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卷入
沃纳·沃斯
通常，在看一部好电影的时候，有时甚至几小时后，我们的思想、情感和讨论还在围绕着电影情节转来转去。很明显，我们被“好娱乐”牵扯、带走甚至“俘获”了。因此，卷入（Involvement）似乎是和娱乐相关的概念。然而，令人惊讶的是，常常有人并不认为卷入与娱乐有关。卷入可能是传播研究和媒介心理学最成功的概念之一，但它却起源于不同研究领域的社会判断理论（Sherif & Cantril，1947）。很快，它的变体出现在其他领域并带来了活跃的研究。如今，人们认为卷入在媒介使用及其效果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不过，它的成功也有一个不利条件，即学者们必须和“卷入”这一令人困惑，且充满异质性的定义及其操作打交道了。
不少文章曾试图系统地讨论卷入的测量及其影响（参见cf. Antil，1984；Cohen，1983；Costley，1988；Greenwald & Leavitt，1984；Johnson & Eagly，1989，1990；Mitchell，1981；Muehling，Laczniak & Andrews，1993；Petty & Cacioppo，1990；Rothschild，1984；Salmon，1986；Zaichkowsky，1986）。就理论背景和学科而言，每一篇文章都有自己的视角，本文旨在从媒介心理学视角描述一系列重要的讨论，并以人们可理解的方式将其整合。此外，我们将讨论娱乐与卷入两者之间的关系。在这种语境下，我们将试图回答卷入是否隶属于娱乐情感，以及用户的媒介娱乐卷入程度。
卷入的主要研究传统
在谢里夫及其同事关于《社会判断理论》的研究中，自我卷入（ego-involvement）起着核心作用（Sherif & Cantrill，1947）。如果某个话题激活了自我概念的核心价值观，那么这个人就会自我卷入该情境中。相反，自我卷入处理的是个体的自我认同、自我形象的重要程度（Salmon，1986）问题。自我卷入对社会判断理论的重要性源于其核心假设。根据这一假设推断，一个人卷入得越深，其信念改变的可能性就越小。
谢里夫和霍夫兰（Sherif & Hovland，1961）在他们后来的研究中区分了任务卷入（task-involvement）和自我卷入。与自我卷入不同，任务卷入是由研究者进行的实验操作所导致的。实验的参与者可能被卷入任务当中，例如，他们面对的是一个私人卷入的问题，但并不一定涉及他们自我定义的核心方面。这种类型的卷入被认为是相当不稳定且脆弱的（Salmon，1986）。在接受过程中，个人中心价值激活的程度对自我卷入至关重要。在任务卷入过程中，我们只处理与个人相关的话题（例如，计划好的学费细则）。简言之，在这种语境下，可以把卷入描述为与某个话题关联的激活（Salmon，1986）。
对于近来有关劝服的社会心理学理论而言，卷入与社会判断理论一样，都对其极为重要（Chaiken & Trope，1999；Johnson & Eagly，1989，1990；Petty & Cacioppo，1979，1981，1990；Petty，Priester & Briñol，2002）。根据精细加工可能性模型（elaboration likelihood model），高度卷入的接收者受驱动处理信息内容（中央路径），低度卷入的接收者选择较周边的刺激来进行表面判断（周边路径）。同样，启发系统模型（the heuristic systematic model）区分了系统式信息处理（高度卷入）和启发式信息处理（低度卷入）（Chaiken，1980；Chen & Chaiken，1999）。
半个世纪前，克鲁格曼把卷入的概念引入了消费者研究。在卷入的定义中，克鲁格曼没有提到关于自我卷入的社会判断理论，他暗自选择了一种认知方法。对于克鲁格曼来说，卷入是观众每分钟在他自己的生活与刺激之间建立的有意识的“桥梁经验”、联结或个人参照的数量（Krugman，1965，p.356）。这种概念化与认知转向时期后发展的信息处理方法能很好地匹配（see Bransford，1979；Craik & Tulving，1975；Graesser & Clark，1985）。克鲁格曼的研究激发了后来无数的研究和理论。例如，人们发现静态的效果层次模型是有差异的（Batra & Ray，1985；Chaffee & Roser，1986；Ray，1973）。目前，低或高卷入情形下的影响等级是不同的。最近，消费者研究探讨了电视广告效果和作为语境变量的诱导型节目观众卷入之间的相互关系（如，Bryant & Comisky，1978；Norris & Colman，1993，1994；Park & McClung，1986；Soldow & Principe，1981）。
在消费者研究的刺激下，受众研究也开始从大众传播的角度来研究卷入（Donnerstag，1996）。具体来看，低卷入条件下的媒介使用似乎特别有趣。人们对电子媒介（广播、电视）的使用通常只是偶然发生的、习惯性的，没有投入太多的注意力（如，Barwise & Ehrenberg，1988）。另外，在使用与满足的方法中，卷入被明确地整合为受众活动概念的一部分。利维与华美尔（Levy & Windahl，1984，1998）提出了一个三阶段模型。在媒介接触之前，卷入表现为使用意图；在媒介接触期间，一方面，卷入被理解为可感知的个人与大众媒介内容之间的联系，另一方面，卷入还可以被理解为个人与媒介或媒介信息在大众心理上相互作用的程度；在曝光后或者说人接触到媒介之后，卷入会被概念化为一种长期的认同或拟社会关系（Levy & Windahl，1985；Roser，1990）。但卷入也很符合其他研究传统，比如，唐纳斯塔格（Donnerstag，1996）就强调了卷入和议程设置研究之间的相似之处，认为个人关注、需求导向这两个重要的调节变量是可以与卷入相匹配的（McCombs & Reynolds，2002）。
以上四个最重要的研究领域的简介已呈现出卷入的多样性。接下来，我们将从不同角度对各种概念进行系统化分析，包括卷入的对象、卷入的发生地、卷入的持续性、卷入的成分和卷入的效价（与Andrews，Durvasula & Akhter，1990；Roser等在1990年的研究类似），本文在讨论结束后进行总结。
卷入的对象
人们无法想象无参照、无方向的卷入！在比较实证研究的结果时，人们总是要考虑卷入测量所指的对象（Muehling，Laczniak & Andrews，1993）。总之，不论卷入针对的对象是什么，比如媒介的信息、某主角、某节目、某连续剧、某一媒介、接受情况、媒介信息的某个主题或者是某个社会问题等，都会产生不同的影响。消费者研究中所涉及的对象更是多种多样。在这里，卷入是针对广告信息、传播者、广告产品、广告品牌或节目上下文来进行描述的（Costley，1988）。原则上，每个人应该经常提及卷入的对象。然而，从娱乐研究的角度来看，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关心的是娱乐媒介内容的卷入。应该指出的是，我们不是在处理一种独立类型的卷入（例如娱乐卷入），而是特指与娱乐有关的卷入。
卷入的位置
毫无疑问，从媒介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卷入是一种位于个人内在的心理结构。不过，有些缩减版，尤其是在有关卷入的早期出版物中，人们似乎是根据卷入对象的属性来定义卷入的。在赛门（Salmon，1986）的元分析中，他区分了四种不同的视角。通常，卷入被当作一种内部状态或过程。然而，在一些研究中，卷入被阐释为一种人格特征（另见Roser，1990；Zaichkowsky，1986），被看成某一主题的显著性或相关性，还会被理解为某一刺激物、某种媒介或某种情境的准特征（Rothschild & Ray，1974）。比如，克鲁格曼（Krugman，1965）和所罗门（Salomon，1984）就认为，电视是一种低度卷入的媒介，而杂志和其他印刷媒介则是高度卷入的媒介。特别是在消费者研究中，卷入度低的产品（如卫生纸）与卷入度高的产品（如汽车）被区分开来。
当然，这种归因是概括性的：人们可以假设，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看电视的卷入度低，看书的卷入度高；或者，一般观众收听经济话题的卷入度要高于新闻自由等抽象话题（Andrews et.al，1990；Shoemaker，Schooler & Danielson，1989）。以上假设是否成立只能由经验数据来验证，而且，这些结果可能会让人大吃一惊。例如，一项有关选举的研究显示，与预期相反，电视并不总是卷入度低的媒介（Shoemaker等，1989）。实际上，卷入度有多高取决于受众，取决于人们接受的情况，也取决于信息的框架。因此，对卷入的确切位置而言，不应一概而论。
卷入的持续性
卷入的概念化可以按照其时间持续性进行分类并相应地排序。简言之，人们可以把持久的、持续的、相对稳定的卷入形式和更具情境性的、短期的、易变的卷入类型区分开来（Andrews等，1990；Houston & Rothschild，1978）。
持久的卷入通常被理解为一个话题/物体对个体来说具有的（预先存在的）个人相关性（personal relevance）（Apsler & Sears，1968；Celsi & Olson，1988；Chaffee & Roser，1986；Petty & Cacioppo，1979，1981；Richins & Bloch，1986；Zaichkowsky，1986）。如果人们对某个物体感觉到持续依恋，他们就会将私人相关性归因于该对象。从主观上看，这样做的原因可能是，它触及了自我/一个联系密切的人的核心价值观或目标，它对自我或联系密切的人有明显的影响（Apsler & Sears，1968；Havitz & Howard，1995；Richins & Bloch，1986）。这在很大程度上符合社会判断传统中自我卷入的定义（Sherif & Hovland，1961）。希尔西和奥斯隆（Celsis & Oslon，1988）区分了个人相关性的内在来源和情境来源（分别是ISPR和SSPR）。内在来源的个人相关性是与个人相关的知识结构，它相对稳定且持久，是源自过去的经验并储存在记忆中。相反，情境来源的个人相关性是个体在即时环境中遇到的各种各样的特定刺激、暗示和偶然事件，这些特定刺激、暗示和偶然事件激活了与自我相关的后果、目标和价值观，并与个人密切相关。因此，情境个人相关性是对长期目标或价值观的情境性激活，这些目标或价值观在接受过程中逐步指导行动，从而影响信息加工。休斯敦和罗斯柴尔德（Houston & Rothschild，1978）认为过程导向（process-oriented）的回应式卷入是持久卷入和情境卷入之间交互作用的结果（见Andrews等，Burnkrant & Sawyer，1983；Patwardhan，2004；Richins & Bloch，1986；Richins，Bloch & McQuarrie，1992）。
许多作者认为卷入是信息加工本身的一种属性（如，Cameron，1993；Greenwald & Leavitt，1985；Putrevu & Lord，1994；Rubin & Perse，1988；Step，1998；见后面关于强度的章节）。以过程为导向的卷入定义，直接指向了媒介使用阶段，包含了对媒介信息的个体认知、情感或意向性卷入的强度。
最后，有作者将卷入概念化为一种接受模式，而不是一种疏离的或分析式的媒介使用模式（Liebes & Katz，1986；McQuail，1985；Vorderer，1993）。这些作者一致认为，观众至少是暂时的在情感、认知上“生活在”媒介呈现的世界中，这种现象最近被称为非中介或在场（non-mediation，or presence）（Lombard & Ditton，1997；Vorender，Klimmt & Ritterfeld，2004）。
当然，作为接受模式的卷入，与概念化为某一过程的卷入是一致的。每种接受模式都应有相应的思考和阐述。它们将个体对故事或信息的卷入描述为一种审美产物，这种产物既可以是消极的，也可以是积极的（参见下面关于卷入的效价的一节）。参考利伯斯和卡茨（Liebes & Katz，1986）的研究，苏德（Sood，2002）区分了参照性反思（关于媒介内容和相关个人经历的思考）和批判性反思（关于媒介节目审美建构的思考）。
在谭和奥特莱的研究中，我们可以在情感层面上找到相应的区分。比如，在“卷入”接受模式中体验到的情绪被称为“虚构情绪”（Tan，1996）或“内在情绪”（Oatley，1994），并与那些把媒介信息看作人工制品的接受者的感觉形成对比（参考Tan研究中的“人工情绪”；Oatley研究中的“外在情绪”）。
卷入的成分
许多作者将卷入分为认知、情感（或情绪）与意动（conative）三大成分。这种区别可以追溯到罗斯柴尔德和雷（Rothschild & Ray，1974），他们比较了各种不同的定义。
认知成分最常出现在有关卷入的文献中（如，Bryant & Comisky，1978，Flora & Maibach，1990；Lo，1994；Perse，1990a，1990b，1990c，1990；Rubin & Perse，1988）。克鲁格曼（Krugman，1965，1966）已经将卷入定义为刺激、体验和个人观点之间的“桥梁体验”或“个人联系”。所罗门（Salomon，1981）也将他的“AIME（投入的心力）”概念化为认知卷入。然而，认知卷入的基础是认知反应路径（Petty，Ostrom & Brock，1981）。其原理如下：态度改变的持久性取决于人们对媒介信息论据考虑的程度和质量。由此，佩蒂和卡西奥波（Petty & Cacioppo1981，1986）发展了劝服的精细加工模型，即一个积极、有能力的人在媒介使用过程中会被高度卷入，也就是说，他会对相关媒介信息进行广泛而细致的思考，同时考虑这些媒介信息对他而言的意义。
在这种信息处理过程中，输入的信息与已存的知识、图像相联系。在这个过程中还附加了内涵意义和联想意义（Perse，1990c）。由于注意力是这种精细信息加工的前提，一些作者也将注意力作为卷入的认知成分的一部分（Perse，1998，see Greenwald & Leavitt，1984）。卡梅隆（Cameron，1993）将认知卷入定位于激活扩散理论（如，Anderson，1983；Collins & Loftus，1975；有关评论，请参见Ratcliff & McKoon，1981）。对于卡梅隆（Cameron，1993）来说，认知卷入是认知激活的增强，因为对媒介信息的强烈的认知参与可以增加知识获取。还有一些学者将知识和回忆理解为认知卷入（如，Chaffee & Roser，1986；Greenwald & Leavitt；1984；Perse，1990b）。比如雷伊（Ray，1973）将注意力、意识、理解和学习纳入认知卷入的范畴。不过，给认知卷入加上如此宽泛的概念，就是一个死胡同。把认知卷入限制在高阶的思维过程（阐述、思考）中似乎更有意义。意识和注意力应被视为认知卷入的先决条件，而知识、学习和回忆应被视为认知卷入的结果（如，Shoemaker等，1989）。
情感（情绪）卷入的研究频次略低于认知卷入。如果情感卷入是研究问题的话，人们通常会在理论和/或经验上对认知和情感卷入进行区分（如，Hoffman & Batra，1991；Park & McClung，1986；Zaichkowsky，1987）。帕克和麦克隆（Park & McClung，1986）认为，情感卷入意味着媒介使用的主观体验（例如，商业场所），不过，认知卷入是以话题为导向的信息加工。有研究者将拟社会互动纳入情感卷入（Levy & Windahl，1985），最近这一领域的学者提出，拟社会互动本身就包含了情感、认知和意动成分（Hartmann，Schramm & Klimmt，2004；Sood，2002；参见本卷由Klimmt、Hartmann和Schramm撰写的第17章）。
乔杜里和巴克（如，Buck，Chaudhuri，Georgson & Kowta，1995；Chaudhuri & Buck，1995a，1995b）将情感卷入定位在认知反应路径的框架中（MacInnis & Jaworski，1989也是如此）。根据这种路径，情感反应是人们在交流后，对情绪强度感受的自我陈述。珀斯（Perse 1990a，1990b，1990c，1990d）和斯德（Step，1998）将情感卷入概念化为情绪感受的强度。在参考社会判断的研究时，苏梅克等人（Shoemaker等，1989）使用态度的极端性作为情感卷入的标准；查菲和罗斯（Chaffee & Roser，1990）则额外使用了感知风险（另见Roser，1990）。
卷入的意动成分很少被纳入研究。根据雷伊（Ray，1973）的观点，意动卷入包括意图、行为和行动。消费者研究人员里辛等人（Richins等，1992）提到以下几类意动卷入：积极寻找信息、向他人提供建议和交流个人产品使用经验。在实际研究中，特定主题的媒介使用通常被用作行为卷入的指标（如，Chaffee & Roser，1986；Rubin & Perse，1988；Shoemaker等，1989）。
那些注重角色卷入动机特征的概念化的研究聚集在意图方面（Slater，2002）。根据米切尔（Mitchell，1981）的说法，卷入是个人目标和刺激之间的互动。这种互动关系决定了媒介信息加工、评价的关注度和强度，也决定了推理和阐述的方式。巴克及其同事（Buck，1988；Buck等，1995）也强调，动机成分与情感卷入相关，因为情绪让我们准备好进行适当的行动并建议做出接近或回避的行为。可以把情绪看作一个过程，当动机潜能被激活时，此潜能通过该过程得以实现或被读出（Chaudhuri & Buck，1995b）。
综上所述，在文献中，认知卷入被概念化为一种对信息积极的、密集的加工，这种加工从感知和注意力延伸到集中性思考、阐述和回忆上。在认知卷入语境下，我们讨论的主要是阐述活动，情感或情绪卷入是对强烈感情或情感陈述的知觉。在这一语境下，意动卷入特指在媒介中的信息寻找以及关于某一主题信息的人际交流，动机成分强调个体卷入的行为意图和信息特征。
卷入的强度
某些方法不仅可以在经验上测量卷入的强度或程度，而且理论上也可以有所区别。克鲁格曼（Krugman，1965，1966）就区分了高、低度卷入与那些因高、低卷入的产品或媒介派生出的广告效果不同的处理方法。在双过程理论（见上文）中，作者也区分了高度卷入和低度卷入：有研究人员根据克雷克和洛克哈特（Craik & Lockhart，1972）的加工水平框架提出，卷入还存在更广泛的差异（Burnkrant & Sawyer，1983）。根据格林沃尔德（Greenwald，1984）和莱维特（Leavitt，1985）的研究，一共有四个（认知）卷入的层次，即预先注意、集中注意、理解和阐述，它们在分析传入信息时发生的符号活动的抽象程度有所不同。卷入程度越高，人们更多地利用认知能力，投入的注意力也越多。同时，对表征系统的要求也越来越复杂。
此外，更高程度的卷入会导致更强的回忆效应（另见Perloff，1984）。有作者提出，他们研究的是质的不同层次，而不是一个连续体。因此，用户的思维性知识只适用于最高层次。很明显，在媒介使用期间，许多有意义的卷入过程只发生在最高级别，这就是为什么这些研究方法似乎没有明显差异的原因。为在更高的层次来更宏观地区分卷入，麦金尼斯和贾沃斯基（MacInnis and Jaworski，1989）甚至特别提出了六个层次：特征分析、基本分类、意义分析、信息整合、角色扮演和建构过程。也有作者描述了每个层次的认知和情绪面向：一种将卷入与注意力和感知分开的方法，特别的是，在更高的认知水平（阐述、思想）上将卷入分开的方法似乎更有意义，也让其差别更为清晰。例如，卡梅隆（Cameron，1993）将卷入强度与激活扩散理论（spreading activation theory）联系起来。根据这个理论，卷入是认知结构（先前知识）和唤醒之间相互作用的连续体。因为卡梅隆（Cameron，1993）将卷入定义为一种认知过程，可以把唤醒、先前知识和兴趣作为独立的概念来看待。
卷入的效价
一般来说，卷入被视为一种积极的、针对某物或某人的行动。据认知反应理论（Petty等，1981）和精细加工可能性模型（Petty & Cacioppo，1981，1986）来看，卷入的效价是不确定的。比如，一个人如果有很强的动机和加工的能力，但却非常不信任相关信息，那么，他可能会产生消极的、不好的想法（Kramer，1998）。卡明斯、阿塞尔和格雷厄姆（Kamins，Assael& Graham，1990）发现，在高度/低度卷入的情况下，论据和反论据以及积极、消极的来源反应，其支持功能是不同的。在情感卷入过程中，可能会出现反对主角或反对媒介信息的情感或情绪（Perse，1990c，1998）。哈特曼等人（Hartmann等，2004）也明确考虑了媒介行动者消极的拟社会互动。意动卷入也可以是防御性的，例如，愤怒、仇恨、憎恶或厌恶等负面情绪的面部表情。显然，消极的动机卷入也是可能的。消极的动机是为了逃避或防止一些不良结果，消极的动机卷入意味着努力阻止一些东西。这可能是由恐惧引起的（如，Frijda，1986；Izard，1993）。“消极动机”的强度随着害怕的对象或事件的接近而增加。当然，消极的动机也可能导致回避行为，因此，如果对象或事件是令人满意的，那么消极动机会随之减少。
卷入的概念化：综论
那么，卷入到底是什么？显然，研究卷入问题的方法多种多样，因此很难找到囊括所有方面的普遍定义。如果你愿意接受某种模糊性，你将得到一个界于宽泛和精确之间的卷入概念。卷入，作为一个元概念，包含了一个尽管互不相同却又互相关联的概念群，这个概念群告诉我们，用户是如何被媒介及其内容所占据，以及用户自身是如何以认知、情感、意动和动机的方式来和媒介打交道的（Salmon，1986，p.244）。不过，人们不需要期望这种概念群的不同面向会对回忆、劝服或娱乐产生统一的影响。在这种观点下，卷入是一个框架或研究视角，我们可以将它与媒介使用和效果的其他概念之间的多重互动进行系统地研究并将其关联起来。有两点特别重要：其一是相当持久、持续的态度或特点，其二是传播期间的过程，这个过程更倾向于对研究对象进行处理和评估（例如，媒介内容）（如，Levy & Windahl，1985；Richins & Bloch，1986）。第二种概念化可以把卷入理解为意义更为有限的卷入。这不一定是一种肯定的、积极的努力，在这个意义上，对批判性媒介的使用也可以被视为一种卷入形式。
在特定、非特定情境下，各种形式的卷入如何连接？如果相应的内部（思想、情绪）或外部线索（媒介、任务）导致态度被激活，那么作为一种非特定情境下的态度或特性（traits）的卷入，会在媒介使用过程中被转化为一个过程变量（另见Celsi & Olson，1988；Gotlieb & Sarel，1991；Richins等，1992，1992）。因此，卷入意味着有目地的策略性加工，不仅受加工目标的影响，还受情境和刺激因素及这些因素各自显著特征的影响（Muehling，Laczniak & Andrews，1993；另见Higgins，1996）。接下来，重要的是要考虑卷入不同对象时的质的差异：根据斯莱特（Slater，2002，另见Sood，2002）的说法，依据加工目标，可能会出现不同的加工风格，如价值保护、价值肯定、结果导向、专门、信息扫描和享乐处理的。
因此，基于有着质的差异的卷入过程，我们对媒介信息的即时参与可以得到很好的理解。一方面，卷入过程意味着具有卡梅隆（Cameron，1993）精神中精雕细琢和充满活力的特点；另一方面，根据沃德勒（Vorderer，1993）的观点，卷入在接近和疏远之间发生变化。正如有人所言，这两个子过程（subprocess）可以是相互独立的。最后，在接触之后，接收过程被转换成紧凑的体验形式。根据持续性目标、加工目标的满足程度或新目标的刺激程度，持续性卷入可能会发生调整。总之，卷入可以被概念化为一个有时间结构的、多种组成部分的概念（另见Richins & Bloch，1986）。
卷入：作为一种娱乐感
到目前为止，我们一直集中于对有关卷入文献的综合性回顾。现在，我们将关注卷入和娱乐之间的联系。首先，人们可能会问：卷入不是娱乐的一个方面吗？对沃德勒（Vorderer，1998）来说，在接受过程中发生的情感加工就是娱乐体验的表现。他区分了自我情绪卷入和社会性情绪投入。自我情感的卷入意味着某一话题涉及了核心价值观、目标或自己的生活经历，而社会性情绪投入或共情则是指对主人公经历自愿的、短暂的同情（Zillmann，1991，1994）。这两个过程都很容易与卷入的情感成分联系起来（见上文）。在此观点中，自我卷入（核心价值观）和情绪卷入解释可作为娱乐的某个方面。
从这个意义上说，媒介心理学的各种现象也可被概念化。比如，齐尔曼（Zillmann，1994）的情感倾向理论中，提到了主角命运中社会性情绪投入的条件。因此，观众与演员之间的互动是拟社会互动。在与演员的反复接触中（例如，在日常肥皂剧的观景中），观众与演员形成了一种拟社会关系（Perse & Rubin，1989；Vorderer，1996）。
情感卷入已经在各种各样信息内容的使用中表现出来，例如健康运动（Chaffee & Roser，1986）、新闻（Perloff，1989；Perse，1990d）或互联网信息搜索（Patwardhan，2004）等。乔杜里和巴克（Chandhuri & Buck，1995b）对电视和平面广告中的情感卷入进行了比较研究。
珀斯（Perse，1990c）发现，情绪卷入与认知卷入相关。愤怒和悲伤的感受与犯罪新闻、政府新闻的详尽报道相关。此外，将新闻视为娱乐的人表示，他们感到快乐和满足。可以看出，积极的情绪卷入与娱乐动机密切相关。
情感卷入对学习有什么影响？学习和知识的获取应该得益于个体的娱乐程度，这似乎很有意思（Vorderer等，2004）。众所周知，认知卷入对知识获取有积极影响（如，Cameron，1993）。情感卷入也如此吗？可惜研究结果不尽如人意。苏梅克等人（Shoemaker等，1989）没有发现情感卷入与依赖报纸或电视的个人回忆和认知之间有任何关联。在长期的健康干预活动中，查菲和罗斯（Chaffee & Roser，1986）没能发现，作为情感卷入指标的心脏病感知风险与态度、知识和行为的一致性之间存在任何相关性。罗（Lo，1994）也没有发现极端态度作为情感卷入的指标与（第一次）海湾战争知识之间的相关性。在后两项研究中，有些作者认为这些指标不足以衡量情感卷入。一个人对海湾战争的态度可以是温和的，却受到强烈的情感触动（Lo，1994，p.51）。相反，一个人可以主观地感觉到心脏病的高风险，却无法在情感上被深深触动（Chaffer & Roser，1989，p.391）。苏梅克等人（Shoemaker等，1989）也得出类似结果。他们研究了有关选举信息的回忆和认识，并再次使用“极端态度”作为情感卷入的指标。作为情感卷入的一个指标，珀斯（Perse，1990d）使用了15个情绪反应项目，其中3个情绪因子（快乐、愤怒、悲伤）可以被提取出来。但结果一样，没有一个因子与新闻知识相关。
情感卷入指标的异质性表明，我们应更仔细地研究情感卷入和娱乐之间的关系。在消费者研究背景下，存在一些相关结果。而在探索性研究中，诺里斯和同事们（Norris & Colman，1994；Norris，Colman & Aleixo，2001）已经证明，卷入和娱乐/享乐只有小部分共同的方差，而且，会导致不同的广告效果（另见Furnham，Gunter & Walsh，1998）。
近年来，关于享乐（enjoyment）作为娱乐核心的一些理论基础被提了出来。在这些理论贡献中，享乐被概念化为一种态度（Nabi & Krcmar，2004），一种社会规范、观看情况和节目内容的结合（Denham，2004），或依附于多种先决条件的问题（Vorderer等，2004）。因此，共情或非中介等情感卷入只是各种可能的先决条件之一（Vorderer等，2004）。总之，情感卷入似乎与享乐相关，但这两个概念并不相同（Nabi & Krcmar，2004）。
娱乐内容的卷入
在娱乐内容的使用过程中，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观察到卷入？在使用与满足方法的语境下，我们进行了相关研究。根据这种方法，情感、认知和行为卷入是人们在看电视节目和广播肥皂剧过程中的重要方面（如，Kim & Rubin，1997；Rubin & Perse，1988；Rubin & Step，2000）。
此外，令人惊讶的是，几乎没几项研究涉及娱乐节目接触的问题。本特和费斯特（Bente & Feist，2000；Feist，2000）研究了观看德国脱口秀的动机。作为（四个）动机之一的拟社会互动，解释了人们接触脱口秀的大部分变异度（variance）。此外，他们发现，作为沉浸、批判性思维的卷入与对脱口秀的思考（阐述）是高度相关的。思考其他与脱口秀或自我无关的事情，则是卷入的反面。这种反卷入的思想在无唤醒、无聊的时期尤其容易出现。
两项有意思的研究报告了卷入的逐时变化。在两个动作导向的侦探电影中，沃德勒（Vorderer，1993）以一分钟为间隔测量了电影中“卷入式接受”与“分析式接受”（自我报告：“生活在电影中”与“反思电影”）。研究发现，这两种接收方式彼此高度相关。因此，它们似乎并不相互独立（Vorderer，1993，另见Bente & Feist，2000；Feist，2000）。此外，沃德勒（Vorderer，1993）将两种测量的接收模式与官方电视收视率进行了比较，有趣的是，在电影停止或中断时，卷入式接受（involved reception）而非分析式接受，会减少几分钟。
在早期的一项研究中，为了操作受试者的注意力，在每一分钟的动作冒险片段之后，布莱恩特和科米斯基（Bryant & Comisky，1978）测量了受试者的反应时间（信号检测范式），并要求受试者对三个卷入指标（主观吸收、兴趣和认知卷入）进行评分。结果表明，在故事的高潮前、高潮马上结束时以及故事大结局后，注意力和所有三个卷入指标都产生了最高值。
安德林加（Andringa，1996）试图回答叙事结构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不同形式的卷入。她具体调查了一段针对卷入的叙事性评论。这段公开的叙事性评论是叙述者提供的背景信息。根据安德林加（Andringa，1996）的研究，这应该会产生叙述距离（narrative distance）。与谭（Tan，1996）一样，作者测量了A情绪和几种F情绪，发现A情绪与一种F情绪正相关。不过，作为情感卷入的一个指标，叙述距离对F情绪的影响很小。
在一项关于电视剧《达拉斯》（Dallas）的跨文化定性研究中，利贝斯和卡茨（Liebes & Katz，1986）发现了不同的卷入模式。在小组讨论的基础上，他们收集了以下方面的数据：（1）参照性陈述（类似于F情绪）vs.批判性陈述（类似于A情绪）；（2）现实的想法（指示的形式）vs.好玩的想法（虚拟的形式）；（3）对演员的规范性陈述vs.对演员不带价值观的陈述；（4）对 “他们”的远距离指涉陈述 vs.对卷入的“我们”的指涉陈述。其中，大多数的陈述都是基于“我们”的指涉（“we”-referents），并以指示性的方式表述；基于理论上的考虑，作者将其解释为典型的卷入接受模式。许多批评性的陈述都指向远距离接受。不过，研究者们还没有测试受访者是否真的感到被卷入其中或被疏远了。
沃德勒、丘奇克和奥特莱（Vorderer，Cupchik & Oatley，1997）的研究表明，体验性、情感性文本和行动性、描述性文本吸引读者的方式不同。当人们对主人公的体验最感兴趣时，与以行为为中心的文本相比，读者认为体验性文本更具卷入性，意义更丰富。
此外，还有研究报告了在线活动中卷入的结果。在一项跨文化研究中，帕特瓦汉（Patwardhan，2004）发现，人们通常以适度的卷入访问娱乐网站。与信息搜索和传播应用相比，人们对网络娱乐的认知卷入和情感卷入程度相对较低。此次研究结果对美国人、亚裔印度人有效。此外，一般来讲认知卷入水平要比与情感卷入稍高。
娱乐教育是一个新的重要的研究领域。在这里，人们也深入讨论和调查了娱乐节目卷入的后交流效应（post-communicative effects）。娱乐节目可以对信仰、态度和行为产生积极影响。在印度关于娱乐教育广播肥皂剧的陈述中，苏德（Sood，2002）发现了参照式情感（referential-affective）卷入和批判性认知（critical-cognitive）层面的卷入。该卷入的两个维度都会提高自我效能感和集体效能感。此外，参照式情感卷入刺激了对脱口秀的讨论。通常来讲，班杜拉（Bandura，1977）的社会认知理论（如Sood，2002）是娱乐教育的理论基础。与其相对照的是，斯莱特和鲁纳（Slater & Rouner，2002）提到了劝服理论。他们提出了一个更加完善的精细加工可能性模型，在这个模型中，卷入没有被概念化为私人相关性（private relevance）或卷入性话题，而是被概念化为叙事及其人物之间的联系，或者说被概念化为一种沉浸式卷入。这种形式的卷入与上面提到的非中介现象比较相似，在这里，我们讨论的是对叙事世界的沉浸（Lombard & Ditton，1997；Vorderer，1993；Vorderer等，2004）。格林和他的同事（Green & Brock，2000；Green，Brock & Kaufmann，2004）提出了另一种非中介现象：传输，它可以解释为一种基于卷入的传输。格林等人发现，传输的范围与批判性思想的数量呈负相关，从而增强了劝服效果。斯蒂芬森和帕尔姆格林（Stephenson &Palmgreen，2001）的一项研究表明，对短小的公共服务告示的叙事加工（对叙事的认知卷入），与对药物的排斥之间的关系最为密切。
在消费者研究中，有一个新的研究分支很突出，该研究致力于娱乐节目的卷入对电视广告效果的影响。受试者对节目的卷入度、娱乐性和愉悦性的评分与广告品牌后续的评分和购买意向呈正相关（Norris & Colman，1993，1994）。作者将这种效应解释为节目的遗留效应，或者是情绪一致效应（Bower，1981）。然而，研究人员发现，节目诱导的观众卷入与人们对广告的回忆之间存在负相关（Norris & Colman，1993），娱乐感知价值与广告效果之间的相似关系无法显示（Norris & Colman，1994）。研究人员通过指出娱乐感和卷入感之间的差异来解释这一点：电视节目卷入会以干扰回忆电视广告的方式来吸引人们的注意力。欣赏电视节目并不像卷入那样吸引观众的注意力。最近，这些发现在进一步的研究中得到了阐述和区分（Norris，Colman & Aleixo，2001，2003）。
卷入和娱乐的未来
如果媒介是娱乐性的，那它们也是让人卷入的！这一提议听起来极为合理，但只应被看作一种为时过早的观点。首先，娱乐和卷入之间的具体区别还不够明晰。因为娱乐体验没有得到充分的理论阐释，卷入反而是诸多理论的一部分，因此必须要有更多的娱乐理论来整合各类形式的卷入（例如，情感倾向理论，Zillmann，1994）。在理论整合之后，需要有人对这些概念进行实证检验，而我们却没有足够的实证证据来验证上述假设。因此，将卷入概念的讨论限制在有限的意义上是有利的。卷入也因此被定义为对某一对象的强烈参与感，这种参与感包括认知、情感和意动的成分，也包括时间结构。在传播阶段，卷入可以被概念化为接近（积极卷入）或疏远（消极卷入）一个对象或事件的密集过程。实际上，一个包含认知回应、情绪感受、注意力、回忆、信息寻求和话题讨论等多种元素的概念，其实用性不高。如果卷入是一个包罗万象的概念，那么我们很容易弃之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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