辰、明代的伶人

明初，太祖令乐人张良才说评话，良才因做场，擅写省委教坊司招子，贴市门柱上，被太祖发觉，说贱人小辈，不宜宠用，令小先锋缚投于水，见焦里堂《剧说》引刘辰《国初事迹》。开国之初，便有这样一件惨剧，真是明代伶界的不幸了。到成化年间汪直用事的时候，中官阿丑“善诙谐，恒于上前作院本，颇有谲谏风”，汪太监及其它权贵的锋芒，当时似乎只有他一个人，还能够加以抑制，见谷应泰（苍霖）的《明史纪事本末》及独逸窝退士的《笑笑录》。正德皇帝有嬖伶臧贤，见李氏《雨村曲话》和朱彝尊（竹垞）的《静志居诗话》。当时南教坊又有一个伶人叫顿仁，曾随正德帝入京，得金元人杂剧，“尽传北方遗音，独步东南”，但暮年流落，竟没有人知道他的艺术，见清徐石麒（又陵）《蜗亭杂订》。顿仁又好像是一个女伶，《青楼小名录》也列有她的名字，梅禹金在《青泥莲花记》里并且咏着她说“宝奴老去优仁远，坊曲今谁记姓名？”嘉靖末年，海盐伶人金凤，初以色艺为严东楼所嬖，东楼败后，王世贞作《鸣凤记》，金加入扮演，即“去”东楼，观者都说他无耻。海盐是元代杨梓的家乡，《乐郊私语》说“由是州人得其家法，以能歌名于浙右”；又说“〔海盐〕州少年，多善乐府，其传皆出于澉川杨氏”，这金凤大约就是这样一个得杨家家法的少年了。金凤的事迹，清代王士祯（渔洋）还提到过。嘉、隆年间，“松江何元朗蓄家僮习唱，一时优人俱避舍”，所唱的北曲，为南教坊顿仁所赏识，但家僮的名字，留传的竟无一个。到了万历年间，申时行（汝默）的家优中间，有一个周铁墩，他的操守甚好，据说“可以愧士大夫之寡廉鲜耻者”，后来还有人替他做传。金凤与周铁墩俱见焦氏的《剧说》（卷六）。同时在苏州以北曲擅场的，有一个张野塘，原是安徽寿州人；这时候，南方戏剧界的地位几完全为南曲占去，所以张野塘几乎是一个仅存的硕果了，见沈景倩的《顾曲杂言》。

到了明朝末年，伶人中知名的至少还有一个马锦，字云将，他和近代一部分姓马的伶人（见《附录四》）一样，也是一个回教徒，所以有马回回之号。他最初和一个姓李的伶人在南京同演《鸣凤记》里的严东楼，自愧不及，及“闻今相国某者，严相国俦也”，于是“走京师，求为其门卒三年，日侍相国于朝房，察其举止，聆其语言，久乃得之”，后来再演《鸣凤记》，他的艺术便远出李伶之上。因为他有这种刻苦训练的功夫，侯方域（朝宗）便替他做了一篇传，现在侯氏的《壮悔堂文集》中。那李伶又不知是谁。再后阮大铖的家优里，也有一个姓李的，阮氏败死后，就不忍再唱他所编的剧本，足见他的义气，要在金凤之上，也见焦氏《剧说》（卷六）。

至于明代的女伶，可知的也是寥若晨星。明初，有齐亚秀和她的女儿江斗奴，斗奴演《西厢记》有名，某次，看客中有一个江西人，当场指摘她的错误，这人便是宁王的教师。以宁王的时代和齐亚秀的名字推之，姑认她们为明初的人物，因为宁王朱权是太祖的儿子，而齐亚秀的名称和元代女伶的名称又很相仿佛。杭州有女伶名商小玲，以色艺称，善演汤显祖（义仍）的《牡丹亭还魂记》，后因片面相思，郁郁成病，终于死在红氍毹上。这两段事迹，并见焦氏《剧说》。万历年间，金陵马四娘领了她的十五六人的班子，到苏州唱《北西厢》全本，班中有一个叫巧孙，“貌甚丑而声遏云，于北词关捩窍妙处，备得真传，为一时独步”。略后，南教坊又有一个女伶，叫傅寿，亦以能唱北曲为时流推重。这两段事迹，则并见沈景倩的《顾曲杂言》。

焦里堂的《剧说》又引《明诗综》的注，说：“李于田纵横声伎……女伶登场，至杂伶人中持板按拍”；又说“胡白叔，……以孤旦登场，四座叫绝”。这李胡二人虽然不是伶人，却是后世所称的“客串”或“票友”。又毛氏《西河诗话》里说，“天启六年，有钟鼓司佥书王进朝，绰号王瘤子，善抹脸诙谐，如旧时优伶”[4]，这王瘤子也许也是一个客串，而不是正式的伶人。惟焦氏又引元周德清（挺斋）论戏曲的话，说“良家子弟所扮杂剧，谓之行家生活，倡优所扮，谓之戾家把戏”，则同一扮演，而“职业的”与“业余的”的分别，在元明已经通行，不过我们现在不能举什么有姓名的实例罢了。

自唐宋以迄元明，关于伶人的笔墨，当然远不止像上文所叙述的那么少。不过作者在征引时，是受了好几种的限制的。一、只有事实而没有姓名的，不引。二、有姓名又有事迹的，对于事迹的部分也不过转述一二，不完全引用。三、有许多人物，和戏剧的关系，虽极密切，但有的只知其能填词，能拍曲，能编剧，或因为财产豪富，能够有私人的梨园组织，而不能扮演或未必能扮演——这些，作者根据宁阙无滥的原则，也不敢征引。例如太仓的魏良辅，昆山的梁伯龙（辰鱼），集南曲的大成，是昆腔的始祖，作者却都没有引，怕的是一个专门唱曲，一个专门制曲，却都未必上场表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