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古代巴族自外迁入及入境后的情况
《后汉书·巴郡南郡蛮传》的记载是先叙廪君之族出自夷水武落钟离山，在四姓中取得领导地位，乘土船而出夷水，这说明他有迁徙的事实；次叙秦惠文王并巴中，以巴氏为蛮夷君长；次叙板楣蛮在秦昭襄王时为除白虎之害，而复夷人顷田不租，十妻不算；最后叙高祖为汉王时，发
人北定三秦，秦地既定，仍还巴中，复其渠帅不输租赋，余户岁入
钱，口四十，世号为板楯夷。《巴志》也说到巴子“先王墓在枳”，枳即今之涪陵，地当涪陵水（今称乌江）入江之口，而恩施都亭山有巴蔓子墓，正可说明巴族自夷水迁入四川。四川川东地区在巴人未迁入以前，其古老居民当为濮人，证之以《益部耆旧传》所载“楚襄（应作威）王灭巴子，封废子于濮江之南，号铜梁侯”的记载，也可以看得出一些眉目。《寰宇记》卷137载“石镜县，本汉垫江县（今合川），……铜梁山，在县南九里”，此乃巴地，而竟被濮江之称，可见濮江一名，应早于垫江，即最初曾为濮人所居，故合川古有濮子国的传说。左思《蜀都赋》所称“左绵巴中，百濮所充”，是有其历史根据的。
巴族迁入四川之后，最初是住在涪陵，所以《巴志》说巴子的先王墓在枳。其后顺长江上下游发展，下游曾以“平都”做过他的据点，“沮”做过他的畜牧场。其在上游，则以三面濒江二水汇流的形势扼要之区，作为他的主要统治的中心。其后，为楚所逼而退据垫江、阆中，所以《巴志》说：“巴子时虽都江州，或治垫江，或治平都，后治阆中，……畜牧在沮，今东突峡（即铜锣峡）下畜沮是也。”《水经注·江水》：“又迳东望峡，东历平都（今丰都），峡对丰民洲，旧巴子别都也。”今丰都下游，尚有“巴折梁”的地名，可能为“巴子梁”之讹，而相传至今。
巴族定居的区域，《巴志》有简括的叙述：“其地：东至鱼复（今奉节），西至僰道（今宜宾东境），北接汉中（即汉水流域），南极黔涪。”《寰宇记》卷136则云“南极牂牁”，牂牁为固定之专称，比黔、涪二字较为具体，与《巴志》所称“涪陵郡，巴之南鄙”，情况是一致的。既然有这样一个范围，西与蜀邻，东与楚接，为保持整个利益，不能不与蜀与楚发生利害关系。再从北面的汉水流域一些命名和文物遗迹来看，可能汉中是一段瓯脱地而为秦楚巴蜀争夺之区。最初秦人的力量并未超越秦岭，而巴族在汉水上游已占势力，蜀的力量亦曾由褒北向攻秦至雍，而褒汉之地，应早为蜀人所据，与巴亦有争夺。南郑以东之地，有时附属于庸。其后庸国为秦、楚、巴会师击破，三分其地，庸属汉中之地，又入于楚，至是巴楚在汉中地区亦成争夺之局，其后秦力南渐，南郑又为秦蜀交争之区。但巴蜀力量，后来究不如秦楚之日益强大，遂逐渐退出汉水流域。巴则固守大巴山脉，蜀则固防石牛道蜀口，以此汉水支流还有好几处以巴名见称，或直叙其为蜀地的。《水经注·沔水篇》载：
沔水（即汉水），东过南郑县南，县故褒之附庸也。周显王之世，蜀有褒汉之地，至六国，楚人兼之。怀王衰弱，秦略取焉。……有廉水出巴岭山；……北注汉水。……汉水右合池水，水出旱山，山下有祠，列石十二，不辨其由，盖社主之流，百姓四时祈祷焉。
汉水又东迳胡城（应在南郑东）南，义熙十五年（公元419年）……城崩，半许沦水，出铜钟十二枚。刺史索邈奉送洛阳，归之宋公府。……汉水出于二水之间，右会磐余水，水出南山巴岭上。
汉水又东迳小大黄金谷，……又东合蘧蒢溪口，水北出就谷，在长安西南。其水南流，迳巴溪戍。……汉水又东，右会洋水，……洋水导源巴山，东北流，迳平阳城。《汉中记》曰：本西乡县治也。(https://www.daowen.com)
又东迳直城（今汉阴县西）南，又东迳千渡而至虾蟆颐，历汉阳
口而届于彭溪龙灶矣。
值得注意的是由南郑到安康之间，有多处记载与巴蜀有关的地名和一些文物事迹。汉水以南的支流发源于巴岭巴山不足为奇，而特异的是汉水以北之子午河道，竟蒙“巴溪”之名，汉高祖率
民还定三秦，系出“故道”而暗度陈仓，不由此子午谷道。而子午谷道，汉世已立专称，《水经注》舍专称而用古名，此或为得之当地自古相传之地名，犹之汉水当地呼为“沔水”而以沔水名之，故汉水亦被“巴”水之名。此可以反映在殷周之世，汉水流域早为巴族聚居地区。下至战国时代，《战国策·燕策》苏代对燕昭王说，“楚得枳而国亡，齐得宋而国亡，……秦正告楚曰：汉中之甲，轻舟出于巴，乘夏水而下汉，四日而至五渚”，不是偶然的。《巴志》谓：“巴楚数相攻伐，故置扞关、阳关及沔关。”沔关应在沔水之上，虽然这是后来的事，但也不能说过去就非事实，由“彭溪”这一命名看来，亦足以作为佐证。再从文物记载来谈，成都子城西通衢，有石笋百二株，见唐杜光庭之记。新繁飞来石，1938年冯汉骥先生曾游其地，尚见其巨石成列。此皆为新石器时代末期大石文化之遗迹。南郑旱山下亦见列石十二。新津于1945年间曾出土具有虎纹之铜钟三枚，现藏四川省博物馆，而汉水之胡城亦出过铜钟十二枚。是则南郑在秦未强大以前，曾为蜀人所据。这些都为将来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一些可以寻找的线索。
巴楚相攻，在《春秋》经传已有记载：如公元前789年，巴师与楚伐申，因受惊而攻取楚之那处，翌年并败楚师于津；公元前477年，巴人伐楚围鄾；公元前377年蜀（巴）伐楚取兹方，都是经过剧烈的战斗。从此以后即缺少巴人的记载，也许巴人逐渐式微下来，楚便乘势向西扩张，而夺得巴之枳。巴人的阳关亦为之不保，扞关更不用说了。
《巴志》亦提到“巴蜀世战争”，惜无具体记载。但“蜀王别封其弟葭萌于汉中，号苴侯”一事，不能不说是巴蜀敌对之争，于此透露一线消息。巴为楚逼，远引阆中，势如强弓之末，没有应战的力量，只好结好苴侯。而蜀王意在乘隙灭巴，扩张力量，以备北方强秦之来侵，因而怒伐苴侯，以此招来秦师，与巴同归于尽，也可算巴蜀的最后一次冲突。由于巴蜀世有战争，双方部族中也留下裂痕。《太平御览》卷166引《郡国志》云：遂州有青石县（今玉溪镇），“昔巴蜀争界，历岁不决，汉高祖八年（公元前199年）山为自裂，如索所界。巴蜀之民，惧天责罚，乃息所争”。李膺《益州记》所记亦同。由此一事，正可反映出巴族在成长中是经过不懈的斗争，终于为强邻所逼，没有建立起强大的国家。
巴族在春秋之世，正如《巴志》所说，“楚主夏盟，秦擅西土”，不得与于会盟，而成为楚的附庸。即与其他国家交好，亦须取得楚的领导和承认，如在公元前703年，巴子欲与邓为好，而楚使道朔偕之以行；楚有军事，巴必随之出征，如公元前689年楚子使斗廉率兵攻申，巴师即应战从征；公元前611年巴人从楚师灭庸等，均足以说明巴族在春秋时代一直受到逐渐强大的邻邦楚国的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