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纵观托马斯·亨利·赫胥黎的一生，可以看到，他是一个非常卓越的人，是一个为了人类幸福而始终辛勤劳动的人。他热爱真理，坚信“真理伟大而能取胜”，并终生为之而奋斗。“假如对真理的热爱使他成为一个学者的话，那么，也正是对真理的热爱使他成为一个无畏的斗士。正如他所认为的，人的职责首先是追求真理，其次是把真理教给其他人，而且，假如必要的话，要为它而勇敢地战斗。”[85]为了缅怀这位伟大的自然科学家和教育家，人们在伦敦南肯辛顿博物馆里把他的大理石像陈列在达尔文像的旁边。

在19世纪后半期英国普及科学知识和促进科学教育的运动中，赫胥黎是一位杰出的代表。他尖锐地批判传统的古典教育，积极提倡科学和科学教育；他确定在英国普及初等教育的方式，致力于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的改革；他赋予“自由教育”以新意，强调培养“与自然界完全和谐一致”的人；他竭力反对死记硬背的学究式的教育方式，主张进行实物教学；他编写了有创新精神的科学课本，首创科学教师训练班；他尽力促进技术教育的发展，并对民众作启蒙的、真正勇敢的和充满自由思想的讲演；他长期躬身于教学工作实践，对科学教师的要求和培养也作了深刻而又精辟的论述。正如赫胥黎在《自传》中所写，他一生努力追求的目标，就是“促进自然科学知识的发展，尽我所能去推动科学研究方法在生活的一切方面的应用……”以及“普及科学知识，发展和组织科学教育”。[86]赫胥黎的一生，特别是他的教育活动与思想充分地证实了这一点。

英国著名生物学家达尔文在他的回忆录中曾这样写道：要是赫胥黎“在承办公事和处理文牍方面，在努力改良我国的教育事业方面，没有花费极多时间的话，那么，他一定会在动物学方面作出多么卓越的研究成果”[87]。可以说，达尔文的这段话从另一个角度清楚地说明了赫胥黎与近代科学教育的关系。但是，如果把赫胥黎与他的前辈和同时代人相比的话，赫胥黎对近代科学教育发展的贡献不仅超过了他们，而且在教育活动和思想方面也颇有自己的特点。正如美国著名教育家孟禄（Paul Monroe）所明确指出的：“在为使教育的实际范围扩大到自然科学而斗争方面，赫胥黎超过了任何其他的英国人。作为第一届伦敦教育委员会的成员，作为大学教授，作为教育与科学问题的演讲者，以及作为一个作家，赫胥黎在实际方面所做的工作要比仅仅通过自己的《教育论》而闻名的斯宾塞多。尽管赫胥黎关于教育的著作或讲演是非常多的，他的主要观点也是斯宾塞、培根和其他人所强调的那些观点，但采取了多少有点不同的形式。”[88]

应该说，赫胥黎的教育活动与思想，在当时适应了工业革命后英国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需要，也适应了社会发展和时代进步的客观要求。他的科学教育思想从他的前辈和同时代人那里吸取了养料，但在一些方面，他的思想和预见又高于同时代人而闪烁其光辉。特别是由于赫胥黎出身于英国社会的中下层，使他能有较多的机会接触和了解下层社会群众的生活，因而在宪章运动的影响下，能较多地注意社会问题，主张通过科学与教育来进行社会改革，并为之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在英国教育史上，赫胥黎是一位产生过极大影响的教育活动家和教育思想家。为了纪念赫胥黎在促进科学教育方面的业绩和贡献，1925年，在他诞辰100周年的时候，英国25位科学家和学者在《自然界》杂志增刊上撰写了文章。

赫胥黎的学术造诣也在世界范围内赢得了公认。他生前至少获得了53个海外科学团体的荣誉称号，其中包括美国、德国、法国、俄国、瑞士、意大利、奥地利、比利时和荷兰等。一些国家的著名大学，例如，意大利的波洛尼亚大学、德国的维尔茨堡大学和埃尔兰根大学、波兰的布雷斯劳大学等，也先后授予他各种名誉博士学位。1876年，赫胥黎应邀访问美国时，受到了非常热烈的欢迎。美国一位记者曾这样写道：“整个美国由于赫胥黎在秋天将要访问我们的消息而振奋起来。我们对他的欢迎场面将极大地超过对威尔士王子，以及他的贵族随员和公爵们的欢迎。”[89]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说明了赫胥黎在世界上的地位和影响。

但是，赫胥黎的教育思想不可避免地表现出了历史观和哲学观的局限。尽管赫胥黎是一个自发的唯物主义者，但他自称是一个“不可知论者”，拒绝唯物主义者的称号。对此，恩格斯认为，赫胥黎是一个“羞羞答答的唯物主义者”；列宁指出：“赫胥黎的哲学正像马赫的哲学一样，是休谟主义和贝克莱主义的混合物。但是在赫胥黎的著作中，贝克莱主义是偶而出现的，而他的不可知论是唯物主义的遮羞布。”[90]应该看到，赫胥黎的“不可知论”也就导致了他在科学和科学教育问题上以及对宗教批判的不彻底性。赫胥黎曾这样说：“真正的科学和真正的宗教是双生姐妹，把一个从另一个分开，一定会使双方死亡。科学的繁荣同它的宗教性成精确的比例；而宗教的兴盛也同它所根据的科学深度和坚实性成精确的比例。”[91]在他看来，科学并没有否定宗教，它所反对的也并不是宗教，而是以最崇高和最有力的方式来教导包含在基督教概念中的那种伟大的真理。赫胥黎还主张在学校里讲授《圣经》，他说他基本上赞成阅读《圣经》，并伴以非教派教师在文法、地理和历史方面（可能是必要的）解释，以进行严格限于《圣经》本身所包含的内容的宗教教育。此外，赫胥黎作为一个社会达尔文主义者，企图用“生物竞争”的观点去解释和说明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现象，主张把教育和科学作为社会中“生存斗争”的手段，以维持资本主义社会的“民主政治”，从而使他的科学教育思想在某种程度上脱离了现实，而带有不可克服的矛盾性。

然而，不管怎样，赫胥黎在一个多世纪以前提出的科学教育思想，特别是其中的一些观点，例如，科学教育与文学教育的沟通，大学应成为真才实学的学府和自由研究的中心，不要把合格证书当做最廉价的商品来出售，技术教育应该注重实践性，如何使教书职业成为一种非常有吸引力的职业等，是富有创新精神的，有的还是有预见性的，而给人们以深刻的启迪。“甚至在当代的科学技术革命中，他的教育观点也是值得人们很好思考的。”[92]

单中惠

1988年1月于上海华东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