增强的控制之下，没有必要参与到复合认知调节里。在交感神经系统中，兴奋首先被操作为强化了的活动，为临时参与激烈活动（比如打架或飞行）做准备。在很大程度上，这种兴奋活动是独立于认知调节的。实际上，兴奋活动还在很大程度上避开了意志力认知的干预。不过，人们并不认为那些为了激烈行动做出的准备带有欲望的特质，在某种意义上，它激发了特定的目标导向型行为。
体验的成分是对骨骼运动的体验和/或对情绪启发刺激物（emotional-inducing stimuli）的兴奋性反应。人们认为，关于即时性情绪反应多面向的外部/内部感知信息可以形成意识，正是这种意识促进了回应引发的环境（response-eliciting circumstances）评估。人们认为，那些个人会不断监督他们的情绪性行为，更有甚者，他们会通过使用监控过程中的内在标准来决定情绪反应、行动的效度和适度。被视为不合适的行动会被有意地压制或中断。初期以及后续的行动同样会被评估，如有必要，压制还是终止，可以通过刻意的干预来达成。当即时性的情绪反应被视为合适的情绪时，通过认知调节，这种情绪反应会继续进行并有可能被重新定向，以达成一个更理想的结局。因此，情感的体验成分可被看成改变情绪行为、体验进程中的一种矫正，即可被看作认知控制的手段。在某种程度上，能修正或颠覆那种老套的机制，而这些老套机制的运行正是情绪行为的倾向和兴奋成分规定的。
这三个组成成分应用于共情的具体情况如下：
1.由接触到另一人表现出来的，或即将发生的情绪行为及其因果关系的信息，而引发的自反性与习得性骨骼运动反应，构成了共情的倾向成分。行为模仿，特别是涉及面部肌肉的模仿，组成了大量特定的自反性回应。不过，许多面部和令人厌恶的运动回应是有可能被人们习得的，尤其是在遭遇到极其危险的情形时，人们会倾向于获取那些个人特有的、即时性的应对反应。
由于接触到高像似性（iconicity）的再现（比如摄影，电影）而被引发的自反性与习得性骨骼运动反应，也可以被归入共情的习得性成分中来，这种高像似性的再现展示了另一人所表现出的，或即将发生的情绪行为。所以同样的，由于接触到非图像性的再现（比如有着任意定义的刺激—参照关系的符号；实际而言，几乎所有的语言符号和符号加起来都是）里所引发的类似反应，也可以被归入共情的习得性成分中来，这种非图像性的再现规范了另一个人所表现出的，或即将发生的情绪行为。人们认为，由图像和非图像性再现施加到骨骼运动反应上的控制与自反性回应是不同的，但与习得性回应是相似的。具体来讲，人们认为，图像性再现能够引发自反性回应是因为它们与再现事件在刺激上有着极大的相似性。而非图像性再现没有这种能力，因为，对于任意建立的符号，其回应都可以被人们学到，学习使得高像似性变得无关紧要。潜在地看，所有的刺激条件都可以获得引发特定回应的力量。另外，人们认为，再现的情绪事件中，图像和非图像元素在记忆里是相互连接的，形成了复杂的网络，这种复杂的网络整合了相宜的认知和操作（Kieras，1978；Kinstch，1974；Lang，1979，1984；Pylyshyn，1973；还可以参见Damasio，1994；LeDoux & Phelps，2000；Zillmann，2003 本书的第13章《虚构叙事中情感的戏剧技法》）。一个再现模式中的外部刺激，有可能因此激活储存在另一个模式中的再现信息，从而延伸它们的影响。
2.由于接触另外一个人而表现出来的或即将发生的情绪行为，以及由自反性、习得性运动回应联合引发的，或是由自反性与习得性运动回应单独引发的有因果关系的信息而导致的兴奋性反应，构成了共情的兴奋成分。
由于接触到图像或非图像再现而引发的反射性以及习得性兴奋反应（这些图像或非图像再现展示了另一个人的表现或者即将发生的情绪行为），也被归入共情的兴奋成分。所有考虑到符号形态的再现同样适用于兴奋成分，这些再现是与倾向成分联系在一起被开发出来的。
3.在共情的体验成分里，可以区分出三类附属成分，这些过程可以服务：（a）体验本身；（b）情感反应的纠正和重新定向；（c）情感反应的产生。
（a）由于接触到另一个人明显的或即将发生的情绪行为（这些情绪行为伴有有因果关系的信息），或因为接触到任何一种再现而引发的情感反应以及由此而构成的共情，其程度只能是一种观察者察觉的反应，这种反应被评估为与观察对象感同身受。人们认为，这种评估预设了观察者与观察对象的回应之间存在一种享乐一致；也就是说，观察者与观察对象之间明显相反的情感反应，是不可能被理解为观察对象的共情反应的。
由于接触到以上特定条件而引发的情感反应，以及第三方意识到观察对象表现出来与之相似的，或与其快乐一致的情感反应，才能被认为是推断性共情反应。
作为一种情感体验，完整的共情反应是由倾向的、兴奋的以及体验的回应元素组成的。
（b）由于接触到其他人明显的或者即将发生的情绪行为，或因接触到任何形式的再现而引发的情感反应，要监测其是否适当。回应者从相关的社会与道德评判来进行评价。这就是说，他们运用那种社会赞同和责备中具有普遍偶然性的知识，以及内在的道德行为标准来决定这种反应的适当性。如果认为这种反应是适当的，则允许其展开；如果这种反应被认为是不当的，则被压制或被重新转向以使其符合，这种反应至少是不违反那些已经被社会接受了的行为规则和道德意识的。
人们认为，情感反应首先是由自反性和习得性回应元素组成的。因为神经网络的调节（mediation）、骨骼运动的回应，尤其是面部肌肉的回应，是在刺激启动后几乎同时启动的。与此相对的是，由于有荷尔蒙体系过程的参与，兴奋反应的发展有着明显的延迟（appreciable latency），因此情感反应（即一个包含了倾向和兴奋成分的回应）会在稍后显示出来。人们进一步假设，运动和面部肌肉是受制于意识控制的，尽管在很大程度上，兴奋性反应活动会逃避这种控制（Zillmann，1979，1983，1988）。
基于这些假设，我们提出，个体认为不恰当的共情早期反应有如下特点：在受到刺激时，骨骼运动反应以及面部回应几乎同时发生。兴奋反应会在延后的时间内展开。在某种程度上，个人会从肌肉与兴奋反应两者之间获得本体感受与外部感受的信息。对本体感受和外部感受反馈的接受，激发了评估过程。如果这些过程使得情感反应不合适，持续的运动活动及面部伴随的活动会受到抑制，重新定向为一种更符合普遍行为规则的情感反应。因为不能同样对联合激发的兴奋反应进行抑制，至少短期内无法做到，兴奋将进入并因此而影响通过认知干预和纠正手段达到的情感（Zillmann，1978，1983）。对正在进行的情感行为的干预、纠正和重新定向，被称为认知颠覆（cognitive override），最重要的是，人们认为这种情感反应的颠覆有转换反应之享乐效价的能力。不论这种效能转换何时出现，最初的类似于情感反应的共情——因为它们不能被理解为情感——不但在变成非共情的时候失去了共情的品质，而且还在变成反共情或对立性共情的时候，获得了与之相反的经验性特质。
情感倾向，表现为对事物喜欢与否的程度，对正在经历情感体验的观察者所持有的情感倾向，衍生出一种对情感反应的认知/认可（如喜欢）或相反（如不喜欢）的准备。积极情感倾向有益于共情。相反，消极的情感倾向则要求情感享乐转变，主要是因为类共情回应的不断持续是一种恶劣的体验，尽管反共情回应应该是愉快的。矫正准备机制把面部表情的快速调节为相反的、反转的情感回应。人们认识到，那些能被社会认可的展示规则，其情感体验应该支持指示调节（Saarni，1982；Saarni & von Salisch，1993）。不过，这种认识也可能会要求情感表达独立于甚至对立于情感倾向。这就是说，显示规则可能会规定，在体验到快乐时要掩饰悲伤的表情，在体验到悲伤时要掩饰快乐的表情。
（c）被理解为共情的情感反应可以由一些刻意想象的情境引发，这些想象的情境与观察者过去产生的强烈情感反应密切相关。不过，这个过程不必刻意为之，这种想象可能会因为接触到有利于引发情感反应的条件而被激发出来，由观念性刺激生发出的情感在回应外部刺激时，可能会补充或提高这种情感。
人们假定，对运动和兴奋反应设想的情境进行控制，就可以产生出这些反应（Lang，1979，1984）。然而，由于对运动反应大量的、有意的控制，不恰当的手势、姿势和令人不快的运动回应则通常有效地被压制了。此外，由于习惯，兴奋回应的力度有可能被消减。这些没有被撤除的特质，刺激条件下的观念再现，再到刺激条件下被控制的兴奋反应，都能在某种程度上引发这些反应（Keltner & Ekman，2000；Levenson等，1990；Schwartz，1977）。从这些再现能被控制的程度来看，与情感同时发生的兴奋的伴随物（concomitants），也能被刻意地生产出来。通过角色扮演的共情因而也能被视为一种调节，这种调节通过部分恢复与过去相关的经验来达成。
我们应该认识到，通过强烈刺激的观念性表征，有可能生产出情感反应和共情，这对于共情反应的抑制是有意义的。如果共情被认为是不适当的，个体可以避免强烈情感表征的意念（ideation），或者可以思考一些不相关的再现意念来停止并阻止那些人们不想要的意念。
共情的倾向性颠覆
作为三要素方法的一部分，倾向颠覆（dispostional override）的概念是偏离其他替代性模式中最为重要的，似乎也是最需要进一步解释的概念。从本质上来看，或者从系统生态学的角度来讲，该概念指出：共情式体验既包含了早已过时的古旧概念，也包含了近期发展起来的元素。人们认为，那些相较于初期的过程，比如运动模仿和非自愿的兴奋回应，都被复杂的认知过程所取代了，因为后者往往控制了最终状态里的经验。这个概念使人不由得回想起我们前面谈到的麦克杜格尔（McDougall）的主张。他曾提出过“原始的消极同情”的概念，认为当个体觉得他不想要的痛苦产生时，这种痛苦可能会被转换成快乐（mirth）。这种转换被视为维持健康情绪的一种服务。不过，本文此处的立场要宽泛得多，而且与那些涉及情绪调整和情绪适应的概念无关。不论即时情绪反应的经历特质如何，认知监测都会影响抑制或享乐转换并产生一种回应，这种回应会对社会或者个体的惩罚情绪行为达成一致。因此，有人预测，如果最初那个不适当的情感是积极的，它可以变为零或消极的，反之，它会变为零或积极的。
由于事件有连续性，这种三要素的模式可以用来理解那些其他观点未能解释的混合情感反应。比如，一个学生在一个私密的角落目睹了那位欺负人的、令人怨恨的教授爬上自行车，失去平衡摔倒地上，当他爬起来，又因为疼痛而一瘸一拐的时候，刚开始学生有可能会觉得尴尬不安，如果不能大声发笑的话，她会马上轻笑并咧嘴笑起来。这时候占主导地位的情感体验是一种愉快，尽管最初有尴尬不安，但这位学生不大可能把她的回应理解为共情。假如这位学生在公共场合之下，小声发笑或者大笑的回应有可能在最初阶段就被淹没了，这种对表情的有意克制不是愉快体验的后果，这是因为它并非来自情感表达的反馈，而是对环境的认知评估，这种评估被用作最初情感体验的决定性因素。刚才的例子可以马上改为描述倾向性准备的例子。如果那位学生不只是抱怨她的教授，而是特别害怕并且恨他，真心希望教授遭遇不幸的话，那么那辆摇摆不稳的自行车有可能会促发她对快乐的期待。如果真是如此，目睹事故有可能不会产生最初的尴尬不安，而是从开始起就会产生一种绝对的兴奋情绪。从另一方面来看，即使有大量的恶意也无法保证她会持续不断地喜悦下去。举个例子，很明显，除非那位教授因该事件而变成跛子，不然，这位学生不太可能会一直高兴下去，因为评估会使得那种持续的愉快变成一个不可接受的反应。在某种程度上，当怜悯的想法被唤起，这种经历可能会被理解为共情，这种共情的达成不会阻碍那位学生意识到其最初的反应其实是另外一种。
很明显，与享乐相反的时间顺序（即没有考虑到麦克杜格尔观点的情况）同样容易想到，例如，顽强地竞争某一奖项的学生，在回应获奖者的展示行为时，很可能会表现出片刻的胜利，然而，这种模仿很可能会被他失望、嫉妒的表情反应，被其遭受不公的感觉，或者对赢家与体制的轻蔑等反应所压制。重要的是，尽管这种复杂、混合的情感反应可能包含共情的雏形，但作为一种整体的情感体验，不太可能被理解为共情，因为占主导地位的认知是外在于感同身受的概念的。
共情的发展与倾向性颠覆
如前所述（参见进化论方法），运动模仿（motor mimicry）构成了一种古老的反应形式，具有相当大的适应性效用，然而，这种适应性特质的局限也很明显。例如，如果一个物种的成员目睹了其他成员因病而虚弱，并效仿其行为而增加成为猎物的风险，那么，运动模仿将是非常不适合的。从人类层面来看，麦克杜格尔（McDougall，1922）曾巧妙地说明过，这种“原始同情”的价值是有问题的，共同受苦本身没有效用，只有当它推动那种致力于减少模型角色痛苦的行动时，才会变得具有适应性（Eisenberg，2000；Hoffman，1978；Stotlande等，1978）。为了实现适应于物种间交互所需的行为可塑性，比统领（governing）运动模仿更复杂的机制不得不进化。刺激机制和增强控制可以被视为后自反性（post-reflective）阶段，从而提供较多所需的可塑性。而人类任意处理信息的能力，特别是面对即刻出现刺激保持更强的独立性，可以被视为提供了较大程度的行为可塑性。于是，从生态系统学的角度来看，对类共情（empathylike）行为的逐步控制，来自人类的反思和学习，来自对认知调节的学习。
这种进展在个体发展中也是明显的，霍夫曼（Hoffman，1978）和其他人（比如，Eisenberg，2000）对共情相关的研究进行了回顾，发现它与这种发展顺序是一致的，类共情的传染行为反应最初是固定的，然后它们变得多样化，但大部分保持了不自愿的状态，最后，情感的认知修正产生后，刻意的共情成为可能。
虽然共情反应的倾向性颠覆能力的发展尚未确定，但可以肯定，它与情感的自我监控以及基本形式的道德判断出现密切相关。一旦个人认识到增强的普遍偶然性（从正确应对他们的意义上讲），当看到这些偶然性对其他人不起作用时，他们很可能会感到不安（Zillmann，1979，2000）。目睹不称职的一方受到恩惠时，他们会苦恼，道德感也会受到压抑，与此相反，目睹这种人受到了恶意的对待，则符合基本道德（规范），会受到人们的欢迎和赞赏。至少，当看到那些通过破坏已建立的规则，或者仅仅依靠粗暴对待他人的社会行为来获得好处，并最终因为其越轨行为受到应有惩罚时，是不会生发出共同受苦的共情的。当看到那些邪恶的一方受到恶意的对待及其遭遇所带来的影响时，在道德上，旁观者似乎有资格对人们所表现出来的非共情甚至是兴高采烈的情绪保持冷漠（Zillmann，1980；Zillmann & Cantor，1976）。
只能推测，从自反和刺激强化控制的共情，到情绪认知调节的转变中，儿童经历了相当大的情感冲突：一方面是共情倾向，比如恶意嫉妒（以一个模型角色不应该得到的好处和快乐为例），另一方面是非共情的情绪，比如令人满意的快乐（以一个模型角色应得的正当的惩罚和痛苦为例）。不过，也许矛盾的情感很快会给明确的情感反应让位，这种明确的情感通常以正义性和适当性的考虑来调节。在这种认知控制的影响产生反共情反应的程度上，在不协调的情感形成回应的倾向上，每一个反应都可以被看作一个学习试验。不和谐情绪最终会与亲历了不幸的一方联系在一起。简而言之，不和谐的情绪总是与恶人联系在一起，也就是说，与那些由于各种原因而被回应者厌恶、憎恨或极度鄙视的人是相连的。因此，对模型角色的负面情感倾向变成了反共情的预测。事实上，不喜欢意味着共情是不必要的，因为不协调的情感时常处于这些倾向性环境的制裁之下，它应该变成具有特色的反应模式。消极的情感应该为反共情反应做好准备，这些反应，一旦启动，在个人不需要对环境进行明确思考的意义上，就变得机械化起来。在倾向性颠覆中加入道德判断，特别是在此语境下的道德制裁的概念，在第13章《虚构叙事中情感的戏剧技法》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共情的情感体验
由于不协调的情感可以变成一种高度机械式的回应（刚开始可能是由于理解和害怕，后来随着对模型角色行为的失望和谴责，不喜欢和抱怨开始增加，大家可以从这种现象中得到启发），通过角色扮演，共情也是如此。虽然起初阶段，把自身放入他人情境中去的心理锻炼完全是刻意的，但情感是有可能由回忆自身的情感经历激发出来的。一旦这种回忆出现，刻意的共情者会以一种兴奋的样式来感受到这种回应。唤醒的状态本身可以起到暗示的功能，来回忆出更多的情感经历（Clark，1982；LeDoux & Phelps，2000；Leight & Ellis，1981）。可以说，实际上，最初刻意共情中“假装（make believe）”的努力并不能引发明显的情感，除非这种努力能与自身相关的情感经历挂钩（Scheler，1913）。这种观点认为，刻意的共情与系统行为类似，也就是说，与男女演员使用其意志来获取情感记忆，从而触发他们寻求情感经历的过程是类似的（可以比较Konijn，2000）。这种推理清晰表明，角色扮演的共情有赖于观察者的情感记忆，并且，如果观察者没有相关的经历以供复活的话，仅仅依靠假装是行不通的。许多研究者强调了这种对相关经验的依赖（如，Allport，1924；Murphy，1937，1983；Sapolsky & Zillmann，1978）舍勒（Scheler，1913）用这个例子来表明，共情永远不能真正分享情感，但却是观察者和观察对象之间一种最为近似的情感，因为观察者只能就他们自身的、私人的、独特的情感体验做出回应。
不认可、厌恶与不和谐的情感
观察模型角色外在的行为，同时以此为基础推断其意图，是接下来的方向（请看《虚构叙事中情感的戏剧技法》第13章的图3）。
如果模型角色的行为、明显的意图被认可，被认为是值得称赞的，观察者就会形成一种喜欢和关照的倾向，这种友好的倾向反过来培育了一种双倍的预期，既希望模型角色得到好处，同时又拒绝甚至害怕模型角色受到损害。当目睹模型角色或好或坏的命运时，不论哪一种情况逐渐实现，观察者都会做出共情回应：对受益的、满意的模型角色以及受到损害、受苦的模型角色，都会报以与之相符的情感回应。在这种情况下，模型角色的喜乐悲苦就是观察者的喜乐悲苦。
如果这个模型角色的行为和明显的意图被公开谴责，招致控诉的话，讨厌和抵制的倾向便形成了。这种敌意的倾向反过来培育了一种双倍的拒绝预期：既害怕模型角色受益，同时，又欢迎甚至希望模型角色受到损害。不论哪一种情况逐渐实现了，观察者都会做出反共情回应，当目睹模型角色或好或坏的运气时，对于受益的或受苦的模型角色，都会产生不和谐的情感。在这种案例中，模型角色的欢乐是观察者的痛苦，反之亦然。
这种平行但截然相反的命题可以循环式应用。通过把后期的行动、明显的意图以及细节性条件都放入刚开始或者早期发展过程的链条上，早期发展的倾向可以被明显地或者实质性地改变。这种重复的、倾向性的调整创造出了一个动态的体系，从道德上讲，这个动态的体系可以容纳行为历史不一致的复杂性格。这种调整提供了一种和任何角色打交道的手段，包括那些从好人变成坏人，或者从极坏变为善良、体贴、优秀的人，更不用说那些稳定的，结合了好与坏、是与非特征的人。
齐尔曼和坎托（Zillmann & Contor，1977）实施了一项调查，该调查强烈支持上面提出的事件链。他们为儿童观众特意制作了电影，具体来看，二年级和三年级的男生和女生接触的是不同版本的电影，从面部表情和结构式访谈来评估孩子们对电影的情感反应，特别是评估他们对电影主角明确的感觉和倾向。电影的主人公是他们的同龄人，这个主角要么以一个最令人愉快和热心助人的样子出现，要么以一个令人讨厌、招人敌视的样子出现。不同性格发展的完成有两种方式：在与同龄人、宠物和弟弟的互动中表现出友善和支持；或者在同样的互动中表现出刻薄和粗鲁。研究结果显示：与操控行为一致，这个角色要么是慈爱的，要么就是坏心肠的。此外，这些学生受访者们开始喜欢“好的”主人公，讨厌“坏的”主人公。这些发现证实了这一提议，人类的行为是依据支持和不支持的态度来判断的。对一个人的情感倾向是在这种支持或不支持的基础上形成的。最后，电影的版本被给予了不同的结尾，在皆大欢喜的版本中，孩子们目睹主人公收下了一个新自行车，看到礼物时，他极度愉快，脸上洋溢着笑容跳了起来。在另一版本中，悲剧发生了，当主人公跳上他那辆旧自行车从街上冲下来时失去平衡，摔了下来。他尴尬不安、呼吸困难，痛苦溢于言表。从这两个版本的结局来看，访谈测量表现出的情感反应是，只有在对主人公有积极情感倾向的条件下，学生们对欢乐结局与悲伤结局才表现出共情。在消极情感倾向的条件下，共情没有缺席，但人们观察到了不协调的情感。图10.1展示了情感倾向和情感回应之间的横向互动。这些数据模型是从这些男生和女生中获得的。
很明显，这些受访者确实对主人公们的行为好坏做出了判断，而且，与之相符的是，当这些主人公能被公平对待时，受访者们做出接受他们命运好坏的准备。让受访者在目睹那些坏心肠的、不值得同情的角色受益后感到欣喜，这样的判断是不合适的。那种被认为完全不公平、不公正的结局，似乎给受访者带来了一种非常严重的烦恼。不过，还有一种判断是适当的：目睹那些坏人，罪有应得的角色受苦时，他们是欣喜的。
图10.1 对一个被认为是好的或坏的模型角色所表达的快乐与悲伤，是正常发育的儿童所持的共情和反共情反应。只有当模型角色是好的并令人喜欢的时候，儿童才会表现出共情。对坏模型角色的情感回应是，对其行为的不赞同会导致不喜欢，而不喜欢会产生不和谐的情感（改编自Zillmann & Cantor，1977）。
有趣的是，对受访者面部表情的分析，没能展示出与他口头表达的共情以及不协调情感之间的密切联系。这一发现可以被理解成反对某个观点的证据，即面部反应可以视为感觉状态的首要决定性因素。在生产协调、不协调情感的过程中，认知操作的影响明显主导了面部的表情，但这个分析没有解释清楚：在产生不协调情感的条件里，到底在何种程度上，被报道的情感与面部表情之间的低相关是由于不连续的、自相矛盾的面部表情所导致的？可以想象，当那些孩子们看到那个恶人发生自行车事故时，他们起初的尴尬不安是条件反射，但随后他们的脸部表情便快速地转换到与其之前对该事件的认知评价相一致的样子。也可以想象，在坏人得到令人惊讶的好处的情况下，才出现了这种纠正。孩子们可能首先会积极回应，但只是短短一刻，然后会马上纠正他们的反应。这种可能存在的面部表情扭转，与之前提出的三要素共情模式是完全一致的。从这个模型来看，脸部可以追随认知评估，正如认知评估可以追随脸部表情一样。但这个发现并不能帮助解决这一问题，因为对脸部回应的评估是贯穿整个事件的。当人们需要一个更详细的分析时，为了保证所谓的机密，记录早已被销毁了。
那些已经发展出公平判断能力的孩子们，与那些没有发展出这种能力的孩子们相比较，他们对于共情调节的道德评价，特别是对于不协调情感的道德评判的回应，显得更加明显。威尔逊、坎托、科尔多曼和齐尔曼（Wilson，Cantor，Gordon & Zillmann，1986）使用了齐尔曼和坎托（Zillmann & Cantor，1977）在调查中使用的电影。他们对精神上有障碍、被认为是没有公平判断能力的孩子进行了调查。与费尔德曼、怀特和洛巴特（Feldman，White & Lobato，1982）报告的障碍儿童的数据一致，事实证明，那些问题儿童有区分电影人物是“好”还是“坏”的能力（与那些道德发育水平最低的儿童相似，他们的感知只有部分是源于事件本身的作用，这些事件中的主人公是不能算数的，比如善良的主人公收到一件礼物时，孩子们会认为这时候的主人公比遭受厄运时更善良）。因而，这些障碍儿童似乎努力使用了模型角色行动中的认可与反对机制，至少看起来，他们给人正确地分类、贴标签，这与社会制裁和惩罚意义是一致的。不过，这些孩子没有给出证据来表明他们对应得性进行了评估，也没有形成与这些评估一致的倾向。他们似乎没有期待特别的结局，更不会畏惧他人。特别是他们没能理解讨厌的情绪，也没能理解共情不足、麻木冷淡的后果。这种道德调节的缺失导致他们无视特定的共情环境，依然以共情来回应。从图10.2来看，当坏人受益时，他们会以欣喜来回应，而当这个坏人遭遇不幸时，他们会以烦躁来回应。这些发现清楚地表明：当他们目睹一位愤怒的代理人而表现出喜悦或愤怒时，其不协调的情感实际是从理所应得（即道德评判）的角度来调节的。
图10.2 精神障碍儿童的共情反应：这些儿童对模型角色的错误行为没有显示出厌恶的情绪，因而也没有发展出与模型角色悲喜相应的不协调情感的倾向。这些儿童在整个过程中都报以共情的回应，不论该模型角色的结局是否被认为值得（改编自Wilson，Cantor，Gordon & Zillmann，1986）。
另外一项针对儿童的调查，进一步建立了对不协调情感道德评判的调节（Zillmann & Bryant，1975）机制。人们放映了一部童话影视作品来创造不同的惩罚性待遇。一个完美的王子和一个坏透了的王子进行斗争，在争斗中，坏王子占了上风，宣判好王子被流放到该王国的穷乡僻壤。后来好王子最终收回政权，并处于可以惩罚其对手的位置。这种惩罚要么公平（即好王子对坏王子采取相应惩罚），要么太过温和（即好王子非常宽容，没有报复），或者是太过严厉（即好王子的报复比坏王子最初的恶行更加残忍）。当惩罚具有正义性时，正常的孩子们会表现出对惩罚措施的喜悦（即支持并且显示出不协调、反共情的铁石心肠）。根据道德发展水平，人们有理由期待看到不同程度的赞成。道德水平发展到公平惩罚级别的儿童（Kohlberg，1964；Piaget，1948）理应支持公平惩罚，而非轻度或重度报复。而在这些不公平报复的案例中，他们的正义感被干扰，这种干扰应阻止并减少那种目睹惩罚被实施时欣快的反应。相反，道德水平发展到抵罪惩罚（expiatory retribution）级别的儿童，在目睹任何程度的惩罚都应由衷地感到喜悦。实际上，当他们想要从惩罚的严厉度来推断越轨的重要性时就可以推断，随着惩罚的严厉程度增加，喜悦会增加。其暗含的评价，即惩罚越严厉，破坏社会规范的行为就越能得到更好的纠正。
图10.3所示数据充分证实了一种预测，即对罪有应得的那一方施加厌恶会释放出一种喜悦，这种发现进一步支持了共情和反共情反应的过程链图式，而这个图式在本节的开头有详细讲解（另见《虚构叙事中情感的戏剧技法》一章的图10.3）。此图式规定，对后情感（post-affect）的赞成或对模型角色体验的不赞成，对观察对象有反馈情感倾向的能力。有人期待这种评估属于道德范围，而且可以调节被惩罚方与实施惩罚方之间的喜好和厌恶。这种调节实际上是可观察的，它完全符合受访者的道德评判体系。当坏王子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时，处于公平惩罚级别的儿童展现出了强烈的厌恶，相反，当对坏王子的惩罚过于严厉时，厌恶就变得微不足道了，他们似乎很同情坏王子。只有在好王子对坏王子充分实施了惩罚之后，这些儿童才会喜欢好王子。如果好王子没有实施惩罚，特别是当他表现出那种没必要的残忍时，则会引起他们强烈的反感。处于抵罪惩罚级别的儿童，则会表现得非常不同，他们对坏王子一直抱有一种极强的反感。实际上，他们最恨他的时候就是他受到应有惩罚之时，而他们最喜欢好王子的时候正是其充分实施了惩罚的时候。这种现象证实了皮亚杰的说法，对于这个道德发展水平的儿童来说，惩罚的严重程度与对正义的感知相关，即“越严厉，越公平”（Piaget，1948，p.199）。
图10.3 对越轨者实施惩罚的好感度具有道德发展水平评判的功能：对于处于赎罪惩罚级别的儿童（由4岁的儿童来代表）来说，他们对于惩罚的好感会随着惩罚严厉程度的增加而增加。相比不公平的惩罚，处于公平惩罚级别的儿童（由7—8岁的儿童来代表），他们更喜欢公平成分而不会考虑不平等的方向（改编自Zillmann & Bryant，1975）。
毫无疑问，这些关于不和谐、反共情情感的发现以及其他研究（如，Zillmann，1980；Zillmann & Knobloch，2001）说明，道德考虑在证明、允许和激励他人情感体验中的不和谐情感反应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信息时代的共情
新的传播技术，尤其是那些录制、储存、复制，超保真控制和传输复杂影视事件的容量似乎没有止境，人们普遍认为这种能力对公众的情绪、相关的情感经历、共情敏感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共情不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然而，对这种影响力的推测，人们的意见分歧很大。尽管任何假定的影响都有特定的指令，但其调节作用依然相当不明，在很大程度上，有关传播媒介影响的研究中，假定的情感提升和情感递减过程这一具体情况被忽略了。此外，对共情以及有着重要社会后果的共情敏感，我们还未能开展强有力的影响研究。
变革中的媒介格局
显然，传播技术已经极大改变了情感发展的条件，更重要的是，它也改变了情感维持的条件。与前技术时代接触到他人情感和情绪的机会相比，当代儿童和成人会被此类描述所淹没。在前技术时代，接触他人情感的机会受限于当时的社会环境和故事讲述。随着印刷材料的广泛应用，接触到他人情感的概率增加了，但也仅局限于他人的讲述之中，偶尔会以图片点缀，后来用一两张照片。就对他人情感的刻画而言，电影的发明开创了一个曝光量巨大的新纪元，见证一系列他人的（人类以及类人类角色）情绪，变成了人们的日常经历。最初在电影院，后来通过电视机和计算机播放的电影，基本上可以触达社会的所有成员，即所谓的大众传媒受众。全社会成员接触到他人情感的机会也或多或少地增加了。虽然不是很频繁，但他们有可能已经提前见证了在他们自身所处社会环境中并不存在的情感经历。以前有些成年人，可能有不少从未目睹的情感反应，比如一个受重伤的士兵的痛苦，一个遭到强暴的人的绝望，一个谋杀者虐待狂式的狂怒或一个打破纪录的运动员的兴高采烈等，而现在，他有可能目睹到这些。与此类似，现在的儿童也可能接触到很多那些在家里或同龄人当中很难物化的情绪，如害怕、生气、狂怒、憎恨或喜悦（Tannenbaum，1980；Zillmann，1980；Zillmann & Vorderer，2000）。毫无疑问，现代社会中的儿童、成人等，大量接触他人深层情感的情况比较多。同样，新闻节目和档案也偏向于展示这些带有明显情感的事件，从而进一步加剧了这种接触的形势。
共情反应的含义
随着传播新技术的全面发展，自然而然，人们接触一系列对他人情感经历的影视描述的范围也飞跃发展。不过，对人们自身那些戏剧性的，同时有可能也很重要的情感经历的描述，变化并不是很明显，那些处在自己社会环境中的个体，只会对他人情感回应匆匆一瞥，来不及细细体会，而声像和影音媒介则会生动地描述出这些反应。很显然，新闻偏向于不只是细致生动地刻画出这些情感，而且会倾向于借助那些摄影技术，比如慢动作以及无数其他特效将其细致、夸张地呈现出来。受访者从而得以近距离地听到、看到这些情况，比如一对夫妇得知自己中了数百万美元的头奖后高兴得跳起来，一个女人得知自己的两个儿子淹死了而歇斯底里地尖叫，政府官员用枪指着自己的头并扣动扳机自杀，或是一个泥石流中的小女孩被慢慢淹死。例如，那个淹没在泥石流中的小女孩，其特写镜头可能是极端的，以至于受访者必定会感到自己身临其境地、眼睁睁地看到她陷入泥中而无法抵挡那些没过她眼睛和鼻子的泥淖。在某种程度上，面部表情和这些发声的情绪，在引发共情（以及随之产生的反共情）方面都发生了关键的作用。应该可以证实，这种对人类情感反应“超常”的刻画，可以扭转那些建立在非人工社会环境中的反应。
首先，可以想到，在早期阶段，模型角色超常的面部表情展示，培育了极为忠实的面部表情模仿能力，如果真是如此，儿童对于一系列他人的情感体验应该促进其共情回应。特别是对极端情感的表达，有可能在情感展示及其相关的情感回应之间培育出持久的联系。因为在情感记忆里，这些展示有可能留下几乎不可磨灭的痕迹（LeDoux，1996；McGaugh，1992）。其次，即使不考虑面部模仿在情感回应发展中可能起到的作用，如它告知在这些环境下所表演的反应似乎是适当的一样，频繁地接触对他人情感反应极其细致的描述，也理应进一步地推进人们对情绪展示规则的习得（比较Saarni，1982，1999；Saarni & von Salisch，1993）以及提升人们在使用规则过程中的能力。假设媒介可极其准确地描述那些铺天盖地的展示规则，那么儿童（还有成人）理应对一系列类似的规则变得熟悉，而且学会在新形势下使用它们，即在那些还没有准备好的情况下，在有限的环境中学会使用它们。
在前技术和技术社会里，接触他人情感的另一个主要区别在于再现（representation）的符号形态。早期再现的形式几乎全是非象征式的，符号与所指（即在指定与被指定）的刺激之间微弱的关系，使得共情和反共情反应有赖于观念性再现的生成，从而反过来，有赖于自身引发相似情感条件的体验。简言之，来自对他人情感的口头报告，甚至是在借助报告者做鬼脸、打手势时，还包括有赖于大量想象活动中那些一致和不一致的强烈情感。如今象征式再现，由于它们在再生产中极端保真，似乎使这些活动变得多余起来，好像根本没什么可以转化的。有点似乎不太清楚，即到底是对想象过程的依赖程度过深培育出了强烈的共情或反共情，还是依赖程度过浅培育出了强烈的共情或反共情？可以想到的是，由于严重有赖于自身的相关经历，对他人情感的非象征符号与观念性表达符号的转换，特别有利于情感回应。但同样可能的是，高度保真的象征式再现也激活了相关情感记忆结构。这种象征式再现可能会充当特别强有力的情感引发器，因为，在它引发的情感里，结合了来自记忆的情感，这些情感彻底恢复了人们接触到的关于其自身象征式再现的记忆。
不过，对他人情感描述的另一个基本区别，在于前技术时代和技术时代对于再现的节奏不同。而直接感知他人情绪体验所产生的感情通常不会在短时间内减少（即人们可以专注于他们的经验，只要他们愿意），为便于情感反应的情节完全展开，口头表达倾向于跟随讲述者的节奏，或者由读者自己来定节奏，在传播媒介中，一个又一个的象征性情节链（episodic chunk）没有中断，在对一个刻画他人情绪的情节产生共情反应之前，故事就开始继续向前发展了。
比如在快节奏的动作冒险电影中，儿童可能会看过一个深受爱戴的主人公被抓获、被折磨，被坏主人公给杀死，随之主人公的朋友们深深地悲痛。所有这些情节的发生可能只需要七秒钟，故事可能会随着悬念的延长而继续追随肇事者并最终将其抓获和惩罚。同样，成年人会对一个新闻节目做出反应，这个新闻节目呈现了一个刚刚得知丈夫在煤矿爆炸中丧生的妇女的情感反应，紧接着是关于公共汽车司机罢工的报道，以及华尔街唱片交易和一则广告，其中一位女性模型角色证明古龙水对男性有增强性欲的作用。这种无关信息或娱乐的再现片段往往会被随意地排练成一个序列，显然很少（如果有的话）考虑观众对不同片段的情绪反应。
不论现实信息节奏形成的原因是什么，当代视听故事的讲述、报道，很可能对儿童和成人产生具有大量规律性的情感混乱，将兴奋活动视为情感反应的主要强度决定因素会导致一种预测：由于兴奋反应的潜伏期，对它们所属的“情感”反应，许多回应实现得太慢、表现得太晚，更为重要的是，由于兴奋活动的缓慢消失，导致了另外一种预测，即由于特定情节或报道所引发的兴奋，将会在接下来被呈现的情节或报道中得到强化（Zillmann，1978，1984；参见《虚构叙事中情感的戏剧技法》第13章）。例如，对一个喜爱角色的不幸（如共情式沮丧）所带来的悲痛的短暂压制，伴随接下来的幽默事件，会产生一种快乐（如，Cantor，Bryant，& Zillmann，1974）；而对非虚构事件的共情式沮丧所产生的反应的短暂压制，有可能提高接下来的广告产品的吸引力（如，Mattes & Cantor，1982）。
现代媒介再现中引发情感事件的快节奏化，似乎减少了情感反应，尤其是减少了共情式的情感反应：（a）通过阻止回应的完全开展来减少情感反应，因为情感被引发出来后，干扰人的、相互竞争的信息出来得太快；（b）通过强化（借助兴奋转换）后续的、潜在的、非共情式的情感来创造情感混乱。因此，共情反应的内在强度经常被剥夺，而其后续的反应通常是人工强化的。不过，有时候共情反应会被偶然接触到的、之前不相干的唤醒材料所带来的兴奋感强化（如，Zillmann，Mody & Cantor，1974）。在某种程度上，对情节链快节奏的再现，损害了回应者对自身情感反应的反思，而这种反思对共情经历是至关重要的。另外，对引发情感内容的快速阐释，可能是让共情反应发展更为贫乏无力的又一因素（Singer，1980；Singer & Singer，1990）。
最后，接触他人情绪的程度高低一定会减少共情反应的强度。因为这种反应的消退会让与情感体验相关的兴奋反应成为一种习惯（Grings & Dawson，1978；Henry，1986；Zillmann，1996）。在长期的情感消费中，情感反应的消减表现得最为明显（Howard，Reiffer & Lipzin，1971；Mann等，1974；Zillmann，1989，1991）。在青少年对暴力动作、恐怖电影的消费中，其表现也尤其明显（Sparks & Sparks，2000；Tamborini，2003；Zillmann & Gibson，1996；Zillmann & Weaver，1996）。虽然没有直接证据显示，因频繁接触到其他情感会导致习惯性兴奋中共情反应的减少，但我们依然有足够的理由认为，上述情感的消减过程扩展到了共情领域。
考虑到媒介再现提高共情反应的可能性，本研究聚焦了共情倾向对共情、反共情的含义，研究发现：任何戏剧描述，包括新闻中的戏剧性事件，都存在清晰、明确的道德。这种结论特别适合那些处于低阶道德发育水平的儿童。对于这些儿童来说，儿童剧中那些角色毫不含糊地把有些人定义为好与歹、可爱与可恨，或简单来讲，分为英雄与流氓。这种绝对的喜欢组成了共情反应发育的最佳条件；而绝对的厌恶构成了反共情回应中所必需的麻木冷淡。对一个人的冷漠和矛盾心理构成了一种条件，在这种条件下，协调、不协调的情感都是不可能的。即使情感反应出现了，其强度也是可忽略不计的。因而这种条件无益于儿童的共情式敏感的发育。那种并不复杂且明晰的，倾向于主角与对手的戏剧，成为一种非常适合培育这种敏感性的类型。这点对于维持成年人的共情与反共情敏感也非常重要。因为它避免了把坏英雄和好流氓，善良的怪兽、有着悲剧性缺陷的英雄等角色复杂地牵扯在一起。简单来说，它避免了容易使受访者忽视这又忽视那的倾向性情况。我们还可以指望：出于保留对戏剧讨喜的情感反应的打算，有必要增加那些情感丰富的事件的描述。看起来，娱乐媒介的创造者们把各类受众情感敏感的衰落当作了生活中的事实，一直对不断增多的极端情绪事件使用生动形象的描绘，彰显了他们这种非常明显的想法。在威胁、危险、暴力及其他高度唤醒的行为描述中，这种升级非常明显，如色情描述中（Anscombe，1987；Bryant & Zillmann，2001；Zillmann & Bryant，1986），这导致了一种完全过量且常常过分的情感描述，一种厌恶的螺旋式上升，这种厌恶可能培育出一种对他人情感的麻木。
很清楚，以上大多数预测都源于理论主张，以下主题的经验性探究还处在初期阶段，这些研究主题包括：传播媒介对儿童情感反应性发展；对成人情感式敏感性发展；对共情式敏感的维持；对情感的驯化；情感钝性和麻木的形成。常言道，“我们还要研究研究”，这句话非常适合本文，因为相比其他媒介影响研究而言，我们更需要研究媒介对情感、情绪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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