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从1926年留学回国到1937年抗战爆发大约十一年间，潘光旦主要的学术工作是优生学。除了介绍、阐述优生学的一般原理并结合中国的社会实际加以评论以外，他的主要精力用在结合中国的历史文献研究中国的人才问题和家谱问题。其中《中国伶人血缘之研究》和《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是最为突出也最有代表性的成果。

在中国人才问题的历史研究上，潘光旦最初的尝试是发表于1930年底至1931年初的《中国画家的分布、移殖与遗传》，可惜只完成了上篇。在这篇论文里，他探讨了中国画家的时代分布和地理分布的变迁并从人才移殖的角度给予解释，说“移殖”而不说“移徙”，主要是想指明人才的迁移行为主要不是一两个人的行为，往往是一家一族（一血族）的集体行为，它所带来的是“一把画才的种子”，遗传的角度在此凸显出来了。[12]在画才的研究中，潘光旦曾长期地注意过苏州的长洲文氏家族，因为“中国画才蕴蓄浑厚之大家颇不少，顾未有文氏之甚者”[13]。1931年中期潘光旦曾根据从《历代画史汇传》《清代画史》《苏州府志》中钩稽的材料，初步列出文氏于七八世之间所产出的大约三十个画家，揭示出他们之间的婚姻关系以及血缘关系。当时尚未获得文氏族谱，所以研究未能获得进展。后来可能获得了文氏族谱，他也试图将这项研究完成，1942年他列出了《一个世家家谱之分析——明清两代的长洲文氏》一文的写作提纲，但只完成了第一部分“文氏的源流”，便未能进行下去。[14]1931年12月，潘光旦应杭州浙江大学和民众教育实验学校之约，以“杭州的人才”为题目之一作了演讲，但未能写成专文发表。1932年9月，苏州青年会的星期论坛约他参加，他便挑选了“苏州的人才”为题。[15]后面这次演讲经充实、修改，写成一篇论文《近代苏州的人才》于1935年10月发表在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创刊号上。这篇论文对于近代苏州各方面的人才之盛有很全面的叙述，并着重讨论了苏州成为人文渊薮的地理原因和生物原因，当然文化原因也是很重要的，只不过因这是一向受人重视的因素，他便略而不论。

《中国伶人血缘之研究》的工作是中山文化教育馆的一种特约研究，着手于1934年二三月间，资料搜集费去了半年时间，写作用了一个月时间，全稿完成于1934年9月。这个速度在今天的学术界也是相当惊人的，因为他同时还承担着主编《华年》周刊、翻译霭理士的《性的教育》和《性的道德》两本书等繁重的任务。这本书的正式出版，则因种种因素的干扰，竟然拖到了7年之后的1941年那个战火纷飞的抗战年代。

如上所述，在做这项研究之前，潘光旦不仅已经有过优生学理论方面的准备，而且在结合中国历史文献资料开展关于人才问题的专题研究方面有了一些尝试，所以他在着手研究近代伶人时便是轻车熟路了。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潘光旦不仅熟悉西方优生学界的人才研究，而且有自己的独到之处。他不仅对其代表性著作如高尔顿（F.Galton，书中译名“戈尔登”）的《遗传的天才》、霭理士的《一个英国人才的研究》有关伶人的部分有所消化吸收，而且在留美期间还特意搜集到了一本学术界很少人注意的书，《美国的优伶世家》（Famous Actor-Families in America），作者是美国一位不甚知名的学者摩西士（Montrose J.Moses），书出版于1906年，甚至在1924年出版的加州大学荷尔摩斯（Samuel J.Holmes）所编的网罗得很全的《优生学图书目录》里也未能收录。“这本优伶世家一半是用谱学与传记学的眼光来写的，参考极丰富，背后附录的书目多至三十页，叙事的笔墨也很谨严，小至生卒年月一类的事实，也不肯含混过去。”[16]这本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作品”潘光旦曾仔细读过，成为他研究中国伶人血缘问题的最重要的范本。

一项研究能否成功，除了具备独到的理论视角以外，在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是否碰到了好的选题以及是否具有较为丰富而系统的资料。潘光旦对中国伶人的研究着重于地理的分布、血缘的分布和阶级的分布三个方面，而以血缘关系为最有特色，所以这本书的书名最终确定为《中国伶人血缘之研究》。选择伶人为研究对象，还有一大好处，就是伶人过去长期一面受人“捧场”，一面却也受人歧视，歧视的结果使得他们在社会里成为一种特殊的阶级，在生理和心理方面都与别的社会阶级隔离开来，“阶级的内群婚配”使得观察伶才的品性遗传成为可能。在研究资料方面，潘光旦对中国历史上有关伶人的资料作了较为系统地钩稽，发现近代（即120年以来）的伶人资料比较丰富，足够这项研究作归纳、分析之用。《中国伶人血缘之研究》一书对于中国伶人的历史状况以及近代伶人的地理分布、婚姻关系与社会阶级分布等方面的史实所作的系统研究，不仅在当时是开创性的，而且至今仍然未被整体上超越。作为一本学术名著，它不仅是当之无愧的，而且它的价值还未受到充分的重视，还有待于进一步的分析与研究。

潘光旦所处的时代，对于动物的遗传研究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对于人类的遗传研究还不是很精确的，除了从动物遗传研究那里取得一些借鉴以外，对于人类的遗传很大程度上依靠家谱资料，所以在欧美的优生学研究机构，没有不重视家谱资料的搜集、整理与分析的。潘光旦在留学时期已经感受到了这种治学的路径。他回国后开展中国问题的优生学研究时自然将对家谱的研究作为一个重要的方面来进行。1934年初，他在一篇文章里自信地说：“我七八年来的收藏虽不算特别多，但心血和金钱，却也花了不少，就中优生与家谱两类，尤其是经过一番张罗的苦心，在数量上也很可观，至少在目前国内的藏书楼里，恐怕还找不到一个对手。”[17]从1929年初发表《中国家谱学略史》以来直至1948年发表《说家谱作法》，将近20年时间里，他围绕家谱学先后发表了8篇论文，对于中国家谱学的历史与成就，家谱如何改造以便作为科学的资料和史学的一个分支等等问题都做了深入的探讨。

《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在潘光旦的研究计划里是打通人才研究和家谱研究的一个尝试。它试图解决的问题是，嘉兴的成为人才渊薮与此地的氏族的清门硕望之间究竟有多少联系。单单做嘉兴一个地方的人才研究，有如1935年他发表的《近代苏州的人才》那样的作品，家谱的用处是不太大的；但如果要把嘉兴所产生的人才和这里的世家大族的关系揭示出来，则不能不借重于家谱资料，有时还需要一些科举的硃卷资料，因为这些资料记载有他所需要的血缘关系和婚姻关系的事实。因为有人才研究和家谱研究两方面的结合，所以我们可以说《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比此前单纯的人才研究和家谱研究有所推进。

中国的旧式家谱作为科学研究的资料有很多局限性。如伪托名人作为先祖，记载的事实往往太过简略，不足以作为科学的分析之用，记载偏重男子一系，对于嫁出的女儿和娶进的媳妇都非常忽视，等等。潘光旦从大量搜集的嘉兴家谱资料里钩稽血缘关系和婚姻关系确实下了很大功夫，在他的努力之下，嘉兴望族之间错综复杂的通婚关系得到了一幅较为清晰的图景，而且将望族与嘉兴的人才辈出联系起来，给予了正面的肯定。但是，任何一种研究总是有缺憾的，他尽管在一时间尽力搜集了他所能看到的资料，但资料是没有尽头的，一个人总难以穷尽一项须世世代代学者从事的研究。他感叹家谱的搜集还不够多，许多孤零的血系还是找不到它们之间应有的联系；除了家谱资料以外，浩如烟海的集部文献他平时不专门收藏，所以也没有能够得到充分的利用。不管怎样，潘光旦的这项研究已经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也给后人指出了若干努力的方向。

《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一书，除了开辟了结合人才研究和家谱研究的新路径，以及提供大量具体的事实以外，还修正了以往流传已久的某些看法。如中国很早就有“君子之泽，五世而斩”的说法。但作为一种愿望，何以不多包括几世，而甘心以五世为限？如果说《左传》上的占卜之词只说五世，意在表达不敢希望太奢，但“君子之泽，五世而斩”这样肯定的说法又为什么如此肯定呢？潘光旦通过对嘉兴望族的研究，梳理出91个血系的“世泽流衍图”，发现最少的世泽流衍有4世，最多的竟达到21世，平均达到8.3世，由此推断“君子之泽，五世而斩”的古老说法是不正确的。这种以实证材料检验一种流行观点的做法显示了社会科学的作用，对于我们正确认识中国的历史与社会具有不可多得的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