巳、清代嘉、道以前的伶人

巳、清代嘉、道以前的伶人

现在我们说到清代的前半。何以只说清代的前半呢?这和本篇正文的范围有关,不能不略作解释。清代的戏剧,沿明代之旧,最初盛行的是昆曲,乾隆年间,昆曲以外的腔调,比较能博得一般人欢迎的,也逐渐擅场,于是戏剧界便有了雅部与花部之分。雅部就专指昆曲,花部所包括的至为复杂,例如《缀白裘》(第六集及第十一集)里所载的杂曲,便有梆子腔、弋阳腔、高腔、京腔、乱弹腔、秦腔、西调、吹调等八种;又如李斗《扬州画舫录》(卷五)也举了五六种,京腔、秦腔、弋阳腔、梆子腔、罗罗腔、二簧调。花部又总称为乱弹。高腔(出今河北高阳)和弋阳腔(江西弋阳)都和昆曲相像,有渊源关系,有时候也分不大清楚,所以李氏《画舫录》里有“弋阳有以高腔来者”的话,但“铙钹喧阗,唱口嚣杂,实难供雅人之耳目”(鹿原学人《昆曲皮黄盛衰变迁史》引《啸亭杂录》卷八[5]),所以也列入了花部。到乾隆末年以后,花部的势力日渐膨胀,其中尤其占优势的,初则秦腔,后则二簧,道、咸以后,二簧或皮簧便成了戏剧界的盟主,秦腔转衰,而昆曲渐成绝响,其间沿革的情状,近人鹿原学人的《昆曲皮簧盛衰变迁史》言之最详,我们在这里,因为题目的性质略有不同,自然不暇深究。但《扬州画舫录》里有两段话,是值得一引的:“郡城演唱,皆重昆腔,谓之堂戏;本地乱弹,只行之祀祷,谓之台戏……;后句容有以梆子腔来者,安庆有以二簧调来者,弋阳有以高腔来者,湖广有以罗罗腔来者,始行之城外四乡,继或于暑月入城,谓之赶火班;而安庆色艺最优……。”这是关于扬州的一段。“京腔本以宜庆、萃庆、集庆(皆班名)为上;自魏长生(见后)以秦腔入京师色艺盖于宜庆、萃庆、集庆之上,于是京腔效之,京、秦不分。迨长生还四川,高朗亭入京师,以安庆花部合京秦两腔,名其班曰三庆,而曩之宜庆、萃庆、集庆,遂湮没不彰。”这是关于北京的一段。北京和扬州是当时剧艺的南北两大本营,观此,也就可以知道当日变迁的大势了。

作者在这一节里所要引的伶人,全都是属于这大变迁发生以前的,至少是属于二簧调执剧界的牛耳以前的。至于二簧调称霸以后的伶人,便一概归入下文的《本论》。上文所说范围上的解释,就是这一点。

擅长昆剧的伶人,大约要推李氏《扬州画舫录》(卷五)所记的为最多和最详细了。我们先把他们归纳起来:

一、副末——余维琛、王九皋、沈文正、俞宏源、俞增德。共5人。

二、老生——山昆璧、张德容、王采章、程伊先、刘天禄、陈应如、周新如、朱文元、刘亮彩、王明山、程元凯。共11人。

三、正生或小生——陈云九、董美臣、张维尚、石涌塘、张明祖、汪建周、李文益、沈明远、陈汉昭、施调梅。共10人。

四、老外——王丹山、孙九皋、倪仲贤、张国相、时法揆、赵联璧、周维伯、杨仲文。共8人。

五、大面——周德敷、刘君美、马美臣、马文观(兼擅二面)、冯士奎、韩兴周、陈小扛、洪季保、张明诚、朱道生、范松年、奚松年、王炳文。共13人。

六、二面——高东嘉、钱云从、钱配林、陈殿章、“恶软”、姚瑞芝、沈东标、蔡茂根、陆正华、王国祥。共10人。

七、三面及丑——陈嘉言、周君美、郭耀宗、顾天一、顾天祥、谢天成、滕苍洲、周宏儒、宋献策、丁秀容、孙世华、熊如山。共12人。

八、老旦——余美观、王景山、张廷元、费坤元、施永康、管洪声。共6人。

九、正旦——史菊观、任瑞珍、吴仲熙、吴端怡、徐耀文、王顺泉。共6人。

十、小旦——吴福田、许天福(老旦出身)、马继美、王四喜、杨二观、马大保、王喜增、余绍美、金德辉、范三观、潘祥龄、朱野东、周仲莲、董寿龄、孙起凤、朱治东、陈兰芳、许殿章、季赋琴、范际元。共20人。

十一、脚色不明的2人——汪颖士、董抡标。

一起共103人。《画舫录》是乾隆六十年出版的,大概当盐商全盛时代的扬州雅部各班的重要脚色,都包括在内了。当时的脚色共有12种:副末是开场的领班;老生和正生和现在的没有分别;老外似乎就是后来的末;大面二面是净,三面是净兼丑;老旦、正旦、小旦也和现在的没有分别,又有贴旦和杂两种,似乎并没有专角,而由小旦和三面分别充任。

这103个伶人的事迹,也有一部分值得我们的注意。第一是他们的籍贯。关于这一点,材料很少,但余维琛、费坤元、恶软三人是苏州人,至少是最初在苏州搭班的。但扬州城内梨园总局的所在地叫做苏唱街,《录》中又有“苏州脚色优劣,以戏钱多寡为差……”的话,而扬州最老的戏班——徐班——解散以后,脚色又“归苏州”,可见籍贯不明的伶人中间,总有很大的一部分是苏州人。小旦杨二观是上海人,因上海出水蜜桃,故有“小蜜桃”的雅号。此外就不知道了。关于苏州伶人特多的一点推论,我们可以相信大概是不错的。钮琇在《觚剩》里(《续编》,卷四)有段《苏州土产》的笑谈可资证明:“长洲汪钝翁在词馆日,玉署之友,各夸乡土所产……以为欢笑。唯钝翁默无一言。众共揶揄之曰:苏州自号名邦,公是苏人,宁不知苏产乎?钝翁曰:苏产绝少,唯有二物耳。众问二者为何。钝翁曰:一为梨园子弟。众皆抚掌称是。钝翁遂止不语。众复坚问其一。钝翁徐曰:状元也。众因结舌而散。”汪钝翁即汪琬(尧峰),正是这时期以内的人物。

二是他们中间的血缘和婚姻关系。这一层的材料也不多。我们只知道董抡标是正生董美臣的儿子,大面刘君美是老生刘亮彩的父亲,俞宏源和俞增德,父子先后当过副末,小旦马大保是大面马美臣的儿子,正生张明祖和大面张明诚是兄弟,陈嘉言和郭耀宗是翁婿[6]。

三是有几个伶人的精力,实在有过人之处。三面顾天一,“年八十余演《鸣凤记·报官》,腰脚如二十许人”。老外张国相,“近年八十余,犹演《宗泽交印》,神光不衰”。小生陈云九,“年九十,演《彩毫记·吟诗脱靴》一出,风流横溢,化工之技”。马继美“年九十,为小旦,如十五六处子”。老外孙九皋,“年九十余,演《琵琶记·遗嘱》,令人欲死!”

四是一部分伶人的品貌的美丽。《录》中著录的很多,姑举一二例以概其余:小旦潘祥龄“神光离合,乍阴乍阳,号四面观音”;小旦杨二观,姿容秀美,时人以水蜜桃相比。

五是除了精力与品貌以外,一部分的伶人在身心两方面又有许多特点和造诣,也姑举几个比较显著的例子。“老生山昆璧,身长七尺,声如镈钟……观者目为天神,自言袍袖一遮,可容〔同行〕数十人。”正旦任瑞珍“善泣”,“诗人张朴存尝云,‘每一见瑞珍,令我整年不敢作泣字诗’”。“小生汪建周,一字不识,能讲四声。”大面范松年擅啸,《画舫录》真把他描写得神乎其技:“其啸必先敛之,然后发之,敛之气沉;发乃气足,始作惊人之音,绕于屋梁,经久不散;散而为一溪秋水,层波如梯;如是又久之,长韵嘹亮,不可遏而为一声长啸;至其终也,仍嘐嘐作洞穴声。”小旦吴福田,“度曲应笙笛四声”,《纳书楹曲谱》的编者叶广明,称他为“无双唱口”。小旦金德辉是音律家钮匪石(树玉)的徒弟,见《龚定盦集》和王季烈《曲谈》。

至于苏州本地的伶人,我们在乾、嘉年间沈起凤所作的《谐铎》里也找到一些零星的记载。沈氏在《南部》(卷十二)的题目下说,“吴中乐部,色艺兼优者,若肥张瘦许,艳绝当时;后起之秀,目不见前辈典型,挟其片长,亦足倾动四座,如金德辉之《寻梦》,孙柏龄之《别祠》,……朱晓春之《叹月》,马奇玉之《题曲》,……张联芳之《思凡》,曹远亭之《佳期》,……王阿长之《埋玉》,周二官之《劈棺》,……戴云从之《偷棋》,沈天瑞之《盗令》……。”此外提到的名字还有一个张修来。在《雏伶尽孝》(卷四)一则下,沈氏又专替一个伶人叫做尹兰的揄扬。至于《南部》下所说的肥张瘦许,又不知究竟是谁。金德辉已见上文。尹兰以后,苏州的昆班里,又出过两个孝伶,李春江与钟凤龄,见黄钧宰《金壶七墨》(卷一)。

要把以前的伶人,网罗在一起,事实上恐怕是不可能的,尤其是到了清代的前半叶;私家的记述既多又滥,有的又不免带上不少的“捧角”的意味,要把他们的姓名事迹完全收集拢来,也似乎没有多大的价值。昆剧伶人,除扬州的以外,在北京和苏州的当然也不在少数。在北京一方面,以前似乎还有过好几种专门品评剧艺和伶人的书,例如鹿原学人在他那本《昆曲皮簧盛衰变迁史》里所引的《燕兰小谱》、《听春新咏》等;《燕兰小谱》里似乎还辟有“伶工评判记”一卷[7],但所评判的无非是旦色,而不及生净,论者认为是“相公隆盛的反映”,到此,伶人的生活已从正当的“艺”的发展转入畸形的“色”的发展,而一般作家也从“艺”的描写转入“色”的刻画,那末,虽有多量的记载,我们也不能充分的利用了。《燕兰小谱》和《听春新咏》,作者没有能见到,今姑就鹿原学人所征引的资料,和其它浏览所及的稗史笔记,再举一些零星的例子。在昆曲方面,则有——

陈明智,康熙年间,长洲甪直镇人,是一个第一流的净角,当时的士大夫叫他做“甪直大净”,最初不过是一个村优,后因在城中“拆戏”,演项王,始得名。曾在内廷供奉20年。详见焦氏《剧说》引史承谦《菊庄新话》。又见王季烈《曲谈》。《菊庄新话》又说,“时郡城之优部以千计,最著者惟寒香、凝碧、妙观、雅存诸部”,优伶的数目虽多,而到今流传的却只有甪直的一个“大净”!

小金山——疑即陈明智,亦见《剧说》。

郁树宝——又是一个苏州产的有名的净角,身躯壮伟,声若洪钟,故又名郁大脸;初在苏州集秀班中,乾隆年间,被召入京做供奉,像陈明智一样。放归后声价愈重。见诸晦香《明斋小识》。

朱维章——“扮武大郎”。

张燕筑——“扮宾头卢”。

丁继之——“扮张驴儿”[8],三人“皆妙绝”,见余杯《板桥杂记》(入张潮《虞初新志》中)。丁年八十,犹能演《水浒》赤发鬼。见《剧说》(卷六)。

顾觉宇——能撰曲,有《织锦记》传奇一种,见王氏《曲录》(卷五)。

桂林官——“昆旦中之韵胜者……绝不似乐部中人……友人以文士待之”。

韩学礼——来自“南中梨园,不事艳冶,惟取曲肖形容,令人怡情”。

张发官——亦旦角,“部中皆梨园父老,惟发官年二十四为最少”,足见当时的昆剧旦角,还重艺不重色。

吴大保——已兼习乱弹。

四喜官——已兼习乱弹。以上五人,都见鹿原学人《变迁史》所引《燕兰小谱》[9],《谱》是乾隆五十年出版的,可以推知他们都是乾隆中叶以后的人。

叶霜林——善评话,是焦里堂的朋友,曾经说,“古人往矣,赖以传者有四:一、叙事文,一、画,一、评话,一、演剧。道虽不同,而所以摹神绘色,造微入妙者,实出一辙”(焦氏《剧说》卷六)。评话与演剧极相近,所以也把他举出。

此外清初又有王紫稼、陈紫云两个擅长昆曲的人。陈紫云不详。王紫稼便是龚芝麓、吴梅村、钱牧斋、陈迦陵等诗人所再三歌咏的王郎,后来因淫纵不法,终于被御史李琳枝杖杀。见梁绍壬的《秋雨庵随笔》(卷四)。

这时期的女伶,可知的实在很少。清初有女伎小青,“色艺皆精,尝演剧”,某夫人赠词,有“浪萍飞絮前生果,别是伤心一小青”之句;见焦氏《剧说》引徐釚《词苑丛谈》。又有女伎青来,曾在松江演关于冯小青的传奇剧,当时颇受人欣赏,见陈文述(云伯)《兰因集》。查继佐(伊璜)于史狱终了后,组织了一队伎乐,旦角的名字里,都用一个“些”,其中最著名的叫柔些,见王静安氏的《曲录》(卷五)引吴衡照《莲子居词话》。又有云些、月些,见杨恩寿(蓬海)《词余丛话》(卷三)。说起私家自己组织的剧部,除了查氏的以外,我们还可以举如皋冒氏(襄、辟疆),见王氏《曲录》引尤侗(西堂)《曲腋·自序》;长洲尤氏,西堂《钧天乐·自序》说“家有梨园,归则授使演焉”;山阴吴氏(兴祚、伯成),丹徒王氏(文治、梦楼),杨蓬海说他“行无远近,必以歌伶一部自随”(《词余丛话》,卷二)。但“康、雍以后,家伶日少”(吴梅瞿安语),就没有什么著例可举了。

余氏《板桥杂记》,说清初“沈公宪以串戏擅长,同时推为第一,王式之中翰、王恒之水部,异曲同工”。这是串戏的三个著例,但这三个是怎样的人,一时无从查考。

在昆曲方面,另外有一位名家,似乎应该在此一提。这人就是上文已经提过的沈起凤,沈氏字桐威、一字薲渔,乾隆时吴县人,所著杂剧,至今留存的有《报恩缘》、《文星榜》、《才人福》、《伏虎韬》四种,合称为《四种曲》;近人陈墨香著《墨香剧话》,说他“虽文士,而能巾褶登场,故其撰剧,穿插皆紧严”。以前演剧的不会编剧,编剧的人不会演剧,以伶人的资格而编剧的,以前还有过四五个人,以文士资格串戏的,以前也尽有,刚才还引过三个,但是以编剧家的文士资格而现身说法的,我们知道得很清楚的只有沈氏一人。作者和沈氏有些渊源,知道他一些底细,而乾隆以来私家剧说,谈到他的又极少,所以敢在此补这么一笔。

昆曲浸衰以后,皮簧代兴以前,还有少数知名的伶人,至少应该在这里点一点卯。在京腔或高腔方面——

八达子——旗籍,乾隆甲午年死,至乾隆末年,“其名尚津津在人齿颊间”。

白二——大兴人,原亦旗籍。

天保儿——他和右二人同时,都是北京的旦角,所演都是淫靡的剧本,见鹿原学人引《燕兰小谱》。

谢瑞卿——亦京伶,善演《水浒记》阎婆惜,见《扬州画舫录》。

京腔的丑角,则有——

凌云浦——

刘八——广东人,和凌云浦都在扬州搭过班,故俱见《画舫录》。

在秦腔方面,则有——

魏长生——俗称魏三,四川金堂人,乾隆年入京,不久便取白二、天保儿等的地位而代之。鹿原学人引《啸亭杂录》说,“一时不得识交魏三者,无以为人。”[10]他是现在旦角梳水头和踹高跷的发明的人。曾一度到过扬州演戏,所以《画舫录》里也有他的事迹。谢溶生在《画舫录》的序里也有“到处笙箫,尽唱魏三之句”的话。他的生平,详《燕兰小谱》。沈薲渔对他有极严厉的评骘,见《谐铎·南部》一则。不过《谐铎》里作“韦三”。

杨五儿——魏三副色,“一时魏、杨并称”。

陈银官——魏三的徒弟,也是四川人。

彭万官——四川人。

王桂官——

刘三官——和王桂官都是学魏三而得名的。

鹿原学人在《变迁史》里说,“自乾隆四十四年,魏三入都,以至银官被逐,于此短日月之中,在京师舞台,起革命之大涡乱,如双狮之狂吼,因以耸动世人耳目,压倒群流,彼师徒两人,亦一时之杰哉。”这些伶人的人格虽高不到哪里去,但当时的势力,也正可想而知。魏氏的发明高跷,其为迎合一班观众迹及虐淫狂的心理,也是很显而易见的。但同时据说他也是一个富有豪侠气概的人,见鹿原学人文中所引的《啸亭杂录》和《金台残泪记》。

魏三以后,京、秦腔的界限就很难划分,所以在《扬州画舫录》里,就附载着四五个京、秦腔不分的旦角:

杨八官——苏州人。

郝天秀——安庆人,“得魏三儿之神,人以‘坑死人’呼之,赵云崧(翼)有《坑死人歌》”。

谢寿子——扮花鼓妇。

陆三官——花鼓。

关大保——学北京谢瑞卿一派。

《画舫录》里又有好几个很难讲派别的伶人:旦角有熊肥子、小鄢、樊大。樊大演《思凡》,“始则昆腔,继则梆子、罗罗、弋阳、二簧,无腔不备”,所以有“戏妖”的称呼。丑角则有吴朝万、张破头、张三网、痘张二、郑士伦。又有张天奇、岑赓峡、郝天、郝三、刘歪毛等,也都是本地乱弹的丑角。

上文所举的伶人或能串戏的人,他们的人品、艺术当然大有不齐,但不齐到什么程度,恐怕就是当时的人于九原之下,也是说不十分准确。不过我们知道至少有一点是谁都具备的,就是能扮演;有的也许擅长唱工,有的擅长说白,有的擅长武工,但他们多少都会扮演则一,并且我们相信,此种扮演的能力,总要在一般时人之上。有了这么一个共通之点,我们就不妨把他们胪列在一起,而不觉得有什么不伦不类。至于昆曲末期里以至衰歇后的那些七分相公三分曲子的伶,如杨掌生四种《京尘杂录》所载的许多,我们便只好一概付诸阙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