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表全国技术教育促进会的演说(1887)

代表全国技术教育促进会的演说[1](1887)

梅厄(Mayor)先生和先生们,——对那些像我一样在过去的许多年里确信技术教育对我国具有极其重要意义的人来说,看到技术教育现在正受到我们一些最大的工业城市的注意,肯定会感到十分满意。由那样的一些会议,例如,在利物浦和纽卡斯尔所召开的那些会议所提供的公众对技术教育感兴趣的迹象,以及我认为最后的但并非最不重要的是,通过我今天荣幸地应邀出席这次会议,可以使我们所有人都相信,技术教育这个问题已越过思索的领域而进入了行动的领域。我几乎不需要对这里的任何一个人说,全国技术教育促进会(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Promotion of Technical Education)打算做的工作(我可以说,这是极其重要的工作),不仅对于国家的福利事业来说是头等重要的工作,而且也是一种范围很广而又极其困难的工作。有一句老生常谈的格言说,开始一项伟大事业的人,事前将会很好地盘算一下得失。我并不相信,这永远是正确的。我认为,这个世界上一些最伟大的事业之所以成功,完全是因为干这些事业的人没有盘算过得失;而且,我常常认为,对于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要考虑什么也不干所造成的损失。但是,有一件事情是完全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在干一切事业的过程中,成功的最重要条件之一是,在你下决心去干之前,完全清楚地理解你们所要干的事业,并由此仔细地考虑为达到这个目的而最适合采取的方法。

艾克兰[2]先生刚刚对你们作了一次精彩的发言,讲了通过技术教育可以适当地和精确地了解到的东西;但我冒昧地认为,全国技术教育促进会的目的可以用一些更明确的话来说明,就我们所考虑的来说,这个目的就是国家工业生产率的增长,以便最大限度满足社会福利的需要。因此,你们将会看到,在扩大我们所提出的目的限界时,我并没有超出梅厄先生在他的讲演中所谈的内容;严格地说,在他清楚而又最明确地论述这个问题的时候,除了技术教育外,还应当考虑其他一些事情。

对我来说,如果我企图告诉一位听众,说有教养的人要熟悉一切工商业部门,那可能是一种极端的设想,就像我自己设想的我们大家建议的那个行动计划的具体细目会采用什么方法去实施一样。我确实不了解工业和商业两方面的情况,因此,对于这样的事情,我不敢冒昧地发表什么意见。但是,我想,有一个方面我可以谈点想法——也许不是很多,但还是有一些——首先,因为这个问题包括着对于教育方法的考虑,而在我的大半生里,对于教育方法的考虑已成为我的职责;其次,它包括着对于自然界的那些主要事实和法则的注意,而尽力去了解这些事实和法则也已成为我的职责。我所想的可能是这样的,假如我成功地把下面一些情况(尽可能采用简短但清晰而连贯的形式)摆在你们面前的话,即在我看来,不管你们是否赞成我得出的那些结论,而直接提出什么是我们最后必须实现的计划,以及什么是获得成功的必要条件,那将仍然会有助于弄清楚这一过程。在这个问题和一切复杂的问题上,我们必须记住培根的一句话,这句话可能被直率地解释为:“始终如一的谬误常常比头脑混乱的真理更有帮助。”总之,假如在我将给你们提出的那些结论中有什么谬误的话,我将会尽力使得这种谬误十分清楚和明了。

现在,让我们来考虑一下,在这个主要的和总的方面我们应当做些什么的问题。在我看来,似乎首先要采用这样的一种方式来改进或改善我们的初等教育制度,即使它成为学生参加实际生活的一种适当的准备。对于我们来说,这是必要的。其次,我认为,我们必须考虑对可能称之为专门技能的最大发展来说最适合采取的方法。还有,我认为,我们必须考虑应当注意的其他一些事情,以及眼前必须仔细地作好的其他一些安排,以便在追求这些目的时我们不会忘记公民生活的目的;我指的是,一种稳固的社会状态不会采取一切无效的措施以及一些事实上更快趋于毁灭的方式。

你们知道——对于这个事实,没有人会比曼彻斯特人知道得更多——在过去的17年里,一个庞大的初等教育制度已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来并得到了扩展。我与最早在伦敦建立这种制度的团体有过一些关系,而且,在这么多年之后,我高兴地认为,我也许可以把那个时期看成自己一生中浪费时间最少的时期。

毋庸置疑,就我国的人口而言,这个初等教育制度已经取得了惊人的成就;但是,按照我们的要求,我认为,它还存在着一些很值得引起重视的缺点,那也是确定无疑的。这个初等教育制度存在着我们所继承的一切教育制度通常都有的缺点——书生气太足,注重实际太少。儿童很少被引导到与事实和实际事物的联系之中去;而且,由于这种教育制度现在仍维持原状,以致它几乎没有提供对那些特殊能力的训练——我指的是观察的能力、精确地操作的能力和论述事物而不是咬文嚼字的能力的训练。实际上,对于工业生活来说,这些特殊能力是最重要的。我并不打算详细地谈这个问题,但我想冒昧地提出一两个很必要的补救方法;事实上,艾克兰先生已经间接地提及了这些方法。我觉得,最重要的方法是两个。第一是绘图教学。根据我的看法,在适当地进行绘图教学时,并没有注重训练观察的能力以及精确描绘所观察到的事物的能力,没有培养迅速发现在这些方面错误的能力。但我指的不是艺术绘画,而是描绘自然界的物体;画出平面图和剖面图,近似于几何绘图而不是艺术绘画。我不想言过其实,但是我向你们断言,据我看来,让一个小孩精确地画一张1品脱[3]壶的正视图、平面图和剖面图,这时,他在眼睛和手的精确性方面已经得到了一种极好的训练。我现在并没有在谈艺术教育,那是十分清楚的。精确性还是一切事情的基础,而艺术绘画教学可以推迟到后一阶段进行。在我的生活过程中,使我最难以忘记的是那些正在研究某种科学知识的人的失败,从他们的失败中所遇到的那些困难证明,这是因为他们从来没有学过绘图基础。我高兴地说,几年以前,我们就已经使得绘图成为整个伊顿公学的必修课程;作为这所学校董事会的一个成员,我感到荣幸。

第二是,为了进行一种良好的系统教学,我们需要另一种教学方式,我几乎还叫不出它的名称,但正如艾克兰先生所谈到过的,或许最好把它解释成已经得到发展的实物教学。你们知道,斯威夫特(Swift)院长说过,他能够就一把扫帚柄写一首令人赞绝的诗,而那个具有真正科学知识的人也能够利用这个世界上最普通的对象来介绍自然知识的那些原理和更重要的真理。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就必须采取那种实物教学的方式给你们讲授科学知识。不能设想,任何拼命啃书本和反复死记硬背教义问答手册的做法,以及对那种实物教学的厌恶,对我们要达到的这个目的是有价值的。那纯粹是在浪费时间。但是,应该让儿童从最普通的实物着手,并使他们可能理解由此而引出的那些更高的真理。关于绘图教学,我并不认为有什么实际困难。但是,就科学的实物教学来说,你们需要一些受过训练的教师;在某种意义上,他们所受到的训练应该不同于现行的训练。

如果发现通过造型或简易木工方面的教学,对于手和眼睛的进一步训练是切实可行的,那也好。但是,对这一点我应该说几句。初等学校已完全承担着它们力所能及的任务;我并不认为,把专门的技术教育压在初等学校身上会有什么好处。我感到,那样做将会使那些初等学校遭到损害。

现在,让我来讲第二点,即工艺技术的发展。这里的每一个人都会认识到,现在几乎没有哪一个工商业部门不是或多或少直接地依赖于某些自然科学知识。对于自然科学知识的成功研究来说,它并不包括从科学资料中作出的推论。我们的机器,我们的化学工序或印染厂,以及不必提起的上千次交易活动,所有都是直接而又紧密地与科学联系起来的。你们必须在你们的工人和工头中间寻找会根据科学聪明地作一些改进的人;这些人正在不断地把这些改进用于工业生产过程。我并不是说,你们需要专门的化学家,或物理学家,或数学家,等等,但是,你们需要十分熟悉构成操作工艺基础的那些主要原理的人,以便使他们自己适应新的环境。只有通过科学教育才能取得这样的资格。在初等学校里所提供的那些基本概念与在技术学校里学习的那些更高级的课程之间,这种科学教育处于中间的位置。

你们知道,为了提供这种教育,一个很大的政府机构现在已经开始进行工作。我不仅要谈到这样的工作,例如,在欧文斯学院(Owens College)[4]或其他一些地方学院里已经进行的工作;而且,我还要提到科学与艺术局所开展的更广泛的工作。多年来,我与这个局一直有着联系。我也经常听到,人们对科学与艺术局的工作提出很多批评意见。假如你们允许我谈谈与这个局的联系的话——我会高兴地说,这种联系现在仍然保持着,而且我对这种完全是名誉的联系感到非常自豪。在我看来,假如人们对于这个局的极其尖锐的批评好像是正确的话,假如枢密大臣对于我的一些做法想表示不满的话,他所能做的事情莫过于撤销我的职务。所以,你们可以相信,我的讲话完全没有带着偏袒的心情。我的印象是这样的:科学与艺术局的工作并不是十全十美的,也不是没有各种缺点的,也不是不存在需要填补的各种空白的;然而,假如我们考虑到科学与艺术局开展工作的条件,我们就会发现一些缺点是与这些工作条件相联系着的。人们谈到科学与艺术局缺乏灵活性,谈到它的活动由于严格的法规而受到约束。现在,某种具有普通常识的人,也就是说曾与公共财政机关有联系或了解下院对这些问题态度的人——对于政府各个部门的实际工作情况是有些了解的。难道这种人会想象这个局能不经常受到一定的法规的约束吗?难道这种人会想象如果这个局不受某些明确而又固定的法规约束的话,它的工作就能顺利进行下去,并以此摆脱公正的批评吗?我不会这样去想象。

我平时经常听到对于科学与艺术局的重要性的另一种异议是,教学太理论化,以及教学不大注重实际。我敢说,没有一个人比我更竭力强调没有实际工作的科学教育是无用的;我也敢说,没有一个人比领导科学与艺术局的那些人更清楚地认识到工作中的缺点。但是,用这种方式来谈论的那些人应该了解这个事实,即在目前缺乏恰当地进行教学的教师的情况下,要提供适当的实际教学是个很大的难题;而且,某些科学学科的教学需要很多费用,也存在着我没有提到的其他一些困难。但是,在任何地方那都是可能的,因为事实上,实际教学已经被采用,并成为了考试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毫无疑问,假如下院会同意这种不受限制的方法,假如想得到的合适教师能像黑莓一样多,那么,在组织一个完整的注重实际的教育制度和附属于现存的科学班的考试时,就不会存在很多的困难。抱怨目前状况的那些人将会得到更好的劝告,不要对现行教育制度的一些缺点发出呻吟,而应该对自己提出这样两个问题——在这样的状况下,有可能发明更好的制度吗?在这样的状况下,有可能实现领导科学与艺术局的那些人扩大实际教学工作和注重实际的考试的愿望吗?这就是我在这方面必须说的一切。

设想在我们进行这种我称之为中间科学的教学之后,接着所需要的就是技术教育(这是按技术这个词的精确意义来说的)。我说的技术教育,就是指对于成功地经营一些工商业部门来说必不可少的那种知识的教育。现在的一个问题是,什么是实现这个目的的最好方法,因为那些最有经验的人对此持有各种各样的观点。对于这个问题,我一点也不准备妄想武断;我仅仅能告诉你们,根据我从那些肯定最有资格作出判断的人,以及从那些已经试验过实施这种教育的不同方法的人那里所听到的看法,我形成了自己的意见。我认为,在我们面前有三种可能:首先,开办职业学校——我指的是教手工艺科目的学校;其次,开办工厂附属学校,以便训练年轻的学徒与其他进工厂劳动并打算成为明智的工人和能干的工头的人;最后,建立日校和夜校制度。对于第一种做法,就存在着这样的异议,认为只有那些不需要去谋生的人能够进入这种职业学校,因此,这种学校将仅仅适用于很少一部分人。此外,职业学校的费用是庞大的,而那些长于判断的人向我保证,由于职业学校的工作不是在资金充足就是在资金缺乏的条件下进行的,就容易出现不是太理论化就是太业余化的情况;而且,这种学校也没有使工人为适应现实环境(他将必须在这种现实环境下进行劳动)作好准备。总之,在我看来,职业学校花钱很多,以及只有一小部分人能够进入的事实,就构成了对它们的一种非常严厉的指责。在所有可能开办的学校组织中,我设想最好的是工厂附属学校,因为在这种学校里,雇主有兴趣设法使所提供的教育成为一种完全注重实际的教育,而且,那些学生经过一些连续的阶段,会逐渐成为具有实际能力的工人。在我国各个地区都有这种学校,但是,大部分人不大可能受到这种教育,那也是显而易见的。因此,在我看起来,我们似乎实际上已被限制在只能进那些正在谋生的人才能进入的一些学校,在这样的情况下,基本上可以肯定它们是一些夜校。我强烈地认为,这种夜校的效益是巨大的;它们有如此令人赞叹的质量,而且是自愿参加的,并没有使人脱离他的职位,但是能够使任何进入夜校的人在他有幸占据的职位上充分发挥其才能。

假定所有这些事情都是合乎需要的,那么,得到它们的最好方法是什么呢?我必须承认,我对于支持进行这种事业抱有一种强烈的偏见,首先因为它要通过个人的努力,那在很大程度上就必然是尝试的或试验性的。我并不认为,生活在现今时代的人有能力去组织一个终结性的技术教育制度。我认为,多年来,在这方面所进行的一切尝试肯定都是试验性的,而且,通过犯一系列错误之后,我们必然会得到成功。现在,私人企业所进行的那种工作比采用其他任何方式进行的工作要好得多。但是,我想有另一种方法是可以允许的,假使这样的话,它不仅是允许的,而且是非常明智的;这种方法,就是允许地方在它所管理的某些工业部门里,根据自己的需求作出判断,并在一定的条件下由它自己征税,以便实行某种适应它的需求的技术教育计划。我意识到,有许多极端的个人主义学派理论家却认为,这一切是很恶劣的和很错误的,并认为如果把事情交给他们自己去做的话,那反而会做得好。不过,我的社会经验是,把一些事情交给他们去做,并不一定会做得好。我认为,正确的说法是,市政当局和国家本身就是一个为其成员的利益而存在的社团;而且,正如在其他所有情况下一样,它们为了大多数人而作出符合整体利益的决定,并根据这个决定而行动。这就是构成我国政府全部理论基础的原则;假如它是错误的话,那我们肯定将不得不倒退很长一段路。但是,你们会问我,“这种地方征税的过程只有依靠国会法令的权力才能进行,你是否建议让任何的市政当局或地方当局在这些事情上都具有全权委托的权力?立法机关是否允许它们为了满足自己的某种目的而随意地向本地区的全体居民征税呢?”我将回答说,肯定不行。

让我来给你们指出,正如我所知道的,目前要给技术教育下一个能得到人们公认的定义,那就超越了人的才智。假如你们期望得到一个具有一种限界的国会法令(这种限界规定应当包括的一切和应当排除的一切),我想,你们肯定要等很长一段时间。我设想,所有的事情都处于一种试验的状态。你们并不熟悉自己将被要求去做的事情,所以,你们必须去尝试,而且你们也肯定会犯错误。在这样的情况下,显然存在着两种可供选择的办法。一种办法是给予各地以行动自由的权力。据我所知,说到在技术教育方面应当做什么,许多人持有一些令人惊讶的、奇怪的和不切实际的想法;在某些地方,特别是一些小地方(那里也有少数人对这些事情感兴趣),那是完全可能的。你们将会提出一些很值得注意的计划,既然是那样,对那些不赞成这样一些计划的纳税人提出要求的惟一机构大概就是法院。我设想,法院的判决将会决定什么是技术教育。但我认为,那就不会是一种开导的过程,而肯定会是一种代价很高的过程。另一种方法是在去年的议案中曾被采纳过但现在又被放弃的那个原则。我并不想详细地谈论那个议案究竟是正确还是错误。现在,我仅仅论及那个议案的原则,在我看来,它好像经常被人们所误解。据说,它要把整个技术教育交给科学与艺术局来管理。我认为,没有什么会比这个主张更荒唐的了。我理解政府打算去做的全部事情是确定一些权威,这些权威有权对别人提出的任何计划发表意见:“好吧,这在国会法令所规定的范围之内,你喜欢怎么做就怎么做。”或者假如那是一个明显有问题的计划,他们就应当有责任对它提出看法:“不,那不是立法机构的意图;修改你的计划吧。”这些权威既没有动议权,也没有支配权;而给予他们的这种权力,也只不过是决定国会法令对一个特殊的政府部门的含义,而不管它可能是什么含义。在我看起来,这是一种比把整个问题提交给法院去处理更简单和更合适的过程。我想,在这里,或者在其他任何地方,如果人们假设国会两院会给予任何的地方当局以行动自由的权力,即地方当局为了满足它自己的某种目的而对本地区的居民征税的权力,那他们肯定是太自信了。我想说,在实际的政治生活范围内并没有这种情况。好吧,我把它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请你们考虑。

在技术教育这个方面,另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提供教师的问题。我想说,这是涉及到摆在我们面前的整个问题的最大的困难之一。我一点也不想去批评训练普通学校教师的现行制度。对于它,我没有什么话可说。但是,我想说的,以及我希望在你们脑海里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为了得到一些能够胜任科学教育或有能力担任工艺教师的人,就必须采用一种不同的制度。为了这个目的,一个人必须知道什么是应该透彻了解的,并能够讲述他所教的科目就仿佛是讲述他日常生活中的事情一样。为了这个目的,为了得到科学课教师和工艺课教师,有一种制度不应当继续存在下去。这种制度把一个男孩或女孩变成小先生,迫使知识颇为贫乏的人把他的东西从他的小水桶倒进一只更小的水桶里,实际上他的小水桶里面的东西也是刚刚从一只大水桶里倒过来的;后来,又使他经过师范学院,在那里,他的生活从早到晚致力于用水泵装满他的水桶,而根本没有时间去思考或沉思。让我向你们保证,这种制度对于我们是没有效用的,你们最好不要去尝试这种制度。我记得,在某本书里曾读到过诗人骚塞[5]与一位慈善的公谊会[6]教徒之间的一次谈话。骚塞是一个具有惊人的影响力的人。他曾有一个习惯,喜欢把他的时间分成一些小块,每小块都被安排得满满的;他告诉那位公谊会教徒,在这一小时和那一小时里,以及整个白天直到深夜,他曾做了些什么事情。留神地听着的那位公谊会教徒在结束时说:“嗯,但是,我的朋友骚塞,你什么时候进行思考呢?”现在我正在谈论的那个制度,由于对它提出了这个问题,而受到了批评和指责。不合适的小先生或训练过分的师范生什么时候能有时间去进行思考呢?我完全相信,假如我处在他们的位置,我也不可能有时间去进行思考。我再说一遍,对于科学教师的训练来说,这种做法将是不合适的。因为科学教师必须具有知识,而知识在这样的条件下是不能获得的。背诵的能力并不是知识。在对待年幼儿童时确实需要的知识,就是你们所具有的那种知识,因为你们了解自己的职责,并且能够恰当地反复思考这种职责,就好像你们正在给一个儿童讲解日常生活中的事情似的。

就科学教育和技术教育而言,在所有事情中最重要的是设立训练合适教师的机构。科学与艺术局多年来已经进行了这方面的工作,尽管在现有条件下不能做人们所希望的那么多事情,但是我认为,它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开始摆脱了那种指责。假如技术教育按现在所期望的规模发展下去,肯定能专门去认真满足这种特殊需要。然而,还存在着另一种困难,也就是说,你们请到了科学课教师或工艺课教师,但要留住他,也许并不容易。你们以让他当教师为条件培养了一个人——很可能是一个聪明的人。但是,教书职业并不是一种非常赚钱的职业,也不是一种非常有吸引力的职业。在各种各样的引诱下,在无缘无故地遇到所有麻烦的情况下,一些受过良好训练的有才干的人会带着他们的知识和技能跑到一个更有吸引力的市场上去。我常常想,在这个问题上,也许没有什么会比颁发一些数额不是很大的奖学金更有用;这种奖学金应由我国各种科学学院和学校当局提名的一些人——例如,被认为很适宜从事教书职业的一些人获得——那么,在若干年内一直获得这种奖学金的那些人就应当去教书。我想,这种办法比其他任何办法更能保证提供合适的教师。请注意,我并没有建议你们应当试图通过竞争性考试得到一些受过良好训练的教师。那并不是得到持有专门合格证书的人的最好办法。一个有效的办法,大概是要求任何学院的教授们和教师们,根据他们自己所了解的情况,推荐一些值得这样资助和可以好好使用的人。

我希望不要耽误你们太多的时间,但是,还剩下一个问题。我想,这个问题是十分重要的,也许比其他一切更重要,因此,我诚恳地请求得到你们的允许就这个问题讲一些话。在做所有这些事情时需要注意,而且是密切注意那些对于维护整个社会有机体的稳固和健全来说所必需的措施,因为社会有机体的稳固和健全是真正进步的必要条件,也是一切教育的主要目的。你们所有人都会记得,前不久,人们曾对提供给我们的骑兵与水手的一批短剑和刺刀表示愤慨,并发出了响亮的呐喊。这些武器尽管擦得锃亮,又是非常锋利的,看起来也是漂亮的。但是,当它们用于战争的实际考验时,它们折断了,弯曲了,更严重的是刺痛了使用者的手,而不能杀伤敌人。让我把这个比喻运用到教育作用上来吧;那算得上是一个尖锐而优雅的构思。你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发展人们的智力,你们可以通过训练和教育把所有的技能传授给他们;但是,假如在一切外在形式和表面修饰的乔装之下,没有健康人的强壮体质和很好地行动的真诚愿望,那你们的努力完全是徒劳无功的。

让我进一步提醒你们注意这个事实,即世界上不同民族之间可怕的竞争性斗争不是暂时的现象,也不取决于这个或那个市场的波动,也不取决于任何好像要过时的条件。那是在整个自然界所产生的不可避免的结果,对人的生命机能的影响同其他任何因素一样多——也就是说,生存斗争是生命世界中所有生命无限增殖的不变趋势而产生的。假如你们对它进行考察的话,就可以发现,那是一切伟大的历史运动的原因。正是社会有机体的固有趋势孕育着它自身崩溃的原因,而从未受到抵制;这种趋势曾是使得一些国家崩溃的一半灾难的原因。现在,我们正处在那个巨大运动的沉浮之中,人口远远超过我们所能供养的能力,因为不能供养他们,所以,我们免于灾难而得救的惟一办法是依靠我们在世界市场中应该占有的一部分。为了能保持应该占有的那一部分世界市场,绝对必要的是,我们应当能够生产出商品,并与种植粮食的人进行商品交换;他们将会得到比我们的竞争者还要价廉物美的商品。这就是完整的描述。如果让我来讲的话,我们的进程并非仅仅由野心的动机或仅仅由贪心的动机所驱使的。从这些伟大运动的表面上看,那些情况无疑是十分明显的,但是,这些运动本身有着更为深刻的根源。假如在这个世界上没有诸如野心和贪心这样的东西,生存斗争也会由一些同样的原因而引起。

竞争肯定会变得越来越激烈,我们在竞争中获得成功的惟一可能是,我们的人民将不仅具有所需要的知识和技能,而且将具有热情、活力和诚实的品质;没有这些品质,不管是知识还是技能都不会有长久的效用。这就是我所说的一个稳固的社会状态;因为除此之外,其他任何社会状态,任何社会财富增加而使得工人生活悲惨、身体衰弱和道德堕落的社会状态,将注定要崩溃的。你们的短剑和刺刀将会在你们手下折断,在社会中将会继续聚集着一批绝望的、体质很差的和道德堕落的人;实际上他们相当于一种甘油炸药,当其积聚得越来越多以及它的压力越来越大时,迟早将会炸毁整个社会的结构。

我完全意识到,对于我给你们提出的这个问题,你们与我同样是了解的,但这个问题很可能是一个极难解决的问题。我也充分意识到,在工业成功上的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合理的廉价劳动力。那曾经是人们一再提出过的主张,实质上是一种不言自明的主张。在我看来,在目前我们所面临的一切社会问题中,最重要的是怎样在明显的进退维谷的境地中沿着一条清楚的道路前进。在这进退维谷的境地中,一面是不变的竞争趋势,把工资降低到略高于人能维持其生活的限度——或略低于能理智地期望体面、清洁、秩序、道德习惯和正义存在的限度。另一面是很难保持工资高于与成功地进行工业竞争相符的限度。这个问题最后将怎样解决,我连最模糊的观念都没有;不过,我完全相信,与社会稳定相一致的惟一方针是处在这两种极端之间:即一种是成功的工业生产与道德堕落的人,另一种是保持理性和体面的人与工业竞争的失败这两种极端之间。我想,实际上,每一个一直认真思考这些重要问题的人肯定都会具有这个坚定的信念。我冒昧地在你们面前采用这种坦率的和近乎愤世嫉俗的方式来表达,因为这种强烈的呼吁将会被证明是正确的。我要使所有与促进工业教育这个工作有关的人,同时也关心工业生活的环境,使得那里的全体居民的身体机能可能维持在一个适当的水平上;他们的道德状况也可能得到关心;在他们的生活中还可能有某些希望和欢乐;工人生活的惟一指望不会是一个赤贫的晚年。

这些就是我在这次讲演中必须给你们提出的主要建议,不过我已省略了许多我很想说的话。你们中的某些人也许会把这些建议看做一个学者的乌托邦式的梦想。假使是这样的话,那让我来告诉你们,据我所知,我国有一些工业城市规模不及曼彻斯特的十分之一,或者自恃有曼彻斯特财富的百分之一,我并不是说,在曼彻斯特已经完全实现了我给你们提出的那个计划,但不管怎样,为了实现那个计划,在那里已经进行了考虑周到的和明智的努力,使得那个计划的主要方面正在实施的过程之中。我并不是第一次能够荣幸而又愉快地对曼彻斯特的听众讲演。在这以前,当我把一种困难的和复杂的科学争论提交给曼彻斯特人的时候,我经常满怀信心地依赖于他们那精明而又讲求实际的智慧和善良仁慈。如果在对我给你们提出的问题经过思考之后——但愿它能够被理解,我一点也不想特别称颂我自己,因为我推测这些想法肯定已在许多思考这个问题的人的头脑里扎根——如果它们能得到你们认真思考的话,那么,我可以完全肯定,我对你们提出的要求已付诸实践并具有极大的活力,这将使你们以前曾多次参加的我们国家的那些伟大的社会运动不致于变成徒劳的。所以,我坚信不疑地向你们呼吁,让那些推动力再一次激荡起来,而不要停下来,直到你们沿着我们现在正在前进的方向,使得你们所做的事情比在这个国家里曾做过的事情更美好和更伟大为止。我衷心地感谢你们十分友好地对我的讲话给以注意。我想必须马上结束这次讲演;我把今天有机会就技术教育这个问题对你们作讲演,看做一种专门的和特殊的荣誉。

[1]本文系赫胥黎1887年11月29日在全国技术教育促进会成立大会上的演说。——译者注

[2]艾克兰(Thomas Dyke Acland,1809—1898),英国教育家。——译者注

[3]品脱,英、美计算容量的单位。1品脱折合公制0.568升(英)或0.55升(美)。——译者注

[4]欧文斯学院,1851年创办于曼彻斯特。学院的基金是曼彻斯特商人约翰·欧文斯(John Owens)捐赠的遗产9.7万英镑。——译者注

[5]骚塞(Robert Southey,1774—1843),英国浪漫主义诗人。——译者注

[6]公谊会,亦称“贵格会”或“教友会”。基督教(新教)宗派之一。17世纪中叶由英国人福克斯(George Fox)所创立。——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