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血缘分布的意义

从本篇所采取的立场看去，血缘的分布实在是任何人才的研究最重要的部分。以前解释人才的由来的人十有九个只讲些天地钟灵，山川毓秀的道理，讲些风水，讲些八字，最近情的是讲些祖宗阴德，但总讲不到一个人的血缘关系；有的又只讲些师承关系，至于在从师以前，一个人的资质如何，这资质又从何而来，他们便不再往下推究。我们对于这后面一种人，一面很承认他们看重教育的立场，一面却也觉得他们过于自画，以致风气所趋，大家只知道“道统”的尊严应该拥护，而不知道“血统”的健全的应该拥护，至少不在“道统”之下。对于第一种人，我们最多只能表示一种同情，好比我们对不识字的人表示同情一样。

不过我们一方面表示同情，一方面也不禁觉得骇怪。难道婚姻的得法不得法与子女的肖不肖，不是一种极普通的常识与寻常的经验么？他们的所以为常识与经验的程度，难道反而在风水与阴德一类玄妙的事物之下么？有一个最有趣的例在此。清代初年，江苏昆山地方，有一家姓徐的生了三个儿子，他们先后应科举的考试，一个中了状元，两个中了探花，成就了伊古以来的一大佳话，叫做“一门三鼎甲”。这佳话成立以后，好事的人照例要找一些解释，后来也终于在“阴德”方面给他们找到了。原来三鼎甲的父亲在明末清初时候先后做过两件很大的好事，一是间接的救了无数的水灾的灾民，一是释放了许多被强盗拘禁着的妇女。为了这两大功德，那文星就高高的照在他们一家身上，而状元探花便连一接二而来。我们在这里并不准备否认这一类的解释，不过我们找到的解释之一，至少要比他们的比较直接一些、具体一些。我们认为徐氏的血统很健全，这种健全性的表示当然是一些文化上的贡献，不过在两代之中，所表示的方向有些不同罢了；前代所表示的侧重社会道德一方面，三鼎甲那一代所表示的侧重理智与学问一方面。至于此种健全的程度又从何而来，我们的答复是：至少很大的一部分是由于婚姻选择的得当。要知三鼎甲的母亲不是别人，就是清代第一位朴学大师顾亭林的妹子！一位朴学大师的外甥当然不一定要中鼎甲，但至少他们的智力要比一般人为高，是没有法子否认的。（详见拙作《人文史观与“人治”“法治”的调和论》，《人文》第二卷，现辑入《人文史观》）撇开了此种血统与婚姻关系不提，而一味乞灵于“阴德”的“果报”，这是我们所不能不骇怪的。

以前研究优伶人才的人当然是不向“阴德”方面去找寻解释的。无论一个伶人的才具多大，无论他在伶界怎样杰出，他决不会说这是前代广积阴功的报应，因为伶人的职业在以前是一种“贱业”，要是报应的话，是一种“恶报”，而不是“善报”，要是他真正能欣赏他们的艺术，他决不肯做这种杀风景的事，要是他是一个捧角家，他自然更不愿意提这一方面。结果是，别种人才，除了师承的因素以外，至少还有一派玄妙的“产生论”或“因缘论”，到了伶人，就连这一点都给剥夺了。于是乎叙伶人的笔墨，十之八九是讲他的艺术的造诣，十之一二是讲他流派的由来，什么“谭派”“奎派”之类。要找一些在血缘与婚姻方面推求解释的话，可以说等于没有。有一位守鹤君替时小福做了一篇《专记》（《剧学月刊》，第一卷，第十期），在结束的时候说：

小福的长子德宝，艺名炳奎，习须生，庚子后有声于沪杭间，后以气弱改习胡琴，曾给慧宝操琴。次子实宝，号玉奎，习花脸。三子承宝，跛一腿，所以未学戏。慧宝是行四，名炳文，字智农。小福还有一个女儿，便是陈德霖老夫子的继配。陈德霖的前妻生了两位女公子，长女公子就是余叔岩的夫人。德霖续娶时女士，生了两个儿子，长名少云，次名少霖，都是学老生，少霖已渐渐有名了。这些，与小福的艺术并无若何关系，写出来不过见得时家是伶官世家而已。

这密圈是作者酌加的。作者并不是以为这两句文章写得好，却以为他们恰好代表那种很普遍的对于血缘与婚姻太不理会的心理！我们真看不出来为什么这段结论所叙的事实和时小福的艺术没有关系，虽说这些事实的发生全都在时小福出世以至于成名以后，但是他的婚姻，他的子女，都可以反映出来他的艺术是有很深刻的“天才”的根据的，而决不是一两个徐阿福（小福本师）所能完全传授。唯其有“天才”或遗传的依据，所以才能和其他高才的伶人气息相投，才能够选上一个像陈德霖般的东床坦腹。唯其有同样的依据，才能产生时慧宝等几个子女。不承认这些事实和时小福的艺术的关系，试问所谓“伶官世家”一个名词，又剩得多少意义。什么是一个世家？世家和一个兴骤亡速的暴发户又有什么分别？还不是因为遗传的基础深厚，而婚姻的选择审慎么？目前人才问题的症结，就在没有真正的世家，目前研究人才问题的人的通病，正坐不懂世家是什么东西！

伶人是有世家的。不但有，并且很多，并且也许比别种人物为多，时小福的家系不过是十百中的一例罢了。所以多的理由，我们在上文《绪论》里和征引英美两国在这方面的研究时，已经一再提到。但现在不妨再说一说。“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原是生物界的一大原则。此种原则行使的结果叫做“隔离”（segregation）。有地域上的隔离，即物种之间，因距离太远或有水陆的障碍，彼此不能交通；有生理上的隔离，即物种之间，根本因为结构上的不同，不能有孳乳的行为；有心理上的隔离，即物种之间或一种的各派之间，有一种歧视或自己居奇的心理，不愿意和别种或别派发生太密切的接触，而配偶的关系，尤所禁忌。记得《南史·王元规传》里有三句话：“姻不失亲，古人所重，岂得辄婚非类”，就完全可以代表这一层意思。伶人与伶人之间，因为兴趣、职业和共同利害的关系，原有比较强烈的“类聚”与心理方面“隔离”的倾向。这种倾向，又因为社会的歧视、侮弄以至于作践，不免愈益增加他的强烈的程度。除了极少数的例外，大多数的伶人不能和所谓上流的社会发生对等的关系，婚姻的缔结，当然是绝无仅有。结果，伶人在社会上，在一切职业之中，便几乎成为一个特殊的阶级、一个小天地。票友尽可以下海，伶人尽可以改业，但是一天不停止唱戏，一天不教子弟改行，一个伶人便一天要受一种特别的身份的拘束，这种身份一天不能摆脱，他要结交朋友，选择配偶，便一天不能跳出同业的范围。这样一来，一个以票友开始的个人往往终于会造成一个三四代专以优伶为业的家系，而家系与家系之间，复因彼此互为婚配的关系，可以造成一个庞大的集团，一个千头万绪、循环往复的“血缘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