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这似乎倒是一种吊诡：今天，有关图腾问题之现状的文章，都得以这种回溯性的考察来收尾。可是，这种吊诡只是图腾制度的幻象的一个方面，只有通过对事实进行更严格的分析，才能祛除这种幻象，幻象首先建立在这种事实上，而且在这种事实中，真实更应该属于过去，而不是现在。这是因为，图腾的幻象的形成，首先是由于那些忽视了人类学的哲学家，如柏格森，以及另外一些生活在图腾制度观念尚未形成的时代里的哲学家，他们本来应该在当代专业学者之前（对卢梭来说，甚至是在“发明”图腾制度之前）就能够洞察到他们并不熟悉的信仰和习俗的性质，或者是尚未确立的实在。

柏格森的成功之处，无疑在于他的哲学假设所产生的间接结果。虽然他同他的同代人一样，都致力于某些价值合理化，但他不同于这些人的地方，是他在白种男人常规思维的中心地带勾画了这些价值的限制，而不是将它们置于边缘地带。与其他知性模式相比，柏格森的哲学将区分和对立的逻辑划归给了野蛮人，以及那些被赋予劣等地位的“封闭社会”。于是，从某种意义上说，真理在“失去基础”的情况下赢得了胜利。

然而，对于我们希望从中汲取的教训来说，我们所关心的，是柏格森和卢梭本来应该成功地通过内化的过程，也就是通过尝试把从其他地方或单纯想象出来的思维模式运用在自己身上，从而直接获得外来制度的心理学基础（卢梭甚至没有怀疑过它们的存在）。因而，他们证明，所有的人类心灵都是实际经验的中心，在这里，人的心灵中所发生的一切，无论有多么遥远，也都能够得到检验。

借助人们赋予它的奇特特征，以及民族志学者的解释和理论家的思考对这一特征的进一步夸大，长期以来，图腾制度都始终被用来强调那些试图将原始制度与我们自身制度分割开来的人所提出的理由，这种效果特别适合于宗教现象，其中，比较已经揭示了许多显而易见的亲合性。正是对宗教问题的沉迷，使图腾制度被置于宗教之中，虽然人们尽可能把图腾制度与所谓开化的宗教分离开来（如果需要的话，还会对其大加讽刺），生怕后者被图腾制度接触到后轰然坍塌；或者，像涂尔干所做的那样，通过结合形成一种新的实体，然而，这种实体既被剥夺掉了图腾制度最初的属性，也被剥夺掉了宗教最初的属性。

可是，人的科学只有借助明确的观念，或者是它们竭力使之明确的观念，才能有效运转。如果宗教依然构成了一种自发的秩序，需要一种特殊的检验，就不得不从科学对象的共同命运中脱离出来。因此，宗教是通过相反的方式得到界定的，在科学看来，宗教会不可避免地仅仅表现为一个混乱观念的领域。因此，任何试图对宗教加以客观研究的尝试，都不得不被引入这一领地，而无法成为观念的研究，宗教人类学的主张，就已经歪曲和采纳了这种做法。剩下来的唯一一条研究路线，就是感性的（如果不是真正有机的）和社会学的路线，这样的研究只能围着现象转。

相反，如果宗教观念被赋予了与所有其他概念体系同等的价值，从而为思维机制提供一条途径，那么宗教人类学的步骤就会获得有效性，不过，它也将失去自主性以及它所独有的特性。

这就是我们在图腾制度的状况中所看到的一切，图腾制度的实在被还原成了作为某些思维模式之特例的实在。可以说，情感也被作为观念体对根本无法弥补的裂痕和伤害的回应，以附属的方式被纳入进来。人们所谓的图腾制度，与知性有关，而与知性相应的需求，以及知性努力满足这些需求的方式，正是心智的首要条件。在这个意义上，对它来说，任何事物都不会过时，也不会显得很遥远。图腾制度的意象是被投射出来的，而不是接收到的；它的实质也不是外在的。如果说幻象包含有真理的成分，那么这种成分并非外在于我们，而是内在于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