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托马斯·亨利·赫胥黎，1825年5月4日生于英国米德塞克斯郡的一个乡村小镇伊林。他的父亲乔治·赫胥黎（George Huxley）是私立的伊林学校的一位算术教师；他的母亲雷切尔·威瑟斯（Rachel Whiters）是一位学识不多但思想敏捷的家庭主妇。后来，赫胥黎在《自传》中写到了父母亲对他的影响：“从体质上和智力上来说，我是我母亲的儿子……我几乎找不到我父亲在我身上留下的痕迹，除了那种天生的绘画能力…一种急躁的脾气，以及一种追求目的的坚忍性（并不友好的观察者有时称之为固执）。”[3]
由于父亲担任教师的缘故，赫胥黎8岁时进入了伊林学校读书，但是，两年之后，也就是1835年，父亲因为学校遇到财政问题而被解聘，赫胥黎也随之结束了学校生活。赫胥黎后来回忆说：“我的正规学校教育是极为短暂的，也许可以说是不幸运的。尽管我的生活道路使我熟悉了各种各样的人，从最尊贵的到社会地位最低下的，但我经过仔细考虑后断言：我进学校是我所知道的最糟糕的事情。”[4]这一年，赫胥黎一家移居到考文垂，父亲在地区一家小银行里任职，以便维持家庭的生活。
尽管赫胥黎幼时家境不富裕，本人又非常瘦小体弱，但他进行了广泛的阅读。早在12岁时，他已经阅读了赫顿（James Hutton）的《地质学》和汉密尔顿（William Hamilton）的《逻辑学》等。在烛光下，他往往一直读到被父母亲催促上床睡觉为止。与此同时，赫胥黎也开始进行了一些初步的科学实验，并把自已设计的简单实验的结果记录下来。作为一个男孩，他的最大愿望是长大后能成为一名机械工程师，但是，命运并未让他如愿以偿。15岁时，赫胥黎开始跟一位从医的姐夫学医，专心研究起生命机体的“机械工程”。他曾被带去看尸体解剖，因而得了病，而这场病似乎就是他终生健康状况不佳的开端。后来，他当了在伦敦东区行医的钱德勒（Chandler）博士的助理医生。
17岁时，赫胥黎阅读苏格兰历史学家卡莱尔（Thomas Carlyle）的历史著作《过去与现在》，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因此，他在晚年时回忆说：“表里一致，不要任何虚夸和假象。这就是我从卡莱尔的书中所得到的教训，它紧紧地跟随了我一生。”[5]也就在这个时候，赫胥黎获得了奖学金，使他能与哥哥詹姆斯（James）一起在查林·克劳斯医学院正式学习医学。这是他第二次得到正规学校教育的机会。在医学院的学习中，琼斯（Wharton Jones）教授的生理学课程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激起他对于生理学的极大兴趣。在琼斯教授的建议下，1845年，年仅20岁的赫胥黎在《医学报》上发表了第一篇科学论文，指出了在毛发内鞘中有一个过去一直未得到承认的薄层（后来一般称之为“赫胥黎层”）。1846年春，赫胥黎完成了必修的医学课程并通过了伦敦大学的医学学士考试。在学习中，赫胥黎曾获得过查林·克劳斯医学院的银质奖章和伦敦大学的金质奖章。
此后，赫胥黎为了得到必要的日常生活费用，在朋友的建议下，写信给当时负责皇家海军医疗服务机构的苏格兰生理学家伯内特（William Burnett）爵士，担任了海斯拉海军医院的助理外科医生。在工作过程中，赫胥黎的才能得到了上司的了解和赏识，被推荐去参加远航南海之行。1846年12月，他作为一位助理外科医生随斯坦利（Owen Stanley）任船长的“响尾蛇号”船启程远航。由此，赫胥黎开始他的科学生涯。在远航中，赫胥黎认真读书记笔记，并用简陋的仪器研究航行中所能得到的各种活的奇异标本。“他永远没有满足过，总是如饥似渴地寻找事实，更多的事实。”[6]1849年，英国皇家学会的《哲学学报》发表了他寄回国的研究论文：《论水母族的解剖和类缘》，得到了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和极大称赞。1851年，年仅25岁的赫胥黎在远航归来的第二年就被选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接着，他又获得了英国皇家学会奖章。此时，赫胥黎已进入英国第一流科学家之列，成为英国的一个最有希望的年轻科学家。因此，赫胥黎后来在《自传》中写道：“对于我获得经验和提供科学研究工作的机会来说，远航是极为重要的事情。”[7]
远航南海之行还使赫胥黎找到了爱情。在澳大利亚悉尼，他认识了希索恩（Henrietta Anne Heathorn）小姐，后来于1855年7月结婚。
回国后，赫胥黎为了继续进行自己的科学研究，就辞去了海军的助理外科医生的职务。1854年7月，他应聘担任了皇家矿业学院的讲师，讲授与古生物学有关的生物学原理。这是赫胥黎从事教育工作的开始。他的讲课语言生动活泼，讲解深入浅出，且有严密的逻辑性，没有经院式的味道，从而赢得了学生的好评。他说：“我很高兴，现在我不是在牛津大学。伦敦的空气还没有受到老学究们、大学本科学生以及那些老朽的清规戒律的沾染。”[8]而且，他在继续进行研究工作的同时，积极地投入促进科学普及与应用的战斗，决心成为一个将科学大众化的工作者。因此，在英国各地的文学和哲学学会所保存的会务记录中都可以发现赫胥黎活动的记载。
1859年，英国著名生物学家达尔文（Charles Robert Darwin）的《物种起源》一书问世，这是科学史上的一件大事。赫胥黎阅读了达尔文赠送的《物种起源》，很快就接受了进化论，并成为达尔文及其进化论的主要支持者。他经常向群众讲演进化论，马克思及其女儿们也曾多次听过他的讲演。在给达尔文的一封热情洋溢的信中赫胥黎写道：“我所看到的博物学上的著作没有一本给我这样深的印象。我知道，很多辱骂和诽谤正在准备好了，正对着你来，希望你不要为此感到烦恼。你可以相信，你已经博得了一切有思想的人们的永久感激。让那些恶狗去嗥叫吧！至于你的理论，我准备接受火刑——如果这是必须的。现在，我正在磨利我的爪和牙，以准备战斗。”[9]赫胥黎还用进化论来研究人类的起源。他根据有关现代人、原始人和类人猿形态以及大脑解剖的丰富资料，第一次科学地提出了人和猿“由同一祖先分支而来”，从而彻底否定了上帝造人说。
进化论和人猿同祖说的提出使得神学界一片惊慌，并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就进化论学说，科学与神学展开了激烈的论战。1860年6月28～30日，以神创论者和牛津大主教威尔伯福斯（Samuel Wilberforce）为首的一伙牛津学者在牛津对达尔文及《物种起源》进行了恶毒的攻击。由于达尔文因病未能到会，赫胥黎充当了达尔文的“斗犬”和“总代理人”。他以丰富的论据理直气壮地宣传进化论，并批驳了大主教一伙的愚蠢无知，使进化论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事后，达尔文给赫胥黎写信赞扬说：“你同牛津大主教那一仗打得太精彩，太好了，我非常尊敬你的勇气。”[10]后来在《达尔文回忆录》中，达尔文也写道：“赫胥黎的思想，敏捷得像闪电，锐利得像刀刃。他的谈吐，滔滔不绝，真是我以前从未听到过的。他从来不写任何平淡乏味的文章，也从来不讲任何老生常谈的题材。根据他的谈论来作判断时，任何人都决不会怀疑到，他真的会采取一切像他能够做到和实际上做得到的激烈方式，去制裁自己的论敌。……他是英国热烈捍卫生物进化原理的主将。”[11]
此后，赫胥黎主要从事脊椎动物化石的研究工作。因为他在实践中感到，古生物学的论据有助于支持达尔文的进化论。1863年，他将自己研究得来的证据编辑成书出版，题为《人在自然界中的位置》。它是达尔文《物种起源》一书的补充。在该书的“前言”中，赫胥黎写道：“到了1862年的岁末，当我写的《人在自然界中的位置》一书脱稿时，我可以明确地说，这本书的结论‘并非匆匆忙忙或草率从事所得出的’。”“若干年间，批评指责的北风神刮起了它最大的曲解和嘲讽的暴风，甚至把我说成是一个邪恶的人……（但是，）用几国语言翻译出来的书，销路之广出乎我意料之外，很可能对我的批评嘲讽反而为本书做了义务的宣传。”[12]
1864年，赫胥黎发起组织了“X俱乐部”，这是英国此后近三十年里最有影响的科学家团体。参加的成员有植物学家胡克（Joseph Dalton Hooker）、物理学家廷德尔（John Tyndall）、天文学家和数学家卢伯克（John William Lubbock），以及哲学家和教育家斯宾塞（Herbert Spencer）等。“X俱乐部”每月开一次会，内容主要是讨论和批判他人在学术上的偏见。也正是在“X俱乐部”的一次会上，赫胥黎创造了“不可知论”一词。
从1862～1885年，赫胥黎至少在十个皇家科学或教育委员会中任职。其间，1871～1880年为英国皇家学会干事，1883～1885年任英国皇家学会会长。赫胥黎把后一个职务看做他一生中最高的荣誉，曾在《自传》中写道：“我曾占有许多职位，最高的是皇家学会会长。”[13]
赫胥黎对教育问题是极感兴趣的，他的各种官方任命和职务使他与许多有影响的人一起在教育方面直接起了作用。早在1854年，他就代表科学与艺术局在工艺协会的展览会上发表题为《论自然史学科的教育价值》的演讲，第一次对教育问题发表了意见。此后，在近四十年时间里，赫胥黎在经常谈论教育（从初等学校的教学内容到大学和医学院的课程设置）的同时，也亲自参加了教育实践活动。他担任过皇家学院富勒讲座的生理学教授（1855～1858年，1865～1868年）、伦敦大学生理学和比较解剖学的主考人（1856～ 1870年）、英国皇家学会克鲁尼恩讲座的讲师（1858年）、皇家外科学院亨特讲座的教授（1862～1869年）、国际学院董事（1865年）、南伦敦工人学院第一任院长（1868～1880年）、第一届伦敦教育委员会委员（1870～1872年）、阿伯丁大学校长（1872～1875年）、爱丁堡大学代理教授（1875～1876年）、工人俱乐部和学院联合会副会长（1876年）、伊顿公学董事（1879～1888年）、科学师范学院（由皇家矿业学院组建而成）院长（1881～1890年）、剑桥大学里德讲座的讲师（1883年）、伦敦大学评议会成员（1883～1895年）、皇家科学学院（由科学师范学院发展而成）名誉院长（1890～1895年）等。
其中，特别是在担任第一届伦敦教育委员会委员期间，赫胥黎积极参与英国国民教育制度的创立，为推动英国民众初等教育的发展作了很大的努力。据统计，在任职的14个月中，他参加了170多次委员会的各种会议，并到全国去寻找好的学校教育例子。因此，“在其任职的短暂时间内，他为国家初等教育的基础所立下的功绩也许比其他任何人都更显著”[14]。他还与积极提倡科学教育的科学与艺术局保持了密切的联系，大声疾呼科学教育的普及与发展。他又积极主张公学的改革，支持把科学教育引进公学的建议，并参与了大学体制的改革，对英国的高等教育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从1877年起，他是技术教育的一个热情的和有力的提倡者。可以说，在19世纪后半期，“赫胥黎对英国教育改革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影响”[15]。
赫胥黎还编写过许多教科书，在英国的学校中得到了广泛的使用，例如，《比较解剖学基础》（1864）、《比较骨骼学基础图表》（1864）、《生理学概论》（1866）、《动物学分类法引论》（1869）、《脊椎动物解剖学手册》（1871）、《实用基础生物学讲义》（1875）、《无脊椎动物解剖学手册》（1877）和《自然地理学》（1877）等。其中，《生理学概论》一书再版重印了30次；《实用基础生物学讲义》一书再版重印了17次；《自然地理学》一书在出版后的6周内就销售出3000本，以后又再版重印17次，并被翻译成法文、德文、俄文、匈牙利文、波兰文和葡萄牙文出版。
1893年至1894年，赫胥黎本人编辑出版了《赫胥黎论文集》（共9卷）。其中包括：
第一卷；《方法与结果》；
第二卷：《达尔文主义》；
第三卷：《科学与教育》；
第四卷：《科学与希伯来传统》；
第五卷：《科学与基督教传统》；
第六卷：《休谟》；
第七卷：《人在自然界中的位置》；
第八卷：《生物学和地质学论文集》；
第九卷：《进化论与伦理学》。
由于繁重的科学研究、教学工作、社会活动和公务的劳累，从1885年起，赫胥黎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但是，他仍然坚持进行科学研究工作，发表公开演讲和从事多少带有争论性的写作。他曾对英国著名宪章主义者豪厄尔（George Howell）说：“死后的声誉并不特别吸引我，但假如我能被人们记住的话，我将宁愿人们记住我是‘一个尽力帮助人们的人’，而不是我的任何其他头衔。”[16]1895年6月29日，赫胥黎因病在苏塞克斯郡的伊斯特本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