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古代巴族的生产

在巴县冬笋坝战国墓葬出土的文物，以陶器为最多，铜器中尤以铜兵器为最多，大都带有图案花纹，其象形文字和简单的符号，具明显的地方色彩。其次为铜容器，主要的特征是质地极薄而平匀，在出土时其薄如茧，触手即成碎片，难以镶合。这说明当时对铜器的制作已相当熟练。铁器则多氧化，但从墓坑中也取出了少数的铁斧一类的生产工具，可以推知铁的使用在当时已将生产大大地向前推进。也发现过极小型的石斧一枚，但非实用工具，是随葬的明器。由出土文物可以判断巴人在此时期，正处在由铜器过渡到铁器的时代。我国在战国时期，黄河流域铁的生产工具出土极为丰富，铁器使用的区域亦非常广泛，四川亦有铁工具的出土，这说明巴蜀地区比之中原地区并不是如何落后。

在船棺墓出土的陶器，主要为陶罐、陶釜、陶钵、陶豆之属，并有少数的陶纺轮和陶杵。一个墓里陶器多至二十件，最少亦有七八件，常和铜容器置于人骨架足的一端。在昭化船棺陶罐中，还盛有桃核、李核、杏核、鱼骨及其他动物类似黄麂的头骨，这是用大量的食品随葬。有的空罐仅有灰渣，可能是所盛谷物腐化的遗存。这些反映出对祖先已有灵魂存在的观念，故在棺内配备食用的物品，留供灵魂享用。贮存的东西，有由耕耘出来的，有由栽培出来的，有由饲养出来的，有由猎获取得的，均用陶罐装置棺内。从此也可看出一些当时的生产状况，主要还是农业。此外，出土的文物中尚有竹木器、篾器及漆器发现，唯过于腐朽，触手成灰，几无一件比较完整的实物可从墓坑中取出，仅在清理的当时拍了照片，作为资料参考。据古籍所载，蜀中丹漆早已著称，篾席篾箪，早经应用，手工业的制作应有相当基础。当然尚未脱离农业，而为家庭的手工业。有的制作非常精致，惜质地过薄，久埋土中难以保存。从墓坑取出的，仅有宝轮院残篾器一件和木梳一件，木梳的形象与长沙出土的几乎同一形象。

《华阳国志·蜀志》说：“后有王曰杜宇，教民务农，……巴亦化其教而力农务，迄今巴蜀民农时，先祀杜主君。”这是说明蜀中的农业，是在杜宇时更得到大的发展，巴人在当时已接受蜀人的先进经验，加以推广。杜宇当时是个首领人物，特别重视农业。农业得到丰收，又可以腾出人力从事手工业品的加工制作，并逐步改进，精益求精。《巴志》说：“土植五谷，牲具六畜，桑蚕、麻纻、鱼盐、铜铁、丹漆、茶蜜、灵龟、巨犀、山鸡、白雉、黄润鲜粉，皆纳贡之。其果实之珍者，树有荔枝，蔓有辛蒟，园有芳蒻、香茗、给客橙、葵；其药物之异者，有巴戟、天椒；竹木之贵者，有桃支、灵寿。”这些产品，有的是天然的特产，有的是经人工制作和栽培出来的东西，也有的是后来才为人所重视，或者到了秦汉之世才成为贡品。但在战国的时期，不能不说是有一些出色的成就。以下几种产品，又是特别应当注意的：

阳朴姜 《吕氏春秋·本味篇》：“和（调和）之美者：有阳朴之姜，招摇之桂，越骆之菌。”三者并称。《吕氏春秋》一书，是吕不韦于战国末年在秦相位时，由他门下的宾客们纂辑而成，很多是追述战国以前的事。高诱注：“阳朴，地名，在蜀郡。招摇，山名，在桂阳。菌，竹笋也。”姜而以地名见称，足见其早已成为特产。屈原《离骚》“杂申椒与菌桂”，可见屈原也赏识这类名产美味。不但战国时人有此嗜好，汉崔骃《七依》“洞庭之鲋，灌水之鳐，滋以阳朴之姜，蔌以寿木之华”，同样赏识这种调味中的珍品。到了东汉末年，《后汉书·左慈传》也载过这则故事，说曹操既因左慈以术弄来松江的鲈鱼，恨无蜀中生姜，左慈又以术致蜀中生姜。此事好像是左慈在表演一场幻术，未必可信，但曹操爱好蜀中之姜，则是有其根据的，应是可信的。今天四川地区仍然产姜，如梁山的高都山、犍为的麻柳场，以及武胜等县都有大批栽种。不过今日生产的都是注重在老姜和黄姜的收获。《史记·货殖列传》有“巴蜀亦沃野，地饶‘卮姜’丹沙”之载，卮姜与丹沙齐名，同等重视。卮姜，司马相如《上林赋》称之为“茈姜”，司马彪释为紫色之姜，是就其芽嫩味美的时候说的，因此称为“和之美者”，更应在嫩芽的时候。合川下游的嘉陵江在战国时犹被濮江之称，现北碚即濮江流域所经，北碚附近的巴县兴隆场，至今以产紫芽嫩姜著称。由其深耕细种，先打成深入土中二三尺之窝，后经不断壅土施肥，在土中发出长大肥壮的嫩芽，食之清脆可口，无筋，当地称为“窝姜”，用以别于粗放栽培的大市姜，因此成为名产。《授神契》云：“姜，御湿之菜也。”重庆地区气候多雾，姜有散寒作用，食之者多，在品质上更有进一步的要求，因此栽培方法也随之进步，这可说是农艺的一项成就和贡献。

堕林粉 堕林或写作堕休，应是一个译名。《巴志·江州县》：“有清水穴，巴人以此水为粉，则膏晖鲜芳，贡粉京师，因名粉水，故世谓江州堕林粉也。”《水经注·江水篇》“粉水”亦谓之“粒水”。《说文》：“粉，敷面者也。”《释名·首饰》：“粉，分也，研米使分散也。”“胡粉：胡，也，脂和以涂面也。”又：“梳：言其齿疏也。”昭化宝轮院墓中有木梳出土，这个粉与梳，均属首饰。《楚辞》称“粉白黛黑，立于衢闾之间”。面上傅粉施黛是当时人的打扮，巴人也并不落后，因此江州造成这样的粉，而且成为有名的粉。这粉是由米所制成，恰恰江州出产好米，《巴志》载江州县北有稻田出“御米”。米要质量好，一方面是要好的品种，一方面是需要有好的栽培，而土质气候，也是一种次要条件，只要人能掌握，便可使所种之稻“粟圆而薄糠”，制作成粉，自然鲜芳。因此这个堕林粉本身也是具备一些区域性的。至于铅粉一名，见之晋人张华《博物志》：“烧铅锡成胡粉。”后来《抱朴子》书中还载“民不信黄丹及胡粉是化铅所作”，足见铅粉是后起的事。当然，《巴志》称贡粉京师，应该看成是秦汉之事，才能与历史发展情况相符。(https://www.daowen.com)

巴乡清酒 我国酒的酿造起源很早，但初期之酒酒味不厚，称为“薄酒”，加之酒汁不清，又称为“浊酒”。汉邹阳《洒赋》：“精者为酒，浊者为醴；清者圣，浊者顽。”《酒谱》亦说：“凡酒以色清味重为圣，色如金而醇苦者为贤。”由此定出等次，色清，成分高，才是上品。巴人能酿清酒，应当说粮食产品是富有盈余，才能酿酒；粮食越好，才能酿出醇清味美的清酒。巴人的清酒，秦昭襄王特别欣赏。他与朐忍夷（巴族）订下互不侵犯条约说：“秦犯夷，输黄龙（珑）一双；夷犯秦，输清酒一钟。”用黄珑与清酒相提并论，这中间虽然存在一种笼络和让步的手段，但清酒的评价，总算是相当的高。清酒的产地，见之《水经注·江水篇》：“江水又迳鱼复县之故陵，……有鱼复尉戍，此江之左岸有‘巴乡村’，村人善酿，故俗称巴乡清郡出名酒。”又谯周《巴蜀异物志》赞：“文草作酒，能成其味，以金买草，不言其贵。”这是说由清酒发展而为加药的五茄皮酒。蜀人也长于酿酒，《华阳国志·蜀志》称“九世有开明帝，始立宗庙，以酒曰醴”，可能是金色的醇酒。其后发展而为“郫筒酒”，据《华阳风俗录》载：“郫县有郫筒池，池旁有大竹，郫人刳其节，倾春酿于筒，信宿（二三夜）香闻村外，断之以献，俗号郫筒酒。”这与巴人的酿法各有特殊。巴乡清酒酒味之美，直到唐代还可读到大诗人杜甫的诗句：“闻道云安曲米春，才倾一盏即醺人。乘舟取醉非难事，下峡销愁定几巡。”这就可以看出令人倾倒之情了。

伞子盐 盐为生活所必需，《华阳国志·蜀志》载秦孝文王时李冰为蜀郡太守，“识齐水脉，穿广都盐井诸陂池”，此言李冰进一步开发盐业，而并不意味着巴蜀产盐始于李冰。盐的形状，早见之《周礼》“宾客供其形盐”，注：“形盐，即印盐，积卤所结。”《巴志》载朐忍县有盐井，大姓有扶氏。朐忍为今之云阳，云阳县北有汉城山，相传汉扶嘉居此。高祖为汉王时，与扶嘉相遇，嘉献定三秦之策，高祖以其扶翼有功，赐姓扶，为汉廷尉。临终有言：“三牛对马岭，不出贵人出盐井。”此应为后世追述之词。扶嘉应为朐忍夷（巴族），而先据有盐井之利，则无可置疑。《水经注·江水篇》：“江水又东径瞿巫滩，即下瞿滩也，又谓之博望滩。左则汤溪水注之。水源出县北六百余里上庸界，南流历县，翼带盐井一百所，巴川资以自给。粒大者方寸，中央隆起，形如张伞，故因名之曰‘伞子盐’。有不成者形亦必方，异于常盐矣。”此正如《周礼》所称之“形盐”，它的结晶体大，是其特征。1958年冬季，长江水库调查队曾由小江（即彭溪）溯江而上，在开县之二马井，访知当地群众曾淘出旧废盐井，于井中掘出埋藏年代甚早的鹿角。由此可推知朐忍区内开凿盐泉，时间确实很早。汉世于此设置盐官橘官，应是在此盐业极盛之区，特地设官管理。

由上述事例来看，巴人的农业和手工业，都已有了一定的进步和成就，在此基础上，应当有一定的剩余产品进行交换，《巴志》谓“巴子立市于龟亭北岸”，《水经注》谓朐忍“治下有市，十日一会”，就反映了这种可能还是以物易物的交换活动。至于何时而龟亭、朐忍有市，这可就《史记·秦本纪》的记载来考察。秦国于献公七年（公元前378年）开始有市，十年开始有户籍，秦惠文王二年（公元前336年）开始行钱。不过秦是经过商鞅变法，废井田，开阡陌，务耕稼，尚首功，而致富强，因此有户籍法的颁布和钱币的行使。而巴人没有经这一变革，在冬笋坝战国墓葬中，仅出土“两”钱一枚，“大半两”钱数枚，皆为秦钱，尚不能想象巴人已行使货币。因之巴人设市的年代，亦应较秦国稍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