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棺墓提供了巴史研究的新史料
1954年巴县冬笋坝和昭化宝轮院两处工地，同时有船棺墓葬和随葬品出土，两处虽地隔千里，其文化竟属于同一范畴，大体与黄河流域战国时期出土的文物相似，这足以说明巴蜀与中原民族间文化早有交流，发展虽然不一定均衡，但也不是特别落后，这是古时各民族共同努力和创造的结果。
截至现在，四川境内尚无船棺墓葬的另一处报道，成都平原尚无此项船棺的发现，因此，说船棺为巴族的葬制，不会有大的错误。
巴县冬笋坝地区，与《华阳国志》的《巴志》（以下简称《巴志》）所载：“巴子都江州，……又立市于龟亭北岸，今新市里是也。”二者可以参证。巴子都的江州，应是今天的重庆，扬雄《蜀都赋》说“分江并注，合乎江小州”足资说明。“又立市于龟亭北岸”，显然不是重庆而是江州之西。南齐曾徙江州县治于僰溪口，西魏曾改此江州县为江阳并置七门郡，七门即今江口上游之七孔子，在大江南岸。杜佑《通典》说江州故城在巴县西，很难作为巴子都江州的解释。至“龟亭”一名，现在舟行的船夫，犹保留旧称，称它叫“车亭子”。梁李膺《益州记》云：“此山自益州至此，是为龟停。”王士祯《蜀道驿程记》说：“过龟亭子，小山卷石孤立江中，今人呼为‘小南海’。”小南海之得名，应始于宋代，《舆地纪胜》卷175重庆府：“龟亭山，在江津县西一里岷江中，若龟形，有古精舍。”精舍指佛舍言，其所供奉者为观音神像，故俗称之为小南海。成渝铁路溯江而上，于其地置站，亦以小南海称之，车行至此，即可望见江中浮出如龟的小山。由小南海中经铜罐驿旧镇，南去重庆九十里，明清两代，巴县于此设置水驿。再上则为成渝铁路设置之铜罐驿车站，旧称冬笋坝者，即今铜罐驿车站濒江的河阶台地。西南解放，重庆国营砖瓦厂利用此一台地高厚黄土层造砖，沉埋二千三百年前之船棺墓葬因而发现，依据《巴志》的记载，定为巴族的墓葬，是有其确实根据的。
冬笋坝先后出土的质地极薄、圆底圆腹、肩有绹纹双耳的铜罐，在江津上游油溪附近的石羊坝另一砖瓦厂，于施工中亦有发现，可能是同为当时巴族葬地。以此推论，旧铜罐驿之得名，当由开辟市场时以发现此种铜罐因而名之。不一定为滇铜运京取道于此，由“铜官驿”一名而致误。
巴族墓葬，《巴志》未有说明，《舆地纪胜》曾载：“巴县西北五里前后有石兽石龟各二，麒麟石虎各一，即古巴国之君也。”《蜀中名胜记》卷17重庆府引《本志》亦云，“郡学后莲花坝，有石麟石虎，相传为古时巴君冢”，此可以今市中区七星岗莲花池侧之巴蔓子墓当之。但所谓石麟石虎之属，今已无闻，可能为后人纪念蔓子时，用汉族之葬制为之增饰。《名胜记》又谓“治北康村有小阜二十余，俗称古陵，亦曰巴子冢”，此一记载与冬笋坝墓穴之排列有近似之处。但今重庆周围地区，早经不断平治，所称小阜二十余处至今尚未发现，可能属于巴族墓葬。所谓巴族墓葬，乃土坑墓葬。
四川的巴族，到了春秋季世，受到楚国的侵逼，一再迁避阆中。阆中是巴族统治者最后的据点，其后被灭于秦，结束了独立状况。巴族在此时已退出江州和交通方便、土地肥沃的地区，而避处到宕渠及鱼腹荒僻的山区。其仍住原地未迁动的，则逐渐与华夏族杂处而受到融合与同化，而逐渐进步，生活习俗，与华夏族无殊。一部分流入湘西之酉、辰、
、武、沅五溪的山地，生事更加艰窘，仍然奉其酋长，争取生存。《隋书·地理志》谓：“荆州诸郡多杂蛮左，其与夏人杂居者，则与诸华不别，其僻处山居者，则言语不通，嗜好居处全异，颇与巴渝同俗。”这是隋代所记的实际情况。到了唐代，曾居留夔州的诗人杜甫有“水散巴渝下五溪”的诗句。贾耽《四夷述》“故老相传，楚子灭巴，五子流入五溪，各为一溪之长”的说法，是有相当根据的。
又《隋书·地理志》载：“豫州上洛、弘农，本与三辅同俗，自汉高祖发巴蜀之人定三秦，迁巴之渠率七姓居于商洛之地，由是风俗不改。其壤其人，自巴来者，风俗犹同巴郡。”这说明巴族虽经迁徙，他们仍然具有共同居住的条件，或多或少保存其生活的固有形式，延长到相当的时间。
《太平寰宇记》卷120载黔州控临蕃落15种，中有“巴”与“白虎”。明代曹学佺所辑《蜀中广记》和清代顾炎武所辑《天下郡国利病书》，关于四川酉阳宣抚辖境，载有仡僚、冉家、南客族属的名称，在明代尚为杂居。明田汝成《炎徼纪闻》卷4谓其“地方有沙坑，深者十五六里，昏黑不辨咫尺，土人以皮帽悬灯而入，凿岩石而采之，白石若矾谓之砂（即丹砂），……马坑中往往得‘败船朽木’，莫测所自”。据上两项记载，此地既为巴族聚居，而在土中掘出败船朽木，似可目之为船棺而为巴族墓葬的另一证据。
古代巴族以船棺作为葬具，见范晔《后汉书》（以下简称《范书》）卷116《巴郡南郡蛮传》：
巴郡南郡蛮本有五姓，巴氏、樊氏、瞫（音审）氏、相氏、郑氏，皆出于武落钟离山。其山有赤黑二穴，巴氏之子生于赤穴，四姓之子皆生于黑穴。未有君长，俱事鬼神。乃共掷剑于石穴，约能中者，奉以为君。巴氏子务相乃独中之。又令各乘“土船”，约能浮者当以为君，余姓悉沉，惟务相独浮。
此乃本之《世本》一书，略加修饰。据《太平御览》卷769载《世本》原文：
廪君名曰务相，姓已（应作巴）氏，即与樊氏、瞫氏、柏氏、郑氏凡五姓争神。以土为船，雕文画之而浮水中，其船浮者神以为君。他姓船不能浮，独廪君船浮，因立为君。
这更具有朴素的神话传说成分，应即巴族的原始信仰。是则四川古代巴族留存的船棺葬，是有它的历史根源的。在廪君时代，是五个部落住在一处，互相争长，最后廪君取得部落首长的地位。那时当已进入农业生产的阶段，从需要中促进了陶器的制作和改进，用以贮藏粮食，并已做到入水不沉，且能载重，这应是廪君之族在当时的一大发明，因此其他四姓奉之为君。他本名务相，称他叫“廪君”，犹之周人称他的祖先叫“后稷”，应是出于一种纪念形式。
四川古代的巴族在公元前3世纪一部分迁入五溪，今湘西的“土家”也就是巴族的后裔。土家最初见于正史，在北宋仁宗宝元二年（公元1039年），称为“土兵”，其后以“土丁”“土人”“土军”称之，所以别于苗族。但求之古史，亦有线索可寻。楚语称“虎”为“於菟”，“於”读“乌”，“呜呼”古作“於戏”。“於菟”急读则为“土”。楚人以其具有“虎”的崇拜，或长于“打虎”，故以土家称之，此乃楚语的称号，但土家固自称为“比兹卡”。“卡”即家也。今日之土家，已在党的民族政策光辉照耀下，于五溪的吉首地方，成立了湘西土家苗族自治州，交错居住着175万多土家、苗、汉族人民，成为民族团结的大家庭，共同向社会主义的道路迈进，这是史无前例的。在这自治州辖区里，关于“船棺葬”亦有一些遗迹可寻：(https://www.daowen.com)
辰州溆浦县西四十里有鬼葬山，黄闵《沅州记》云：其中崖有棺木，遥望可长十余丈，谓鬼葬之墟。故老云：鬼造此棺，七日昼昏，惟闻斧凿声……，七日霁……，见此棺，俨然横据岩畔。（《洽闻记》）
黄闵，隋代武陵人，博学有词艺，唐章怀《后汉书郡国志注》常引用其文，他这一类的记载，是有相当价值的，此应列入“幽岩葬”。又《湖南旧志》：
“沉香船”在泸溪县南十五里桐木坳，陡崖半壁，船架其间。
“仙人舟”在永顺县东南渭州河岸，石壁嶙峋，中悬一舟一棺，世传为仙人迹。
上述记载中，各就所见，有船、有棺，不一定是以同一的标准而加以命名，但船与棺应当看成确有分别。昭化宝轮院同时出土亦有船棺和木椁两种形式，但那是埋葬入土，与此悬在崖上，有所不同。又清康熙初许缵曾《东还记》：
楠木洞稍前，绝壁上石缝中有船，长可八尺许，俗称仙人所留“沉香船”也。
常德倒水岩仙蜕石，石皆壁立水滨，逶迤高广，上凿石窦者十，下临绝壑。内一窦中藏木槥（棺之小者）五，旧传为“沉香棺”。土人云：水涨时，健儿引
而上，棺朽，遗蜕尚存。……曩从军夔门时，有风箱峡者（即瞿塘峡），数仞绝壁中迭置木匣，如风箱者甚多，仰望色如朽木，较棺形则小，其景象颇相类也。
上述二项，由一人所见，显然有船与棺的分别。沉香是形容棺色黝黑，说明不是近代之物。1958年巫山大溪之狮子崖曾发现木椁，为六块木板四方两头所镶合，不及成人之长，据闻椁中尚有陶罐和布，被人取去。《宜昌府志》亦载：
箱子崖去城北三十里，相传土人避乱崖上，有木箱，至今不朽。
亦应与此为同一类型。由于这些记载，得到一个比较，更对《水经注·江水》之载有所了解，其文云：
江水历峡（空冷峡），东径宜昌县之“插灶”下。注云：江之左岸绝岸，壁立数百丈，飞鸟所不能栖。有一“火烬”，插在崖间，望见可长数尺。
父老传言：昔洪水之时，人薄舟崖侧，以余烬插之崖侧，至今犹存，故先后相承，谓之“插灶”也。
此为三峡崖棺见于记载之最早者，《水经》成书不能晩于东汉，而其记载之事更应早于记载之年。这是属于崖棺的葬制，有别于入土的葬制，也许如《华阳国志》所记，有似会无之“濮人冢”；也许如《蛮溪丛笑》所记，似山徭之“悬崖葬堂”，但有此作为巴族船棺葬的比较研究，那是更有利于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