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图腾制度就像歇斯底里一样，我们曾一度不由得生出疑问：我们究竟是否可能随心所欲地把某些现象当作一种疾病或客观制度的征兆分离出来，归为一类，这些征候本身会若隐若现，拒绝让人们做出统一的解释。当歇斯底里强烈发作的时候，变化有时被解释成一种社会演化的效果，可这种演化已经将精神障碍的符号表达从身体领域转移到心理领域了。不过，如果与图腾制度相比照，倒可以指明科学理论与文化之间的另一种秩序关系，其中，学者本人的心灵也会像他所研究的人类心灵一样，起到相当大的作用；仿佛他正有意或无意地，在科学客观性的伪装下，试图使后者（无论是精神疾病的患者，还是所谓的“原始人”）越发变得与他们本来的面貌有所不同。歇斯底里的流行和图腾制度的流行，都是时下的流行，都源自同样的文化条件，它们一并产生的不幸后果，或许原本可以通过19世纪末众多学科分支所具有的一种共同倾向来解释，即学者们很乐意把某些人类现象当作外在于他们自身道德世界的现象标识出来，仿佛这些现象构成了一个自然实体，这样一来，他们就可以保护附着在他们自身道德世界上的东西了。

弗洛伊德在批判夏尔科（Charcot）的歇斯底里理论时给我们上的第一课，就是让我们相信，精神健康和精神疾病的状态，并没有本质上的差别；从一种状态向另一种状态的过渡，最多不过是某些一般活动的调整，每个人都能够从自身中发现这样的活动。所以说，精神疾病患者也是我们的兄弟，因为他们与我们并无差别，只不过两者都纠缠于某种历史发展过程之中，从根本上说，每个人都会经历这样的过程，这里的差别在性质上微乎其微，在形式上是偶然的，在定义上也是随意的和暂时的。那些把精神疾病患者划为罕见的和特别的种类，把他们看作是诸如遗传、酗酒或精神衰弱等内在或外在决定因素所导致的客观后果等看法，都更带有安慰的色彩。

同样，那些满是学究气的画家们也会觉得安稳些，依照此理，艾尔·格列柯[1]就不是一个正常人，虽然他可以拒绝接受用来表现世界的某些特定方法，但那是因为他的眼球畸形，单凭这一点，就足以说明他笔下的人物为何都是拉长的。无论就哪一种情况来说，这样被人们接受下来的文化模式，都意味着人们已经为其他附有普遍价值的模式赋予了一种特殊性，所以，这些文化模式才会被归于自然秩序。我们只有认为那些歇斯底里的或有艺术禀赋的革新家是反常的，才能让我们自己单凭这一事实就理所当然地相信，他们不仅与我们没有什么关系，也不会给已经得到认可的社会、道德和知识秩序造成什么危害。

在那些最终构成图腾幻象的思考中，我们或许也可以发现同样的动机和同样的征兆。当然，这不再是一个直接诉诸自然的问题，尽管我们会看到，人们不断把它们诉诸“本能的”态度或信仰。然而，图腾制度的观念却有可能给几乎可以说是基本的社会带来分化，即便不把其中的某些社会降低为自然（如Naturvolker[2]一词所揭示的那样），至少也得根据它们对自然的态度给它们分类；这些社会赋予人在动物界中的地位，这些社会是理解还是无视生育机制，都可以把这些态度表达出来。所以说，弗雷泽之所以会把图腾制度与无视生理意义上的父系血统的现象混同起来，绝非出于偶然：图腾制度把人同化为动物，所谓在观念上无视父亲角色，其原因就是用更接近于自然力的精灵取代人类的祖先。这样一种自然主义的观点确实提供了一种检验标准：在文化本身中，可以将野蛮人与文明人分离开来。

要想为正常人，也就是白种成年男人，的思维模式奠定一个坚实的基础，同时维护这些模式的整合性，对他来说，最便捷的办法就是把他本人同某些习俗和信仰分开。实际上，这些习俗和信仰异质性极强，很难分离，在它们的周围，结晶成大量僵固的观念，倘若人们必须得去认识这些观念在所有文化（包括我们自身的文化在内）中的呈现和作用，它们当然会惹人心烦。图腾制度首先就是外在于我们自身世界的投射，仿佛是一种招魂的咒语，仿佛是一种有别于人与自然相割裂的要求所产生的心态，而基督教思想恰恰把人与自然的割裂视为根本。这样，人们就有可能通过把这种反向的要求设定为一种“第二自然”的性质，来确认上述思想的有效性，而“第二自然”，则不过是文明人在摆脱自身和自然本身的这种无望企图中，从所谓其自身发展的“原始”或“古老”阶段中编造出来的东西。

对图腾制度来说，这确实是一种更便捷的做法，尽管祭祀这种观念依然是西方大型宗教的核心观念，但它也提出了同样类型的难题。每一种牺牲都意味着司仪、神与献祭物之间的自然团结状态，无论是一只动物、一株植物，还是一件物品，都会被人们当成生命，因为只有当发生灾难的时候，它的毁灭才是有意义的。于是，祭祀的观念从中萌发了与动物相融合的胚芽，这种融合也带来了将它们从人扩展到神的风险。在把祭祀与图腾制度混合起来的过程中，可以找到一种办法，用来把前者解释成后者的延续或遗存，从而净化各种潜在的信仰，将既生动又主动的祭祀观念中的杂质清除掉，或者至少分解这样的观念，区分出两种在起源和含义上都有所不同的祭祀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