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人们绝不会想到，拉德克利夫-布朗还有一个离他更远的前辈，即让-雅克·卢梭。当然，与柏格森相比，卢梭对民族志更加怀有炽烈的热情；不过，除了民族志知识在18世纪更有限这一原因外，卢梭的洞见之所以更令人感到惊讶，是因为他在许多年前就预先提出了最早的有关图腾制度的观念。我们可以回想一下，上述观念是由朗（Long）引入的，朗的著作发表于1791年，而卢梭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却可以追溯到1754年。不过，同拉德克利夫-布朗和柏格森一样，卢梭也把具有动物界和植物界“特征”的人看作是最早的逻辑演算的起源，所以也是社会分化的起源，只有当社会分化得到一般化的情况下，它才会存在。

在法国文献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无疑是最早的一篇人类学论著。借用现代的说怯，卢梭提出了人类学的核心问题，也就是从自然到文化的过渡过程。卢梭比柏格森谨慎得多，他并没有引入本能的观念，因为本能就其本身来说属于自然秩序，无法使他超越自然。在人成为社会存在之前，繁殖的本能，“一种盲目的冲动，……只能产生纯粹动物性的行为”。

从自然到文化的过渡，取决于人口的增长，但后者并不能像自然原因那样产生某种直接的作用。首先，这会迫使人们为了在不同的环境中生存，将他们的生活方式多样化，将他们与自然的关系多重化。但是，为了让这种多样化和多重化带来技术和社会的转型，它们则必须成为人类思维的对象和手段：

各种各样的存在对自身不断重复的关注，以及彼此之间的关注，自然会在人的心灵中构成对某些关系的感知。我们对这些关系的表达，是通过大小、强弱、快慢、勇敢和恐惧等词语，以及其他此类在必要时可以比较而几乎无须思考的观念，这样，这些关系就最终会在人类中形成一种反思，或是一种自动形成的审慎，能够表明谨慎对他们的安全来说是最为必需的。[14]

我们不能把这段引文的结论部分解释为一种事后的想法：在卢梭看来，预见力和好奇心可以结合成为心智活动的两个方面。在自然状态中，人既缺乏预见力，也缺乏好奇心，因为他“只留给自己有关他的当下状态的意识”。而且，对卢梭来说，感性生活和理智生活如同自然与文化一样，也是对立的，两者之间的距离，也像“纯粹的感觉与最简单的知识形式”一样，都非常遥远。从某种意义上说，有时候，他确实不是在与自然状态相对立的社会状态下从事写作，而是在“理智的状态”[15]下从事写作。

所以，文化的出现与心智的诞生是同时到来的。而且，连续性与非连续性之间的对立，在生物学的层面上似乎是不可还原的，因为它是通过物种内部个体的序列性和物种之间的异质性表达出来的，唯有文化才能克服这种对立，因为文化的基础是人类完善自身的能力，“这种能力……存留于我们之中，无论是以物种的形式，还是以个体的形式；倘若没有这种能力，几个月后，动物还是原来的动物，几千年后，物种也将会像前一年那样一成不变”。[16]

那么，我们首先应该怎样理解从动物性到人性、从自然到文化、从感性到知性这种三重过渡（实际上是一种过渡）呢？我们又应该怎样理解把动物界和植物界应用于社会的可能性呢（卢梭发觉了这种可能性，这也是我们考察图腾制度的关键）？就像涂尔干后来所意识到的那样，如果将各种术语完全分离开来，就会带来不再能够理解它们的起源的风险。

卢梭的答案是，在保留上述区分的同时，借助纯精神状态来确定人的自然条件，纯精神状态的内容既是感性的，也是知性的，两者缺一不可，意识作用足以将一个层面转换为另一个层面，即同情，或者是卢梭所说的与他者的认同，这些术语的二元性在某种意义上也相应于上述方面的二元性。正因为人起初就能够感觉到他自身与所有与之相似的存在之间是同一的（卢梭也曾明确指出，我们必须把动物包括在内），所以他可以获得既能够区别自身，也能够区别这些存在的能力，换言之，就是把物种的多样性用作社会分化的概念依据。

这种原初认同所有其他生物的哲学，或许也是萨特的存在主义所构想的哲学，就这一点来说，这种哲学可以一直追溯到霍布斯的观点。就其他方面而言，这一点也使卢梭提出了一些非同寻常的假设，例如，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的“附注10”中，他就认为亚洲和非洲的猩猩以及其他类人猿都应该是人，旅行家们的偏见误把它们与动物混淆起来。不过，这也会促使他提出一种有关从自然到文化过渡的非常现代的观点，我们已经看到，这一观点的基础，就是出现了通过二元对立来运作的逻辑，而且，这与符号体系的最初呈现是一致的。认同存在于作为知觉存在的人和动物之中，而针对人和动物的总体理解，既支配着对立意识，也先于对立意识，这种对立首先是逻辑属性的对立，在人们看来，它是该领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且，在该领域内，也是“人”与“非人”之间的对立。对卢梭来说，这就是语言的发展，语言的起源并不在于需求，而在于情绪，所以，最初的语言必然是具象的：

由于情绪是引导人说话的第一动机，所以他最先说出的话就是比喻，最先形成的应该是具象语言，最后出现的才是确切的含义。只有当人们根据其真正的形式看待事物时，才能用真正的名称称谓事物。最早的言语都是诗；只有经过漫长的时间，人们才能想到理智。[17]

无所不包的术语，会使知觉和情绪的对象发生混乱，而这样的知觉和情绪正是它们用超现实的方式唤起的，所以，这样的术语先于严格意义上的分析归纳。在图腾制度中，我们所反复强调的隐喻作用，并不是语言后来添加的细节，而是语言的基本模式之一。卢梭认为对立也具有同样的地位，也就是说，在同样的基础上，隐喻构成了一种论述思维的首要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