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故新诠

一、铜梁旧石器文化与资阳人

文物考古工作中从地面地下所发现的各个时期的文物遗存，足以鉴定时代和历史面貌，是最可宝贵真实的资料。四川考古工作在解放前曾有帝国主义学者窜入内地，于康东及万县地区取得地面一些文物遗存，作为新石器时代以前之遗物有所披露。而此项工作之开展，则在解放之初，1951年修建成渝铁路在资阳黄鳝溪建桥掘基发现人头骨化石开始。

随着社会主义建设之发展，四川于汉源县境大渡河北岸富林镇发现旧石器遗址一处，1975年发掘时，获得5000多件石器材料，木炭、灰烬和尸首等用火遗迹，少量哺乳动物化石，树叶印痕多种和三种斧足类化石，经研究结果是属于我国旧石器晩期，是我省第一次发现的旧石器文化遗址，称之为“富林文化”。继之发现者，则为铜梁旧石器文化遗址。

铜梁县位于四川盆地东部嘉陵江流域，东南边是川东南褶皱带，西北边和本区是一个大向斜，属于丘陵地区。遗址于1976年春，在铜梁西部水库基区施工所发现，离县城西1.5公里，位于一个小溪流河床底部，第四纪河湖相沉积中，离地面约5.5米左右。其堆积层是：上层为黄褐色砂质黏土，厚约2米，此层下层含新石器时代陶片和磨光石器一件。中层为灰色粉砂土层，厚约2米。底部为黑灰色细砂及腐植物文化层。此层上部含乌木，获得树叶和果子化石共306件，刮削器120件，尖状器33件，砍砸器73件，石锤5件，石核和石片共110件。石器原料主要是石英岩，约占80％，其次为燧石，还有闪长岩、硅质岩、石髓、砂岩和角页岩等。

铜梁旧石器的石片石核，一般是缺乏稳定性，石片粗大而厚，宽大而长者居多，绝大部分为自然台面。打片方法以锤击为主，石器修理粗糙，部分有两度加工的痕迹。关于占首位的刮削工具，与贵州桐梓、水城及云南出土者相比，看不出特殊关系，但与贵州黔西观音洞则有类似之处，尤以端刃砍砸器在中国旧石器晩期是最突出的标志。在文化层出土的动物化石有东方剑齿象、印度象、中国犀、巨獏、水鹿、水牛、豪猪七种，这些动物是华南大熊猫——剑齿象动物群常见之物。其绝对年代，一般均在一万年至五万年前，属于地质年代更新世的晩期。在旧石器同层靠上部的乌木，经北大历史系考古专业碳-14实验室测定，绝对年代为21550±330年，这一数据与同层的旧石器和化石的年代，大体是相合的。

资阳人的发现，是由于1951年成渝铁路之兴筑。是年冬在资阳黄鳝溪（沱江支流）深淘桥基，发现古生物哺乳类动物化石及人类头骨化石一具。经清理，复获骨锥一件和古动物遗骸及古代埋藏的乌木。

资阳人头骨具有某种原始性质，吴汝康认为，可以确定资阳人是早期的新人类型，比欧洲的克罗马农人和中国的山顶洞人原始。但是，由于资阳人头骨是铁路施工时在冲积层中发现的，其原生地质层位不清楚，这就给研究工作带来一定困难，故而学术界对资阳人年代尚有分歧。据闻黄鳝溪铁路桥附近，又发现了旧石器、骨器和动物化石，这对资阳人的研究将会提供新的资料。

二、巴蜀先民崖居与石器制作

古代猿人自从下地行走，手足分工，学会简单协作，各就所在区域言之，最初仍选择天然洞穴以便栖身，如北京猿人时代者是。但在华北平原，洞穴有限，生齿日繁，人口增多，居住是受到限制的。为了族类生存繁衍，不能不因地制宜创造条件。于是在渭水黄河流域就黄土层营造窟穴以安家室，如《诗·大雅》所称周之“古公亶父，陶复陶穴”是也。其在南方之域，气候炎热，潮湿熏蒸，则由树栖而进入楼居，下畜牲畜，上层住人。至今贵州南部所称布依家者，住宅犹存原来模样。而在北方，如游牧之族，长在草原逐水草，迁徙而无定居，乃以帐篷自随，如《匈奴传》所称之“穹庐”今呼为“蒙古包”者是。四川是多山之区，岩石峥嵘，不乏天然洞穴，可避风雨，故远古巴蜀之民，多就崖栖。自周秦以来，迄至现代，多改建楼房，或依崖壁，或就树林，多为“间架式”建筑，多为散处，以其营造简便，不似北方之村落也。

《说文》：“巴蜀名山岸胁之旁著欲落堕者曰氏，氏崩，声闻数百里。”以今语言之，巴蜀谓山崖欲崩曰氏，即扬雄《解嘲》“响若氏”而声闻百里也，犹言居其间者，或为张家山，或为李家，百里之内，皆知其为某家所居，因之后人假借为姓氏之氏。山崩有声，盖以相喻。《说文》必以巴蜀先民为崖栖之族，盖有谓也。称之为某山者，盖曾为巴蜀人所利用而以此得名之山也。《说文》：“厂，山石之厓岩，人可居，象形。”又：“厓，山边也，从厂圭声。”是则“厂”字皆为崖居。就巴人蜀人居住言之，《古文苑》章樵注引《蜀记》“蚕丛氏始居岷山石室中”，《后汉书·南郡蛮传》“巴氏出于夷水之赤穴”，其原始皆处于天然洞穴，此为《说文》之所本。

居于石室之先民，必然时常与石为伴，进而用石为器，由粗而精不断完善。《说文》中“厂”部之字如“厥，发石也”之类甚多，有“旱石”“柔石”“厝石”“美石”“治玉石”“石利”，等等，仔细揣摩，足证以石为居之民善于攻理石器也。兹据四川考古材料摘要言之，成都羊子山土台遗址下层出土五件石器，把手处留有原来光滑表皮，便于手握。第一次打制剥去下部石皮，制成尖状成锋的薄刃，有的还加第二次剥制，但制作粗糙，应属于旧石器之类。大渡河北岸富林，今为汉源县治，其北流沙河入口处之旧石器，留有石片疤痕，极薄而长，表现了当时打制技术已相当进步。西昌礼州三级台地，出土石刀五件，内有单面刃、双面刃各一，刃背俱作弧形，近刀背处有二穿。石斧一件略呈梯形，石一件，石凿二件，均略条形，皆磨制精美，穿孔技术亦高。雅安高孝廉乡发现的石器，多用砾石打制而成，而将另一面磨光。其在汶川、理县等处，发现有大形石斧、方柱状长条石斧、石、石凿、石环等，均经磨制。此类由打制石器而进入磨制石器，均出土于古代蜀人之境。巫山之大溪经数次查勘发掘，如斧、、凿、锄、镰之属，多采用江边砾石加工制成，凡打击，琢制、研磨、切割、钻孔等技术，已趋熟练。其余装饰品多为玉制，硬度较高之玉，广泛使用切割、研磨，钻孔制成臂饰钏、耳饰坠、项饰珩、璜之类，打磨细致，光泽鉴人，是又为新石器时代巴人之所遗也。

三、岷山是昆仑之伯仲

《尚书·禹贡》：“岷山导江。”岷与汶通，又称汶山或汶岭。《史记·夏本纪》作“汶山道江”。《山海经·中次九经》：“岷山，江水出焉，东北流注于海。”《说文》：“山，在蜀湔氐道西徼外。”《汉书·地理志》：“蜀郡湔氐道出崏山，江水所出，东南至江都入海。”《水经注·江水》：“岷山，即渎山也，……又谓之汶阜山，在徼外，江水所导也。”岷作、作崏，汶即岷也。晋王羲之《与周益州书》“卿在彼登汶岭峨眉”，“要欲一游目汶岭”。并《致谢安书》云：“蜀中山川，如岷山夏令霜雹，……昆仑之伯仲也。”由是可知东晋时人已就高寒言之而称岷山为昆仑之一臂。

《史记·大宛传》：“河出昆仑，昆仑其高二千五百余里。”《水经注·河水篇》：“昆仑墟在西北，去嵩高五万里，地之中也。”《山海经·海内西经》：“海内昆仑之虚（即墟）在西北，帝之下都。昆仑之虚方八百里，高万仞，……面有九门，门其开明兽守之，百神之所在。河水出东北隅，以行其北，西南又入渤海。……黑水出西北隅以东，东行又东北，南入海。”黑水，今之金沙江，其上源名通天河，其下游今则东入于海。湖南长沙马王堆二号墓盖棺之画幡，上层日月，中层人物，下层巨鳌。上中层间有阙如门，有虎司之，即《山海经·海内西经》所称之“开明兽身，大类虎而九首皆人面，东向立昆仑上”也。昆仑之墟在中国西北，去嵩高五万里。此西北部在当时当地部族视之是即地之正中也。黄河、黑水（即长江）由西部高原以入于东南平地，横贯祖国全境，为南条北条之界水，与今日地形是一致的。

《后汉书·西羌传》：“舜流四凶，徙之三危，河关之西南羌地是也。滨于赐支，至乎河首，绵地千里。赐支者，《禹贡》所称析枝者也，南接蜀汉徼外蛮夷。”此三危山是中国西部之山，南接蜀汉徼外。《尚书·禹贡》“三危既宅，三苗丕叙”，“导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是说三危山为黑水所出。《楚辞·天问》：“黑水、玄趾、三危安在兮？”是反诘三危究在何处？《吕氏春秋·求人篇》：“禹，东至榑木之地，……西至三危之国，巫山之下，饮露吸气之民，积金之山，共肱一臂，三面之乡，北至人正之国。”高诱无注，然在当时所知是与祖国西北方位是一致的。《史记·索隐》引《河图说》：“三危山在鸟鼠西南，与岷山相连。”郑玄注《尚书》从之。《洛书甄耀度》亦谓：“三危山在鸟鼠西南，上为天苑星。”《河图括地象》所载则更为全面，“三危山在鸟鼠之西，汶山、黑水出其南”。此则较为确定。《山海经·西次三经》同样载有：“昆仑之丘，是实惟帝之下都，神陆吾司之。其神状虎身而九尾，人面而虎爪，是神也，司天之九部及帝之囿时。”按陆吾即庄周所称“肩吾，得之以处大山也”。其神状虎身而九尾，应即开明兽，九首作九尾是传闻微异也。郝懿行谓“囿时”之“时”，疑为“畤”字之误。《史记·封禅书》：“自古以雍州积高明之隩，故立畤，郊上帝是也。”《山海经·西次四经》：“鸟鼠同穴之山，其上多白虎、白王，渭水出焉，而东注于河。”《河图括地象》云“鸟鼠同穴山，鸟如家雀，色小白，鼠小黄而无尾，凡同穴地，皆肥沃壤，尽软熟如人耕，多生黄花紫草”。《汉书·地理志》载“陇西郡首阳”，按首阳即唐渭州渭源县，今甘肃陇西县。鸟鼠同穴山在今甘肃陇西县，三危山在其西南，而汶山在三危山之南。唐《括地志》云：“黄河源从西南下，出昆仑东北隅，又东北流至小积石山，小积石山在河州抱罕县西七里。”是此山者，犹以大昆仑称之。《新唐书·吐蕃传》：长庆二年（公元822年）刘元鼎为盟会使就盟其国，言：“河之上流由洪济梁西南行二千里，水益狭，春可涉，秋夏乃胜舟。其南三百里三山，中高而四下，曰紫山，直大羊同国，古所谓昆仑也。虏曰闷摩黎山，东距长安五千里，河源其间。”《旧唐书·吐蕃传》亦如之，均以“三山”称之，得毋以数名之乃为古称三危山乎？又以色称而为紫山，唐李贺《瑶华乐》诗：“施红点翠照虞泉，曳云拖玉下昆山。”又“一方黑照三方紫，黄河冰合鱼龙死”之句，是其证也。《楚辞·悲回风》云：“冯昆仑以澂雾兮，隐岷山以清江。”此乃屈原之意境，谓昆仑与岷山是连成一气。是则《禹贡》所称之“三危”，即《唐书》所称之紫山，吐蕃语为闷摩黎山，今则称之为巴颜喀拉山也。

昆仑一名，《山海经》所载为最多，甲骨文和金文未见，《周诗》《周诰》及《周易》亦未之见。唯《尚书·禹贡》有：“黑水西河惟雍州，……织皮昆仑、析枝、渠廋，西戎即叙。”此之昆仑是为族属，其抑在当时三危所在地乎？“岷山导江，东别为沱”，于《禹贡》仅一见之，于殷墟甲文亦未之见。温少峰同志举卜辞之“”告我，谓可以当岷山之岷，是为有其特殊见地，益谓岷即昆仑也。古代地名人名，有复音，有单音，昆仑一词由复音变为单音，而为岷，写作“”，犹之“”之为巴，“嵞“之为涂。

甲骨文有“”二字乃大神山。孙诒让根据《说文》岳字古文释为岳，从山从羊，即羊在山上为岳，为大山，为神山，盖以羊为图腾。羌族之民以大山、神山为岳，犹之《山海经》以大山、神山为冢。《禹贡》“嶓冢导漾”，注：“即梁州之嶓山，形如冢也。”甲骨文岷山之岷作 ，《说文》“岷，山名，在湔氐西徼外”，岷山即汶山，《蜀志》“汶山郡本蜀郡北部冉都尉治也”。此三危之山在鸟鼠之西，汶山、黑水出其南。黑水即今称之金沙江，汶山即岷山，即今之巴颜喀喇山，河水在其北，江水（即黑水）在其南，《海内西经》所称昆仑之墟，河水出东北隅，黑水出西北隅，古今所述情况是一致的。

四、蜀中传说人首蛇身之伏羲女娲

蜀中伏羲女娲，在汉代墓葬画像石和画像砖中均有作人首有脚蛇身之图案，手执日与月之圆光，似用作死者护命之灵，而妄冀其富有生机不至毁灭，与山东汉画像石之记载及出土者形象大同小异，蛇无脚而手执者为规矩，盖各代表其习俗之风尚也。

蜀人自古相传，伏羲与女娲为两兄妹之亲，由于遭古代洪水之祸，人烟灭绝，只剩兄妹二人结为夫妇以延续人类。此本东汉应劭《风俗通》所说：“女娲，伏希（牺）之妹也。”山东的形象为手执规矩，此本《白虎通》所称“古之时，未有三纲六纪，……由伏羲女娲结为夫妇正五行以定人道”之说也。原始社会为对偶婚，知有母而不知有父，《拾遗记》所谓“华胥是九河神女以生余（伏羲）”也。其所以图作蛇身，《宝椟记》有云，“帝女游于华胥之渊，感蛇而孕，十三年生庖牺”，庖牺即伏牺，或以宓牺称之。《尸子》云“庖牺之世，天下多兽，故教民以猎”，此庖牺之所由来。曹植《女娲画像赞》：“或云二皇，人首蛇形。”盖本《世本》姓氏篇：“女氏，天皇，封弟娲于汝水之阳，后为天子，因称女皇。”凡此诸说，尊为女皇，足以说明其所反映者，盖为母系社会。

《山海经·大荒西经》：“有神十人，名曰女娲之肠，化为神，处栗广之野，横道而处。”《楚辞·天问》：“女娲有体，孰制匠之。”《说文》：“娲，古之神圣女，化万物者也。”《魏书·吐谷浑传》：“新城郡有作道九君，抟土作人处也。”世俗有女娲黄土抟人之说，则为后起。

伏羲、女娲之名，分别见于战国之世。《庄子》一书，事凡五见（《人间世》《大宗师》《胠箧》《缮性》《田子方》五篇）。《楚辞·大招》《尸子·君治》《战国·赵策二》《管子·封禅、轻重戊》及《易·系辞下传》皆见之，不连女娲。《楚辞·天问》亦见女娲之名，而无伏羲。是皆各自为体。《山海经·海内经》“西南有巴国，太皞生咸鸟”，《路史·后纪》则云：“伏羲生咸鸟。”太皞伏羲合为一名则见于《汉书·古今人表》“太昊伏羲氏”，其以伏羲女娲并称者，始见于《淮南子·览冥训》所言“伏羲女娲，不设法度”，并云：“往古之时，四极废，九州裂，天不兼覆，坠（地）不周载，火斓炎而不灭，水浩洋而不息，猛兽食颛（善也）民，鸷鸟攫老弱。于是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鳌足以立四极，杀黑龙以济冀州，积芦灰以止溪水。”此为火山爆发景象，遂传说为洪水泛滥，绝灭人类，而兄妹成婚之所由来。更演变而为黄土抟人之说，如《风俗通》载：“俗说天地开辞，未有人民，女娲抟黄土作人，剧务，力不暇供，乃引绳于泥中，举以为人。故富贵者黄土人也，贫贱凡庸者人也。”此更言之神乎其神。

“伏羲鳞身，女娲蛇躯，鸿荒朴略，厥状睢盱（犹豫也）。”此乃汉景帝时鲁灵光殿画壁所图之形。其后王延寿见而为之赋，有似屈原《天问》呵而问之之作。东汉建和元年（公元147年）山东济宁嘉祥“武梁祠石刻画像”第一石第二层为伏羲、女娲手执规矩，两尾相交，以图其形。近年四川境内伏羲、女娲画像之发现者多为墓壁或石棺所刻，人首四足之蛇，两尾相交，或不相交。重庆盘溪石阙，左阙一面刻苍龙，一面刻伏羲举日轮，日中有金乌。右阙一面刻白虎，一面刻女娲举月轮，月轮中有玉兔灵蟾。左阙已残毁，右阙现残存。重庆沙坪坝出石棺二副，在重庆大学苗圃中，一具前和刻伏羲举日轮，中有金乌，后刻双阙。一具前和刻女娲举月轮，后和刻灵蟾捣药，棺首刻铺首衔环，棺中仅遗存元兴元年（公元105年）五月壬午铜镜一面，作为随葬品用。重庆中学在重庆大学北端，西南博物院成立，在其处发现一棺一盖，不相吻合，可能亦为二具，棺盖面刻一长菱卷纹之“癸”字，音假为贵。棺身前和刻作伏羲、女娲，后和刻作双阙为饰。此棺现保存于重庆市博物馆中。

郫县近年发掘具有伏羲、女娲石刻画像棺二具，棺身刻画有如《山海经》所述神话形象。郫县犀浦公社发现的汉代“故县功曹郡椽王孝渊”墓碑，碑建于顺帝永建三年（公元128年），碑阴之上段，刻有伏羲女娲及蟾蜍画面，此碑记有年号可反映当时之风尚。

合江城外，发现汉代石画棺（已被打碎，其中石棺的一侧面尚可修补接合），可看出具有四足、两尾盘曲之伏羲、女娲造型，有“熹平二年”（公元173年）题记。

宜宾县亦发现石刻汉画石棺一具，亦以伏羲、女娲人身蛇尾两腿高蹲，两尾相交的半浮雕画面，形象特别突出。

新津堡子山的石刻画棺之前和刻伏羲、女娲作人首蛇身之形而无后之两足，蛇身夭矫而长，两尾相交，伏羲举日轮，日中有金乌，女娲举月轮，月中有蟾蜍桂树，两神举袖迎风，翩翩作交舞之状。

重庆江北盘溪苏家院汉石椁墓亦刻以人首蛇身四足伏羲、女娲两尾互不相交画面，伏羲左举日轮，中刻金乌，女娲右举月轮，中刻蟾蜍，左右各有楼房一座，结构成为后壁的场面，此又另一形式。

如上所述，比之山东费县南武阳东阙画像和沂南县北寨村汉砖石墓门柱上伏羲、女娲，造型多种，引人入胜，似又过之。

《汉碑录文》载马邦玉云：“往在兰山，见古墓两石柱刻羲皇、娲皇、农皇及尧舜像，伏羲亦鳞身两形尾交。又予家两寨伏羲陵前石刻画像，两形并列人首，一男一女，龙身尾交。予意，古之图画羲、娲者，皆此类也。”《山海经·中次九经》“高梁之山，又东四百里曰蛇山”，即今所称大巴山，山南古之巴国，山北为汉水流域，陕西金州之平利县在汉水与大巴山之间，有女娲庙与伏羲山相接，女娲、伏羲皆人首蛇身，此以之作为大巴山之神乎？

五、夏禹出自西羌石纽

禹生于西羌，有此记者如《史记·六国年表序》《三国志·蜀志·秦宓传》、谯周《蜀本纪》、贾谊《新语·述事》《盐铁论·国病篇》等书。《帝王世纪》（《初学记》引）则谓：“禹，姒姓也，其先颛顼，……名文命，字高密，长于西羌，西夷人也。”此盖本之《孟子》以西夷称之。《山海经·大荒北经》：“共工臣名相繇（一作相柳），……禹堙洪水，杀相繇，其血腥臭，不可生谷，其地多水，不可居也。禹湮之，三仞三沮，乃以为池，群帝是因以为台，在昆仑之北。有岳之山寻竹生焉。”所谓“群帝之台”，应如《海内北经》所称：“帝尧台、帝喾台、帝丹朱台、帝舜台，各二台，台四方，在昆仑东北。”此称昆仑之北，应即今青海省南部之巴颜喀喇山也。山北柴达木盆地，多为湖泊沮如之地，而有禹堙洪水之传说而附会有群帝之台。所谓岳山之“寻竹”，应如《吕氏春秋·古乐篇》云，“黄帝令仱伦……自大夏之西，昆仑之阴，取竹于嶰谿之谷，以生空窍厚均者，断两节间而吹之，以为黄钟之宫”也。《吕氏春秋·本味篇》：“和之美者，……大夏之盐。”高诱注云：“大夏，泽名，或曰山名，在西北。”

今之青海，《汉书·地理志》为仙海，《赵充国传》作鲜水，《汉书·西羌传》作西海，王莽时，羌人献鲜水湖，置西海郡也。后汉中筑湟中（西宁）、护羌（乐都）以资联系，北魏始名青海。阚骃谓即《水经注》之卑禾羌海也。藏语呼之为“错温布”，蒙语称之为“库库诺尔”。昔与柴达木之旧湖通，后渐浅涸，海中有海心山，即唐之龙驹岛，以产龙驹著称。据《青海湖综合考察报告》，青海全境一万年来，气候逐渐干燥。其在五六千年前，湟水中游之乐都，有新石器时代农业耕种之遗址。《尔雅·释地》：“南方之美者，有梁山之犀象焉。”常璩《蜀志》有“犀象……之饶”，足以印证。至周秦以来，气候变化，但青海境如贵德地区，物产富饶，近世以来，尚有“塞外江南”之称。从古今气候之变迁言之，在远古之世，气候温和，适宜于人群之居留与活动，河湟流域即为氐羌生息繁荣之所，禹生西羌，是为羌人。姚秦之世，其将有党耐康者，出自西羌，自云祖本夏侯氏，后为羌豪，其亦禹之苗裔耶。王符《潜夫论·五德志》直以文命为“戎禹”也。《海内经》：“伯夷父生西岳，西岳生先龙，先龙是始生氐羌，氐羌乞姓。”郭璞传云：“伯夷父颛顼师，今氐羌其苗裔也。”此所云之西岳，非如《笺疏》所引《周语》“胙四岳国命为侯伯”之西岳，羌族之民以大山神山为岳，此乃《山海经》所称“有岳之山”之岳是也。《西次二经》：“两皇之山，其兽多麋鹿牛。”牛即旄牛，皇即人王，论者谓即西王母之山也。《海内北经》：“海内西北陬以东者，蛇巫之山，上有人操柸（大杖也），而东向立，一曰龟山。西王母梯（凭也）几而戴胜仗，其南有三青鸟为西王母取食，在昆仑虚北。”《荀子·大略篇》“禹学于西王母”，得毋即此山乎？

夏禹之都，《世本》谓或在安邑（汉夏县安邑，今山西运城），或在平阳（古帝尧所都，今山西临汾），今山西之太原，亦称夏墟，即《诗·小雅》所称：“薄伐猃狁，至于太原。”晋灼云：“尧时曰荤粥，周曰猃狁，秦曰匈奴。”《史记·匈奴列传》：“匈奴，其祖先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张晏云：“淳维以殷时奔北边。”《十六国春秋·前赵录》：“夏后氏之苗裔曰淳维，世居北狄千有余岁。”乐彦《括地谱》：“夏桀无道，汤放之鸣条，三年而死，其子熏育妻桀之众妾，避居北野，随畜移徙，中国谓之匈奴。”自司马迁以匈奴先祖维淳为夏后氏之苗裔，后之著者一本其意，说得更为近似。但《商书·汤誓》伐桀战于鸣条之野，鸣条在山西安邑县北，是夏后氏之故都，不能说与当时之猃狁即匈奴不无关系。又从历法方面言之，周即灭殷，改易正朔，全国一致，晋唐叔虞，是武王之子、成王之弟，封于夏之唐，唐本尧后而地在夏墟。唐叔虞独奉夏历，夏历以孟春之月为正，殷历以季冬月为正，周历以仲冬月为正。杜预《春秋后序》引《竹书纪年》云：“惟特记晋国，起自殇叔，皆用夏正。”晋与周为懿亲而独用夏正，盖因地为夏之故都，因其旧习以使其民也。由上所述，禹生西羌，是为羌人，氐羌之族最初源出河湟，徙晋北，与匈奴为邻，后入中原，是为夏殷周三代中的夏后氏之王，君临天下，此乃为《史记·夏本纪》所称述者也。

《列子·黄帝篇》“夏后氏蛇身人首”，《尸子》：“禹疏河决江，十年不窥其家，生偏枯之病，步不能相遇，人曰‘禹步’。”禹步是一种独脚跳舞，闻一多云是效蛇跳。列子是战国时与庄周并称的列御寇，他们都富有南方思想，把夏后氏也写成如《山海经》所述蛇身人物，禹步偏枯，说是仿效蛇跳，而禹又是西南民族古代传说的人了。

《史记·五帝本纪》有云：“帝禹为夏后，而别氏姓姒氏，契为商姓子氏，弃为周姓姬氏。”《索隐》引《礼纬》曰：“禹母修己，吞薏苡为生禹，因姓姒氏。而契姓子氏者，亦以其母吞子而生。”《集解》引郑玄驳《五经异义》曰：“天子赐姓命氏，诸侯命族。族者氏之别名也，姓者所以统系百世，使不别也，氏者所以别子孙之所出。故《世本》之篇，言姓则在上，言氏则在下也。”姓者从女，是为母系氏族社会之遗；氏者，受封之后，以国为氏，以邑为氏，氏所以别贵贱，贵者有氏，而贱者无氏。《左传·隐公八年传》“胙之土，而命之氏”是也。氏族之称是由母系氏族社会而过渡到父系氏族社会，进入奴隶社会，发生了贵贱之分。氏者，族也。上古建国则有姓，其支系别之氏。如涂山氏或称涂山国。《孝经纬》：“氏者国也。”《左传·哀公七年传》：“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此万国者，各氏族之分支也。夏禹既为三王之王，故称夏后氏。其在禹之前和禹之支庶必多，匈奴之维淳是其苗裔也，其另一支族由河湟南下称之为羌人，各自为种。或为牦牛种，越巂羌是也；或为白马种，广汉羌是也；或为参狼种，武都羌是也。贾谊《新书》：“文王先于东夷，大禹出自西羌。”《盐铁论》：“禹出西羌，父王生于北夷。”两两对举，以表示其羌在西，文王在东或北，有其位置之不同，而又有相互的联系。大禹与文王不同时，所称之禹，是乃禹之支系也。

《水经注·河水篇》：“河水又东，洮水注之，……洮水又东径临洮县故城北。禹治洪水，西至洮水之上，见长人，受黑玉书于斯水上。”《礼记·檀弓上》“夏后氏尚黑”。《夏本纪》说禹“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于是帝锡玄圭，以告成于天下”，玄亦黑也。张澍辑阚驷《十三州志》谓：“岷山无草木，其西有天女神，洮水径其下，即夏禹见长人受黑玉书处。”此应即《中次九经》“岷山之首，曰女几之山”乎？毕沅《集解》引《隋书·地理志》谓：“蜀郡双流县有女山。”以几伎同声，无乃有误。

最后谈谈石纽问题。扬雄《蜀王本纪》所述：“禹本汶山郡广柔人也。生于石纽，其地名刳儿坪。”《三国志·蜀志》秦宓云：“禹生石纽，今之汶州郡是也。”《括地志》亦谓茂州汶川县石纽山，在县西北十三里。《汶川县志》谓广柔县治在今飞沙关大邑坪一带。《后汉书·郡国志》蜀郡广柔县引《帝王世纪》云：“禹生石纽。”并引《华阳国志》曰：“夷人（即羌人）营其地，方百里不敢居牧，有过，逃其野中，不敢追，云畏禹神，能藏三年。为人所得，则共原之，云禹神灵祐之。”《水经注·沫水》亦载之，唯文字稍异，但应将沫水改置江水，于地位乃合。其称之为夷人，亦本《易林》所谓“舜升大禹石夷之野”，《孟子》逸文所谓“禹生石纽，西夷之人”乎？禹生西羌，是言大禹之支系有生于羌者，此为羌人所传颂，而石纽地区，遂为神禹所祐之逋逃薮也。由于汶川地区尚有“石纽”篆书石刻之存在，相传是禹生之乡。清嘉庆十年（公元1805年）李锡《汶山纪略》谓：“涂禹山在治北河东十五里，与治南十里之刳儿坪遥遥相对。昔人谓禹娶涂山氏之女，所谓涂山氏，即今之涂禹山。”此作为增地方光彩，而不知涂之一名，源于唐代以临涂羌之归附，乃名曰涂州之为羁縻州，而实非禹也。且涂禹山旧称同灵山，相沿成俗，亦不能以禹娶涂山而称其地，是乃“齐东野语”之类也。至如宋之《倦游录》所述：“禹庙神仪，侍卫极肃，后殿一毡裘像，侍卫皆胡人，云是禹妇翁。”是乃以禹生西羌，以羌人为胡人，著毡裘之服，以显示江州涂后之家俨然有称为妇翁者在也，不足为信史视之。

六、殷墟卜辞蜀有人方之称

“蜀之为国，肇自人皇”，而卜辞则有帝乙征人方之记录，窃以为人皇即人方，应在汶川冉之地。

《华阳国志·蜀志》：“汶山郡，本蜀郡北部冉都尉，孝武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置，……东接蜀郡，南接汉嘉，西接凉州酒泉，北接阴平。有六夷、羌胡、羌虏、白兰峒、九种之戎，……土地刚卤，不宜五谷，惟种麦而多冰寒，盛夏凝冻不释。故夷人冬则避寒，入蜀庸赁自食，夏则避暑反落，岁以为常。”而在《后汉书·冉夷传》则谓：“其山有六夷、七羌、九氐，各有部落，其王侯颇知文书而法严重。贵妇人，党母族，死则烧其尸，……众皆依山居止，累石为室，高者至十余丈为邛笼。”盖就其种类之多，文野不一，各据所知之族属言之。

《蜀志》称：“蜀之为国，肇于人皇，与巴同囿。至黄帝为其子昌意娶蜀山氏之女，生子高阳，是为帝喾。封其支庶于蜀，世为侯伯，历夏商周，武王伐纣，蜀与焉。”《巴志》引《洛书》云：“人皇始出，继地皇之后，兄弟九人，分理九州为九囿，人皇居中州，制八辅。华阳之壤，梁岷之域，是其一囿，囿中之国，则巴蜀矣。”《山海经·西次二经》“皇人之山，皇水所出”。前释“皇人即人皇，皇水即湟水”，是为氐羌发源之地，其后有迂至蜀汉徼外之蛮夷，应即甲骨文中之人方而以人皇氏称之也。《尚书璇玑玲》谓：“人皇氏九头，驾六羽，乘云车，出谷口，分九州。”《遁甲开山图》说：“人皇出于刑马之山，提地之国。”《水经注·渭水》：“渭水又东，伯阳谷水入焉，水出刑马之山伯阳谷。”《路史》云：“人皇出于刑马山，今秦州之伯阳谷也。”《三国志·蜀志·秦宓传》云：“三皇乘祗车出谷口，谓今之斜谷也。”此乃古代之传说，未可凭信，然有其地，有其人，由陕西渭水流域秦州之刑马山，渐次而南，乃于汉中褒斜之谷口，而及于蜀汉徼外蛮夷之地。其云驾六羽，乘云车，有似天外飞来，若以人皇为《水经注》所称皇人之山，应为汉代金城郡所属之西海（青海）之湟水。其流经乐都县之柳湾，近代于其处发现有新石器时代古墓群出土之黑绘彩陶双耳壶，而在四川汶川县龙溪石棺葬中亦有之。是则《蜀志》所称之人皇氏，应为金城郡湟水所称之羌，亦即《吕氏春秋·恃君篇》所称之“离水之氐羌”。

殷商甲骨卜辞，有关帝乙出征人方记载，从若干断片文字的凑合和缀集得到一些，以大邑商为坐标，有了一些行程和线索，多以“淮”为人方所在之地，淮之地区，又以“江淮河汉”之淮水最为显著。而在《殷虚卜辞综述》285页所记，淮又可分列为四：

乙巳卜〔东隹尸〕

〔乙巳卜南隹尸〕

乙巳卜西隹尸

乙巳卜北隹尸 F·36·6

壬午卜伐戎明东北尸 京都3001

《说文》人部：“，古文仁，或从尸。”段玉裁注：“按古文夷亦如此。”是则隹与淮通，“隹尸”即“淮夷”也。过去董作宾《帝辛征夷方的研究》（见《帝辛日谱》）以为淮夷应与山东岛夷有其联系，深信“齐为齐之临淄，是为东方之淮夷”。陈梦家基本采取董氏之说，而于地理解释略加详焉。关于“攸”字之解释，董谓“攸为条之省文，疑攸即鸣条，在山东南部济宁道左近”。陈则云：当即左定四年分鲁公以殷民七族中之条，七族中之徐、萧、索当在今徐州萧县宿县一带，条亦应近其间。李亚农《殷代社会生活》一书，关于帝乙所征夷方即人方的研究，除一二处改动而外，其余悉依董氏之说，很少更动。又童书业的《鸟夷说》谓：“与殷人极有关系的是‘淮夷’，淮字从水，甲骨卜辞有‘隹夷’当即‘淮夷’，淮夷之‘隹’，亦鸟类。《说文》‘隹，鸟之短尾总名也。’‘隹夷’疑即‘鸟夷’之一支。又潍水的‘潍’亦从‘隹’（疑即‘淮’字之分化），古潍水流域大概也是鸟夷的居地。”童氏之说，仍倾向于东方之淮夷，并多出一个潍水之潍，亦属于鸟夷，是则山东地区既有临淄之“淮夷”，又有潍水之“淮夷”，与《卜辞综述》淮有四名，其在东方已得出“东隹尸”与“东北尸”两者之地望也。

继之而起者，则有李学勤同志之《殷代地理简论》及其所辑《帝乙十祀征人方路程》日表，地理之次序，与陈所排列者多不相应，盖由于剔除其误收之卜辞而加以适当补充也。试举一例言之，十祀十一月某日由滴至“攸”。董谓“攸为条之省文，疑攸即鸣条，在山东南部济宁道左近”，而李谓鸣条应如《书序》所说汤伐桀，升至陑（山西永济雷首山），遂与桀战于鸣条之野，鸣条在今山西安邑县北。卜辞所称之“攸”为帝乙征人方来回所必经之地，是在大邑商之西而非东也。今从李氏之说，其在山西安邑之西以“淮”名者，就《汉书·地理志》所载，可举两处，均在汉水流域而环绕梁山及巴山之左。一为右扶风所属之武功县之太一山，故以为终南、垂山，“斜水出衙领山，北至郿入渭。褒水亦出衙岭，至南郑入沔（即汉水），有垂山、斜水、‘淮水’三所”。一为汉中郡之房陵县，“维山，维水所出，东至中庐入沔”。《水经注》：“沔水又南过宜城县东，夷水出自房陵东流注之，……南流历宜城西山，谓之夷溪。”曰维曰夷，应即卜辞之“西隹尸”也。《蜀志》称“蜀之为国，肇于人皇，与巴同囿”，皇之与方，声韵相协，是即《洛书》所称之人皇，应为卜辞所称之人方，亦即古代巴人蜀人之别称。方为方国，是就地望言之，皇者君也，上古有三皇之称号。又就有穿戴之饰言之，皇为羽冠，有虞氏皇而祭，上画羽饰之冠也。前述皇人之山，以今释之，皇为青海之湟水，湟水为古代氐羌所居之地，其源甚早，在新石器时代即有墓葬文物出土，其类型在秦汉时期即流入汶川龙溪。《汉书·西南夷传》谓“蜀之西，冉以东北，君长以十数，白马最大，皆氐类也”。《后汉书》《通典》都有类似记载。武都古为白马氐所居之地，与文县、南坪相互比邻，至今白水流域仍有一些少数民族以白马氐见称，是为古代氐族之遗存。自唐代吐蕃入侵松州之后，原土著之氐族风俗习惯，颇受影响，但仍有其独具之特点，如节日跳神所戴面具，十二生肖之象均有之，其中有号为“三眼天王”者，头上戴满彩色羽毛（据邓廷良同志调查所摄照片），此当即《周礼·春官·乐师》之“皇舞”遗风。据郑玄注《周礼》，知皇舞者，以羽覆冒头上，衣饰翡翠之羽也，故皇字又书作。有虞氏以皇而祭，其来有旧。上古三皇之称而有人皇者，得毋以此装饰而命之为皇耶。

七、蚕丛氏之蜀

四川古称巴国、蜀国，或叫巴人、蜀人，同时住在盆地之中，各有丰富的传统和记载，犹如一枝出水的并蒂芙蓉，互相辉映，光耀了中国西南历史的篇章。自秦统一了中国，借助巴蜀之人力物力，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两汉继承秦帝业，改称巴蜀、蜀郡，直辖中央。合为一体，简称曰蜀。直至今日仍以蜀称。

巴蜀两国在古代均以虫命名，其字从虫。巴为蛇，而蜀为蚕，各以之作为图腾，成为两个部族。最初以物名其地，并以称其人，此为巴蜀得名之由来。巴蛇之名已如前述，蜀之为蚕，有如下述。

《说文》：“蜀，葵中虫也。从虫，两目像蜀头，中像其身蜎蜎。”《尔雅》《释文》引作“桑中虫也”，是葵应为桑字之讹。故《诗经·豳风·东山篇》有“蜗蜎者蠋，蒸在桑野”之称。蠋为野蚕，经蚕丛氏之驯养而为家蚕，此为古代蜀人一大发明，故以蚕丛氏称之。《韩非子·内储说》：“似蛇而蚕似蠋，人见蛇则惊骇，见蠋则毛起，渔者持，妇人拾蚕，利之所在，皆为贲、育（战国时勇士）。”《淮南子·说林训》亦云：“蚕之与蠋，状相类而爱憎异。”此足以说明蚕丛氏对生物改进之业迹。又《山海经·海外北经》“欧（呕）丝之野，在大踵（部落）东，一女子跪据树欧丝。”此反映蠋在野跪而欧丝之艰苦，加以改进，始能福利人群。朱希祖谓古蜀国为蚕丛国（见《时事新报·学灯》44期），彼之所谓蚕国，应即《蜀王本纪》所称之蚕丛氏，而为蜀中古代最早之一部族。《史记·五帝本纪》：“黄帝居轩辕之丘（《海外西经》谓在“轩辕国北”，郝懿行谓在积石山东之百里），而娶西陵之女，是为嫘祖。”《集解》引徐广曰：“祖亦作姐。”《后汉书·西羌传》烧当羌种有“姐羌”之称。姚薇元《北朝胡姓考》：“南安雷氏，本西羌嫘祖种，以种名为氏。……姓氏诸书，仅谓雷氏为方雷之后，女为黄帝妃，生元嚣。”可知西陵氏之嫘祖，是为羌族，黄帝娶嫘祖，是为姬羌世为婚姻，犹之西周与姜世为婚姻，姜即羌也。嫘祖之嫘，周金作。陈直《史记新证》引孙诒让《古籀余论》谓：“字疑为嫘祖二字合文。”《汉书·地理志》“蜀郡有蚕陵县”，《水经注》官本刻作西陵，沈炳巽谓西陵是蚕陵之误。是则黄帝所娶之西陵氏之女，是为蚕陵氏也。蚕陵在今四川旧茂州之叠溪，窃以为叠字应出于之所省，因嫘祖而名之。蚕之为物，高岭、平原地区均能生长。印度学人霍顿1936年于喜马拉雅山西北发现野蚕，属二化性，认为是家蚕之变种，此或为尚未纯育之野种，应即蜎蜎桑野之蠋也。同年日人中丹羽毛在宁波发现寄生桑树之白眼虫，一年二化，认为家蚕之祖先，是亦蠋也。而在考古工作中，亦曾于山西西阴村发现过半个人工割裂之蚕茧，此为我国新石器时代之重要实物。《说文》：“蚕，任丝虫也。”言蚕能胜任吐丝也。又丝解为“蚕所吐也”。甲骨文之蜀作“”，象头及身蜎蜎之形。又作“”，即象蚕吐丝之形。又以“”为蚕。或象其头，或象其身，或象其功能。相传扬雄所作《蜀王本纪》，见之《全汉文》卷53所引：(https://www.daowen.com)

蜀之先称王者有蚕丛、柏濩、鱼凫、开明，是时人萌椎髻左衽，不晓文字，未有礼乐。从开明以上至蚕丛积三万四千岁。

唐代诗人李白《蜀道难》一篇，更加藻饰，令人神往，其诗曰：

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西当太白与鸟道，可以横绝峨眉颠。地崩山摧壮士死，然后天梯石栈相钩连。

常璩《华阳国志·蜀志》则谓“蜀之为国，肇至人皇”。《山海经·西次二经》所称“皇人之山，皇水出焉”。皇水应即今青海省湟水，所谓“人皇”应即商殷甲骨文所称之“人方”者，此其近之。

据历史记载，甘肃青海河湟流域是为氐羌旧居。乐都之高庙公社柳湾，位于肥沃的湟水中流河谷地带。1974年春，于此发现新石器时代古墓葬群，564座墓葬中有半坡类型144座，马厂类型318座，齐家文化102座，出土生产工具、生活用具及装饰品将近万件（尚有数百座待掘）。临洮寺洼山马家窑文化，包括马家窑、半山、马厂三个类型，而在永靖刘魏家等遗址，在层位重叠中，上层齐家文化堆积比下层马家窑晩几百年，高领双耳罐都保留马家窑文化的风格。西南师范学院唐昌朴同志1979年秋天深入四川汶川县龙溪河地区考察，收获甚丰，有墨绘彩陶双耳壶出于石棺墓中，是与西北甘肃齐家、马厂文化风格相近的，亦与白龙江流域出土的马家窑类型相接近，是新石器时代文化的遗存，为了解冉人的由来与石棺文化的兴起提供了线索。其详见所著《从龙溪考古调查看石棺葬文化的兴起与羌族的关系》文章的初稿。

在此地区之中，所称之与羌族有关者，应如《吕氏春秋·恃君篇》所载：“氐羌、呼唐，离水之西。”《汉书·地理志》金城白玉县所载“离水，出西塞外，东至枹罕（今临夏境）入河”，正在此区域，而以氐羌并称之也。蚕丛氏之女嫘祖，叠溪之叠，为嫘祖合体字之省文，且为羌族。今茂汶之境乃以羌族自治县称之。《西羌传》所谓三危河关之羌，南接蜀汉徼外蛮夷，此《蜀志》谓“蜀之为国，肇自人皇”，不无故也。

八、杜宇之世蜀之振兴

《华阳国志·蜀志》：“后有王杜宇，教民务农，……自以功德高诸王，乃以褒斜为前门，熊耳、灵关为后户，玉垒、峨眉为城郭，江、潜、绵、洛为池泽，以汶山为畜牧，南中为园苑。会有水灾，其相开明决玉垒山以除水害，……遂禅位于开明，帝升西山隐焉。时适二月，子鹃鸟鸣，故蜀人悲子鹃鸟鸣也。……迄今巴蜀民农时，先祀杜主君。”蜀先称王，有蜀侯蚕丛，其目纵，死作石棺石椁，称为纵目人冢。次王柏灌。次王鱼凫，田于湔山，从事游牧而无定居，及其死也，谓得仙道。仙古作仚，《说文》：“人在山上也。”柏灌或称柏濩，而鱼凫王者则多有其遗址之传述：

《南中八郡志》：“犍为（今彭山）有鱼凫津数百步，一名彭女津也。”

《后汉书》：“南安（今乐山）有鱼凫津，吴汉溯江而上，破公孙述将龙党处也。”

《郡国志》：“南溪有鱼涪（凫）津，其南为鸳鸯圻也。”

张勃《吴录》则称：“温江县南有鱼凫城，即古帝所都。”

此鱼凫城者，或为短期所停留之地，而上述之处，皆沿水滨，或时逐鱼，或时逐凫（野鸭），比之游牧于山，来源甚丰，满足生活为一大进步，以是而以鱼凫王名之。在其长期发展过程中，逐渐而事畜牧，逐渐而采食野果，加以培养，而农事以兴。其后杜宇之世，教民务农，有杜主之称也。杜宇之让位开明而去，时当二月，农事正兴，适有子鹃之鸣。子鹃即杜鹃，又称子规或子，今蜀人以阳雀称之。

扬雄《蜀王本纪》：“望帝去时，子鸣，故蜀人悲其鸣而思望帝。”

阚骃《十三州志》：“杜宇死时适二月，而子规鸣，故蜀人闻之皆起，……曰：我望帝也。”

师旷《禽经》：“江左曰子规，蜀曰杜宇。又云：杜鹃出蜀中，春暮即鸣，田家候之，以兴农事。”

《异物志》：“杜鹃一名隽周，自呼曰谢豹。”

按《说文》：“巂周，燕也。”《夏小正》：“二月燕乃睇（视也）。”盖将杜鹃比之春来之燕，此最初从物候以反映蜀中农事之兴也。

《华阳国志·序志》说：“帝居房心，决事参伐，参伐则蜀分野，言蜀在帝议政之方。帝不议政，则王气流于西，故周失纪纲，而蜀先称王。七国皆王，蜀又称帝。此则蚕丛自王，杜宇自帝，皆周之叔世。”《三国志·蜀志》秦宓亦云：“天帝布治房心，决政参伐则益州分野。”其在蜀人传说者如是，而在战国甘公、石申的《星经》只有越、郑、赵、齐、周、楚、燕、秦、魂、韩、晋、代等国之分野，而无巴蜀，是否如《巴志》所说：“楚主夏盟，秦擅西土，巴国分远，故于盟会希（稀）与（欤）？”但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汉之兴也，人共定三秦，巴蜀之名仅于《星经》天市垣乃得见之，得毋后来有所补缺乎？

《公羊传·昭公十七年》：

大火为大辰，伐为大辰，北极亦为大辰。

何休《解诂》：“大火为心星，伐为参星，大火为伐，所以示民时之早晚也。”石氏《星经》谓：“心三星，帝座，大星者，天子也。”扬雄《蜀王本纪》谓：“望帝杜宇者，盖天精也。”《国语·周语》：“农事之候，故曰农祥。”《尔雅》：“大火谓之大辰。”大火，心也，最为明也。心与伐二者正符《常志·序志》所称：“帝居心房，决事参伐。”蜀中传承的天文意义，亦有其传说之由来。《左传·昭公元年》：“昔高辛氏有子二人，伯曰阏伯，季曰实沉，日寻干戈，帝迁阏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为商星；迁实沉于大夏主参，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及成王灭唐而封大叔焉，而参为晋星。”夏禹都平阳，而晋适当大夏之野，而参为夏族之大辰，蜀为夏族之一分支，故觜与参是在实沉之次也。《夏小正》在正月、三月、五月、八月（应作七月）于参星历记其见，伏与晨昏中天，以之为岁首星象，所谓“初昏参中”是也。《彗星要占》：“参者天子市也，伐者，天子都尉也，与狼狐同精。……天子，蜀侯也。”于《楚辞·九歌·东君》亦有“举长矢兮射天狼”之语。北极为大辰，用北斗以定时节。而在《夏小正》亦云：“正月初昏，斗柄县在下，六月初昏，斗柄正在上，七月斗柄县在下则旦。”是以斗柄位置以定季节也。《春秋斗运枢》：“北斗七星，一天枢，二璇，三玑，四权，五衡，六开阳，七摇光。一至四为魁，五至七为杓，合而为斗。”杓即斗柄也。斗柄所指曰建。《史记·天官书》：

用昏建者杓，杓自华以西南；夜半建者衡，衡殷（中也）中州河济之间；平旦建者魁，魁海岱以东北也。

郭老云：“在古代历法初步之时，曾以北斗为观象授时利器。……此事实且必甚古，盖在西北，前三千年时，北斗接近北极点，终夜不没于地平，于观象时最为便利。”是乃独具卓识。温少峰同志谓：“《天官书》‘用昏建者杓，杓自华以西南’这条资料太为宝贵。从地域言之，华以西南，巴蜀之域也。其标准星为北斗之杓，又是昏见，与《夏小正》所称‘初昏参中’相合。是则夏也，蜀也，颛顼也，同一族属，而皆出自蜀之西山者也。古代蜀人于天文历法的最大贡献，恐怕就是以北斗之杓来定四时。”又据《国语·周语下》所载：

星与星辰之位昏在北维，颛顼之所建也。

由于颛顼观天授时，以北极为大火，《夏小正》从之，当即颛顼之法。很可能颛顼以参星定时发展而为北极（北斗）以定节季。颛顼之族出自黄帝，派分为唐虞夏秦及蜀楚，均称为颛顼之裔，势力最大，经济文化影响面亦广。秦始皇统一中国，自以为以水德王，而历用颛顼，汉初由之，成为中国古代天文学之主流，亦具特识。

颛顼历法，今于《淮南子·天文训》可以见之。“帝张四维，运之以斗，月徙一辰，复反其所。正月指寅，十二月指丑，一岁而匝，终而复始。”“何谓五星，东方木也，其帝太皞；南方火也，其帝炎帝；中央土也，其帝黄帝；西方金也，其帝少昊；北方水也，其帝颛顼。”此盖本《左传·昭公十七年》郯子所言：黄帝以云纪官，太皞以龙纪官，少皞以鸟纪官，共工以水纪官之意，为之另作安排，突出中央以黄帝为首，驾驭四方，此乃秦统一中国之后，合东西南北部族而成一家，其于天象亦复如是。昔者共工与颛顼争帝，怒而触不周之山，致使天柱折，地维绝，这样猛烈的斗争，故排除共工而以颛顼代之，此颛顼高阳氏死托祀于北方之帝也。司马迁《天官书》本之，于是有中宫天极星，盖移北极之大辰而称之也，即《文耀钩》所称之“中宫大帝”。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春秋合诚图》所称：“紫微大帝室，太一精也。”而于北宫玄武，于“汉中四星，曰天驷，旁一星曰王良，王良策马，车骑满野”。驷，马也。王良，春秋时晋人，善御马，于是人间善御亦上了天，御天马，而为天星之神也。《文耀钩》云：“北宫黑帝，其精武。”玄亦黑也，王良可为天上之星，颛顼更可称为北方之帝，此为北极之星转为中宫之天极，而北极另安排为北宫玄武以颛顼配之也。心房为大火，伐为大火，皆蜀人之天象。《天官书》于“东宫苍龙房心，心为明堂”。以并存之，明堂为王者之堂，大星天王，不能失计，以说明其地位已变。把大辰之伐，编入西宫咸池，参为白虎，觜为虎首，主葆军旅，其东有大星曰狼，不可变色，发出警告之词。由春秋以至汉武之世550年间，天象之观察，约经三次变化，至《天官书》而具体排比完成，为后世所宗，此乃中国天文学之所贡献，非有假于外来者也。

当春秋之际，在分野之诸星中，唯狼弧及建星（《天官书》：“建星在斗上，北临黄道”），离黄道过远，故建立黄道二十八宿，改用东井、舆鬼以替狼弧，用南斗以替建星。盖井鬼为黄道上夏至点相近之点，斗为黄道上冬至点相近之点。《天文占候》谓太白主毕觜，镇星主井，五车卿星，弧矢主益州，益州者，蜀也，尚存其迹。秦并巴蜀，秦之东井舆鬼分野，成为蜀之分野，毕觜参乃改为魏之分野。蜀亡而星象随之偕亡，至使蜀人后之来者于天文关系，模糊不清。常璩《华阳国志·蜀志》一则曰“井络垂象，江汉遵流”；二则曰“星应舆鬼”，“与秦同分”；并引《河图括地志》所云：“岷山之精，上为井络，帝以会昌，神以建福。”左思《蜀都赋》从之，为文人所相互诵悉。而于蜀中民谣，及秦宓答夏侯纂之问所言：“阜之山，水出其腹，帝以会昌，神以建福”之语，未与深考。即汶，同岷，汶山即岷山，水出其腹，即《荀子·子道篇》所称：“昔者，江出于岷山，其始出也，其源可以滥觞”是其证也。《蜀志》：“后有王曰杜宇，……会有水灾，其相开明决玉垒山以除水害”，帝遂委以政事而去。昌，盛也。福，富也，会昌、建福是为歌颂之词，窃以此为蜀人歌颂望帝，秦宓录而存之以答客问也。

《蜀志》谓，“七国称王，杜宇称帝”，其时代不够正确，朱希祖据所述开明氏传十二世，以三十年为一世计算驳之，认为杜宇应在春秋鲁僖公前后，而不当在战国秦惠王七国称王之后也，斯说极为中肯。今据《蜀志》所述“开明位号丛帝，丛帝生卢帝，卢帝攻秦至雍”言之，秦德公居雍（今陕西凤翔）时为周厘王五年（公元前677年）。《史记·秦本纪》秦武公之世，齐晋为强国，齐桓公霸于鄄。武公二十年卒，立其弟德公，德公元年初居雍城，德公立二年而卒，宣公嗣位。以蜀亡于所称周慎王五年上推360年计之，杜宇当与齐桓公先后同时而不应在秦孝公与秦惠文王之世也，此于《蜀志》所述年历，毋乃有疏。

九、开明为蜀中治水前驱

谈中国古代治水人物，《史记·河渠书》言之最详，而于蜀开明氏治水，竟无闻焉，有之则为《华阳国志·蜀志》所载：杜宇之世，“会有水灾，其相开明决玉垒山以除水害，帝遂委以政事，……升西山隐焉。开明位号丛帝，……凡王蜀十二世”。后亡于秦，秦资其富，足给军用，水通于楚，楚亡，而天下并矣。

《尚书·禹贡》有“岷山导江，东别为沱”之语，出自上古之世，无由稽考，今试就《河渠书》所称“离堆”言之，其在今灌县者，为玉垒山之尾椎，至此江面开阔，其西则为大面诸山巍然耸峙。离堆之上首今称为金刚堤者，可能为玉垒分出之子埂，经若干年之冲刷，上层剥去，表面由水搬来卵石，积累渐高，阻水改向，直冲玉垒之尾椎，遂切割成为今日所称之离堆。在六十年前，离堆之侧，尚有所称为“象鼻子”存焉，今则无之也。以离堆命名，蜀中不止一处，如南部之新镇坝，雅安之龟都山等均以离堆见称，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则云：“离堆有二处，一在永康（灌县），一在沉黎（应作嘉州），即《蜀志》所称之南安溷崖，今之乌尤山也。”溷崖今称大佛崖，直当大渡河洪水之冲，岷江正流为之截断，破坏舟船。自昔以来最为险恶，水势所及，切断九顶山之尾脊（唐岑参诗有“青衣谁开凿，独立水中央”之句），与灌县之离堆有相似之处，故古称溷崖，其后径呼之为离堆。《河渠书》言：“蜀守李冰凿离堆辟（避）沫水之害。”沫音末，沫有二义，一为水面浮起波动之沫，一为《说文》所称“水出蜀西徼外，东南入江”之沫，又称涐水，盖流经峨眉山之南也。《蜀志》说：“青衣有沫水，出蒙山下，伏行地中（似指龟都山言），汇江南安（乐山），触山胁溷崖，水脉漂疾，破害舟船，历代患之。”此言青衣，即所称天汉四年（公元前97年）罢沈黎置两部都尉，“一治青衣主汉民”，即今芦山为其治所，其水即以青衣名之也。《司马相如传》：“边关益斥至沫若”，近代郭老出生于沫水之滨，故以沫若命名。是则“凿离堆避沫水之害”，应以今乐山之离堆，较为适合，扬雄《蜀都赋》所谓“离堆被其东”也。至《河渠书》所谓“穿二江成都中，此渠皆可行舟，有余则溉浸”，此乃就灌县离堆之都江堰言之。但离堆为江水切割之山，决非大禹、开明及李冰之所能开凿。开明、李冰仅起疏导之功。开明应先于李冰，有其治水之迹，后经三百余年之久，河道阻塞，复有李冰治之，且其后为之治理者大有其人，如蜀之武侯，隋之赵昱，是其著者。

《蜀志》：“开明决玉垒山以除水害。”《水经注》云：“江水又东别为沱，开明氏之所凿也。”即郭景纯《江赋》“玉垒作东别之标”也。《蜀王本纪》谓：“时玉山出水，若尧之洪水，望帝不能治，使鳖灵决玉山，民得安处。”从上述言之，“江水东别为沱”，乃开明氏之所疏凿无疑。鳖灵即鳖令，《后汉书·张衡传》其《思玄赋》有云：“鳖令殪而尸亡兮。取蜀禅而引世。”唐章怀太子注引扬雄《蜀王本纪》：“荆人鳖令死，其尸流亡，随江水上至成都，见蜀王杜宇。杜宇立以为相，杜宇号望帝，自以为德不如鳖令，以其国禅之。”《太平御览》引应劭《风俗通义》：“使鳖令凿巫山。”《水经注》引来敏《本蜀论》：“帝令鳖令凿巫山通水。”此两“巫”字均为“玉”字之讹，即玉垒山也。此应为《蜀志》所述“其相开明决玉垒山”之所本欤。至《蜀王本纪》所称“荆人鳖令”，就当时杜宇曾治郫邑，或治瞿上（或云双流）言之，是在两处之高地，而为岷江所经。再南则为南安（今乐山），为开明氏之旧都，杜宇继鱼凫之后而王蜀，其去帝位，仍“升西山隐焉”，亦如鱼凫王之湔山而得仙道，应视蚕丛及杜宇为同一族属。开明氏以治水见称，而居于青衣江会，以酒曰醴，乐曰荆，人尚赤，与杜宇应是别为一族，有“荆人”之称。犹之楚人而有“荆楚”之名，或就其所称，而名之曰荆人。或谓荆人鳖灵，即巴人，以其出于夷水之赤穴，由楚迁巴，由巴迁南安，故乐曰荆，人尚赤也。斯二者容后证之。至谓其死，其尸流亡而至成都。尸在甲骨文中与人形近义通，尸亡即人亡也。人亡外出，即曰出亡。此言开明氏是一小部落之首，以平治成都水患有功，遂继杜宇称帝于蜀，而高举为全蜀之王，而去旧部也。舅犯曰“亡人无以为宝”之语，此乃古今用语之殊也。

江即岷江，沱即湔水，二水本不相通，自开明氏于玉垒决岷江之水，东注于湔，导之东流而出金堂峡口，使之南下江阳（今泸县），乃注入江，故谓之沱。《说文》“沱，水别流也，出岷山”，是言首出于江而入于江也。《读史方舆纪要》金堂县载：“金堂县东二十里，高山拱峙，河流其中，相传望帝（应作丛帝）鳖灵所凿。宋转运使韩琦复修之以通舟楫，亦曰峡口。”《蜀中名胜记》：“金堂峡口相传为鳖令所凿。”《四川通志》从之。又云：“金台山在县东南五十里，一作金堂山。”又云：“万安山在县北十五里，相传洪水时，栖其上者万人俱得免，因名。”又嘉庆《金堂县志》云：“三皇庙在三皇滩上，神像中一，左右六，俱狰狞可畏。或云李二郎及七圣，然李二郎像，他处皆白面少年，而此则狞恶。”《通志》所载：“此盖鳖令因凿峡有功，故建庙祀之，久而昧其源也。”《县志》所载万安山人得俱免于洪水之厄，反映了成都平原金堂峡口未得疏通之前，水可淹至金堂，三皇庙在三皇滩之崖壁，造有狰狞三皇之神像而异乎汉人容貌，显然乃相传鳖灵另为一族属不同于原有之蜀人，而拟之其他民族。

成都平原，旧为内海，积若干世纪之变迁而为洼地，容易蓄水，在昔仅有岷江南流，彭山而下是为江口以资消导。然在山洪暴发之年，成都平原淹没成灾，杜宇遇之，开明疏导之，此《禹贡》有“岷山导江，东别为沱”之文也。

《竹书纪年》载：“梁（魏）惠王十年（公元前361年），瑕阳（今山西安邑）人自秦导岷山青衣江来归（回魏）。”此言蜀中水利，引起别国之重视，不惜远道来参观学习。开明氏故都，就在南安青衣江口，时有水患，有其治水方略。《史记·魏世家》文侯在位之廿五年（公元前400年），令西门豹守邺（今河南临漳县境），亦以治水见称。《史记·河渠书》先序离堆，后及溉邺，得毋蜀中水利堪作典型乎？

《蜀志》：“自湔堰上，分穿羊摩江（今之羊马河）灌江西，于玉女房下白沙邮作三石人立水中，与江神要，水竭不至足，盛不没肩。”所称三石人者，1974年于索桥下深淘去江面约4米处，挖出建宁元年（公元168年）闰月（即二月）戊申朔廿五日所造之“蜀郡讳冰”之石刻像一躯，此为东汉所补刻置之水中者也。所谓白沙邮者，当通往松、理、茂之孔道，唐于此曾设守捉使。所谓玉女房者，曩尝探索而不知其处。而于宋《寰宇记》永康军导江县所引之《益州记》则详载之：“玉女房，其房凿山为穴，深数十丈，中有廊庑堂室，屈曲似若神功，非人力矣。”又李膺《益州记》则云：神号“雷塠”，班固以为下有石室名“玉女房”，乐山大佛寺下与乌尤寺的石堂溪边，俗称为“麻浩”者有其形状，今已名之为“麻浩崖墓”矣。宋陆游称为“藏丹洞”而民间则呼之曰“僚洞”，以为僚人所居也。

乐山之大佛崖，为唐开元初海通和尚凿山为佛，至贞元初方告完成。寺中有铁像一尊甚狞恶，讹传为“观音”至此，见江岸鬼魅啾啾，乃化为鬼王以应之，而不知其为古代青衣之神也。清帅正华所辑《乐山历史》有云：“嘉城社会风俗，以炎帝会为最盛，神有木像刻自明正统年间（公元1436—1449年），距今已四百年矣，群祀甚谨，其祀于五月，山名金花，尤神异。”《南游记》谓：“炳灵公，东岳三郎神也，据传为火神，以五月廿五日为炳灵公诞。”其为炎帝为炳灵者，由巴氏之子出于赤穴，开明氏尚赤，则知非南安之开明氏莫属。本以治水见称，至明而改为火神，世俗相传如是。曩于儿时曾在乐山读书，五月十二日炎帝出驾大会以手执金瓜钺斧神像导前，旗锣轿伞蜂拥前进，有戏装平台多座随之，全城欢腾，万人空巷，只知为炎帝出驾也。

又据王家祐同志言之，成都武担山之东为文殊院街，再东南北纵向者为金丝街，中段有题额为“炎帝炳灵祠”者，盖与武担山相接也。有明建石坊。北街名金马街，南街名银丝街，即旧碧鸡坊之处也。其间旧多庙地，近则建为城北公园也。《汉书·郊祀志》记益州青蛉县有金马碧鸡之神，可醮祭而致，遣谏议大夫王褒持节求之。褒至蜀祭而招之，应在其处。坊之东面题额曰“第一灵祠”，有联“庙名推甲省；威燔仰通天”。坊之西面题额曰“光华帝庙”，有联曰“帝德被全蜀；神妙通两间”。其处则称之为“红石柱街”。此应为《蜀志》所称“成都县，本治赤里街”也。所谓“炎帝炳灵祠”者，盖指开明氏败绩，遁走武阳，王褒至蜀，祭而招之，有“归来翔兮，何事南荒”之语。红石柱与金马碧鸡同在一地，得毋以开明氏为金马碧鸡之神乎？或以金马碧鸡之神为来自天竺，同为传说，事或然欤？

十、石棺椁与石笋

《蜀志》谈蚕丛氏石棺椁称为纵目人冢，开明氏之墓，“每王薨，辄以大石长三丈，重千钧为墓志，今石笋是也”。此足为文物考古参证之资。

蚕丛氏始居岷山崖室之中，《蜀王本纪》谓其人萌。《说文》：“萌，草芽也。”以此相比，目之为尚接近原始社会阶段。阿坝州之茂汶龙溪地方，据唐昌朴同志《从龙溪考古调查看石棺葬文化的兴起与羌族的关系》一文所提出的新资料，对了解古代冉人的由来与石棺文化的兴起有了线索。而于龙溪出土的“墨绘彩陶双耳壶”及在汶川所获的彩陶片六块都与西北的齐家、马厂文化风格相近。过去在理县境内发掘的“石板墓”中有铁柄铜剑及汉四铢钱等文物之出土，应为汉代之墓。以“戈基人”称之，在同一地区，同一石板墓葬，其经历时间之长应有先后之分。所称为蚕丛氏者，应以旧茂汶叠溪地区为中心，其时已当殷周之世，《殷墟卜辞后编》有“□牢□牢蚕示（祀）三牢，八月”之文，祭祀是很隆重的。又卜辞中有丝、桑、茧、帛等字。汶川有绵虒（音斯）之称，其时其地是可概见的。

《寰宇记》谓：“成都圣寿寺有青衣神祠，神即蚕丛氏。”宋范成大《吴船录》因之，亦谓青衣者，蚕丛之神。清帅正华《乐山历史》谓：“吾邑有蚕丛之祀久矣，旧有青衣神庙，在今乌尤山上。”至民国初年，荣县赵熙始将蚕丛与青衣神就其年代之先后为之剖析，乃云：“乌尤山滨青衣，山以江名，青衣之神，当蚕丛世纪之下，距开明三万四千岁。……晚周开明氏称王，治青衣江汇。”此于所存《乌尤寺大佛殿碑》可以解释《史记·河渠书》之文，可以解释《蜀志》谓犍为郡“南安县（今乐山），郡东四百里，治青衣江会。县溉有名滩，一曰雷坻，亦曰盐溉，李冰所平也”，及《水经注》同样之文，可以解释梁李膺《益州记》“青衣神号雷塠”，而非蚕丛。蚕丛氏居住在岷江上游之叠溪，青衣神应在南安青衣江上，各有其地望之不同，年代之差异，必须截然分开才能谈出土文物之内容，何者为原始，何者为进步。就《蜀志》所载，“蚕丛氏死，是葬以石棺石椁”，而开明王妃之死，“作冢盖地数亩，并立方石”。

《蜀志》：“九世有开明帝，始立宗庙，以酒曰醴，乐曰荆，人尚赤，……未有谥列，但以五色为主，故其庙称青赤黑黄白帝也。”文物之兴，灿烂一时，《南史》载南齐肖鉴所发之“蚕丛氏之墓”遗物可与齐桓公墓出土文物相应。《后汉书·张奂传》注引陆翙《邺中记》云：“永嘉末盗发齐桓公墓，得水银池，金蚕数十箔，珠襦玉匣缯丝，不可胜计。”是则开明九世，稍后于齐桓公之时代，开明墓中出土之金蚕，齐桓公墓中有之；开明墓以朱砂为阜，水银为池，齐桓公墓亦以水银为池；齐桓公墓有“珠襦、玉匣”，此应为“金缕玉衣”之类。制玉之厂四川广汉中兴公社即有其遗址，发掘报告有林名均《广汉古代遗物之发现及其发掘》，王家祐、江甸潮之《四川新繁、广汉古遗址调查记》等篇，言之较详，有石珠（有孔）、石片，玉璋、琮、璧为最精致，与中原在殷周出土者形制一致，但亦有地方特色，如石璧直径700公分，内孔150公分是其著者。此外，有磨制石斧、轮制陶器，均非近代之物，以比中原出土文物，未或多让。而于南齐出土文物更得其证也。

十一、石牛道之平治

《蜀志》：“周显王之世，蜀王有褒汉之地，因猎谷中，与秦惠王遇，惠王以金一笥遗蜀王，王报珍玩之物，物化为土，……惠王乃作石牛五头，朝泻金其后，曰牛便金，有养卒百人。蜀人悦之，使请石牛，惠王许之。乃遣五丁迎石牛，既不便金，怒，遣还之。”此与韩非《说林》所言“知伯将伐仇由，乃铸大钟遗仇由，仇由之君大说（悦），除道内（纳）之，……七月而仇由亡矣”同一贪财好货。蜀遣五丁迎石牛，既不便金，怒遣还之，往来两趟，为秦开山越险，为秦兵之来铺平道路。

陇西之交通，不始于石牛道之开凿，更始于卢帝攻秦至雍（今陕西凤翔）。据典籍所载，巴蜀与中夏之交通，开始于夏，《汲冢周书》：“桀伐岷山，得其女二人，曰琬、曰琰，斫其名于苕华之上，苕是琬，华是琰也。”汉《武梁祠画像》石刻十个帝王，起伏羲女娲，最后为夏桀执戈，骑在二女子身上作为“人辇”。《国语》：“夏桀伐有施，施人以妺喜女焉。”有施之国，在今四川天全之徙阳。《淮南子》亦云：“汤败桀于历山（今安徽和县之历阳山是也），与末喜同舟浮江，奔南巢（今巢湖）而死。”殷武丁之世，殷墟甲骨卜辞有：

贞呆弗其（伐）羌蜀 铁1053

丁卯卜贞王敦（挞）缶于（与）蜀 后上·9·7

羌为羌方，在殷之西，蜀在羌之南，缶应即褒，缶之南是为蜀国，殷之出征，先羌而后蜀，先缶以及于蜀，应无疑义。

周初武王伐纣，会师牧野，西土八国从征，蜀人与焉。周夷王二年（公元前893年）蜀人、吕人献琼玉宾于河（黄河），用介珪。周幽王宠褒姒，褒姒应出于褒，在今汉中之褒谷，也可以说汉中之地先为褒之所居，乃褒之一部分，得名在后也。周幽王在位之十一年（公元前771年），因宠褒姒而遭犬戎之祸，或以为夏与褒俱为姒姓，夏亦与西土有关。是则蜀当夏殷周之世均与中原有其交通之迹也。《史记·货殖列传》秦文、德、缪居雍，约当公元前764—前659年间，“陇蜀之货物而多贾”，是时雍蜀之间已有商业之发展。下至石牛道之开凿，以蜀饶资用，南御滇僰，西近邛笮，栈道千里，无所不通。以至秦兵由此通道以伐蜀，秦能坐收其利也。

当周显王之世，汉中之境为蜀所有，由成都北出汉中，经绵阳、梓潼，梓潼有五妇冢山，亦由五丁凿通崎岖山险，有以致之。由此翻越剑门以向广元，出七盘关，经宁羌而达汉中，是为栈道南段。由汉中经褒谷斜谷长四百五十里以出陕西之眉县，比从故道近四百里，一称连云栈，是为栈道北段。南北两段相接，此蔡泽谓“栈道千里通于蜀汉”。《货殖列传》所称“褒斜绾毂其口”是也。其西为蜀五丁开凿之石牛道，则在汉中之南，宁羌之北，有所谓五丁关者。关之北麓为烈金坝，有宽阔之河谷，东通汉中，西通阳平关。由阳平溯嘉陵江而上，以达凤县，越秦岭之山以出宝鸡而至凤翔。凤翔秦之雍邑，蜀卢帝曾攻秦至雍之道也。此为古代陇蜀交通可寻之迹，今宝成铁路，为成都北出宝鸡之路，其北段是在春秋之世卢帝攻秦至雍之道也。

十二、李冰治水

《史记·河渠书》：“蜀守冰凿离堆，辟（避）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中。此渠皆可行舟，有余则用溉浸，百姓飨（享）其利。至于所过，往往引其水益用溉田畴之渠，以万亿计，然莫足数也。”《蜀志》：“秦孝文王以李冰为蜀守，……冰乃壅江作堋，穿郫江、检江，别支流双过郡下，以行舟船。岷山多梓柏、大竹，颓随水流，坐致材木，功省用饶。又溉灌三郡（蜀郡、广汉、犍为），开稻田，于是蜀沃野千里，号为陆海，旱则引水浸润，雨则杜塞水门。故记曰：‘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也。’”按秦惠文王灭蜀，封子通国为蜀侯，以陈壮为相，以张若为蜀国守。周赧王三十七年，即秦昭襄王之二十九年（公元前278年），秦白起攻楚，拔郢，火烧彝陵，楚徙都陈，秦置南郡。次年秦蜀守张若攻楚，取巫郡及江南，秦白起定巫、黔中，置黔中郡，此正当楚顷襄王二十二年也。《风俗通》以李冰为秦昭王时蜀守，是张若为蜀守之后。《蜀志》以张若于赧王三十年取笮（巫）及其江南地，事亦相合，唯谓秦孝文王以冰为蜀守，是在公元前250年，此恐有误。

任预《益州记》云：“二江为郫江与检江。江至都安，堰其右，检其左。堋在北江，堰流为内江，总称郫江；堋在南江，检江为外江，总称检江。”《水经注·江水篇》：“李冰作大堰于此，壅江作堋。堋有左右口，谓之湔堋，江入郫江、检江。”此所序者应为秦汉内外两江之分水情况，于东汉建宁元年题作李冰圆雕石像出土都江鱼嘴于外江分流之首可以见之。唐《括地志》云：“大江一名汶江，西南自温江县界流来，郫江一名成都江，西北自新繁界流来，二江盖在益州成都县界。”按郫江今称南河，流经郫县入成都，谓“自新繁流来”，则失之也。郫、检二江，双江过郡，皆可行船，而今则有异，兹就近世考之。鱼嘴为内外分水之处，与昔无大变异。有柏条河者，柏或作北，应对正南江言之。《宋史·河渠志》云经三白洞，应即今灌县城之三泊洞，为今蒲阳河自此所分之水，东北流，其下游有二江沱之称，即沱江之上源也。三泊洞之下为外应口，为柏条河之所出，东流绕旧崇宁县北境，东南流至石堤堰，与向东之毘河分流，折而南流经犀浦之东，入成都县境，则为府河。柏条河一分为柏木河，再分为徐堰河，流经旧崇宁县南境，合流而东至石堤堰，与柏条河合。又有称为油子河者，为走马河之所派出，东南流，经崇义桥（右）、安德铺（左）、郫县西北之古水寺、东岳庙、老君桥，至成都县北之筑断堰，入于府河。油子河有古水寺等名，此或古称之检江。今则止于灌溉，而通船、漂木之利，乃在今之柏条河。成都市外北为船舶码头及木材麇集之处，由此绕市区之北折而南与南河之水合而南流，至彭山县北之江口与来自灌县之外江即正南江（岷江正流）合流而南，经彭山、眉山、乐山、犍为而至宜宾以入长江，东流至泸县与沱江合，此为成都平原内外两江分合之与秦汉所述无大异也。郫江为《宋史·河渠志》所称之马骑口，为内江之一大支派，从灌县城南仰天窝与柏条河分流，是为走马河，今则走马河与江安河同在锁龙桥下分流，合二为一，已有变迁。今之走马河，自红塔堰分水而下，东经郭家湾，东南至郫县西之插板堰。右分一支为磨底河，流经郫县之南，东过合兴场、顺风桥、岳家桥，东南流至成都市外西入于走马河。自插板堰而下，东南经郫县之千家桥、普安场、青龙场、三邑桥（郫、成、温三县）、马家场、苏坡桥、栏杆堰，曲折而东至成都外西之青龙场，左纳磨底河之水，今名南河。东流经成都之南，至南河口与府河合流，合称府河，至彭山江口而为岷江。

《蜀志》：“外作石犀五头以厌水精，穿石犀溪于江南，命曰犀牛里。后转置犀牛二头，一在府市市桥门，今所谓石牛门是也；一在渊中。乃自湔堰上分穿羊摩江（今羊马河）灌江西。于玉女房下白沙邮作三石人立水中，与江神要：水竭不至足，盛不没肩。”《史记·秦本纪》：文公“二十七年，伐南山大梓，丰大特”。徐广曰：“今武都故道有怒特祠，图大牛，上生树木，有牛从木中出”，以为神牛也。此则以石刻犀牛五头能压水怪，盖亦借为神也。作石人以为水则“水竭不至足，盛不没肩”是在秦汉之世，以为用水标准，掌握了当时规律，与“旱则引水浸润，雨则杜塞水门”是相应的。迄于唐代有侍郎堰之兴筑于内江，调节水量，更有进步。《宋史·河渠志》：“离堆之趾，旧镵石为水则，则盈一尺，至十为止。水及六则，流始足用，过则由侍郎减水河泄而归于江。”《元史·河渠志》云：“北江（即内江）稍东为虎头崖，为斗鸡台，台有水则，以尺划之，凡十有（又）一，水及其九则民喜，过则忧，没其则则困。”旁书“深淘滩、低作堰”作为岁修之制。是元所需之水量，似超过于宋也。明正统间水利佥事卢翊，于淘浚凤栖窝水中底层，掘出“卧铁”，为岁修深浚水底之标准，是法度更进一步。

都江堰具体平治，秦李冰其选也。下至宋世遂有李二郎之出现。传云：“李冰使子二郎，镇湔江五石犀以压水怪，凿离堆以避沫水之害，穿三十六江，灌溉川西南十数州县稻田，今县西三十六里，犍尾堰索桥有李冰祠，即崇德祠也。”赵忭《古今集记》：“永康军崇德庙，在军城西门外山上，秦守李冰庙食处也。”宋范成大《吴船录》：“山上崇德庙，于北宋时祀李冰，于南宋为李冰及其子二郎而为合祀，嗣后径称之为二王庙。”两贤所述，各异其辞，但所称李二郎者，是为后起。汉唐之所记载，或有称为王叕者，曾佐李冰治水，于是有二王之称。是否由此演变而为二郎？都江堰治水之迹，转化而为李冰之子李二郎之功，而秦之李冰为之湮没不彰。所谓李二郎者，竟列入宋代祀典，见之《碑目考》载：平武玉虚观有“宋御制敕封二郎神碑”，得毋即此李二郎乎？二王庙之右又有所谓“杨泗庙”者，或以为《封神榜》中之杨戬，亦为清代帝王所敕封之神，年必祭祀，香火亦盛。是盖由封建帝王之独具权威，任意给以祀典，以讹传讹，有以致之。如范成大者只好给予李冰有子二郎之认可，而事遂不得其证矣。

十三、《禹贡》梁州贡道所反映蜀中生产

“禹别九州，随山浚川，任土作贡。”梁州位居西部，其在当时之概况，时至今日亦有类似之处，兹就《禹贡》所序列者分释如下：

（一）华阳黑水唯梁州

华阳，在西岳华山之南，山南为阳也。黑水应即今金沙江。《禹贡》：“黑水、西河为雍州。”雍州今陕西甘肃之地，西河战国时魏文侯之西河郡，即雍州之东，以水分界。雍州在梁州之北，两相接连，均以黑水为其西部共同界限，非今之金沙江莫属。盖古代均以名山大川或海滨以定九州之位置也。

（二）岷嶓既艺，沱潜既道，蔡蒙旅平，和夷底绩

岷是岷山。《汉书·地理志》“蜀郡，湔氐道，禹贡岷山在西徼外，江水所出，东南至江都入海”，即今松潘之岷山。嶓是嶓冢山，《汉志》“陇西郡西县，禹贡嶓冢山，西汉水所出”，在今甘肃天水县西六十里，即《山海经·西山首经》“嶓冢之山，汉水出焉，而东流注入沔”是也。岷嶓既艺，是言岷嶓已可种植。

潜，西汉水；沱，即岷山导江，东别为沱之沱，亦即《尔雅·释水》所谓“汉为潜，江为沱”也。两水已可通行。蔡是雅安之周公山，蒙是名山之蒙山，两山已平治可通。和夷底绩，应即宋代《皇朝郡县志》所载荥经县之和川镇，即今之碉门，而为和夷所居之地。这一地区已安缉下来了。

（三）厥土青黎，厥田惟下上，厥赋下中三错

四川是一赤色盆地，而成都平原在盆地西部约有9000平方公里，则为砾石和泥沙冲集所形成，以是厥土青黎极为肥沃，为全省之冠。田赋分上中下三级，各级又分上中下三等，共九等，梁州从四川全面言之，所称厥田下上，是居四等，厥赋下中三错则居二等。

（四）厥贡璆、铁、银、镂、砮、磬，熊、罴、狐、狸、织皮

璆，一作镠。《史记·夏本纪》集解引郑玄说：“黄金之美者谓之镠。”《尔雅·释器》说：“黄金谓之镠。”郭璞《尔雅注》云“镠即紫磨金”也。古人称金指铜，不是黄金。在扬州荆州所称之“金三品”者，亦就铜言之而非镠也。但梁州之域，自古产金。《汉中志》涪县：（今绵阳）“去成都三百五十里，水通于巴，……孱水（今梓潼河）出孱山，其源出金银矿，洗取火融，合之为金银。”晋寿县：“本葭萌城，……水通于巴西，又入汉川，有金银矿，民今岁岁洗取之。”此在蜀汉之世，每当农隙之时农民以淘金为业也。又广汉属国刚氐道有金银矿。至如长江上游，亦以金沙江称之也。《汉志》“朱提（今昭通）银，重八两为一流，直一千五百八十，他银一流，直一千”。是言其质之纯。《后汉书·郡国志》出铜之地，有越巂郡邛都县之南山，灵关道有铜山，会无县天马河有铜胎，犍为属国朱提山出银铜是也。出铁之地，据《华阳国志》所载：巴郡宕渠出铁；蜀郡临邛县有古石山，有铁矿大如蒜子，火烧合之成流支铁，甚刚，因置铁官，有铁祖庙；越巂郡台登县有铁，今泸沽以磁铁矿著称。左思《蜀都赋》有“金砂银砾，晖丽灼烁”之誉，而铁之冶炼于蜀中，所起作用最大。用于农业有“蜀郡铁锄”。用于工业者，宋代黄山谷在巫山县署所见煎盐之铁牢盆，缘边一圈，有篆高“□巴官三百五十什永平七年第廿七西”十六铭文题记。永平七年为公元64年，小如铁锄应重数斤，大如铁盆，形大而厚，应重三四百斤，非简便之技所能铸造，于此可见铁之为用其利甚溥。而在《汉书·地理志》载：蜀郡临邛、南安设有铁官、盐官，犍为郡武阳设有铁官，巴郡朐有盐官，此于盐铁之生产巴蜀可称富庶。《说文》：“镂，刚铁，可以刻镂。”《蜀志》载越巂郡台登县，“山有砮石，火烧成铁，刚利”。《禹贡》：“厥赋砮是也。”铁之久经锻炼而为刚利，则可为镂，其未经火炼者，则为砮石，可作箭头之用。磬为石制，其形如矩而为方折。《说文》磬，“乐石也”。至今石柱有称为“太保金音石”者，其音硁硁然，可以制磬也。

熊，一名黑熊。蜀称之为狗熊。罴，学名棕熊，或称之为马熊。狐，蜀称之为草狐或毛狗。狸即貍，蜀称之为野猫。上列野生动物，或利其皮或取其毛，故总名曰织皮，以表示其可为冬季衣着之用。

（五）西倾因桓是来，浮于潜，逾于沔，入于渭，乱于河

此节备言贡道所经山川之途径。汉之汶山郡为蜀郡北部冉都尉，西接凉州酒泉，北接阴平，本广汉北部都尉。有六夷、羌胡之戎，古代属于梁州，贡道先经梁州而达于雍州。西倾山，《汉志》说在陇西郡临洮县西。《括地志》说：“西倾山，今嵹台山，在洮州临潭县西三百三十六里。”汉临洮即今甘肃岷县治，唐临潭在今甘肃临潭县西南。《北史·吐谷浑传》：晋羲熙初吐谷浑“树洛干死，弟阿豺立，……兼并氐羌，地方数千里，号为强国。登西强山，观垫江源，……其长史曾和曰：‘此水经仇池，过晋寿，出宕渠，始号垫江，至巴郡入江，度广陵入于海。’阿豺曰：‘水尚知归，吾虽塞表小国，而独无所归乎？’遂遣使通宋，献其方物。宋少帝封为浇河公。”此反映源出西倾山之白龙江可下达于巴郡之垫江县。西倾山之桓水即此水也。白龙江古称白水，《汉志》说：“广汉郡甸氐道，白水出徼外，东至葭萌（旧昭化县）入汉（即西汉水，今称嘉陵江）。”《水经注》：“潜水，盖汉水枝分潜出，……爰有大穴，潜水入焉，通冈山下，西南潜出，谓之伏水，或以为古之潜水。”于广元县朝天关之左岸入于汉。清代陈登龙《蜀水考》陈一津为之分疏谓：“潜水源出陕西宁羌州西北黄坝驿之蔡山岭，西合七盘关断窦山水，南过宣神驿，西穿龙洞而出，入嘉陵江，此禹贡之潜水也。”以此西汉水又名潜水。沔水即汉水。渭水出甘肃渭源县西鸟鼠山，东流入于河。此云自西倾山桓水而下至由于葭萌而浮于潜水，越通冈山而至沔水即汉水，溯褒水而入渭水，循渭水而下而乱于河。所谓入者，人入其间者也；所谓乱者，绝河而渡者也。此为古代由梁州以往雍州之交通路线，进而可达中原豫州之域。虽有翻山越涧之劳，但仍重视水利之轻便，少费人力之搬运也。

从梁州整部生产言之，盖以农业为先务之急，沱潜满畦，进而要求岷嶓之树艺，此所谓“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地尽其用，人尽其才也。农业富足而工业随之以兴。金银宝藏，唯梁州兼而有之。铜山多处，交易为之畅通。铁之冶炼，刚利以为镂，箭欲锋利，砮石能为之代镞。猎于山者，野兽皮毛裘褐为之增多。凡此物产之饶，技巧之精，其在当时，似非他州所能媲美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