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绪管理理论：证据与进展
西尔维亚·诺布洛赫-韦斯特威克
本章不仅梳理了情绪管理的基础理论，对相关的实证研究进行了概述，同时还找出现有证据中的某些差距和差异，以促进未来的实证研究工作。例如，许多与情绪管理框架相关的研究，并没有像理论所要求的那样，准确把握情绪或内容选择的问题，也未对原始理论主张中所包含的假设进行检验。此外，一些原初的建议也几乎没有得到严密调查。本章还讨论了基于情绪的媒介选择和相关动机的新近研究的进展，因为它们在应对那些来自实证结果和原创性理论的挑战方面大有裨益。
经典情绪管理理论的假设
选择性媒介接触的情绪管理目标
齐尔曼与布莱恩特（Zillmann & Bryant，1985；Zillmann，1988）认为，人们选择媒介内容，是为了改善自身的感觉状态。最初，人们将这些假设称为情感依赖性刺激安排理论（affect-dependent stimulus arrangement）（Zillmann & Bryant，1985），但随后该理论在情绪管理理论的标签下变得更加突出了（Zillmann，1988）。为减少紧张情绪以动机来引导媒介使用这一想法可以追溯到费斯汀格（Festinger，1957；另见Zillmann，1988），他假定个人会避免传达与自己现有态度不一致的信息。虽然认知失调理论主要是从认知角度来阐述的，但还是可以和享乐情绪相联系。显然，逃避不和谐信息并不能屡屡奏效。通常情况下，尽管新的信息会造成不和谐，但它对适应甚至生存而言非常重要。那么，逃避这些信息的行为应该是根植于享乐动机的。
情绪管理理论的核心预测是，个体希望找到改善自己情绪的媒介内容。在这个意义上，情绪优化似乎与唤醒水平有关，个体很可能会避免令人不愉快的唤醒，诸如无聊、压力等。通过选择媒介内容，媒介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唤醒水平来调节情绪。例如，辛苦工作一天后，媒介消费者会通过看电视播放的旅游节目来享受放松。此外，理想情绪的效价显然是积极的。因此，从情绪优化的角度来看，鼓舞人心的媒介信息更为讨喜，因此媒介消费者始终欣赏诸如结局皆大欢喜的电影或喜剧节目。此外，根据理论来看，任何可能提醒个人负面情绪来源的东西都可能损害感觉状态，皆应予以避免。例如，一个经历过学业挫折的学生可能会避开一部校园题材电影。
齐尔曼（Zillmann，2000a，p.104）总结了情绪管理理论的具体假设：
享乐主义的目的可以通过选择性接触以下材料来达到最优效果：（a）与普遍状态下超低或超高唤醒（hypo- or hyperarousal）的令人不悦的体验相反的兴奋感，（b）具有高于普遍状态的积极享乐主义价值，以及（c）在消极享乐性状态下，与普遍状态在语义亲和力（semantic affinity）上几乎没有关联。
媒介刺激的情绪影响特征
人们一直使用情绪管理理论来解释和预测媒介选择性，尽管其原理适用于更广泛的情绪优化领域（例如，见Thayer，1996）。有一点很重要，为了把情绪状态和媒介内容选择联系起来，对那些可以寻求到或可避免的媒介刺激的特点，我们得加以明确。尽管一些旨在调查情绪管理假设的实证研究仅仅着眼于媒介曝光量（见下文），但情绪管理理论显然将情绪状态与特定类型媒介内容的选择性接触联系起来了。因此，描述媒介刺激的标准是必不可少的。在情绪管理理论的启发下，齐尔曼（Zillmann，1988）提出，可以从四个维度来区分媒介内容。
媒介信息的第一个影响情绪的属性是兴奋潜能（excitatory potential）（Zillmann，1988），它与唤醒水平所受的影响有关。例如，快节奏的音乐可能会增加兴奋感，而慢节奏的音乐通常有一种让人沉静的效果。与此类似，视听媒介中的快速剪辑通常会增强唤醒，被认为具有较高的兴奋潜能，与之相反，那些剪辑较少，拍摄之间过渡平滑的视频，则兴奋潜能小。除形式外，兴奋潜能还与内容有关，因为暴力或色情描写往往比古典音乐令人兴奋。
在情绪管理理论背景下，区分媒介信息的第二个维度是吸收潜能（absorption potential）（Zillmann，1988）。一种特定的感觉状态是通过反复琢磨消极事件或反复出现的积极事件来维持的。不过，媒介消费会干扰原有的情绪。根据媒介内容的吸收潜能，媒介接触将改变情绪，吸收潜能越高，情绪改变越有效。最有吸引力的信息会打断与原有情绪相关的认知排练，允许情绪发生改变。因此，当处于消极情绪状态时，人们会更喜欢那些能有效打断这种消极状态的内容。例如，当一个人情绪低落时，这种感觉状态可通过观看一个有趣的神话故事而得到改善，因为情节卷入会驱散先前存在的情绪；相反，积极情绪状态下，个体会去寻求一些不太吸引人的信息，甚至完全避免媒介消费。
可能会影响当前情绪和媒介选择的第三个因素是语义亲和力（Zillmann，1988）。例如，一种是被恋人抛弃而引起的情绪，一种是一部浪漫电影诱发的情绪，我们来考虑它们与媒介信息之间的联系。如果这种情绪的语义亲和力很高，那么就不会诱发情绪变化，反而有可能促成与这种情绪相关的认知排练。当前情绪是积极的时，这种高亲和力是可取的，但会有害地强化消极情绪。因此，失去浪漫的人可能会避开任何与浪漫相关的媒介内容，因为他们不想被外界提醒自己曾失去过浪漫。尽管回避与负面情绪来源相关的媒介内容，会让人想到借助媒介消费来逃避的那种广义概念（Katz & Foulkes，1962；Pearlin，1959），但逃避主义指的是与个人生活环境疏远的一般状态，而非情境情绪状态。
最后，媒介信息的享乐主义效价（Zillmann，1988）似乎与由媒介接触引起的情绪影响有关。媒介呈现的愉快刺激能振奋人心，而悲伤和不愉快的刺激显然会产生负面影响，然而，对积极或消极信息的特殊解读会产生复杂的情况。通常，对某些人来说是“好消息”的消息对其他人来说可能是“坏消息”（Zillmann & Knobloch，2001）。例如，如果一个政治候选人赢得了选举，这将给他/她的党派带来喜悦，但会给他/她的对手带来痛苦。同样，那些以非传统女性为女主角的电影可能会使传统的观众对该角色感到不适，同时也会让那些拥有更激进态度的观众大饱眼福。
综上所述，简单来看，根据情绪管理理论，情绪状态及期望的改变，以及媒介信息的情绪影响特征，将会促进媒介消费者的选择性接触模式的产生。如前所述，人们已经提出了与情绪相关的媒介信息特征的四个维度，但它们的区分并不明显；例如，令人兴奋的信息可能更引人入胜。
对情绪管理过程的认识
就媒介用户而言，并不需要考虑情绪优化需求。有人认为，在媒介消费过程中，情绪管理过程通常会被行动实施者所忽视，至少很少发生认知阐述（Zillmann，1985；1988）。与操作性条件类似，学习不是刻意的行为，而是情绪管理过程带来的（Zillmann & Bryant，1985）。通过媒介使用体验到情绪增强后，这种体验的痕迹会存储在个人的记忆中。这种体验最初可能是偶然的，也可能是从观察到的其他人那里获得的，在之后遇到类似的媒介选择时，在相似的情绪状态下，那些早先被更好的情绪所强化的选择的记忆将会被触发。然而，即使假设有更高的意识水平，人们还是可以预测到同样的情绪管理过程（Knobloch，2003a），虽然那时它们的起源可能需要不同的概念化。若不考虑意识水平，情绪管理预测的经验证据已经积累了不少。不过，关于情绪管理意识水平的假设与实证研究的方法设计密切相关。如果说媒介用户并没有充分意识到自己的情绪管理兴趣，那么自我报告似乎是研究者从实证角度来研究相关理论概念的最后手段了。考虑到这些潜在的局限性，下文将回顾相关调查。
经验性证据
实验
有关情绪管理的大部分研究都是通过实验进行的。与齐尔曼（Zilllmann，1985）的假设一样，这种选择性接触模式通常不太需要认知注意力，方法学测量通常有赖于对行为的暗自观察，而不是依靠媒介用户的内省（introspection）。布莱恩特和齐尔曼的研究（Bryant & Zillmann，1984）提供了一个好例证。
克服无聊和压力
该研究通过让参与者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枯燥的手工任务或智力测验任务，以检查其唤醒状态、被诱发的厌倦或压力程度。在程序的第一部分之后，参与者经历了一段等待期，在这段时间里他们可以选择看电视。共有6个电视节目，参与者通过技术设备从中采样。该设备在参与者不知情的情况下，记录了他们的观看选择。这些电视片段被预先分为三个舒缓和三个刺激节目。观察到的观看模式显示，压力大的参与者对两类节目的等待时间大致相同，而无聊的参与者则没有看轻松的电视内容，他们几乎用整段时间来看令人兴奋、刺激的电视内容。布莱恩特和齐尔曼（Bryant & Zillmann，1984）认为，这些发现支持了情绪管理假说中借由媒介消费来唤醒调节的观点。
改善消极情绪
与媒介辅助唤醒调节的研究相比，涉及物质享乐效价的情绪调节假说的实证检验更难识别。媒介内容的效价通常取决于个人理解，例如，面对相同的新闻内容，有人喜欢，也有人不喜欢（Zillmann & Knobloch，2001）。此外，一个悲伤的爱情故事可能会让那些享受爱情喜悦的人感到沮丧，但会让失恋的人感到振奋，因为他们看到自己并不是唯一面临浪漫幻灭的人（Knobloch & Zillmann，2003）。此外，人们可能会混淆效价与其他影响情绪的内容特征，例如，快节奏的音乐可能倾向于表示乐观的精神，但也可能代表高水平的能量和唤醒。这些复杂性已经反映在情绪管理的效价维度上了。
例如，在克诺布洛赫和齐尔曼（Knobloch & Zillmann，2002）的一项实验中，参与者在收到关于社交技能测试的反馈后，可以自由选择流行音乐进行情绪诱导，以使自己产生糟糕、平庸或良好的感觉状态。这些歌曲由电脑点唱机提供，已经被预先测试了音乐表达的快乐程度和能量水平，但这些属性的评估在音乐排行榜的预先选择测试中是相关的。情绪低沉的受试者比心情一般的受试者花更多时间在充满活力的快乐音乐上，同样，心情一般的受试者比心情好的受试者花更多时间在令人振奋的音乐上。由于“能量”可能类似于音乐的吸收潜能，与音乐刺激的“愉悦性”（效价）之间存在关联，因此不完全清楚参与者是否旨在打断或改善消极情绪，或是通过选择充满活力的歌曲来同时达到这两个目的。
唤醒管理与情绪增强
两项研究（Biswas，Riffe & Zillmann，1994；Knobloch，2002）实际上预先测试了上述媒介刺激，以确保它们在效价方面有所不同，同时，作为同样“有趣”的项目（item），能够与吸收潜能发生联系。两者都使用了相同的情绪诱导程序（选自Zillmann，Hezel & Medoff，1980），尽管最近的调查使用了计算机版本。在比思瓦斯（Biswas，1994）等人的研究中，只有女性参与者的行为符合情绪管理预测，而处于消极情绪的男性，则倾向于支持消极内容。在克诺布洛赫（Knobloch，2002）的调查中，拥有消极情绪的参与者实际上比拥有一般情绪的参与者花更多时间在拥有积极效价的网页上。然而，与预期相反，心情好的受访者显然不太关心媒介选择方面的效价——他们花在积极网络内容上的时间介于一般情绪和消极情绪的实验条件之间，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呈现出更不稳定的模式。简言之，媒介刺激的享乐效价似乎与其他影响情绪的特征有关，并且可能不是最重要的特征，至少在媒介用户心情良好的情况下，不是最重要的特征。当处于“好心情”状态的受访者缺乏那些“选择性接触的材料时，会具有高于流行状态的积极享乐效价”（Zillmann，2000a，p.104）。
打断愤怒和恐惧的消极情绪
在情绪管理研究中涌现出了更多复杂的问题，这与第三个理论假设中语义亲和力的作用有关。在这里，除了积极与消极效价之外，进一步区分刺激和情绪类型至关重要。齐尔曼、赫泽尔与梅多夫（Zillmann，Hezel & Medoff，1980）的实验采用了情绪诱导程序［后来被比思瓦斯（Biswas）等人采用，1994；Knobloch & Zillmann，2002 & Knobloch，2002］，让参与者选择观看情景喜剧、动作剧或游戏节目。尽管最初的情绪也对娱乐选择产生了显著影响，但在涉及所接触材料的效价时，可供选择的观看模式并不完全符合情绪调节假说。例如，那些心情消极的人最不喜欢喜剧。齐尔曼等人（Zillmann等，1980）解释说，可能是因为此类节目除了包含兴奋效能和吸收效能等效价之外，还包含了风格体裁之外的不同效价。此外，他们还推断消极情绪的根源的语义亲和力可能起到了一定作用。由于喜剧中的许多幽默源于轻蔑和敌对行为（Zillmann，2000b），心情不好的人可能会认为这与他们在情绪诱导阶段刚刚经历的负面经历有关。因此，在检验情绪管理理论的假设时，媒介内容的情绪影响特征的混杂产生了相当复杂的问题。
为了进一步阐明齐尔曼等人（Zillmann等，1980）的研究过程，梅多夫（Medoff，1979，1982）将挑衅和挫折作为消极情绪来源进行了区分，同时他还纳入了一个中立的对照组，在随后的敌对喜剧和非敌对喜剧的选择中，发现了大量的性别差异：女性的行为大多支持情绪管理假说，因为她们普遍喜欢没有敌对情绪的正效价喜剧；相反，只有在中立对照组中的男性倾向于非敌对喜剧，而沮丧的男性则把大部分时间花在敌对喜剧上，对喜剧消费产生了戒心。男性选择行为中的这些矛盾是令人困惑的（Zillmann，1988），并且构成了一个人们经常观察到的现象，即不同性别可能会采用不同的情绪管理方式。
除了攻击性倾向，人们对恐惧及恐惧对媒介选择的影响也进行了检验。瓦克什拉格、维尔和坦博里尼（Wakshlag，Vial & Tamborini，1983）让实验组观看令人恐惧的犯罪纪录片，而对照组则看了一部普通的电影。女性受访者通常更害怕，研究证明这种恐惧操纵是成功的。之后，受试者从14个电影描述文本中选出7个，并被告知他们将有机会选择接下来的电影。研究对电影呈现进行了操纵，给电影内容按照正义恢复和迫害的不同程度做了标记。评分者在电影描述中对这些维度的指标进行评估，以便相应地给电影内容中的司法恢复和迫害程度打分。结果显示，恐惧程度增加的参与者更喜欢受害分数低、公正分数高的电影。瓦克什拉格（Wakshlag，1983）的研究发现，媒介用户的目标是尽量减少与负面情绪源相关的刺激。这可以用两种方式来解释，其一是媒介用户倾向于使用相对积极的有较少的暴力和更多的公正的内容，因此在享乐效价方面表现更好，这符合第二种情绪管理假说。第二种方法存在一些问题，有人可能会说，受试者回避的内容与他们恐惧的来源有语义亲和力，符合第三种情绪管理假设。然而，尽管程度不同，所有提供的媒介选择都与其来源有某种亲和力。因此，瓦克什拉格（Wakshlag等，1983）等人使用的设计不适合用来检验这一假设，而且这也不是其主要的研究兴趣。不过，他们的发现已经在情绪管理的框架内得到了解释（Zillmann & Bryant，1985）。
准实验
孤独与失恋的缓解
媒介内容与反面情绪的语义亲和力的重要性已在一些准实验研究中被提及：实验中，受访者报告了自身的压力后，便可以从提供的媒介产品中选择。比如，假装是校园社交问卷的一部分，年轻人被问及他们的浪漫幸福感（Knobloch & Zilmann，2003；Knobloch，Weisbach & Zillmann，2004），然后，他们需要从8首通过电脑呈现的情歌中抽取样本，其中4首是悲伤的情歌，4首是快乐的浪漫情歌。显然，为了避免听到那些更成功的同龄人的故事，失恋的年轻人选择听悲伤的爱情音乐的时间明显更长。马雷斯与坎托（Mares & Cantor，1992）的一项研究调查了老年观众的孤独感及其观看偏好，得出了类似结果：孤独的老年观众更喜欢看关于空巢老人的电视节目，而社交融合程度较高的参与者则相反。
然而，这些研究只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齐尔曼的假设，即“享乐主义目标最好是通过选择性接触来达成……在消极享乐状态中，与主流状态的语义亲和力”几乎没有关联（Zillmann，2000a，p.104）。参与者只得到了与自己的处境有语义亲和力的媒介内容，尽管他们用积极或消极的角度描述了这个生活领域。因此，以上研究的是个人情况而不是情绪，而且参与者无法完全回避相关内容。媒介内容回避与与当前负面情绪的起源有关的假设，无法通过这些程序得到严格检验。
当实用性颠覆享乐主义时
另有两项研究确实包括了与令人不安的生活方面没有语义关联的内容选择。这两项研究都肯定了不同生活领域的个人满意度，然后让受访者挑选与这些领域相关的媒介内容。特雷普特、扎普夫和苏多夫（Trepte，Zapfe & Sudhoff，2001）在青少年中进行了一项调查，报告了由于父母、同龄人、恋爱关系和自己长相导致的认识问题。当从电视脱口秀中选择与这些压力来源相关的标题时，青少年倾向于根据特雷普特等人报告的简单相关关系来谈论他们当前的问题（Trepte，2001）。在哈斯托尔、罗斯曼和诺布洛赫（Hastall，Rossmann & Knobloch，2004）的准实验中，在浏览与问卷所涵盖的生活领域相关的在线新闻之前，学生完成了一份生活满意度问卷。那些对特定领域（学习、恋爱关系）满意度较低的参与者，在有关这些领域的内容上花了更多时间，这种发现与齐尔曼所持的观点，即“人们会回避媒介上描述的个人问题”相矛盾，似乎媒介用户为了解决他们的问题，更多是从媒介中寻找指导而非回避（Atkin，1973）。这里提到的研究将呈现的信息内容作为刺激条件，此举也非常符合情绪管理目的（如，Biswas等，1994）。不过，齐尔曼（Zillmann，1988，2000）提到的是消极的情绪状态，而不是更持久的问题，因此，如果把麻烦的生活状况和当前的情绪相联系，该理论可能会有很大进步。
田野研究
通过娱乐活动缓解压力
与上述研究相反，情绪管理的实地研究考察了人们对娱乐和信息费用的选择性接触，参与者坚持在每天的特定时间里，在日记中报告其情绪和电视消费的情况。安德森、柯林斯、施密特和雅各布维茨（Anderson，Collins，Schmitt & Jacobvitz，1996）发现，压力导致电视消费时间更长。在这种情况下，压力过大的参与者会花更多时间在电视娱乐上，比如看喜剧，忽视新闻和纪录片。男性和女性在选择上有所不同，压力大的女性观看更多的游戏节目和综艺节目，压力大的男性更喜欢动作类节目。布罗修斯、罗曼恩和埃尔奈（Brosius，RoBmann & Elnain，1999）对一个德国样本使用了相似设计，也得出同样的结论：压力大的观众喜欢娱乐，而没有这种压力的观众则在信息上花费更多时间。
全面接触与内容问题
在解释田野研究结果时，人们会偶尔忽略情绪管理理论，这与媒介消费总量无关，而与情绪状态和媒介内容类别（categories）的选择有关。换言之，根据最初的理论，在不区分喜欢的内容类型的情况下，人们无法预测出花在电视或其他媒介上的时间。然而，施密茨、阿尔斯多夫、桑和塔什（Schmitz，Alsdorf，Sang & Tasche，1993）根据他们基于日记的实地研究结果，对情绪管理理论提出了质疑。不过，这次测试并没有区分电视内容的种类，只看了消费电视的时间总量。同样，顿斯巴赫和塔什（Donsbach & Tasche，1999）将他们的调查也放在情绪管理理论的背景下，但他们仅仅将报告的情绪状态与电视接触的总的程度相联系，因而无法对情绪管理假设进行严格测试。缺乏对电视内容的区分的问题也适用于采用经验抽样方法的研究（Kubey，1986；Kubey & Csikszentmihalyi，1990），虽然情绪和电视接触在一天中是随机确定的，但由于概念上的不匹配，所得的数据也无法揭示情绪管理过程。
调查
通过调查来研究情绪管理现象是有问题的，因为自我报告更可能从合理化和社会期许层面进行回应（Zillmann，1985）。不过，这一问题的严重程度当然取决于受访者对程序的了解度。受访者有时会被置于非常人为的情境中，例如，他们被要求去想象一个场景，并用语义差异来描述他们希望在这个场景中听到的音乐类型（如，Gembris，1990）。其他的例子包括在使用与满足背景下的研究，这些研究经常询问受访者是否为了放松、克服无聊而使用各种媒介（如，Rubin，1984）。可以质疑的是，这些数据对于情绪管理研究是有价值的，因为它们可能更多地反映了与情绪相关的媒介选择的非专业理论，而不是实际的情绪管理行为，然而，其他的调查程序并没有如此公开地揭示此类研究兴趣。有趣的是，激素水平和个性特征等生物因素（有研究者认为这些因素植根于生物结构，见Eysenck，1990；Zuckerman，1991）与选择性媒介接触有关。当研究者采用情绪起源于生物因素的说法时，出现这些模式也就不足为奇了（Thayer，1996）。
克服荷尔蒙阶段的愤怒
例如，梅多克罗夫特和齐尔曼（Meadowcroft & Zillmann，1983）对月经周期是否影响女性对电视类型的偏好感兴趣。在这项调查中，女大学生报告了她们当天晚上观看各种电视节目的兴趣。在调查问卷结束时，受试者被要求提供有关月经周期的信息，研究发现，经前和经期女性比其他处于周期中期的女性对喜剧更感兴趣。研究人员推断，女性的目标是通过看喜剧来克服由荷尔蒙引起的消极情绪状态。基于不引人注目的措施，这项调查证实了心情管理的假设。海雷格尔和韦弗（Helregel & Weaver，1989）对女性怀孕期间的情绪状态给出了类似的结果。
人格特质中的情绪倾向
另一个非干扰研究情绪管理的方法，是研究媒介的选择性使用与个性特质之间的联系，不让受访者知晓情绪管理过程的调查会更有利于研究。然而，这种方法再次遭遇瓶颈，即无法检测具体情况和相关情绪，虽然这正是情绪管理理论探究的目的。基于人格数据的情绪管理的推断（inferences）依赖于这样一个假设，即有某些人格类型的人更有可能体验到某些情绪，因此，在媒介市场中选择媒介内容时，此类人也更有可能体验到这些情绪。
迪尔曼·卡朋特、克诺布洛赫和齐尔曼（Dillman Carpentier，Knobloch & Zillmann，2003）的一项调查证实了参与者的叛逆性，并将这些有关人格的测量与叛逆和非叛逆音乐的实际选择性接触联系起来。在主动反叛中得分高的人花更多时间在反叛音乐上，尽管这类音乐通常强调冲突和紧张，但特定的性格类型更喜欢听消极的音乐。
不过，研究中更常见的是把个性特质与人们提到的体裁（genre）偏好联系起来，要么是音乐种类（如，Litle & Zuckerman，1986；Dollinger，1993），要么是电视节目的形式（如，Burst，1999；Brosius & Weaver，1994）。例如，博斯特（Burst，1999）将“大五”人格（Costa & McCrae，1985）和刺激寻求（Zuckerman，1984）与电视节目体裁偏好联系起来。对体验的开放与信息体裁的使用是呈正相关的；刺激寻求与电视色情作品的使用，以及对惊悚/动作/科幻体裁的偏好是呈正相关的；相反，神经质、随和（agreeableness）以及缺乏责任感，与这一体裁呈负相关；随和与人际关系类型作品（如肥皂剧和浪漫剧）呈正相关。这些发现可以解释为：具有高度刺激寻求动机的个体会更频繁地感到无聊，因此比其他人更经常地转向具有唤醒功能的电视体裁。相比之下，那些在神经质或随和等特质上得分高的人，比寻求刺激的人更喜欢低水平的唤醒和压力，因此，从情绪管理角度来看，他们对动作类电影的回避是合理的。总之，博斯特（Burst，1999）的研究结果与情绪管理理论一致，尽管博斯特采用了测量人格而不是测量状态的方法，且该理论关注的是情境。
近期发展
新闻消费中的情绪管理
田野研究并不是第一种以选择性接触媒介内容（包括新闻和信息）来探索管理情绪的方法。齐尔曼（Zillmann，1988）指出，诸如此类的理论本身就包括了传播的风格（genre），因此包括对新闻、纪录片和体育节目的选择。尽管马雷斯和坎托（Mares & Cantor，1992）使用了纪录片，但比思瓦斯、里夫和齐尔曼（Biswas，Riffe & Zillmann，1994）首次对选择性新闻接触取决于感觉状态进行了调查研究，他们的研究程序在前文有所提及。这里，在情绪诱导后，参与者被要求从12个新闻杂志的文章页面中选择6个页面继续阅读。对于这些文章，无论是积极的或消极的，都有一个明确的效价。在预先测试中，研究人员也确保了所有选择中对‘有趣的’评分的水平相同。如前所述，处于消极情绪的女性，比处于积极情绪状态的女性更喜欢积极的信息。然而，男性的偏好并不符合情绪管理预测，因为处于消极状态的男性对负面信息表现出意想不到的兴趣，尽管这种趋势没有达到显著性。这些发现虽证实了情绪管理的假设，但并没有对性别差异有所解释。
网络情绪管理
随着万维网的出现，现在的媒介内容可实现全天候随时选择（Wirth & Schweiger，1999）。目前为止，只有两项研究考察过在使用万维网时人们的情绪管理这一问题。
马斯特罗、伊斯汀和坦博里尼（Mastro，Eastin & Tamborini，2002）的一项调查检验了以下假设：压力大的人会比无聊的人更多地点击网页，且更喜欢放松的内容。在情绪诱导之后，参与者可以在一个表面上不相关的研究会议上自由上网。访问的网站和接触网站的时间被记录下来，编码人员将这些网站内容以‘较为刺激/放松’和‘不太刺激/放松’的评价来编码。马斯特罗等人（Mastro等，2002）没有发现可以直接支持情绪管理理论的假设，即‘烦闷的上网者不喜欢编码员所认为的更刺激的内容’。然而，另一个假设得到了证实，因为烦闷的参与者访问的网站的数量明显多于压力大的参与者。尽管在原初的情绪管理理论（Zillmann，1988）中没有提到内容取样的频次，但另一项研究发现它与感觉状态有关——克诺布洛赫和齐尔曼（Knobloch & Zillmann，2002）发现，心情不好时，音乐听众在同一时间间隔内，从同一组选择中做出的选择比心情好的人少。显然，效价维度差异产生不同选择性接触模式，而非唤醒变量。
第二项关于上网时情绪管理的调查是克诺布洛赫（Knobloch，2002）开展的。在齐尔曼等人（Zillmann等，1980）的情绪诱导程序的计算机版本生成之后，受访者被要求在一项据称无关的研究中探索一个新的互联网门户。这个门户网站在一个导航栏中有8个站点，每个站点都有一个缩略图大小的屏幕截图。这些网站在前测中被分类，包括两个正效价娱乐网站、两个负效价娱乐网站（如恐怖网站），两个正效价信息网站和两个负效价信息网站。如前所述，消极情绪者比情绪平缓者接触正效价网页时间长，但与情绪管理理论相反，心情好的人对积极内容的接触时间处于平缓情绪者和消极情绪者之间。不过，有一个超出最初理论的假设得到了证实，即处于消极情绪状态的受访者比处于平缓情绪状态的受访者更喜欢娱乐网站，而为了获得良好的情绪，处于平缓情绪状态者又比实验组中心情好的受访者花更多时间在娱乐网站上。
因此，这两项关于情绪管理的研究并没有明确支持情绪管理理论的最初假设。原因可以从如何给网页的刺激程度编码看出，这种编码的有效性有可质疑之处；也可以从影响刺激特征的各种情绪的相对重要性中看出（如前所述）。然而，这次有两个衍生的考虑得到了证实，即选择频次取决于唤醒水平和类型选择（信息与娱乐），它们是情绪效价的函数。
挑战与进步
情绪管理理论的理论命题一直面临着挑战。尤其是负面媒介内容的使用，以及和情绪相关的媒介选择中经常出现的性别差异，使情绪管理理论的普遍适用性受到了质疑（另见Zillmann，2000a；Oliver，2003）。
接触些带动心情不好的内容
媒介负面体裁包括引发悲伤的悲剧，煽动恐惧、厌恶的恐怖电影，以及关于灾难和“顽固”问题的新闻。尽管其他类型的作品也会带来悲伤的情绪，比如惊悚片中的悬念、神话中的不确定性，但它们并没有为解释情绪管理提供一个很好的范例。可以说，媒介消费者知道这些风格题材最终会带来安慰、解决的享受（Knobloch，2003b），这些享受甚至会被先前的痛苦放大（Zillmann，1996）。但是，接触的上述其他形式——悲剧、恐怖和可悲的新闻——并不能轻易用情绪管理的因素来解释，因为它们通常不会带来正向的结果（King & Hourani，2000；Metzger，2000；Oliver，1993）。任何不能提供令人满意的结果的负面媒介内容都违反了享乐主义原则。对选择性接触这些媒介刺激的可能解释，与情绪管理理论和上述相关考虑都密切相关。
如前所述，在现实生活的刺激下，媒介描述的影响心情的特征常常会被混淆。这也适用于负面信息，因为它们往往会产生更高的唤醒，可能比正面信息更吸引人（Frijda，1988）。因此，沉迷于媒介负面内容的用户，实际上可能是想要提高唤醒程度，或试图忘记持续的负面情绪状态的来源。
在整个过程中，包括结尾，接触到负面内容也可能只是无意中发生的，比如，媒介消费者无意中选择了一条信息，没有预料到该内容的悲惨、可怕的结果，因此，这种情况不会与情绪管理理论相矛盾，因为它的假设与媒介使用动机有关，并不包括实际产生的效果。这些影响并不总是个人能预想到的和期望的。
不过，文献中还提出了与各种情绪管理相关的其他解释。净化可能是最突出的一个，因为自亚里士多德时代（公元前350/1961年）以来，这个概念一直在流传。根据这一概念，不论是悲伤还是被侵略的经历，都只有靠间接体验其他悲剧经验或暴力行为来清除。这种情绪改善的效果——可以通过媒介使用来获得——对旨在终止不愉快情绪状态的个体而言，将是一个极具意义的举动。尽管人们一直呼吁建立该方面的理论，但人们一直没有获得令人信服的实证支持（回顾见Zillmann，1998b）。净化的想法与启动效应的概念也是相矛盾的（Roskos-Ewoldsen，Roskos-Ewoldsen & Dillmann Carpentier，2002），根据这一概念，刺激会唤起并强化相关的想法，而不是削弱它们。
其他研究建议的方法可以分为两大类型：（a）对通常被认为是消极的事物有积极的感觉，和（b）为了在给定情况下（调节情绪）发挥其功能而接受甚至寻求不愉快的感觉状态。
从消极中寻求好感
从齐尔曼的情感倾向概念可以获得一种解释（如，Zillmann，1994），即媒介用户喜欢看到喜爱的主角的幸运，也喜欢看到不喜欢的对手的不幸。因此，任何媒介对喜剧、惊悚片、新闻等的描述，只要表现出讨喜的角色在克服困难，就会产生情绪增强的效果。尽管有些角色可能会以一种可悲的方式遭受惨痛的折磨，但只要这些角色不受欢迎，仍然会让观众精神振奋。从这个意义上说，即使是媒介上出现的负面事件，也可能被解读为正面事件。事实上，喜剧片充分运用了这一原则，否则我们为何会发现自己在嘲笑相当残忍的闹剧呢？（Zillmann，2000b）目前还没有这些现象对实际媒介选择的影响的经验性数据，尽管这些现象的直观知识似乎可以干预情绪管理过程。
威尔斯（Wills，1981）首次对选择性接触负面媒介内容的另一种解释进行了探讨，这实际上推动了一个全新的社会心理学研究方向。威尔斯（Wills，1981）认为，大量的负面新闻是令人愉快的，这为他所谓的向下比较（downward comparison）提供了机会。这一观点扩展了费斯汀格（Festinger，1954）的社会比较概念，强调将自己与处境更糟的人进行比较可能产生的情绪增强效果。新闻当然描绘了大量处于最可悲境遇中的个体，所以任何人在正常的生活境遇中都可能从新闻消费中得到安慰，毕竟，一个人自身的问题相比之下应该显得微不足道。尽管一些学者同意向下比较的解释，并将其扩展到娱乐类型（Vorderer，1996；Oliver，1993），但目前几乎没有关于内容选择的实证证据。马雷斯和坎托（Mares & Cantor，1992）以及克诺布洛赫和合作者（Knobloch & Zillmann，2003；Knobloch，Weisbach & Zillmann，2004；参见《孤独和失恋的解脱》一节）的发现支持了媒介内容选择中的向下比较原则。许多社会—心理研究都将自尊与向下比较的选择联系起来（例如，Wills，1991），因此克诺布洛赫（Knobloch）、韦斯特威克（Westerwick）和哈斯托尔（Hastall）的一项研究为选择性接触负面描述提供了更有力的支持。这项调查发现，在明确的正面和负面环境下，受访者的自尊会影响他们对个人的选择性接触。这些发现符合社会比较的假设，在社会比较中，看到别人处于比自己糟糕的状态，可以改善自己的感觉状态。另一方面，可以说，别人的积极状态会带给人希望，引发人共情的积极感觉，目前对这种现象还需要更多的研究。
有学者认为，媒介对负面情境的描写会使人产生负面情绪，也因此，对正面情境的描写会使人产生积极情绪。尽管目前几乎没有关于媒介内容实际选择的数据，但下文将讨论对情绪管理的各种建议和影响。奥利弗（Oliver，1993）用一个叫作元情绪（meta-emotions）的概念解释了人们对悲伤电影的享受。她认为，一些媒介用户可能会认为悲伤的经历是有价值和令人满意的，而且随后他们应该会比其他人更经常地寻找悲剧来欣赏。倾向于在元水平上发现悲伤的回报并将其作为认知评估，从而从悲伤和共情痛苦中获得回报的人，通常是女性（Oliver，2003）。米尔斯（Mills，1993）认为，观看悲剧而感到悲伤这一点也可能有助于证实自我会把共情作为有利特质。正如沃德勒（Vorderer，1996）所指出的，在这种情况下，媒介用户确实会使用媒介来“运作（work）”自我以及他们的认同。齐尔曼（Zillmann，2000a）也思考了这样一个观点：一些人可能会认为沉溺于轻松的媒介娱乐是卑鄙的，因而会选取让人沮丧的内容来获得一个积极的自我概念。
情绪调整
克诺布洛赫（Knobloch，2003a）曾讨论过些许令人不快的情绪，这些情绪似乎有些作用。实质上，个人可能会感觉到，与某项任务或情况相关的要求更容易在不愉快的情绪中得到满足。例如，当人们参加考试时，安静的注意力比愉快的分心更能带来好的结果，再比如，遇到不喜欢的主管来处理利益冲突的时候，讽刺、幽默的情绪可能会令人非常愉快，但也可能会让事情更难办。通常情况下，不是情绪优化，而是根据当前或即将到来的情境需求进行情绪调整，可以引导媒介消费过程中的情绪调节动机。克诺布洛赫（Knobloch，2003a）提出了相关媒介使用行为的参数，即对与心情有关的情境需求的感知与预期，诱导出期望心情的媒介刺激，以及调整情绪的时间跨度的使用，都将影响情绪调整的过程。
有几项研究的证据证实了这些概念（见Knobloch，2003a），克诺布洛赫（Knobloch）、韦斯特威克（Westerwick）和奥尔特（Alter）（印刷待出版）的书中有很好的例子可以用来描述这种情况：有假装来自一个联盟的测试反馈，把研究参与者置于消极的情绪状态中，联盟引导一部分人相信自己有机会报复挑衅者，对另一部分人没有给予这样的暗示。在这些实验性归纳之后，受试者可以在一项据称无关的研究中自由地从在线新闻中取样。基于实证的方法，这些新闻报道被分为坏消息和好消息。结果显示，期待报复机会的女性更喜欢好消息，而男性在报复机会出现之前更喜欢坏消息。在没有收到报复机会暗示的实验组中，男女性别没有表现出差异。这些发现可以解释为：女性通过安抚自己的情绪来抑制攻击性行为，因为女性这种行为在社会上不被接受，而且可能与女性在社会上所遵循的价值观相矛盾；相比之下，西方社会认为不还击挑衅者是“没有男子气概的”，因此，如果男人预见到有报复的机会，他们的目标则是保持愤怒。
情绪管理研究经常揭示出不同性别选择性接触媒介内容的模式。如上所述，对好消息和坏消息的情绪依赖性（mood-dependent）选择（Biswas等，1994）、对喜剧的选择（Medoff，1979）以及情绪调整过程，皆因性别而异。一般来说，女性遵守情绪管理理论的假设，而男性偶尔不遵守。更多关于情绪管理中性别差异的例子可以从其他实验以及田野研究中得到。鉴于情绪调整的考虑，可以推测预期的情绪要求会干扰情绪优化动机，并且这些情绪要求因性别而异，性别不同，则性别刻板印象不同；而性别刻板印象与情感相关（Fischer，2004）。这种推理可以解释情绪依赖性媒介选择中频繁出现的性别差异现象。
关于进一步研究情绪管理的思考
情绪管理理论激发了大量研究。那些主张除了精巧有趣之外，还有令人惊讶的地方。仔细检查时可以发现，关于情绪管理的一些主张还没有经过严格检验。有一些混合的证据表明，媒介用户更喜欢享乐效价高于当前情绪的内容，然而，多数情况下，在所用材料的前测中，享乐效价和兴奋潜能以及吸收潜能并没有明显区分。这可能是由于媒介信息具有复杂性特点，在此情况下，清晰分类往往是相当具有挑战性的。此外，目前显然没有一项能严格检验语义亲和力并得出明确结论的研究。所有与这一说法相关的调查，要么发现了令人困惑的性别差异，要么关注的是生活压力而不是情绪，要么没有提供与情绪或压力完全无关的选择。很明显，我们还严重缺乏对情绪管理第三假说的清晰研究。
除了这一必要的基础工作外，还可以从现有的研究中发现一些其他的方向。最初的情绪管理理论在调查中得到了扩展，这些调查证明了选择频次以及对娱乐和信息的偏好是如何由情绪状态决定的，进一步的研究可能会发现更多影响因素。
可以对情绪管理实验的设置提出一些批评，以期对今后的情绪管理研究有所启发。强调一种情感（emotion）和一种心情（mood state）之间的概念差异是很重要的。情感是与对象相关的（object-related），相对来说是短暂的，而引发更持久情绪的原因则较为模糊（Schwarz & Clore，1996）。换言之，特定的事件具有内在的情绪煽动性。情感一旦消散，它仍可能在个人情绪中留下痕迹。虽然情绪管理理论是针对心情设计的，但可以说，一些相关的实证研究更关注实际情感。人们可能会认为，所谓的情绪诱导（mood induction）方法更有可能激发与特定活动相关的情感，将情绪诱导部分视为不相关研究的常见程序，可能会实现研究参与者感知到情境变化的目的。然而，如果实际上这些程序影响了情绪，而没有引发情感反应（emotional reaction），这是容易让人存疑的。所产生的情感状态是否属于情绪或心情的范畴，将取决于参与者是否仍在思考那个触发情感变化的对象。正如克诺布洛赫和齐尔曼（Knobloch & Zillmann，2002）所指出的，计算机化的程序更讨喜，因为它很难激发情绪来源的动机。另一方面，在梅多夫（Medoff，1982）或比思瓦斯等人（Biswas等，1994）的研究中，一名实验者先通过挑衅受试者来诱发其消极情绪，然后进行会话部分，让受访者选择媒介刺激。因此，激发消极情感状态的对象仍然存在，参与者可能处于与该对象（实验者）相关联的情感状态中，而不是仅具有扩散性动机暗示的情绪状态。有可能的是，参与者，特别是男性参与者，会更多地处于愤怒而非扩散的消极情绪中。在这种情况下，所采用的研究程序并不适合用来检验情绪管理的假定。
为了进一步发展情绪管理理论，我认为区分消极情绪是至关重要的。消极情绪是指那些需要情绪修复的情绪，这些情绪本身也有助于进一步的调查。在齐尔曼（Zillmann，1988）最初关于情绪管理的假设中，效价层面只提到了消极情绪与积极情绪。然而，不同类型的消极情绪会引发不同的情绪增强策略似乎亦有其合理性。例如，恐惧与“逃离”本能联系在一起，而愤怒则触发“战斗”本能。心理学研究已经开始进一步探讨不同负面情绪的内涵（Lerner & Dacher，2000），而相关的差异有可能会使情绪管理研究产生丰硕成果。
虽然有充分的证据支持情绪管理概念，但各种差距仍然存在，需要在未来加以填补。人们对原有理论的发展和扩展提出了新的见解，这些见解值得进一步研究和探讨。最重要的是，传媒学者要注意到情绪状态与媒介消费之间的密切关系，也就是说，过去大量的传播研究忽略了情感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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