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瑟夫·普里斯特利（1874）

今天，我们竖起了这座塑像以永远纪念约瑟夫·普里斯特利[2]。如果问他对自己忙碌的一生中哪一部分的工作评价最高，毫无疑问，他会指出自己在神学上的诸多贡献。普里斯特利始终是一个神性本源假说的坚定不移的捍卫者，赞同者把这个教义称为惟一神教派[3]，而反对者则称之为索齐尼派[4]。不管胜负如何，他准备同任何论敌战斗；而且，即使眼前没有对手应战，他也会出去找他们。

为了这个理想中的最高职责，约瑟夫·普里斯特利牺牲了世俗生活中的许多追求，而那些东西对于他这样一个精力过人和才学广博的人来说，肯定是很容易获得的。也是为了这个目的，他把自己十分热爱的科学研究搁置一旁，把它作为次要的工作；在那些科学研究中，他显示了开拓自然知识的疆域并由此赢得声誉的非凡能力。还是为了这个事业，他如同一个殉教者，不仅心甘情愿地承受了那些偏执狂和思想贫乏者的指责，而且忍受了所有这一切中最难忍受的，即来自上流社会的那种发自内心的震惊和几乎不加掩饰的轻蔑。组成上流社会的那些人过去给予他的同情和尊重，对他来说肯定是非常珍贵的。对于那些人来说，一个哲学家竟会专注于基督教的某个派别，这是完全不可理解的。

在我看来，一个给自己树立了这样的人生理想，并且始终不渝地去实现它的人是值得我们深表敬意的，而不管人们对他如此热情地宣传和捍卫的信条的评价如何。

但是，今天我们来这里的目的，不是为了向作为惟一神教派的普里斯特利表示敬意；而是向在思想上和行动上都是理性自由的大无畏的捍卫者普里斯特利，向作为哲学思想家的普里斯特利，向那个在“传递人生火炬的先驱者”[5]中站在最前列、把古代从普罗米修斯[6]的科学圣坛上点燃的火把一代代传下去的普里斯特利表示敬意。我相信，我这么说不仅代表了我自己，而且代表了全体与会者。

普里斯特利一生中的主要经历已为人们所熟知，因此我不必再花很多时间来评述了。

1733年，普里斯特利出生在利兹附近的菲尔德海德，在持极端正统观念的加尔文派[7]教徒中长大。令人惊讶的天赋使得这个孩子投身于牧师这个职业。1725年，他被送到戴文特利异教学院（Dissenting Academy at Daventry）学习。尽管这所学院的存在与法律相悖，但是它的权威并没有受到限制。在戴文特利，教导和影响这个年轻人的教师们严格地遵循这样一条准则：“尝试一切，保留精华。”他们鼓励学生充分自由地讨论任何能想象出的问题，并由指导教师在讨论中充当反驳者。用一种纯科学的观点来看，这种训练可能是极好的，好像是意在培养一些思想敏锐的而不是正统的神学士。普里斯特利在他的《自传》中告诉我们，他常常发现自己站在非正统的观点一边。随着他的成长，他的各种能力渐趋成熟，他的这种喜欢异端的倾向也在不断发展和增强。他从加尔文派转向阿里乌派[8]，最后，到中年时，他最终加入了教义非常明确的惟一神教派，这使他一直寻求的对于事物的一种可信的和前后一致的哲学的愿望得到了满足。

离开戴文特利之后，普里斯特利成了一个教会牧师，先在尼德海姆任职，后来又来到那特维奇。但是，不知是由于他的异端观点还是由于他的口吃，妨碍了他在讲坛上的布道，他在这个职位上的努力很少得到成功。1761年，一个更适合他能力的职业向他敞开了大门，他被任命为威灵顿异教学院（Dissenting Academy at Warrington）的“语言课程教师”。他担任这个职务后，除了讲授三门课程外，兼教拉丁语、希腊语、法语和意大利语，并且开设了语言和普通语法理论、修辞学、哲学批判以及民法的讲座。有趣的是，作为一个教师，他鼓励自己的学生珍惜他本人学生时代在戴文特利所享受到的那种自由。他的一个学生告诉我们：

普里斯特利在讲课结束后，总是鼓励学生谈他们对讲课内容的感受，并要求他们对他的讲课毫无保留地提出任何不同的意见。当有人这样做时，他感到很高兴。为了引起最无拘束的讨论，他有时邀请学生一起喝茶，以便详谈他的讲课内容。我不记得他对任何有关他讲课的最激烈的意见曾经有过不愉快的表示，但是我却清楚地记得他在得知这些意见时露出赞许的微笑；同时，他也没有忘记用一种鼓励的方式指出这些评论所具有的独创性和力量所在。他的最终目的是要使学生能够自己检验并作出决断，而不受其他任何人的观点的影响。[9]

恐怕没有能比这些话更好地形容一位模范教师的了。

普里斯特利从他童年起就表现出对研究自然的强烈爱好。他的兄弟蒂莫西（Timothy）告诉我们，普里斯特利曾把蜘蛛放进瓶子里，观察它们在封闭的空气中能活多久，这就是他以后一系列研究的奇妙先导。普里斯特利在那特维奇曾建立了一所学校，买了气泵、电动机以及其他仪器，以便用这些东西来给他的学生上课。但是，看来在1766年以前普里斯特利还没有正式投身于自然科学的研究。那一年，他很幸运地遇见了本杰明·富兰克林[10]，并且从那以后一直与他保持着友谊。在富兰克林的鼓励下，普里斯特利写了《电的历史》一书；这本书出版于1767年，好像获得了相当大的成功。

同年，普里斯特利离开威灵顿，担任了利兹的一个教会牧师。在那里他碰巧住在一家酿酒厂隔壁，如他所说：

开始的时候，我只是为了自娱，用那种在发酵过程中自然产生的二氧化碳来做实验。后来，我从那幢房子里搬走，就不得不自己来制造这种气体了。我进行了一次又一次实验，并且把有关这个课题的资料清楚而如实地记录在我写的书里。于是，我逐渐设计出了一个用于这个目的的方便但又耗资最少的装置。

当我开始进行这些实验的时候，我对于化学所知甚少，而且，在我聆听利物浦的特纳（Turner）博士在威灵顿学院讲授的化学课程之前，可以说对于这门科目一无所知。但我常常这样想，总的来说，这种情况对我并不是没有好处，因为这种情况使我按照自己的独特想法，设计出了我自己的装置和工序。然而，如果我以前习惯于通常的化学工序，我就不会容易地想到其他方法；而没有新的操作方法，任何物质方面的新东西都不会被发现。[11]

普里斯特利的第一本化学著作出版于1772年，比较注重于实践方面。他发现了用大量的“二氧化碳”或碳酸酐充入水中，制造出我们今天所知的“苏打水”的方法。这使得那些由于自然的或人为的原因而干渴的人们感激不尽，他们得以在早晨用这种饮料来湿润他们焦渴的咽喉和使他们发热的脑袋平静下来。同一年，普里斯特利把他在四年中用勤奋和智慧积累起来的大量观察结果，以“对不同气体的观察”为题对皇家学会（Royal Society）[12]作了报告。这份研究报告被公正地认为是极有价值和非常重要的。学会因此把他们所能给予的最高荣誉——科普利勋章（the Copley Medal）授予了普里斯特利。

1771年，普里斯特利收到伴随库克[13]船长第二次出航中国南海的邀请。他接受了这个邀请，他的全体教徒也同意当他外出时另请一位助手来接替他的职位。但是，选派的权力掌握在远征探险委员会（Board of Longitude）手中，而这个委员会的成员中有一些是国教教士。不知是由于这些可尊敬的教士害怕普里斯特利参加远航会使陛下的《决心号》单桅船遭受以前的那艘从雅法[14]驶往塔尔希什[15]的船同样的厄运，还是由于他们惧怕一个索齐尼派教士会破坏在特拉尼恩（Commodore Trunnion）船长时代水手的十分典型的忠诚，没有选派普里斯特利。但不管怎么说，他们“因为他的宗教观点”而反对他，因此最后选派了福斯特[16]父子：但如果这些好心却目光短浅的人知道其父子的“宗教观点”的话，可能会感到吃惊的。

1772年，普里斯特利又收到另一个邀请。谢尔本[17]爵士需要一位“文学上的伴侣”，通过一个他和普里斯特利的共同朋友普赖斯[18]博士与普里斯特利建立了联系。爵士给普里斯特利提供了一个图书管理员的挂名职位，附带一所很好的房子和整套家具，还有一笔以备雇用期结束后使用的年金保险。普里斯特利接受了这个邀请，在谢尔本爵士那里度过了七年。在这期间，他有时住在卡尔内，有时随伯爵到国外旅行。

没有人知道这种关系后来为什么结束了，但可以肯定，谢尔本爵士对待普里斯特利是非常尊敬和友好的。他完全履行了雇用协议，而且后来他还希望普里斯特利继续回到他的家里。很可能是，谢尔本爵士这个渴望得到国家最高职位的政治家觉得保护一个全国都斥之为异教徒和无神论者的人有些尴尬。实际上，普里斯特利在《自传》中提到他的题为《物质与精神的研究》一书于1777年出版时的情形时，相当清楚地说明了这种状况：

（第126页）这本书的出版可能是不受欢迎的，并且还可能使我的保护人遭受攻击。他的朋友们已经几次试图劝我放弃这项工作，尽管他本人并没有这么做。但是我想，既然我已投身于这个寻求重大真理的事业，就要继续下去，而不去考虑任何后果；同时，我向他们保证，这本书的出版决不会使爵士受到伤害。

设想爵士作为一个既机敏又讲求实际的人不会对这种保证表示十分满意，并不是没有根据的。普里斯特利说，他第一次看出爵士这种“明确的不满表示”是在1778年，这种不满很可能是由于这位贵族担心这个由他供养但桀骜不驯的学者又要写出什么东西来，由此引起的一场风暴可能要落在他的头上这种自然的忧虑所导致的。尽管存在着这种窘困，谢尔本爵士为人所称道的是，他并没有对普里斯特利的行动自由进行过丝毫的干涉。但是，他在1780年向普赖斯博士暗示过，他将十分愿意使普里斯特利定居在他的爱尔兰庄园里。这个建议如谢尔本爵士可能希望的那样被转达了；接着普里斯特利就离开了他。以前商定在这种意外情况下支付的150英镑年金按期付给了普里斯特利。

离开了卡尔内之后，普里斯特利在伦敦逗留了一段时间，然后应他姻兄的要求定居在伯明翰。不久，他被邀请担任了一个很大的宗教团体的牧师。普里斯特利认为，在伯明翰定居是他“一生中最快乐的事情”。他当然有理由这样想，因为这里给了他优裕的生活条件和闲暇时间，使他能够与当时最杰出的机械制造者接触，并且成为著名的“鲁纳尔协会”（Lunar Society）[19]的一员。在协会的会议上他能够与瓦特[20]、韦奇伍德[21]、达尔文[22]和博尔顿[23]这样的人交流思想，并且能在巴雷的高尔顿（Galtons）的那所漂亮的房子里自由进出。在那里，这些人和其他一些名气较小的人们一起组成了一个具有特殊魅力和智慧的团体。[24]

但是，这些美好的日子由于一场大风暴而结束了。法国革命爆发了，它像一道电流传遍了各国。欧洲社会中任何腐朽和倒置的东西，同时也有一大批最美好和最壮丽的东西，因为这蓄积已久的社会烈火的爆发而震颤。所有的人都激情沸腾，这是我们这一代人所难以理解的。党派之间的愤恨和仇视用一种无法形容的方式发泄出来，在我们的时代里，这种情况是不可能发生的。普里斯特利和他的朋友们被当做蛊惑人心者而当众受到嘲笑，甚至在国会中也是如此。“要教会和国王”的喊声四起，矛头直指不信奉国教者们。在伯明翰，这种情况愈演愈烈，由于普里斯特利曾像他惯有的那样精力充沛地卷入当地的一场论争而使他首当其冲。1791年，当地召开了一次庆祝攻占巴士底狱[25]两周年的公众宴会（此事与普里斯特利毫无关系），于是，那些忠于王室和虔诚的暴民就以此为契机，占领了这个市镇达三日之久。他们的行动并没有受到遏制，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受到那些有责任维持秩序的人的鼓动。一些教堂和主要的不信奉国教者的家被捣毁，普里斯特利和他的一家人也不得不亡命他乡，他的书籍、仪器、文稿和他的所有财产被付之一炬。

普里斯特利后来再也没有回到伯明翰来。他对所遭受的暴行和损失表现出极大的宽容和温和。[26]他去了伦敦，但是甚至他的科学界同行们也对他很冷淡；尽管他后来被选为哈克尼的一个宗教团体的牧师，他仍然觉得自己的地位不稳固，因此，他最终决定移居美国。1794年，他到了美国，和他的儿子们安静地住在宾夕法尼亚州的诺森伯兰。他的后裔至今还生活在那里。他于1804年2月6日逝世；直至临终前，他仍然十分忙碌，头脑清晰。

约翰·普里斯特利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进行摆在他面前的工作的，然后就像北欧传说中所说的那样，从故事中消失了。普里斯特利的工作种类繁多，对于他来说，凡是人类感兴趣的事情没有一件不吸引他，确实很少有人像他那样同时在火中锻造如此多的铁器。尽管他可能在火中烧伤几个手指，但也很少有人像他那样在进行操作时使自己的手指受如此少的伤。他在科学上作出了许多令人钦佩的发现；他的哲学论文至今仍值得一读；他的政治著作富有洞察力并充满着自由精神；他那柄有争议的铁锤带着从砧铁上飞溅出的这些火星给了那些持正统观念的教士和主教阵雨般的锤击。尽管如此，这位慈祥、乐观的博士对待他的对手并没有表现出更多的愤慨和苛刻，他只不过像铁匠对待所要锻打的铁器那样。如果这些铁器能开口说话就好了！——但愿那些教士和主教们能以这些铁器的观点来看问题。

毫无疑问，普里斯特利的朋友们所极力劝告他的话是正确的——如果他把自己局限于他的科学研究，而让他的同胞们自行其事，他就能躲过他生活中的那些严酷的折磨，为知识的进展作出更多的贡献。但是，看来普里斯特利觉得他首先是个人，是个公民，然后才是哲学家；而且，前两个身份的责任至少与后一个同样重要。再者，有这样一些人（我想普里斯特利就是其中之一），对他们来说，在驳倒一种流行的谬论时所得到的满足不下于发现一种新的真理。当他们帮助上帝给予欺骗当头一击时，他们才对这个世界的治理较为满意。他们对于思想的自由较之纯粹的知识进展更为关心。这些人是为真理去赢得胜利的勇士们，因此，他们至少与那些显然在战场上为胜利而战的将军们一样重要。

普里斯特利作为一个科学家的声誉，是建立在他对气体的组成及其化学性质所作的众多和重要的贡献上的。如果要对他的工作价值——促进实际知识和严密的理论发展的程度作出公正的评价，我们就必须回顾一下化学在18世纪上半期的状况。

这门现在具有化学这个名称的庞大学科那时还不存在。空气、水和火仍然被当做基本元素。尽管海耳蒙特[27]在一个世纪前就已把空气区分为个别气体和混合气体，波义耳[28]和黑尔斯[29]试验性地界说了空气的物理特性，并且识别出气体的一些种类，但是没有人想到存在着无数如我们现在所知的各不相同的气体元素，也没有人怀疑过我们所呼吸的空气和所喝的水都是不同气体元素的化合物。

但是在1754年，一位年轻的苏格兰医生布莱克[30]博士第一次开拓了这片荆棘丛生的知识领域。我们中的许多人都还记得，布鲁厄姆（Brougham）爵士出席了当时还是爱丁堡（Edingburgh）大学[31]一个学生的布莱克的讲座，这使人们对于科学的化学的虎虎生气留下了深刻印象。布莱克的研究使人们对于一种气体有了新的和令人震惊的认识。这种气体如同空气，是一种能够不断胀缩的流体；但它又不同于普通的空气，因为它比空气重，而且有毒；由于它具有酸的一些特性，因此它能够中和强碱。人们经过一段时间才逐渐熟悉这个概念。

12年之后，使我国和其他任何国家都生辉的、十分有远见与严谨的研究者之一亨利·卡文迪什[32]在《哲学学报》上发表了一篇研究报告。他在报告中不仅论述了布莱克的那种“二氧化碳”（现在叫做碳酸酐或碳酐），还论述了“易燃气体”，也就是我们今天称之为氢气的东西。

卡文迪什在他的全部研究过程中都严格使用了度量衡，表现出他相信在化学过程中物质是既不能被创造也不能被消灭的，并指出了后来所有的探索者必经的道路。拉瓦锡[33]后来也系统地阐述了这种理论。卡文迪什本人并没有停止前进，直到1784年这条道路引导他作出了辉煌的和十分重要的发现，即水是由两种气体组成的，在这种组合中它们各自有着固定不变的比例。

要将任何人与布莱克和卡文迪什相比都会使人感到难堪，也不能说普里斯特利与他们处于同等水平。然而，普里斯特利的成就不仅本身是伟大的，而且如果我们考虑到他所处的不利的工作条件，这些成就确实是惊人的。他没有受过布莱克那样严密的科学教育，也没有卡文迪什所拥有的能够为他提供闲暇和器械的财富，但是，他像在他以前和与他同时代的许多英国人一样，攀登着科学的高峰。智慧之母填补了教育的空白，他凭借自己的独创性用水槽造出了设备，他所发现的新气体比他所有的前辈所发现的加在一起还要多。他奠定了气体分析的基础；他发现了植物和动物对大气成分的互补作用。最后，在100年前的今天，他发现了那种后来被法国化学家们命名为氧气的“脱燃素的空气”，从而使他的成就达到了顶峰。氧气作为空气的一种成分，在呼吸和燃烧过程中消失，又由在阳光下生长的绿色植物制造出来；它的重要性稍后才被证明。由于普里斯特利的这些辉煌的发现，皇家学会选他为会员并授予他奖章，巴黎和圣彼得堡的科学院也授予他院士称号。爱丁堡大学在他科学生涯的早期[34]就授予他名誉法学博士学位。然而，似乎不用我在这里提起，像普里斯特利这样一个有真知灼见的人却没有得到他本国一些大学的承认。

毫无疑问，普里斯特利在探究化学现象方面所作的贡献具有极大的重要性；这些贡献完全应该受到它们迄今所受到的赞扬。但是，同时必须承认，普里斯特利并不了解自己工作的意义；因此，无论是在对他所发现的现象提供理论根据方面，还是在协助对于这些现象进行理性的解释方面，直到他生命结束他的影响经常被用来支持错误的一方。他自始至终是燃素说[35]的坚定拥护者，这种学说在他的研究开始的时代曾经风行一时。好似命运的嘲弄，这个由于发现了他所谓的“脱燃素的空气”而为燃烧、呼吸、水的组成的正确理论提供了主要论据的人，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仍然反对自己工作的必然结果。他在1800年出版的最后一本科学著作的题目是：《燃素说的确立与水的组成学说的破产》。

在普里斯特利开始研究的时候，当时流行的观点认为，没有被杂质污染的空气如同水一样，是一种简单的基本物质，它既不会被消灭，也不会被改变。当一种可燃物燃烧时，或者一个动物吸进空气时，据说有一种叫做“燃素”，即能产生热和光的物质就会从燃烧的物体或呼吸的动物中逸出，使得动物失去维持生命、物体失去燃烧的能力。这样，在一只点燃过蜡烛或被动物呼吸到再不能呼吸的瓶子里的空气，就叫做“除氧的”。如果在普通空气中加入普里斯特利称之为“亚硝气”的气体，据说也会产生同样的结果。

普里斯特利在他的研究过程中发现，能够这样变成“除氧的”普通空气相当于用来做实验的全部空气体积的五分之一。因此，这就表明，在普通空气中，五分之四的空气早已是“除氧的”了，而另外五分之一的空气是不含燃素的，或称之为“脱燃素的”。另一方面，普里斯特利发现，由于燃烧和呼吸的作用而“除氧的”气体，可以因阳光下的绿色植物的作用而成为“脱燃素的”气体，恢复纯净的普通空气的性能。所以，自然地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即因为普通空气能够由于燃烧而完全是“除氧的”，变成一种将不再能帮助燃烧的物质，那么，是否能找到一种将比普通空气“除氧”更少并因此能比普通空气更助燃的气体呢？

1774年，普里斯特利宣布他并没有找到那种比普通空气“除氧”更少的气体。[36]但是，在1774年8月1日，当他用加热的方法继续进行气体实验时，偶然地用一块他刚刚得到的大凸透镜把太阳的热能聚集在一种当时叫做水银（现在一般称为红色沉淀物）的物质上面。

我最近发现用这个凸透镜能够很容易地从这种物质中产生气体。在收集了大约相当于我所用的材料体积三四倍的气体之后，我把水倒进去，发现这种气体不能被水吸收。但是，使我惊讶和不能作出解释的是，燃烧的蜡烛在这种气体中产生很大的火焰，很像蜡烛在受到含有硫化物的铁或石灰作用的亚硝气中燃烧时产生的那种比通常更大的火焰。可是除了这种类似亚硝气的气体外，我从没有发现其他气体会产生这种特殊的现象，我也知道我并没有在水银材料中使用过亚硝酸，因此，我对这种现象完全不知道怎么解释。

在这种实验中，蜡烛除了产生更大的火焰之外，还比在亚硝气中发出了更多的光和热，尽管我当时对这种情况没有给予足够的注意。一段烧红的木头在这种气体中会冒出火花，很像纸张浸在硝酸钠溶液中的情况，而且它消耗得很快；我以前从未想过用亚硝气来做这种实验。[37]

普里斯特利从红铅中得到了同样的气体，但是，正如他自己所说，有七个月之久他对于这种新气体的性质一无所知；直到1775年3月，他发现这种新气体与“亚硝气”相同，能起普通空气中的脱燃素气体的作用；[38]但是，这种气体并不像普通空气那样燃烧后减少至原体积的五分之四，而是差不多完全消失了。由于这一点，它显示出“要比我以前接触过的最好的普通空气好上五六倍”[39]。因为这种新气体似乎完全不含燃素，所以，普里斯特利把它叫做“脱燃素的空气”。

这种气体具有怎样的性质呢？普里斯特利发现，用硝酸钠溶液（他称为亚硝酸）浸湿任何不含燃素的难以还原的金属氧化物；然后加热，也能得到同样的气体。因此，他写道：“我毫不怀疑，空气，也就是我们呼吸的东西，是由亚硝酸和难以还原的金属氧化物构成的。由于它里面存在着如此之多的燃素，因此它非常活泼；同样由于它里面存在的大量燃素，因此能使它从完全纯净的状态变为我们现在所见的含有较多杂质的状况。”[40]

实际上，普里斯特利认为空气是一种硝酸钾，其中的钾碱被一些不知名的难以还原的金属氧化物所代替了。在推究硝酸钾是怎样形成的时候他提出了这样的假设：“这种硝酸钠是由于空气本身的真正分解而形成的。在这种情况下，空气的主要成分对于硝酸钠溶液比对与之共存于空气中的那种难以还原的金属氧化物具有更大的亲和性。”[41]

头脑敏捷的人是很难回避普里斯特利在这个假设中所揭示的真理的。尽管拉瓦锡对待普里斯特利很不友好，自称脱燃素的空气（或如他所说的氧气）是由他单独发现的，但我们还是可以原谅他的，因为这位伟大的法国化学家关于这种气体的概念和普里斯特利所发现的东西是太不相同了。

这正如两个航海家中的一个首先发现了一块新大陆，但他把云看做了高山，把幻影当成了低地；而另一个人测量了这块土地的长度和宽度，并把它的确切位置标在地图上，因此，后来者可以用这张地图作向导，并把这里作为稳固的基地，去开发新的地区。

然而，正如普里斯特利在某处所说的，自然科学的首要任务是查明事实。由于普里斯特利通过大量新的和十分重要的事实证明了化学过程和现象，使他在化学科学的先驱者中居于很高的地位。

很难说是普里斯特利的哲学和政治观点，还是他的宗教观点引起了他的许多同胞对他的仇恨。[42]这种仇恨在柏克[43]于下院发表的充满敌意和含沙射影的讲话中充分表现了出来（这对普里斯特利来说是个终身耻辱）。

普里斯特利的《物质与精神的研究》，以及他的《哲学必然性学说的阐述》这两本书，虽然对于熟读霍布斯[44]、斯宾诺莎[45]、柯林斯[46]、休谟[47]和哈特莱[48]著作的读者来说，可能并没有什么新奇之处，确实，他也并不需要虚假的独创性，但是，他的这些著作将作为唯物论和必然论的最有力、最清晰和最坚定的解说而永远留存在英国语言中，并且至今仍值得人们一读。

普里斯特利否认有自我决定的意志自由；否认有与人体无关的灵魂的存在；由此，他否认人会永生不死。

在这些问题上，一个世纪以前英国人的观点与现在的观点没有什么不同。

一个人可以是个必然论者而不会招致诸如“危险的宗教狂”等辱骂，因为尽管必然论[49]令人吃惊，但它毕竟含有达尔文正统教义的一些调子。然而，如果一个人是个唯物论者，或者尊敬的当权者说他是唯物论者（那么他就一定是的，无论他怎样否认也无济于事），或者他认为没有充分的理由可以相信人能够不死，他的可尊敬的同胞们就会把他看做钱箱旁的一个靠不住的人，看做一个实在的或潜在的耽于声色之徒；他越是外表上看来有德行，他就越有可能包藏着不为人所知的“严重的个人罪行”。

然而，普里斯特利完全不是一个危险的宗教狂，而是一个少有的乐观而又慈祥的人，是孩子们崇拜的对象；不了解他的人才会仇恨他，但只要一与他本人交往，最深的偏见都能被他的魅力所消除。他从未失去过一个朋友，他的许多朋友在他一生中所有的关键时刻都争相给予他很大的帮助，这就是他的这种品质的最好的证明。

普里斯特利一生的清白无瑕，他对完成每一件职责的严谨态度，他的坦率真诚，以及在他所有的文章中所表现出的那种真正的和深深的虔诚，这些本身就是对那些偏执狂为了掩盖他们的刻薄而编造的谎言的有力反驳。那些人胡说普里斯特利的这些观点肯定是由于他道德上的缺陷而产生的。对于那些被宗教仇恨的毒蛇咬过的人来说（此种仇恨至今仍在世界大地上作祟），如果这些互相争斗的人能看一眼这个貌似异教徒实为圣者的人的雕像而从此休战的话，普里斯特利的塑像就像竖在以色列人面前的旗杆上的铜像。

尽管普里斯特利不相信人会永生不死，但是他却抱有一种天真的想法，认为人会由于上帝的力量从死亡中复活，并由此而永生。最好让那些可能会对这种理论感到震惊的人知道，那时有两位英国国教的主教曾宣扬过与普里斯特利完全相同的观点：都柏林的大主教惠特利[50]博士在他那著名的《论文集》[51]中说过这样的话；还有金斯敦的主教库尔特尼[52]博士在他那本献给惠特利大主教的引人注目的著作中也说过，这本题为《论天国》的书于1843年出了第一版，1857年再版。库尔特尼主教在书中说：

人体死亡的自然结果将使头脑停止它所有的活动；要使头脑继续活动，只能依靠造物主的干预。

他又说：

人类生命的自然终结是“第一次死亡”，那就是在坟墓中的那种不做梦的沉睡，人的灵魂和肉体像被符咒镇住了似地躺在那里，完全掌握在罪恶与死神手中。无论是意识存在的形式，还是给人留下的在地狱之外的“生存”或“受苦”的天国，都要在我们至尊的上帝战胜罪恶和死神之后来决定。死者的复活必须发生在他们进入任何一个天国之前，这些国度的性质乃至它们的存在，以及意识将来存在的证明，都只能通过上帝自己的启示和耶稣基督的《福音书》[53]而得知。（第389页）

现在，让我来听听普里斯特利说些什么：

根据这种（唯物主义）理论的解释，人类与我们现在所见的没有什么不同。在胚胎形成时，或者可能在更早的时期，他就存在了。人的体力和智力在同一物质中一起成长、成熟和衰亡。当这个机体消失时，它就一直处于死亡的状态直到上帝召唤它，让它复生为止。（《物质与精神的研究》，第49页。）他又说：

《圣经》的教义是这样的，上帝用地上的尘土造了人，并且赋予这个有机体以生命，使人类成为现在这样有知觉和有智慧的生物。按照上帝的启示，死亡是一种休息，一种无知觉状态，我们对于未来生命的仅有的和确定的希望，是建立在整个人类在遥远的将来复活的学说上的。有两个标志充分地证实了这种学说的真实性，一个明显的标志是有一个神圣的团体资助宣传这种学说的人们；另一个而且是最主要的标志是耶稣基督的复活（这件事比历史上的其他事情更有根据地被证实了）。（同上书，第247页。）

尽管我们都知道这样的话，“一个穿绉纱的圣徒抵得上两个穿细麻布的圣徒”；但是还没有人认为，那些与穿细麻布的圣徒所持有的观点一样圣洁的观点，只不过因为由一个不信奉国教者说出来，就会变成恶魔似的言谈。[54]

我并不是到这里来攻击普里斯特利或为他的观点辩护的，我也不能说在哲学问题上我个人倾向于注重主教权威的意见。但是我想，提请大家注意这个事实是不错的，即普里斯特利所持有的那些使他遭受攻击的观点，毫无异议地被那些在国教中占据最高职位的人公开地传播着。

必须承认，普里斯特利的唯物论最吸引我的是，他已认识到在他自己这种唯物论中已经出现了毁灭的种子。在他阅读有关书籍，为他的《有关视觉、光和颜色发现的历史》一书作准备的过程中，作出了与博什科维奇[55]和米歇尔[56]同样的推测，并导致他承认这个十分明显的事实，即我们对于事物的认识只是对于它们表面现象的认识，而对事物的实质（如果有这种实质的话）我们却一无所知。这又使他进一步承认，就我们目前所知，在事物的实质和精神的实质之间可能没有什么不同（《论文集》，第16页）。如果再前进一步，就会表现出普里斯特利的唯物论实质上与他的同时代人克洛尼的主教的唯心论大同小异。

正如普里斯特利的哲学主要是明确地陈述他那个时代深刻的思想家们的观点，他的政治观念是以洛克[57]的学说为根据的。因此，洛克的警句“政府的消亡是人类的幸福”[58]被普里斯特利阐释为：

因此，我们必须明白，不管这一点是否用语言表明，人们是为了彼此的利益而生活在一个社会中的，因此，任何一个国家中的成员（即那个国家的大多数成员）的利益和幸福最后必将成为决定有关那个国家的任何事情的最高准则。[59]

根据普里斯特利所说，看来正是在这里插入的那个短句，“即那个国家的大多数成员”，使得边沁[60]想起那个著名的“最大的幸福”的原则，但是由于在其中用“幸福”一词代替了“利益”一词，而使一个本来高尚的原则变得不那么高尚了。我记不起在洛克的著作中有像下述的在《论政治的基本原理》中出现的这样率直的词句。普里斯特利在把“国王、议员和贵族都是公仆”这个主张确立为“所有政府的基本原则”之后，接着说：

但是，如果在那些大国里，政府的倒行逆施在任何时候变得严重而又明显起来；如果那些公仆忘记了他们的主人和主人的利益，而热中于追求他们自身的利益；如果他们认识不到他们是为人民而存在的，却认为人民是为他们存在的；如果压迫和对人民权利的侵犯变得日益加剧、明目张胆和为人民大众所痛恨；如果专制的统治者摈弃一切朋友，而只留下一些谄媚者（这些人一直卡住自己同胞的命脉，而当他们的利益失去时，他们就可能背叛那个政府）；如果由于上述这些情况，使得企图进行一次革命所要冒的危险显得微不足道，使得原来所害怕的革命带来的痛苦显得比实际遭受的并日益加剧的痛苦小得多；我要以上帝的名义发问，究竟有些什么原则应当束缚那些受侮辱和受伤害的人民，而不让他们维护自己的天赋权力，不让他们撤换甚至惩罚他们的统治者（也就是他们的仆人，这些仆人滥用了他们的信任），或不让他们改组整个政府（如果这个政府看来已成为一个惯于倒行逆施的机构）呢？

作为一个不信奉国教者，普里斯特利必须受《社团法》（Corporation Act）[61]和《宗教考查法》（Test Act）[62]的约束，而作为一个惟一神教派教士，他又不受《容忍法》（Toleration Act）[63]的保护，因此，普里斯特利对于英国国教有着非常明确的观点，这是不足为奇的，令人不解的只是这些观点带有下面这段文字所表现出的那种温和：

在社会的初始阶段，宗教权威可能是必需的，而且，由于某种原因，只要社会还不够完美，这种权威在某种程度上就仍将是必需的；所以，在国民政府达到较完美的程度之前，这种权威可能还不能完全取消。因此，如果有人问我是否赞成在欧洲立即废除所有的宗教权力机构，我将回答，不……让我们在改变之前，或者说在建立比现在更好的权力机构之前先做一些试验。让我们在许多重要方面对它们进行改革，而且，在由经验证明它们已毫无用处之前不要把它们完全扔开。

普里斯特利又提出四条重要的改革意见：

第一，极大地减少神职人员在就职前必须签署的忠诚条款。在英国国教的39条教规中是否可以省略掉38条？如果不是每个宣布他信奉的是按照《新约全书》上阐述的那种基督教的人都能讲出这些教规的益处，那么，对于任何基督教教会都是一种耻辱。你们会说教规太笼统，以至于那些自然神论者会找碴子并会含沙射影，我的回答是，目前所签署的条款一点也没有把那些将推诿的自然神论者排除在外，而按照这种新方法你们至少可以少把几个老实人排除在外。[64]

普里斯特利提出的第二条改革意见是关于教士所得薪俸应与他们所做的工作成比例的问题。第三条改革意见是从国会中摈除主教。第四条改革意见是实行绝对的宽容，使每个人都能享受公民的权利，并且有为他的国家服务的资格，而不管他是否属于英国国教。

我刚才所例举的这些有关统治者的义务和责任的看法，对于现代自由主义来说是不足为奇的。我担心，由于普里斯特利对于英国国教的这些看法太保守，在那些教他们的孩子喊叫“普里斯特利见鬼去吧”的人的大部分直系后裔那里恐怕只能遭到冷遇了。过去那些人出于一种实际应用科学技术的爱好（这是伯明翰之所以伟大的原因），曾企图用普里斯特利自己制造的电动机发出的火花来焚烧这位博士的房子，由此给了这个被他们称为纵火犯和反对教会与国王的暴乱煽动者的人，一个关于这场纵火和暴乱性质的恰当说明。

如果我已经成功地给你们描述了普里斯特利工作的主要特点，那么，在我们把他那个时代英国的情况与现在的情况加以比较之后，他的工作的价值就变得十分清楚了。

法国在大革命风暴后的85年里一直试图使它自己恢复正常，但这并没有取得多少成功；这件事在我们中间经常被当做法国人天生无力组成自治政府的一个例子。然而，我想，说这话的英国人忘记了从1640年的长期国会[65]到1745年最后一次反叛斯图亚特王朝[66]已有105年，还有，忘记了我们只是在上一世纪中期才把自己从波旁王朝[67]和它们所代表的一切中解放出来。我们国家的腐败情况曾经与法兰西第二帝国[68]不相上下。贿赂成了政府的工具，挪用的公款成了它的奖赏。下院中五分之四的席位几乎像财产似地被公开出卖。一个大臣必须考虑选票市场的形势，而君主利用通过出售席位（而不是分给皇族成员）得到的报酬获得了大批“朋友”。

无耻和兽性的放纵与堕落遍及了整个国土（从社会的最高层一直到最低层）。英国国教即使不出丑闻，也是麻木不仁的；但是那些对它持异议的人却落入了《一致法》（Act of Uniformity）、《宗教考查法》和《社团法》的罗网中。按照法律，像普里斯特利这样的人，由于是个惟一神教派的教徒，就既不能教书也不能布道，却很可能被处以巨额罚款和长期监禁。[69]在那些日子里，有人给英国国教射向不信奉国教者的枪炮装填弹药。法律就是邪恶和残忍的庇护所。亚当·斯密[70]那时还是个很少有人注意的新预言家，因此，商业不仅由于愚蠢的障碍而不能发展，而且被来自政府方面的荒唐办法断送了。

尽管伯明翰那时已成为一个相当大的工业中心，但是与现在的规模相比只不过是个村庄。因为拦路强盗太多而警察却太少又太无用，所以，人们携带武器四处旅行。那时公共马车还没有通到伯明翰，因此到伦敦要花费三天时间。甚至开掘运河也是新近的并遭到强烈反对的发明。

那时牛顿[71]已经为物质世界的机械论概念奠定了基础：给古代的唯物论换上了现代的外表，哈特莱曾把那种机械论概念扩大到心理学上；林奈[72]和哈勒[73]正开始把方法和目引入杂乱堆积的生物学现象中。但是，那些研究热、电和磁的自然科学学科，首先是在现代意义上的化学，那时还不能说已经存在。没有人知道空气和火这两个古老的基本元素是化合物，还有，第三个基本元素火并不是一种物质，而是一种运动。通过应用现代科学发现而发展起来的大工业那时还没有出现，如果有人预言它们将会在他儿子的时代出现，他会被看做一个发疯的狂热者。

普里斯特利与其他许多杰出人物一样，相信人类能够而且终将臻于完善。如果宇宙的温度对于这一点不设置障碍的话，我将很高兴持有同样的观点；但是从我们人类过去的进程来判断，恐怕在这种完善境界到来之前，这个星球就将逐渐冷却下去，以致我们至多只能成为完善的爱斯基摩人[74]了。但是，为了实用的目的，人类能够在一个世纪左右的时间内明显地改善他们目前的状况就足够了。如果我刚才勾画的那幅普里斯特利时代状况的图画还有点真实的话，那么，我想必须承认，从那时到现在，情况已经向着好的方面有了相当大的改变。

我不用在这里谈论物质进步那个已是老生常谈的题目了，因为这里的每块石头都能为那种进步作证——这里是瓦特和博尔顿曾经住过的地方。我只想顺便提到，物质进步对于道德和智力方面的进步也有帮助。“一个有1万年薪的人要行善是不难的”，贝基·夏普[75]这段尖锐的评论对于国家也同样适用；对于一群饥寒交迫的民众，所期望的只能是狂暴和粗野。至于说到物质福利以外的方面，尽管还没有达到尽善尽美的地步，但是情况肯定已经比以前好多了。

从整个中上层阶级来看，可以说公开的堕落和粗野的放纵已逐渐消失，肆意酗酒的人已经像渡渡鸟[76]那样几近绝迹。注重名誉的妇女不再赌博，而且也不会容忍在不体面的厨房中进行模仿斯威夫特[77]在《文雅的谈话艺术》一书中所描述的那种谈话。

立法机构的成员不再被收买，而选民们也意识到选票不能再出卖，即使代价小到诸如兔子、茶叶和糕点。政治权力转到了人民群众手中。那些被普里斯特利称为公仆的人认清了自己的地位，甚至要求他们的主人进学校去学习，以便能够管好他自己的财产。在日常生活中，任何人的宗教信仰都不影响他的公民权，国家的最高职位可以由罗马天主教徒、犹太教徒或非宗教主义者来担任。

无论人们对于英国国教的政策看法如何，没有人能否认英国国教的教士们有着圣洁的生活和社交，并热心履行自己的职责；而且，目前更致力于互相攻击而不那么干涉不信奉国教者了。神学本身的意义大大地扩大了，以致圣公会[78]的牧师所提出的教义比普里斯特利的那些观点更自由。因此，在国家支持的教会中，一个听讲者可能会听到连波舒哀[79]也可能赞同的布道，另一个听讲者可能会听到连苏格拉底[80]也不会觉得有什么新东西的布道。

尽管这些变化可能是很大的，但是自然科学的发展使它们显得黯然失色，无论是研究方法的改进还是实际知识的大量增加，都可以使我们想到这一点，想一想拉普拉斯[81]、扬格[82]、戴维[83]、法拉第[84]、居维叶[85]、拉马克[86]，还有罗伯特·布朗[87]、冯·贝尔[88]、施旺[89]、史密斯[90]和赫顿[91]所进行的工作吧；这些工作都是在普斯特利发现氧气之后进行的；现在它们都成了过去的事情，为后来者的勤奋所湮没，就像珊瑚礁的第一批奠基者被它们后继者一生的业绩所淹埋一样。想到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正在缓慢地运用到所有的研究工作中，各种理论为了得到人们的赞同都必须提出用科学原则进行研究时所要求的那种有根据的证明，你们就会对19世纪和18世纪在这方面的惊人差异有一个大概的印象。

如果我们问所有这些巨大变化的深刻意义何在，我想，回答只能有一个。那就是，它们表明理性已得到维护并成为人类所有活动领域中第一位的东西；宗教权威已经降到它的适当地位；被统治者的利益最终被承认为政府的目的，作为人民公仆的统治者应该对人民负有完全的责任；自然现象基本上服从于我们所说的物质运动规律已成为一条公理。

约翰·普里斯特利正是为了实现这些目标，促使人们认识这些真理而工作的。如果说19世纪不同于或者胜于18世纪，那么，我们就应该把这种变化大部分归功于普里斯特利和像他那样的人们。如果20世纪将比19世纪更进步，那将是因为在我们之中有人沿着普里斯特利的脚印前进。

这样的一些人与他们同时代的那些追求荣誉的人不同；事实上，这些人很少为荣誉而烦恼，而会用与福斯泰夫[92]不同的态度问道：“什么是荣誉？谁得到它？他是星期三死去的那个人。”但是，不管他们的命运是否与普里斯特利的相同，将来的一代人会公正地和感激地竖起他们的塑像；不管他们的名字和声誉是否从人们的记忆中抹去，他们的成就将与时间一样永存。对未来所有的世世代代人来说，真理和正义将由于他们的努力而日益增加，而谬误和非正义将由于他们活在人们的记忆中而变得软弱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