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前代伶人零星分布的状况

子、前代伶人零星分布的状况

在这一个地理的分布的总题目下，我们准备铺叙三种的事实。一是前代伶人零星分布的状况。这一节本应该在上文《前论》中间就叙到的，但分布的情形，时代与时代之间往往有牵连的关系，如今把前代的和近代的叙在一处，节目的划分虽若不大清楚，意义上却可以保全相当的完整。二就是近代伶人的分布。三是近代伶人的移殖。

关于前代伶人分布的事实，当然又是不多的。不多的理由，一则根本因为流传到今的伶人不多，再则因为伶人的地位卑微，即有流传，他的出处也大都没有人知道，即使知道，也未必就记录下来。明徐渭（文长）在《南词叙录》里说，“隋唐正雅乐，诏取吴人充弟子，习之，则知吴之善讴，由来久矣。”所谓善讴，未必就能扮演，我们在上文早就说过，但“乐人”和“俳优”既始终有些分不清的关系，我们在此不妨假定，出歌唱的人出得特别多的区域，也许就是比较能够产生扮演的人的区域。从五代到北宋，我们连这一类可供推论的参考都没有。南渡以后，又稍稍有些可以依傍的资料。焦里堂在《剧说》里说，“南戏出于宣和以后，南渡时谓之温州杂剧，后渐转为余姚、海盐、弋阳、昆山诸腔。”凡是能产生杂剧或产生腔调的地方，我们现在姑且假定它也能出优伶人物，虽未必中，当亦不远。焦氏不又引明陆容（式斋）《菽园杂记》的话么？“嘉兴之海盐、绍兴之余姚、宁波之慈溪、台州之黄岩、温州之永嘉，皆有习为倡优者，名曰‘戏文子弟’。”腔调的发源地，大概也就是“戏文子弟”的发祥地，这是很好的一些证据了。但这还是明代成化年间的话，至于海盐腔的成立，则我们知道尚在明代以前，我们在上文已经提到过元代杨梓在海盐的贡献，不过焦氏《剧说》又引明李日华《紫桃轩杂缀》说：“张镃，字功甫，豪侈而有清尚，尝来吾郡海盐，作园亭自恣，令歌儿衍曲，务为新声，所谓海盐腔。”张镃是宋人，可知至少海盐一地，在南宋年间，也许已经能产生“戏文子弟”。至于元代以后，那就不成疑问，上文所引《乐郊私语》的话已经说得很清楚。

至元代杂剧发达以后，一则因为京都在北方，再则因为杂剧的作家，至少在初期里，也大都是北方人，我们料想起来，北方一定也有几个出“戏文子弟”的中心，可惜我们没有材料。至于杂剧作家的地理分布，王静安已经早就替我们归纳一过。他在《录曲余谈》里说，“曲家多限于一地。元初制杂剧者，不出燕齐晋豫四省，而燕人又占十之八九。中叶以后，则江浙人代兴，而浙人又占十之七八。即北人如郑德辉、乔梦符、曾瑞卿、秦简夫、钟丑斋辈，皆吾浙寓公也。至南曲则为温州人所擅，宋末之《王魁》、元末之《琵琶》，皆永嘉人作也。又……有永嘉《韫玉传奇》，亦元末明初人作。至明中叶以后，制传奇者以江浙人居十之七八，而江浙人中，又以江之苏州，浙之绍兴，居十之七八。此皆风习使然，不足异也。”王氏还有一些比较详细的数字，载在《宋元戏曲考》上，他说，“就杂剧家之里居研究之，……则六十二人中，北人四十九，而南人十三；而北人之中中书省所属之地，即今直隶、山东、〔山〕西产者，又得四十六人，而其中大都产者十九人。且此四十六人中，其十分之九为第一期之杂剧家，则杂剧之渊源地自不难推测也。又北人之中，大都之外，以平阳为最多，其数当大都五分之二……。至中叶以后，则剧家悉杭州人，中如宫天挺、郑光祖（即德辉）、曾瑞（即瑞卿）、乔吉（即梦符）、秦简夫、钟嗣成等，虽为北籍，亦均久居浙江。盖杂剧之根本地已移而至南方，岂非以南宋旧都文化颇盛之故欤？”王氏说“曲家多限于一地”，我们相信作曲的人如此，唱曲与演曲的人也未尝不如此，我们并且以为这一地和那一地还大致雷同。至少对于江浙这一隅，我们是不怀疑的，从南渡前后起一直到明代止，制戏文的士大夫和演戏文的“子弟”似乎始终没有断过种。在北方我们就很不知道了。上文讲元代的伶人时，我们发见有五个是兼擅编剧与演剧的，而这五个人中间至少三个的籍贯，我们是知道的，赵文殷是彰德人、张国宝是大都人、红字李二是京兆人，其余两个，一个既然是红字李二的丈人，而一个又是联襟，也有希望是北方人。其它编剧的北方人，虽未必扮演，但当时编剧的作家与演剧的伶人，在身份上的分别，似乎并不很大，王静安在《录曲余谈》里，且有“关、王、马、郑等皆名位不著，在士人与倡优之间”的话。演剧的既也会编剧，而编剧者的地位又“在士人与倡优之间”，那末，我们上文所假定的一点——就是，就在北方，编剧家的中心，大概也是演剧家的中心——是不至于完全错误的了。但一到明代，不但编剧的“根本地移而至南方”，就是演的人恐怕也就归于消竭，所以王伯良在《曲律》的《杂论》里说，“胜国诸贤，盖气数一时之盛，王、关、马、白，皆大都人也，今求其乡，不能措一语矣！”王氏“气数”之说，也可以教我们回想到上文论时代的分布时的那一番话。

明代的局面，大概是元代后半的变本加厉。不过有两点是值得注意的。鹿原学人引汤若士《玉茗堂集》说：弋腔起于江西弋阳，但嘉靖年间成绝调，厥后无闻，而有谭纶其人者，以海盐腔为基础，而使之再兴。可知海盐在南宋以后，历元代及明初，虽然是一个戏曲的中心，而在明中叶前后，至少在腔调方面，此种中心的地位也发生过一度变迁，而腔调的变迁多少难免不影响到优伶的地理的分布。这是一点。焦氏《剧说》引明姚旅《露书》说，“琉球居常所演戏文，则关中子弟为多……”，可知剧界的重心虽移而至南，至少关中子弟还有不少学做优伶的人，但怎样会流播到琉球，却不明白了。这又是一点。

王伯良在《曲律》里，也有一段讲腔调演变的话，腔调既和方音不能全无关系，我们也不妨引来做一个参考。“南曲之始，不知作何腔调，沿至于今，可三百年。世之腔调，每三十年一变，由元迄今，不知经几变更矣……。凡旧唱南调者，皆曰海盐，今海盐不振，而曰昆山……。今苏州、而太仓、松江，以及浙之杭、嘉、湖，声各小变，腔调略同，〔要俱不失为〕南曲正声。数十年来又有弋阳、义乌、青阳、徽州、乐平诸腔之出。今则石台、太平梨园，几遍天下，苏州不能与角什之二三，其声淫哇妖靡，不分调名，亦无板眼，流而为两头蛮者，皆郑声之最，而世争膻趋痂，好靡然和之，甘为大雅罪人（疑有误字或脱字），世道江河，不知变之所极矣！”这一段话虽专讲南曲派别的流衍，但当时优伶的分布，由此也可以窥见一二。弋阳和乐平都在江西的东北部；青阳、徽州都在安徽的南部，义乌在浙江；太平大约指的是安徽太平府；至于石台，不知是江西宜丰的石台山，还是河南许昌的石台店，抑或别有所指，但无论如何，这些地方都很接近，可以成为产出戏曲和戏曲人物的一大区域。此外，我们也可以知道，就在明朝末年，昆曲的地位已经动摇，所以才有“不能与角什之二三”的话。

到了清代，在北京一地，我们就稍稍有一些数字的资料。根据鹿原学人在《昆曲皮簧盛衰变迁史》所引《燕兰小谱》和《听春新咏》两种作品里的材料，我们可以凑出一两个分布表来：

（一）秦腔全盛时代（即魏三时代）的伶人分布

（二）秦腔末流时代（嘉庆年间）的伶人分布一斑

（三）徽班初期（嘉庆）的伶人分布

右三组数字，虽去分布的局面的真相甚远，但也有好几点值得注意的。一自然是江苏的地位，至徽班全盛的前夕止，始终没有动摇。这又可以分做两个时期说。自明代万历以后，到清代乾隆中叶，所谓南曲既兼并而成昆曲，南方的优伶也就渐渐的以苏、扬做了唯一的产地。这一层，我们在上文分析《扬州画舫录》的资料时，已经看到，现在更知道，当时北京的光景，也复如此。第一表雅部里的14个江苏人中间，11个是苏州的，其余三个是扬州、武进、常熟各一。这是第一个时期。后来昆曲失势，至少有一部分的苏籍的伶人便适应环境，初则兼习秦腔，后则兼习徽调；第二表里的四个扬州童伶，便是兼习秦腔的，第三表里的10个和39个，便是兼习徽调的。这49个伶人中间，扬州占36、苏州12、剩下的一个是太仓的。嘉、道年间人作的《燕京杂记》里也说：“京师优童，甲于天下，一部中多者数百，少者亦数十……，大半是苏、扬小民，从粮艘至天津，老优买之教歌舞以媚人者也”（此记现入《北平历史风土丛书》）。我们在那部道光年间出版的专叙相公的风气的小说《品花宝鉴》里，也读到魏聘才的一段话，说：“京里有个什么四大名班，请了一个教师，到苏州买了10个孩子，都不过十四五岁，还有十二三岁的，用两个太平船，由水路进京……。在运河里粮船拥挤，就走了四个多月。见他们天天的学戏，倒也听会了许多。”这两段话里所指的都是优童，其中后来真正成名角的怕不会多，并且因为相公的风气，即使有好的才能，也难免不遭埋没，但是，当时苏、扬一带之所以为伶人的渊薮，是可以无疑的了。这是第二个时期。无论是第一时期或第二时期，上文所引汪尧峰的“苏州土产”的话始终是适用的。同时浙江的地位，则已大非昔比；昆曲未失势的时候，它还轮到过三个，见第一表，其中两个是杭州人，一个是湖州的德清人；等昆曲一失势，它就没有分了。

在上文那三张极不完全的分布表里，我们又可发见第二点事实，就是四川人的异军突起。在第一表里，四川人多至12个，在各省区里要占到第三。杨掌生在《辛壬癸甲录》里说“乾隆间，蜀伶相继作……”。但到了第二表里，便只剩得一个。这种“兴骤亡速”的光景当然和魏长生陈银官师弟两人的来去匆匆有极密切的联带关系。优伶虽“小道”，但到此也正不能不令人兴“人存政存，人亡政息”之感！

第三点事实是安徽人的代兴。安徽人剧艺的开端，远在明代末年，已见上文所引王氏《曲律》的话。焦里堂在乾隆年间也提到当时“安庆帮子剧”和元人剧本的关系（《剧说》卷一）。《扬州画舫录》里也说“安庆有以二簧调来者”，又提到安庆伶人郝天秀。但是徽伶的到北京，却是从乾隆末年的高朗亭始，也见《画舫录》，上文已加以征引。同时杨掌生的《梦华琐簿》说：“三庆班者，……乾隆五十五年庚戌，高宗八旬万寿，入都祝釐，时称三庆徽，是为徽班鼻祖也。”从此以后，徽伶的势力便渐渐的在北京伸张，到嘉庆中叶，便由一班增加到五班，其中尤以四喜班为盛，所以当时诗人做竹枝词，有“新排一曲《桃花扇》，到处哄传四喜班”的句子。班中的优伶，虽不必全是皖人，但皖人至少要占到第二多数；第三表所示的便是当日人数分布的一些梗概了。杨掌生在《长安看花记》里说：“嘉庆以还，梨园子弟多皖人，吴儿渐少”；稍后又在《梦华琐簿》里说，“今（道光二十二年前后）乐部皖人最多，吴人亚之，维扬又亚之，蜀人绝无知名者。”这几句话最足以代表当时的分布状况与此种状况变迁的大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