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概念和一个假定

本篇历叙到此，才算入了正题。这正题范围以内，究竟又有一些什么，似乎应该在这个关口加以说明。我们在上文所叙的种种，谁都看出来是完全受了现存的材料所支配的。不论其为中国历史里的伶人，或西洋关于伶人的研究，材料在数量上既不能说多，在品质上又难期划一，不过是信手拈来，稍稍整理以后，加以叙述罢了。但到了正文的段落，我们材料既比较丰富，我们在组织上便不能不较严密，在选择之际也不能不比较审慎，而在铺叙事实的时候，也不能没有一个比较一贯的概念。这一贯的概念，只要两个字就可以完全包举。就是“分布”。普通提到分布二字，我们总以为它是一个地理的概念，所谓分布，就等于地理的分布。实际上，这种看法是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三的。研究动植物学的人，便至少可以告诉我们两种分布的情形，其一就是地理上的分布，就是动植物在一时代以内的空间上的分布，又其一是地质学上的分布，就是它们在地壳级层里的分布，是兼具时间性与空间性的。和达尔文平分创立物竞天择论的荣誉的渥勒士（A.R.Wallace）有一次说，“地质上的分布和地理上的分布完全可以比拟”。其实这分布的概念是最单纯不过的。“往古来今谓之宙，上下四方谓之宇”，一切事物既不能越出宇宙以外，便无往而不可以谈分布。地理上的分布就是“四方”的分布，地层上的分布，就是“往古来今”与“上下”的分布。此外生物学者又讲究一种所谓高度的分布（altitudinal distribution），就是生物从海洋深处到高山高处之间的分布，这种分布却只顾到“上下”，而不管“往古来今”了。又研究地层分布的生物学者，不但研究两种不同的生物的时代先后，更要推导它们的渊源关系，就是它们的血缘关系的疏密远近，所以遗传的研究，归根也就成为一种比较狭义的时间上的分布的研究了。归结上文，我们一总就有三种不同的分布：一是平面的分布，二是高度的分布，三是时代的分布。

生物如此，人物也是如此。平面或地理的分布是最显明的，即就中国的人物而论，十余年以来，已经有好几位在这方面用过功夫，例如梁任公先生的《近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清华学报》第一卷第一期）。时代的分布有广义的与狭义的两种。丁文江先生研究《二十四史》里的人物的分布（《科学》第八卷第一期），便是于地理的分布以外，兼及时代的分布的。又如王伯良问，“唐三百年诗人如林，元八十年，北词名家亦不下二百人，明兴二百四十年，作南曲铮铮者，指不易多屈，何哉？”（《曲律》第三十九节）这一问之中，当然也有时代分布的意味。但这些都是广义的。至于狭义的呢？那就得就一个血系或血统立论了。这在中国的学术界，注意的人还很少。以前的谱牒、合传、汇传一类的记载虽多，只好算是可供研究的资料，而不是研究的尝试。但假若有人尝试的话，他可以发现这种狭义的时代分布的意义，要远在广义的时代分布之上。例如作者在五六年前着手研究苏州长洲文氏的画才的渊源，发见他们从明代中叶起到清代中叶止，10世之中，连上产生了30个有名的画家（《优生》，第一卷第二期），要是再仔细的加以追溯，一定还不止此数，但是，前年作者到苏州，向熟于地方掌故的朋友打听，知道现在的文氏真是式微已极，不但画术的种子早已断绝，就是硕果仅存的一二子孙也已经穷困潦倒到一个程度，正在准备出卖大块的祖坟咧！这就是狭义的时代分布的很好的一例。至于伶人的此种狭义的分布，历来当然更没有人注意，上文所引的摩西士，在西洋无疑的是对于这一层注意得最深切的一位作家了。

至于所谓高度的分布呢？这我们又得先解释一下。人物不比别的生物，当然不能讲地层的分布；五六十万年前的北京人（Sinanthropus）和今日的中国人，当然相去也有不少的地层，但此种地层的分布只和人种演化的研究有关，和人物的研究，却太不相干。人物的分布和山高水低的环境当然有很密切的关系，但此种分布，我们研究起来，大率归并在一般的地理分布以内，而不另立一部。然则人物的高度的分布又是什么呢？人物的生活，虽和地壳的级层没有关系，却和另一种的级层有极密切的因缘。这级层就是社会级层。社会级层，不比地壳级层，原是一种无形的东西，但是它的层次的繁多，每一层的坚厚的程度，层与层之间的划分的清楚与不相混淆，往往要在地壳层之上。既有级层或阶级的现象，而社会心目中各阶级的价值又很不一律，我们于是便可以有第三种的分布的局面，就不妨也叫做高度的分布或级层的分布。在这方面来研究人才问题的人，我们可以说到现今还没有，就在西洋，有的也只是一些理论，或一些零星事实的纂辑与铺叙而已。（参看苏洛金所著《社会流动》，Pitirim Sorokin，Social Mobility）

这分布的概念和它的三种分法又有什么用处呢？要答复这问题，我们就得引起一大堆别的问题来。例如地理的分布，当然不会到处分布得一样，既不一样，我们就不免要问为什么不一样。譬如一个区域里人才出得特别的多，成为一个中心，或一个渊薮，以前的几乎千篇一律的解释是“天地钟灵，山川毓秀”八个大字，至于天地怎样“钟”法，山川怎样“毓”法，一样在天覆地载之中，又何以两地要分轩轾；一样一座华山、或嵩山、或泰山，一样一条洛水、渭水、或洙水、泗水，以前“毓”过多少圣哲，何以现在便不大有人提起——这些，便没有人往下追究了。又如广义的时代的分布，其间真有一定的有规律的升沉消长么？若没有，何以孟子要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若有，又何以孟子又要说，“以其时考之则可矣”和“然而无有乎尔，则亦无有乎尔”一类十分失望的话？在中国历史里，何以朝代开始的时候，人才总像多些，到了将近灭亡的时候，人才总像不敷分配？何以在这时候的中国，好像人才尤其是稀少，和东西洋各国的“济济多士”相比较，尤其是相形见绌？它们是不是“国运”的一些表示，国运又是什么一种东西？国运与人才，又到底那一个是因，那一个是果？时势造英雄和英雄造时势，究竟英雄和时势之间有什么一种因缘关系？我们要是对这些问题，能一一加以科学的答复或辩正，我们对于人才问题的解决，就无异已经做到了一半。再如狭义的时代的分布，即血缘的分布，何以文氏的画家独多？何以最初没有，而后来大盛，而最后又终于不能维持？这其间祖宗的阴德究有多少关系？风水的好坏又有多少成分？阴德和风水之外，还有别的因素没有？国运之外，中国人又有“家运”，一家家运的盛衰和“出秀”的多寡当然有关系，但究竟那一个是因，那一个是果？这些又是早就应该答复或辩正的问题。在高度或级层的分布一方面，我们刚才提出的问题至少有一部分也适用。但我们还可以提几个别的问题。社会级层或阶级这样东西究竟有些什么根据？阶级能不能完全打倒？“上流社会”里何以有许多只会吃饭的人？“下乘阶级”何以也常会出些人才，中国以前的工农商贾的子弟，何以只要能读书，便不怕没有出人头地的机会？一样免不了阶级，但阶级对峙和争斗的局面，何以有的国家或有的时代里见得特别严重，有的比较轻淡？

我们并不预备把这些问题一个一个的加以答复。做一个人才研究的题目，而想答复这么多和这么严重的问题，既太不自量，亦太觉不伦。不过我们运用这分布的概念以后，我们以为上面的许多问题，似乎可以不答复而自答复，不辩正而自辩正。从地理分布的研究，我们可以发见移殖的重要，所谓移殖，就是自动的避免恶劣的旧环境，而寻觅良善的新环境。从时代或血缘分布的研究，我们可以发见婚姻选择的重要。选择的得当，血缘的分布就来得浓密、来得长久，所谓“君子之泽”，未必即“五世而斩”，不得当，有时候连两世三世都不能保。从级层分布的研究，我们可以发见所谓“社会流动”（social mobility）的重要。我们虽没有法子取消社会阶级，我们却可以竭力减少阶级的固定性和各阶级间的界限，使尸位素餐的人和有志上达的人可以自由升降。这三种说法，我们如再作进一步的观察，又都包含一个新的概念，就是“选择的自由”。第一是选择最适宜的物质环境，主要的目的在保障身家的健全的生理上的发育；第二是选择最适宜的配偶，主要的目的在维持子孙的品质，使至少可以保守原有的良好的程度；第三是选择最适宜的阶级，也就是，最适宜的社会与文化环境，使此种良好的品质有充分发展、活动。与贡献的机会，而不至于湮没不彰。这些看法，我们姑且假定下来，我们现在要看中国近代伶人的分布情形，尤其是在血缘的分布一方面上，究竟能不能坐实这种假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