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生物科学与医学的联系（1881）

论生物科学与医学的联系[1]（1881）

自从科学思想在欧洲出现以来，通过大约80代人的努力而积累起来的这一大批理论方面和实践方面的知识，使用任何英语集合名词都可能遭到非议；而我使用“medicine”[2]一词，是由于这个词最不可能引起误解，尽管每个人都知道，这个名词在狭义上通常用来称呼医学科学总体中的一个主要部分。

“医学”这个词从广义上来说，指的不仅仅是一种知识，而且包括这种知识在减轻人们的痛苦、治愈创伤以及保持人体健康等方面的运用。事实上，迄今为止，医学在实用方面的作用压倒了所有其他方面的作用，以至“医术”成为它的被人们广泛接受的同义词之一。要把医学想象成另外一种样子，而不是必定与治疗方法联系在一起的某种东西是困难的，以致我们常常忘记了在医学中肯定有这样一门纯科学——“病理学”。它与动物学和植物学一样，不必服从于实用的目的。

这种关于疾病的纯科学理论（或称病理学）与普通生物学之间的逻辑关系，是很容易找到的。生物具有根据其内在倾向显示出一系列特定形态和生理现象的特性，这些现象就构成了有机体和生命。在一定范围的条件下，这些现象得以保持原状，对于每一种生物来说，这些现象变动的范围很小。它们构成了物种的一般的和典型的特点。由于这一点，它们也成了普通生物学的研究课题。

超出这些条件的范围，一些重要现象的正常循环过程就会受到干扰；异常的组织就会出现，各种机能的固有特性和相互之间的调节将不复存在。这些有悖于典型生态的变异的程度和重要性可能是完全不同的。一方面，这些变异对于机体的正常活动也许会产生不易觉察的影响，或者会有助于这种活动；另一方面，它们也可能具有阻碍机体的活动，甚至导致它的毁灭的性质。

在第一种情况下，这些紊乱被归入那个广泛而有些模糊的范畴——“变异”之中。在第二种情况下，它们就被称为机体损害、感染发炎或发病；由于它们是一种病态，因此属于病理学的研究范围。但是，在这两种现象之间不可能划出一条明显的界线。没有人能够说出，从什么时候起结构上的紊乱结束，肿瘤开始产生；也没有人能够说出，从什么时候开始机能的改变将转化为疾病（开始时这种改变甚至可能促进机体的健康）。能够说的只是，任何组织结构和机能的改变只要是对机体有害的，都属于病理学的范围。因此，显而易见，病理学是生物学的一个分支；它是研究处于异常状态下的生物的结构和形态、生理现象、分类和病因的学科。

尽管这个结论在今天是如此的明显，但是，它在医学发展的初期却是一点也不明确的。因为自然科学的一个特点就是，各门学科之间的独立程度是与它们的不完善性成正比的；而且，只有随着各门学科的发展，它们之间的联系才会变得明确起来。天文学在《原理》[3]一书出版之前与地球物理学没有明显的联系；化学与物理学之间的联系也是新近才发现的；我们中间许多人还能记得，物理学、化学与生理学之间的联系曾经遭到坚决的否定，而且现在还可能有这种情况。

我举一个与医学的情况十分相近的例子。农学的发展很早就开始了，从远古时代起，人们就在培育有价值的作物方面获得了许多实际的技能，并且根据经验证实了许多有关这些作物丰产条件的科学真理。但是，我们中间许多人还记得，正是由于化学和植物生理学的发展，才能够给科学的农业提供一个坚实的基础。同样地，医学也始于人类的实际需要。医学的研究开始并没有与任何其他知识学科发生关系，因此，它在很长时期内一直保持着，并且确实至今在某种程度上仍保持着自己的独立性。从历史上来看，医学与生物科学之间的联系建立得很慢，它们之间全面的和紧密的联系目前才开始明确起来。我相信，如果我简略地讲述一下一种哲学的必然是怎样一步步变成历史现实的，对这次大会出席者来说，可能并非是完全乏味的，也许会有所教益，因为他们像所有的人一样对于医学的进步深感兴趣。

医学的历史比其他科学的历史更完整和更丰富，这方面也许只有天文学是例外；如果我们追溯那悠久的历史，直到找到有关医学的明确佐证，我们将发现自己被带到了希腊文明的早期阶段。阿斯克勒庇俄斯（Aesculapius）[4]的庙宇就是最早的医院。这些医神的庙宇通常建在有益于健康的地方，紧靠清洁的泉水，周围是成阴的树林，一些病残者常来到这里向健康之神求助。痊愈者奉献的匾额或铭文记载了他们的感激之情和患病的症状。阿斯克勒庇俄斯的那些半是牧师半是哲人的同行们从这些原始的病历中搜集了许多资料，而作为一种归纳科学的医学的最早的概括就是建立在这些资料的基础上的。

在这种情况下，病理学就像所有处在发展初期的归纳科学那样，仅仅是一部自然历史。它记下了疾病的症状，将它们分类；如果观察到的常见并发症和发病次序能有根据地预示某种疾病会在同样情况下再现的话，它就会作出一个碰运气的诊断。

那时的病理学很少超出这个范围。事实上，基于当时的知识水平和哲学思想，是不可能对疾病的原因和恰当的治疗进行像我们今天这样的探索的。某个天神的愤怒就成为疾病存在的充分理由，一场梦就是某些治疗措施的足够根据：至于一种自然现象必定有一种自然原因这一点，对那时的人来说，并不像对于我们现代人是一种不言而喻或公开表明的原理。

那个名字与医学的建立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伟大人物——希波克拉底[5]对于解剖学或生理学肯定知之甚少，实际上可以说是一无所知；因此，即使想象一下同时代的德谟克利特所进行的动物学研究与医学可能有联系，也会使希波克拉底感到困惑。然而，希波克拉底和在他之前及之后具有同样精神的人们，通过经验弄清了创伤、脱骱或发烧会表现出这样或那样的症状，以及采取什么措施才能促使病人康复；就这些来说，他们证实了自然规律并开始建立病理学这门学科。所有真正的科学都是从经验开始的，但是，所有的科学恰恰都力求超越这个经验阶段，进入从经验中演绎出更普遍的真理的阶段。因此，毫不奇怪，早期的内科医生对于生物科学的发展很少或几乎没有什么贡献；而另一方面，早期的生物学家对于医学也并不十分关心。事实没有表明，那些医神在建立解剖学、生理学、动物学和植物学的工作中有任何显著的贡献；相反地，这些学科的建立看来倒是得力于早期的哲学家们。他们基本上是自然哲学家，典型的希腊人的求知欲望激励了他们。毕达哥拉斯[6]、阿尔克迈翁[7]、德谟克利特和第欧根尼[8]都被认为进行过解剖学和生理学的研究；尽管据说亚里士多德出身于一个医生家庭，并且有可能由于他父亲（一个内科医生）的教导而喜爱解剖学和动物学的探究，但是，在他的论著《动物史》和《论动物》中找不到任何提及医学的地方，却好像是一个现代生物学实验机构发表的论著。

不过，很难看出一个亚历山大[9]时代的医生了解亚里士多德所知道的这些科目知识会有何益处。亚里士多德的人体解剖学过于粗略，对诊断的用处不大；而他的生理学错误太多，以致不能为病理诊断提供根据。但是，当以埃拉西斯特拉图斯[10]和希罗菲卢斯[11]为领袖的亚历山大学派得到托勒密王朝[12]的允许而开始研究人体结构，由此在人体解剖方面得到了大量精确的知识，并表明它们对外科医生的手术和内科医生对体内紊乱的诊断显然很有价值时，在解剖学与医学之间也就建立了联系，而且这种联系变得日益紧密。从文艺复兴时期开始，外科学、诊断学和解剖学就开始携手并进了。莫尔加尼[13]把他的伟大著作叫做《论疾病的定位和原因》，不仅指出了通过解剖找出患病部位和原因的方法，而且自己在这条道路上成功地前进着。比沙由于把构成人体器官和各个部分的那些较大的成分区分开来，因而指出了现代研究必须遵循的方向。最后，组织学这门被我们中间许多人认为是昨天的科学，使得莫尔加尼的工作得以推进到显微镜研究的范围内，并且把病理解剖学的领域扩大到肉眼看不见的世界中去。

由于形态学与医学的紧密联合，使得疾病的自然历史目前达到了高度的完善。精确的局部解剖使得对活的生物体的大部分内脏器官进行探查成为可能，并且能够对其中的病态变化进行诊断；尸体的解剖和组织结构研究，给内科医生提供了疾病分类的明确基础，并且能对他们的诊断正确与否作出正确无误的检验。

如果人们能够满足于那些纯粹的知识，那么，现今一个病人就可能被极其精确地告知在他身体的某个内脏器官正在发生什么，或可能会发生什么，这使病人与告诉他这个情况的病理学家同样感到满意。但是，我担忧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甚至那些决不会低估精确诊断价值的医生们也肯定会经常叹息，他具有那么多的知识只能防止他作出错误的诊断，而不能帮助他找到正确的办法。

有个嘲讽医术的人曾经说，可以把疾病和人的生命机能比作两个正在打架的人，把医生比作一个拿着棍棒的瞎子；他在一片混乱中到处乱打，有时打中了疾病，有时也击中了生命机能。即使你设想这个瞎子的听力非常灵敏，能够判断战斗进行的一切情况，并能够十分清楚地预言战斗的结局，也同样无济于事。他最好还是不要插手，直到他的眼睛亮了，能看到对方的确切位置，能弄清他的打击效果再说。但是，要获得那种医生所必须具有的不是用肉眼而是用清晰的洞察力进行观察的能力，需要有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内包含了许多因果关系。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疾病是对人体正常活动的干扰，如果我们对于这些正常活动的性质不甚了解，那么，疾病对于我们来说，就是并必将是难以理解的。换句话说，在生理学达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完善程度之前，是不可能有真正的病理学的，而生理学的这种完善实际上是直到最近才达到的。

我不敢肯定，对于医学来说，哈维时代以前的那种生理学是否还是不存在为好。不仅如此，就现在人们所知，如果说过去那些无愧于他们名望的内、外科医生所懂得的生理学比现在从最初级的教科书中所能学到的还要少，可能不是一种夸张吧。而且，除了一些明显的事实之外，人们并不认为他们所知道的那些生理学知识最终有什么实际的重要性。我并不想因为他们作出了这样的结论而责怪他们，因为如果基本概念是错误的，那么这种生理学肯定对病理学毫无用处，甚至可能比无用更糟。

哈维常常被称为现代生理学的奠基者，毫无疑问，他在那篇值得永远铭记的短篇著作《动物心血运动的解剖研究》中对心脏的功能、脉搏的原理以及血液的循环流动所作的阐述，使人们关于高等动物的生命机能和某些最重要的生理过程的联系的一些观念发生了一场革命，而这些理论的间接影响可能更为广泛。

然而，尽管哈维对于现代生理学作出了这种非凡的和具有永久重要性的贡献，但他关于生命过程的一般概念基本上是与古人一致的；在他写的《论动物的生殖》中，特别是在“论天生的热能”那一章里，他显示出他自己是盖仑和亚里士多德的忠实信徒。

在哈维看来，血液产生的能量比人体其他部分产生的能量更大；它是一个不仅充满生命力的而且灵敏的和运动的灵魂的根基。血液维持并塑造人体的各个部分，“它还是以极大的预知性和智力为达到一定目的的活动，好像具有某种理性似的。”

这就是“灵魂”学说，是从古希腊人的泛灵论[14]逐渐演变而成的哲学典型的产物。即使在哈维时代过去后很久，它的影响也没有减退。人类思想还有一个相同的固有倾向，就是认为只要一个过程的起因被归于一种力量，那么，这个过程就算得到了解释，尽管我们对于这种力量一无所知，而只是假设它是这个过程的动因。这种思想在下一世纪里产生了施塔尔[15]的泛灵论；以后又产生了某种生命原理的学说（这种学说成了生理学家们“愚昧的避难所”）；它如此简单地解释一切事物的起因，但是直到如今却没能讲清什么东西。

在我看来，现代生理学之所以与古代的不同，其实质就在于现代生理学反对泛灵论的假设和措词。现代生理学对生命现象提供了物质的解释，或者坦白地承认无可提供。据我所知，第一个发表这种现代生理学观点，十分勇敢地阐明生命现象同物质世界的其他现象一样，可以最终分解成物质和运动的人，正是笛卡儿。[16]

这位很有创见和影响巨大的思想家的54年生命，与哈维的80年生命，在时间上有很大一段重叠。哈维比自己这个较年轻的同时代人出生早，并又多活了七年。他非常高兴地感谢这位法国哲学家对他的伟大发现的赞赏。

事实上，笛卡儿接受了“哈维的英国医学”所提出的血液循环理论，并且在他的第一部著作，著名的《方法谈》中详细地阐述了这种理论。《方法谈》出版于1637年，仅仅比《动物心血运动的解剖研究》那本著作晚九年。尽管笛卡儿与哈维在一些重要问题上有分歧（顺便说一说，人们可能会注意到，在这些问题上笛卡儿是错误的，而哈维是正确的），但是他在提到哈维时总是很尊敬的。由于这个论题在笛卡儿看来是如此的重要，以至他在《论情感》和《论人类》中再次提到过它。

显而易见，哈维的著作对于这个敏锐的思想家肯定具有特殊的意义；笛卡儿这位思想家不但带给我们现代的唯灵论[17]哲学，而且又带给我们现代的唯物论哲学。就在那本书[18]出版时，即1628年，笛卡儿开始旨在研究和思考的隐居生活，而他的哲学便是这种思考的结果。由于他在思考过程中把自然界完全分隔成物质和精神两个世界，因此，他自然不得不在物质世界内寻找对于物质现象的解释；由于他把思想归之于灵魂，因此，他在自然界的其余部分中就只能找到广延和运动了。笛卡儿所说的“thought”（思维）相等于我们现代的“consciousness”（意识）这个词。思维是灵魂所具有的功能，而且是它惟一的功能。他还说，我们的体温和人体所有的运动并不依赖于灵魂；死亡并非由于灵魂的过失，而只是因为身体的某些主要器官衰败了。活人的身体与死人的不同，就如同一块上过发条的表或其他自动装置（即能够自行运转的机器），由于它本身具有一种运动的自然倾向而产生运动。但是，人体与钟表和其他机器又有所不同，当它坏了之后，它的那种运动的自然倾向也就不复存在了。所有那些对于我们和低等动物来说很普通的行动，都必须取决于我们器官的一致运动，取决于活力在头脑、神经和肌肉中的作用；这正像一块表的运转只能由发条的力量以及齿轮的形状和其他零件而产生。

笛卡儿的《论人类》是一篇有关人体生理学的概述；在其中，他大胆地试图用物理学论证来解释除意识之外的所有生命现象。对一个具有这种思想倾向的人来说，哈维的论述心脏和血管（作为一种液压装置）的文章必定会受到热烈的欢迎。

笛卡儿不仅仅是个哲学理论家，而且是个勤奋的解剖学家和实验者。他对于自己所介绍的新观念的实际价值备加推崇。他提到保持健康的重要性，并且说，由于人的智力如此依赖于身体，因此，要使人们变得比现在更聪明和更好的途径，也许只能从医学方面去寻找了。他说：“确实，就目前正在运用的医学来说，其中所包含的非常有用的东西很少；我并不是要贬低它，但是我可以肯定，任何一个人，甚至包括那些职业医生都会宣布，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比起我们所不知道的是太少了；如果我们对于疾病的起因以及大自然向我们提供的所有药物具有足够的知识，我们也许可能免于头脑中和身体内大量疾病的侵袭，甚至可以避免衰老。”[19]笛卡儿对于这一点的印象是如此的深刻，以至他决定用他的余生去试图获得能够产生更完美的医学理论的自然知识。[20]这位哲学家的这些抱负成了反笛卡儿主义者的廉价笑料；几乎无须我说明，尽管笛卡儿在从他的《方法谈》出版一直到逝世的13年里，在实现他的抱负方面并没有多大的进展；但是，在18世纪，生理学的所有进步都是沿着笛卡儿所开辟的道路而获得的。

17世纪最伟大的生理学和病理学著作——博雷利[21]的《论动物的运动》，实质上是笛卡儿的基本概念的发展；对于布尔哈夫[22]的生理学和病理学也可作同样的评价，他是在18世纪上半期的医学界中占着支配地位的权威。

由于在18世纪后半期产生了现代化学和电子科学，使生理学家在分析生命现象方面得到了帮助，这是笛卡儿所无法想象的。在这个世纪中所取得的巨大进步，很大部分都证明了笛卡儿的预言。因为这种进步主要就是越来越完整地把生物体的大的器官分解成一个个生理化学机制。

“我将试图这样解释我们的整个人体机制，即我们再不用像假设钟表里有一个灵魂使它显示钟点那样，假设人体的那些自发运动是由灵魂产生的。”[23]笛卡儿的这些话，可以恰当地被当做任何一篇现代生理学论文的作者的箴言。

尽管我认为笛卡儿无疑是第一个提出生物体是一个物理机制这个基本概念（这是现代生理学不同于古典生理学的明显特点）的人，但是，他却由于这种自然倾向的影响而错误地把他所熟悉的机器，如钟表和水压机，与生物体进行非常具体的比较。在所有这些机械装置中都有一个动力中心源，而其中的部件只不过是那个动力的被动分配器；笛卡儿学派把生物体设想为这样一种机械装置。在这一点上，他们最好向盖仑学习，因为不管盖仑怎样滥用了“自然官能”这个学说，但他的巨大功绩就在于领悟到局部力量在生理学中起着很大的作用。

格利森[24]也认识到这一真理，但是，这一点只是在哈勒（Haller）的“移植力”学说中才第一次被明确提出来。如果肌肉没有神经就能收缩，那么，笛卡儿关于肌肉收缩是由于注入了灵魂的机械论就破产了。

特朗布雷[25]的发现也具有同一倾向。在水螅身上，找不到那种高等动物才有的和赖以发挥其各种功能的复杂体系，然而水螅照样能运动、吃食、生长和繁殖，而且它的断片表现出与整体同样的活力。这以后，由于沃尔弗[26]的著作[27]论证了植物和动物的生长与发展都先于它们的主要器官的出现，主要器官实际上具有机体形成中的结果而不是起因，这个事实最终使得一直被认为对生命现象进行完整表述的笛卡儿生理学的基础动摇了。

对沃尔弗来说，生命的物理基础是一种具有“自发力”和“坚忍性”的流体；并且，正如他所指出的，这个结论摧毁了整个物理医学派[28]的体系。

在我们国家里，约翰·亨特[29]所具有的权威也产生过同样的影响；尽管必须承认，他为了力图表明自己的观点所使用的那种太像巫师的言词常常会引起多种解释。可是，在某些问题上，亨特是毫不含糊的。例如，他认为“精神只是事物的一种非本质特性”（《自然史导言》第6页），他准备抛弃泛灵论（同上书，第8页）；而且，他关于生命的概念完全是物质化的，他把它想象为某种能够存在于养料中的化合物一类的东西。“我们摄入的养料中就含有生命，它一直处于一种静止状态，直到进入肺部才变得活跃起来，因为在那里它从禁锢中被释放出来了。”（《生理学观察报告》，第113页）他还认为，“动物肌体的各种功能不是按照任何物理原理而是由于这个部分的活动而产生的假设，更符合动物肌体的一般原理；这种活动是由一个作用于这个活动部分的刺激引起的，也可能是由作用于其他将与这个部分一起开始整个行动的部分的刺激而引起的。”（同上书，第152页）

尽管亨特可能并不知道沃尔弗的工作，但他在这一点上是与沃尔弗一样明确的：“不管生命是什么，非常确定的一点是，它并不依赖于结构或组织。”（同上书，第114页）

当然，亨特不想否认动物肌体内存在着纯粹的机械运动。虽然他与博雷利和布尔哈夫一样，把吸收、滋养和分泌看做依靠毛细血管完成的过程，但是，他与机械论生理学家们的观点不同。他们认为这些过程是由于那些毛细血管的机械特性所致，例如，那些血管的管道与孔径的大小、形状和秉性；而亨特，正相反，把这些过程看成是那些血管有生命力的而不是机械的特性起作用的结果。他说，“在这些血管中，有比人体其他部分更多的息肉”，他还谈到“动脉的生物性和敏感性”，甚至“动物的秉性和感情”。“当血液是健康的和纯净的，动脉的知觉或者说知觉的倾向是积极的。……这时，动脉才能最有利地输送血液，以加快整个肌体的成长、补充消耗和维持正常的新陈代谢，等等。”（同上书，第133页）

如果我们按照亨特的观点找到它们的逻辑上必然的结果，那么，一个高等动物的生命其实就是它身上所有血管的生命的总和；每一条血管都是一个与息肉相对应的生理单位。还有，正如健康是这些血管正常“活动”的结果一样，疾病就是它们异常活动的一种结果。因此，亨特在思想观点上，也像他在所处的年代上一样，介于博雷利和比沙之间。

事实上，这个敏锐的普通解剖学的创建者[30]比亨特更想把物理的推理排除在生命领域之外。除了在解释感觉器官的活动上，他不让物理学与生理学发生任何联系。

“把物理学运用于生理学，等于是用无生命物体的规律来解释有生命物体的现象。这是一个错误的原则，因此，它所有的结果都带着同样的标记。让我们把亲合性留给化学去研究，把顺应性和重力留给物理学去研究，而只要生理学去研究感受性和收缩性的问题。”[31]

在所有那些杰出人物发表的不恰当的宣言中，这看来是最不恰当的宣言之一。我们只要想一想由于物理和化学的方法以及材料的使用才使生理学变成目前的状况，就会明白了。如果说现代生理学教科书中有一半都是由应用物理学和应用化学组成的，这并不过分；而且，正是在探究感受性和收缩性的现象方面，物理学和化学产生了它们最有力的影响。

尽管如此，比沙坚持这一事实，即我们所说的存在于一个高等动物中的生命，并不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的和由这个生物体的中枢部分支配它的其余部分的活力，而是由这些部分各自的生命活动综合而成的复合结果。由于这一点，比沙对生理学的进步给予了有力的支持。

他说：“所有的动物都是由不同的器官组成的集合体，每一个器官都在其中发挥自己的功能，并按照各自的方式共同使整个机体得以生存下去。在这部大机器中有着这么多的专门机械，从而组成了一个整体。每一种机械本身也是由许多性质不同的组织构成的，这些组织事实上构成了那些器官的基本成分。”（《普通解剖学》，第79页）“严格意义的生命概念只适用于这些结构单一的组织，而不是那些器官本身。”（同上书，第84页）

比沙后来把这种合成生命的理论（如果我可以这样称呼它的话）明显地运用到病理学上。既然疾病只是生命各种特性的某些变化，并且每个组织的特性都与其他的不同，那么，显然每个组织的疾病也肯定与其他的不同。因此，在任何由不同的组织构成的器官中，很可能一个组织有了病，而另一个仍然是健康的；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如此。

作为一种现在已经证实的预言，比沙说：“我们已来到了一个病理解剖学应该改弦更张的时代。”正如对于器官的分析使他认识到组织是有机体的生理单位，在他之后的一代人通过对组织的分析，认识到细胞是组织的生理基础。当代对于发展的研究得出了同样的结果；而且，动物学家和植物学家在探究最简单和最低等的生命现象的同时，证实了细胞学说这个伟大的推测。这样，从18世纪中期以来，一直争论到现在的两种明显对立的观点，最后被证实各有一半是正确的。

笛卡儿关于人的身体是一部机器以及它的活动可以用已知的物质运动规律来解释的观点，毫无疑问，大部分是正确的。但是，同样正确的是，有生命的机体是一个包含着无数生理成分的综合体，用沃尔弗的话来说，其中的每一种几乎都可以说成是某种具有“自发力”和“坚韧性”的流体；如果使用现代的术语，就可以称为是结构能进行变形和具有新陈代谢功能的原生质。而且，精确地说，笛卡儿学派所认为的惟一机制，就是那种协调和控制这些生理单位，并使之成为一个有机的统一体的东西。

实际上，人体这部机器就像一支军队，而不同于一块表或一部水压机。在这支军队里，一个细胞就是一个士兵，一个器官就是一支部队，中枢神经系统就是司令部和战斗信号发布处，消化系统和循环系统则是军粮供应部门。兵员损失由在兵营中出生的新兵来补充。这样，每个人的一生就是一场战役，胜利将持续若干年，但失败最终会来临。

在一定的时间内，这个军队的战斗力取决于每个士兵的健康状况，以及指挥他并在适当时候让他投入战斗的那一个体系的完善程度。因此，如果这种比喻恰当的话，就可能只存在两类疾病，一类是由于生理组织的异常状态而引起的，另一类是由于这些组织的共同协调及营养机制紊乱而引起的。

这样，在普通生物学的细胞理论建立之后，作为它的逻辑对应学科——“细胞病理学”很快就出现了。不用我提醒你们，这个学说在那些天才的人手中被证明是个多么重大的研究工具。对他们来说，这门学科的发展是不言而喻的，而且，他们可能决不会忘记，人体的协调与分配机制的异常状况同样是得病的重要因素。

因此，在我看来，医学与生物科学之间的联系已被清楚地表明了。理论病理学是生物学的一个分支；它解释细胞活动中的特殊干扰，或者解释协调机制的特殊干扰，或者同时涉及两者；正是这些特殊干扰使生物体产生疾病的症状。

高等动物的生命是细胞聚合体的生命累积，并通过由这些细胞中的一些组成的协调机制使各部分统一协调行动；那些熟悉生物学现状的人会毫不犹豫地承认，这个高等动物的生命概念的形成，是生理学的永恒成果。但是，在泛灵论与物理学之间关于生命观点的最后战斗，取决于在这场战斗中对生命现象的物理学分析能否超出上面这个概念。

有些人认为，有生命力的原生质是一种物质，甚至连哈维也把血液想象成“以极大的预知性和智力为达到一定目的的活动，好像具有某种理性似的”。而且，他们与比沙一样，极不赞同把物理学和化学的原则与方法应用于生长、新陈代谢和收缩性这些重要过程的研究。他们坚持传统的方法，只不过是为了跟上民主的趋势——如一位伟大的政治作家所说，这是现时代的一个决定性的特征——以由众多“泛灵”组成的共和国代替那个无所不在的“灵魂”的君主国。

另一些人正相反，由于坚信笛卡儿所制定的那些原则的广泛应用性，并且看到那些称之为“生命”的活动（根据我们的认识手段）只不过是物质分子的位置变换，因此，他们寄希望于分子物理学，以便把有生命力的原生质本身分解成分子结构。如果这种公认的物理学理论是正确的，那么，比沙如此强调的生物与非生物之间的对立就不存在了。在自然界中，没有什么东西是静止的，也没有什么东西是无一定目的的。那种被愚昧的人们喜欢称之为“无理性的物质”的最简单的粒子，其实是一个能极迅速地完成结构复杂的动作，并能敏感地调整自身以适应周围世界任何变化的巨大的分子结构聚合体。生物与其他物质的区别只是在程度上，而不是在种类上；微观世界是宏观世界的再现。同样的因果关系把太阳及行星系的星云起源与生命及有机体的原生质基础联系在一起。

从这一点来看，病理学类似于天文学中的摄动[32]理论；而治疗学就变成了找到把某些足以排除任何外界干扰的力量用于人体系统的方法的学科。因此，病理学是建立在普通生理学的基础上的，而治疗学是建立在药物学的基础上的。严格地说，药物学是关于环境作用于生物体并产生影响这个重大的生物学论题的学科，除了生理学之外，没有任何其他学科能够作为它的基础。

在我看来，没有比把药物学的现状比它40年前的状况作一比较，更能表明医学朝着笛卡儿理想所取得的进步了。如果我们想一想在这一短暂的时间内实际上所获得的知识，例如，有关南美箭毒素、阿托品、毒扁豆硷、黎芦素、洋鼠、李素、马钱子碱、溴化钾和磷的使用方法的知识，我们就没有理由怀疑，药物学家迟早将向内科医生提供随意影响人体任一生理器官功能的手段。简言之，将来能在人体系统中导入一个像巧妙设计的鱼雷似的分子结构；它会自己找到通往某些器官特定部位的道路，并在其中引起爆炸，而不使其余的部分受到影响。

我认为，为解释细胞生存中病态现象所作的探究，以及在疾病的起因中起重要作用的寄生物的发现，还有运用实验生理学的方法和数据对药物作用的阐述，这些都是为在科学的基础上建立医学所迈出的最重大的步伐。不用说，离开普通生物学的发展，是不能取得这些进步的。

那么，对于医学与生物科学之间相互联系的性质或重要性，现在是无可怀疑的了。毫无疑问，病理学和治疗学的未来，还有实用医学的未来，都取决于从事这些学科的人在方法上所受到的训练以及他们掌握的生物学基础知识的程度。

最后，我要冒昧地提出，更重要的是，我们这个大会的集体智慧应当用在这个问题上：怎样组织医学教育，才能使学生不必纠缠于分类学家所喜欢的但对学生自己没有多少价值的细节问题，而能够牢固地掌握有关动物和植物的那些重要知识呢？如果不具备这些知识，那么，不管医学取得什么进步，他们将发现自己仍是一个庸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