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李冰治水
《史记·河渠书》：“蜀守冰凿离堆，辟（避）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中。此渠皆可行舟，有余则用溉浸，百姓飨（享）其利。至于所过，往往引其水益用溉田畴之渠，以万亿计，然莫足数也。”《蜀志》：“秦孝文王以李冰为蜀守，……冰乃壅江作堋，穿郫江、检江，别支流双过郡下，以行舟船。岷山多梓柏、大竹，颓随水流，坐致材木，功省用饶。又溉灌三郡（蜀郡、广汉、犍为），开稻田，于是蜀沃野千里，号为陆海，旱则引水浸润，雨则杜塞水门。故记曰：‘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也。’”按秦惠文王灭蜀，封子通国为蜀侯，以陈壮为相，以张若为蜀国守。周赧王三十七年，即秦昭襄王之二十九年（公元前278年），秦白起攻楚，拔郢，火烧彝陵，楚徙都陈，秦置南郡。次年秦蜀守张若攻楚，取巫郡及江南，秦白起定巫、黔中，置黔中郡，此正当楚顷襄王二十二年也。《风俗通》以李冰为秦昭王时蜀守，是张若为蜀守之后。《蜀志》以张若于赧王三十年取笮（巫）及其江南地，事亦相合，唯谓秦孝文王以冰为蜀守，是在公元前250年，此恐有误。
任预《益州记》云：“二江为郫江与检江。江至都安，堰其右，检其左。堋在北江，堰流为内江，总称郫江；堋在南江，检江为外江，总称检江。”《水经注·江水篇》：“李冰作大堰于此，壅江作堋。堋有左右口，谓之湔堋，江入郫江、检江。”此所序者应为秦汉内外两江之分水情况，于东汉建宁元年题作李冰圆雕石像出土都江鱼嘴于外江分流之首可以见之。唐《括地志》云：“大江一名汶江，西南自温江县界流来，郫江一名成都江，西北自新繁界流来，二江盖在益州成都县界。”按郫江今称南河，流经郫县入成都，谓“自新繁流来”，则失之也。郫、检二江，双江过郡，皆可行船，而今则有异，兹就近世考之。鱼嘴为内外分水之处，与昔无大变异。有柏条河者，柏或作北，应对正南江言之。《宋史·河渠志》云经三白洞，应即今灌县城之三泊洞，为今蒲阳河自此所分之水，东北流，其下游有二江沱之称，即沱江之上源也。三泊洞之下为外应口，为柏条河之所出，东流绕旧崇宁县北境，东南流至石堤堰，与向东之毘河分流，折而南流经犀浦之东，入成都县境，则为府河。柏条河一分为柏木河，再分为徐堰河，流经旧崇宁县南境，合流而东至石堤堰，与柏条河合。又有称为油子河者，为走马河之所派出，东南流，经崇义桥（右）、安德铺（左）、郫县西北之古水寺、东岳庙、老君桥，至成都县北之筑断堰，入于府河。油子河有古水寺等名，此或古称之检江。今则止于灌溉，而通船、漂木之利，乃在今之柏条河。成都市外北为船舶码头及木材麇集之处，由此绕市区之北折而南与南河之水合而南流，至彭山县北之江口与来自灌县之外江即正南江（岷江正流）合流而南，经彭山、眉山、乐山、犍为而至宜宾以入长江，东流至泸县与沱江合，此为成都平原内外两江分合之与秦汉所述无大异也。郫江为《宋史·河渠志》所称之马骑口，为内江之一大支派，从灌县城南仰天窝与柏条河分流，是为走马河，今则走马河与江安河同在锁龙桥下分流，合二为一，已有变迁。今之走马河，自红塔堰分水而下，东经郭家湾，东南至郫县西之插板堰。右分一支为磨底河，流经郫县之南，东过合兴场、顺风桥、岳家桥，东南流至成都市外西入于走马河。自插板堰而下，东南经郫县之千家桥、普安场、青龙场、三邑桥（郫、成、温三县）、马家场、苏坡桥、栏杆堰，曲折而东至成都外西之青龙场，左纳磨底河之水，今名南河。东流经成都之南，至南河口与府河合流，合称府河，至彭山江口而为岷江。
《蜀志》：“外作石犀五头以厌水精，穿石犀溪于江南，命曰犀牛里。后转置犀牛二头，一在府市市桥门，今所谓石牛门是也；一在渊中。乃自湔堰上分穿羊摩江（今羊马河）灌江西。于玉女房下白沙邮作三石人立水中，与江神要：水竭不至足，盛不没肩。”《史记·秦本纪》：文公“二十七年，伐南山大梓，丰大特”。徐广曰：“今武都故道有怒特祠，图大牛，上生树木，有牛从木中出”，以为神牛也。此则以石刻犀牛五头能压水怪，盖亦借为神也。作石人以为水则“水竭不至足，盛不没肩”是在秦汉之世，以为用水标准，掌握了当时规律，与“旱则引水浸润，雨则杜塞水门”是相应的。迄于唐代有侍郎堰之兴筑于内江，调节水量，更有进步。《宋史·河渠志》：“离堆之趾，旧镵石为水则，则盈一尺，至十为止。水及六则，流始足用，过则由侍郎减水河泄而归于江。”《元史·河渠志》云：“北江（即内江）稍东为虎头崖，为斗鸡台，台有水则，以尺划之，凡十有（又）一，水及其九则民喜，过则忧，没其则则困。”旁书“深淘滩、低作堰”作为岁修之制。是元所需之水量，似超过于宋也。明正统间水利佥事卢翊，于淘浚凤栖窝水中底层，掘出“卧铁”，为岁修深浚水底之标准，是法度更进一步。(https://www.daowen.com)
都江堰具体平治，秦李冰其选也。下至宋世遂有李二郎之出现。传云：“李冰使子二郎，镇湔江五石犀以压水怪，凿离堆以避沫水之害，穿三十六江，灌溉川西南十数州县稻田，今县西三十六里，犍尾堰索桥有李冰祠，即崇德祠也。”赵忭《古今集记》：“永康军崇德庙，在军城西门外山上，秦守李冰庙食处也。”宋范成大《吴船录》：“山上崇德庙，于北宋时祀李冰，于南宋为李冰及其子二郎而为合祀，嗣后径称之为二王庙。”两贤所述，各异其辞，但所称李二郎者，是为后起。汉唐之所记载，或有称为王叕者，曾佐李冰治水，于是有二王之称。是否由此演变而为二郎？都江堰治水之迹，转化而为李冰之子李二郎之功，而秦之李冰为之湮没不彰。所谓李二郎者，竟列入宋代祀典，见之《碑目考》载：平武玉虚观有“宋御制敕封二郎神碑”，得毋即此李二郎乎？二王庙之右又有所谓“杨泗庙”者，或以为《封神榜》中之杨戬，亦为清代帝王所敕封之神，年必祭祀，香火亦盛。是盖由封建帝王之独具权威，任意给以祀典，以讹传讹，有以致之。如范成大者只好给予李冰有子二郎之认可，而事遂不得其证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