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1《论十大关系》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
《论十大关系》是1956年4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是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开篇之作。这篇著作，在社会主义建设全面开始之际，借鉴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研究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问题，提出了一整套符合中国实际的方针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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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十大关系》的主要内容
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对于马列主义理论，“我们要学的是属于普遍真理的东西，并且学习一定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如果每句话，包括马克思的话，都要照搬，那就不得了”。对于外国的经验，也不能不加分析地一概排斥，或者一概照搬。“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
毛泽东所分析的十大关系，或者说十个问题，都是在借鉴苏联教训、总结中国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前五大关系主要讲经济问题，从经济工作的各个方面来调动各种积极因素。后五大关系主要讲政治等问题，从政治生活和思想文化生活各方面调动各种积极因素。
关于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毛泽东指出：“重工业是我国建设的重点。必须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这是已经定了的。但是决不可以因此忽视生活资料尤其是粮食的生产。”“我们现在的问题，就是还要适当地调整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投资比例，更多地发展农业、轻工业。”
关于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毛泽东认为，“沿海的工业基地必须充分利用，但是，为了平衡工业发展的布局，内地工业必须大力发展。”“好好地利用和发展沿海的工业老底子，可以使我们更有力量来发展和支持内地工业。如果采取消极态度，就会妨碍内地工业的迅速发展。”
关于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毛泽东说：“可靠的办法就是把军政费用降到一个适当的比例，增加经济建设费用。只有经济建设发展得更快了，国防建设才能够有更大的进步。”
关于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毛泽东强调：“国家和工厂，国家和工人，工厂和工人，国家和合作社，国家和农民，合作社和农民，都必须兼顾，不能只顾一头。”“把什么东西统统都集中在中央或省市，不给工厂一点权力，一点机动的余地，一点利益，恐怕不妥。”
关于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毛泽东提出：“应当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还提出，“中央要注意发挥省市的积极性，省市也要注意发挥地、县、区、乡的积极性，都不能够框得太死。”
关于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毛泽东指出：“我们着重反对大汉族主义。地方民族主义也要反对，但是那一般地不是重点。”“我们要诚心诚意地积极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
关于党和非党的关系，毛泽东说：“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现在看来，恐怕是几个党好。不但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可以如此，就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
关于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毛泽东指出，还有反革命，但是已经大为减少。今后社会上的镇反，“要少捉少杀”。机关、学校、部队里面清查反革命，“一个不杀，大部不捉”。“对一切反革命分子，都应当给以生活出路，使他们有自新的机会。”
关于是非关系，毛泽东说，党内党外都要分清是非。“对于革命来说，总是多一点人好。”对于犯错误的同志，要帮助他们改正错误，“允许他们继续革命”。“‘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是团结全党的方针，我们必须坚持这个方针。”
关于中国和外国的关系，毛泽东明确提出了“向外国学习”的口号。他指出：“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用。他们的短处、缺点，当然不要学。”
毛泽东指出：“提出这十个问题，都是围绕着一个基本方针，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我们一定要努力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的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上述论述，表明毛泽东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已经有了初步的系统思考。正如他自己所说：“前八年照抄外国的经验。但从1956年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
案例来源：根据谢春涛《〈论十大关系〉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直党建》，2013年第7期）节编而成
课堂讨论：
如何看待毛泽东《论十大关系》对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
案例点评：
道路问题对于一个国家的发展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的报告，初步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明确提出要以苏为鉴，独立自主地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标志着党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良好开端。
《论十大关系》确定了一个基本方针，就是“努力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的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服务。例如此段时期，经济领域形成“两参一改三结合”（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人员三结合）的管理制度，政治领域坚持多党合作制度，文化领域实行“双百方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同时勇敢“向外国学习”，为的都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服务。在十大关系中，前五条主要讨论经济问题，着眼于调动经济各领域各方面的积极因素；后五条论述的是政治生活和思想文化生活领域如何调动各种积极因素的问题。
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必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有一个如何认识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和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