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2“大逃港”年代的悲情记忆
热播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再现了逃港潮，以及习仲勋复出主政广东、治理逃港的历史。当陈秉安看到这段剧情时，无限感慨：“长期以来，史界对这起长达30年的大事件几乎完全忽视了。现在能直面‘大逃港’，是一个进步——历史，不该沉于河底！”
陈秉安在接受环球人物杂志记者专访时说：“从对待这段历史的态度变化，可折射出政府执政理念的变迁。”
两边收入相差100倍
新中国建立后，因为“反右”“四清”“文革”“上山下乡”一系列政治运动带来的政治和经济上的煎熬，使得逃港现象绵延了整整30年。
历史上出现过4次大规模的逃港潮，分别是1957年、1962年、1972年和1979年，逃港者各个阶层的都有，主要来自广东、湖南、湖北、江西、广西等全国12个省（自治区或直辖市）、62个市（县）。
逃港有着不同的时代背景。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逃港，主要是因为政见不同，以国民党残留人员和所谓的“地富反坏分子”居多。1957年、1962年逃港主要是由于国内生活条件差，历次政治运动又使得经济问题雪上加霜，“反右”“大跃进”更是引起了大饥荒。1972年逃港的主要是知识青年，他们认识到“文革”是错误的，又看不到回城的希望，所以萌生了逃港的念头。1979年逃港则是由一则“伊丽莎白女王诞辰时香港将大放边境3天”的谣言引发的。
那个特殊历史时期，内地几乎是与世隔绝的状态。但宝安县（1979年3月改为深圳市）不同，这里与香港接壤，把香港的情况看得清清楚楚。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宝安县一个农民劳动一天的收入平均是0.7元，而香港则有70元港币左右。一边早就用上了电视、冰箱，另一边只能吃红薯、咸鱼……悬殊的差距，引起了群众的不满。
1971年，宝安县公安局的年终汇报说，有个村子逃得只剩下一个瘸子了。位于香港新界的罗芳村原来并不存在，几乎都是深圳罗芳村的人迁过去的。
惨烈的逃港之路
逃港的方式主要有三种：陆路、游海、坐船。其中，中老年、妇女、儿童一般选择陆路，从深圳梧桐山、沙头角一带翻越边防铁丝网；游海的主要是年轻人，也是最常用的方式。
很多广东人回忆说，那个时期珠江里总是有很多练游泳的人，孩子从小就被灌输“好好练游泳，日后去香港”。人们通常选择从蛇口一带下水，游过深圳湾，在香港新界西北部的元朗登岸。如果一切顺利，需要一个多小时。为了防止逃港，当时潮汐涨落时间是高度机密。很多逃港者由于不了解涨落潮的时间，往往选择在落潮的时候下水，结果游到半路开始涨潮，拼不过去，淹死在半路，又被海浪打回到岸上。
已经解密的文件显示，1962年的逃港潮有如“大军南下”。据宝安县文献记载，这些逃港者成群结队，每人拿着一根木棒，带头者声称：“谁阻止我们，我们就用木棍和他们搏斗！”在沙头角，边境桥头连续两个晚上发生逃港者集体示威、强迫边防军人开闸；莲塘、罗芳村集中了二三千逃港者，他们冲垮了一段几十米长的铁丝网，人流像决堤的洪水一样冲过边界线……
仅1978年一年，逃港的就超过9.7万人次，甚至当地干部都开始逃，形成了“有权的批出去，有钱的买出去，没权没钱的逃出去”的局面。一位退役的边防军人曾告诉我，逃港高峰时期，他面对成百上千黑云一样涌过来的群众，“心都在颤抖”。
从堵，到疏，再到改革开放
对于逃港者，中国政府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政策。没有跑成的人中，大多数是被堵住、抓住的，还有一些是逃到香港又被警方遣返回来的。高峰时期对逃港者的打击异常严厉，没有合法手续的人都被视为“叛国投敌”，抓到就要收容，当地的收容站一度人满为患。
“文革”后政策有所松动，不再一味地堵，而是改用疏，比如说开会忆苦思甜，演革命样板戏，批判香港是“人间地狱”，学毛选……但还是不行。有一次演出《红灯记》，大幕一拉开，演李玉和的演员却不见了，原来他已经逃港了。
1978年，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的习仲勋去边境调查，一位年纪很大的基层干部跟他说：“你是从牢里出来的，我才跟你说真话。如果政策不变，还是这么走下去，人都要跑光了。”有人质问这位老人：“你怎么这样说呢？你是不是贫下中农？”“我是，但还是要讲。”习仲勋这才意识到这个问题很严重。后来，时任宝安县委书记方苞带习仲勋去沙头角，看到当地偷偷引进港资搞起塑料花加工厂，工人一天能挣8块钱，习仲勋很受触动。
在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里，邓小平说了一句话：“把经济搞上去，人民生活好了，逃港这个问题就解决了。”事实确实是这样。1980年，深圳设立了特区，从此，逃港的局面就扭转了。
1990年，深圳特区成立十周年之际，习仲勋回深圳参加庆典。他接受采访时说：“千言万语说得再多都没用的，把人民生活水平搞上去，才是唯一的办法。不然人民只会用脚投票。”
案例来源：根据《〈大逃港〉作者陈秉安：直面“大逃港”是一个进步》（人民网-环球人物，2014年9月9日）改编而成，有适当的删减。标题为编者所加
课堂讨论：
如何看待改革开放前“逃港潮”的发生？
案例点评：
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但人们又为什么要冒着生命危险逃港呢？主要是生活所迫。1977年11月，复出后的邓小平将视察的第一站定在广东。当广东省主要领导向邓小平汇报情况时，“逃港”作为一个重大的恶性政治事件被捅了出来。对此，邓小平出奇地沉默，然后平静地对大家说：“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邓小平强调要恢复过去行之有效的政策，发展经济，“生产生活搞好了，才可以解决逃港问题。逃港，主要是生活不好，差距太大”。
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当代中国，发展生产力的任务尤为突出，尤为重要。所以邓小平强调：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我们要建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的社会主义；我们确定的基本路线，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