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真实的逃避

对真实的逃避

我们在历史中看到，人们一直在重复彼拉多[1]的话：“什么是真实？”[2]而且是在令我们感到不解的情况下。这句话一再被当作烟幕，以掩护个人的或政治上的伎俩，并掩盖对问题的回避。在最深层的意义上，这也许是一个正当合理的问题。然而对时局的观察越久，我就越明白，我们有多少麻烦是来自于我们在方方面面都有的一种坏习惯，就是明明知道事情为真却偏要加以隐瞒或歪曲。这种歪曲和隐瞒的理由是效忠一种思想、一种雄心或者一种制度，而实际上，这种效忠是由我们自身利益所驱动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历史中充满了此类例证，帕斯尚尔战役也许是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个。英国陆军元帅黑格[3]在战前的话清楚地表明了他的动机和信念，即在1917年由英军从佛兰德发起进攻，要在美国人到来之前独立赢得战争。而当他准备发动攻势时，所有的情况都已发生改变，法军的主要将领也表达了深切的疑虑。由于他急于说服顾虑重重的英国内阁允许他实现其梦想，他隐瞒了所有他已然知晓的不利因素，并且极力夸大那些看起来有利的条件。当他在7月的最后一天发起进攻时，最关键的部分完全失败了。而他却向伦敦报告说，结果“非常令人满意”。就在那一天，天气变得糟糕，攻势也停滞不前。

因伤亡人数与日俱增而焦虑不安的英国首相亲自来到佛兰德视察时，黑格振振有词，说被俘虏的战俘身体状况不佳，正说明他的攻势已使德军疲于奔命。当首相要求到战俘收容所看一看时，黑格的幕僚就提前打电话过去，命令在首相抵达之前“将所有强壮的战俘都隐藏起来”。欺骗一直持续，直到牺牲了四十万人之后，这一攻势才得以消停。

在之后的几年里，黑格常常辩解说，是法国人的紧急要求以及“法军溃败的可能性迫使他发动攻势”。而第二年春天，当他的军队因精疲力竭而无法抵御德军的进攻时，他又开始指责英国政府。

黑格自认为是一个诚实的人，但是他缺乏自知之明。“帕斯尚尔”之所以成为不祥之兆的代名词，是由以下三个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他自欺欺人的倾向，他因此鼓励部下欺骗他的倾向，以及下属报喜不报忧的“耿耿忠心”。对于这种善意的（未必是无私的）虚伪，帕斯尚尔战役可以说是一次实实在在的教训。

作为一名年轻的军官，我曾经对上级指挥官怀有深深的敬意，但是当我从军事记者的角度更密切地观察他们之后，我对他们当中的许多人都大失所望。那么多看起来光明正大的人为了升迁可以不择手段，这真是令人伤心的发现。

在那些对我曲意结交的指挥官中有一位蒙哥马利-马辛本特，就是陆军元帅阿奇博尔德[4]（Field Marshal Sir Archibald），他邀请我与他合写一本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经验教训的书。当我们一起前往战场考察时，我发现他回避了每一个令他感到尴尬的地点。我很快就明白了，他写这本书的根本目的是为了证明，他时任参谋长的第四军的战绩是多么的辉煌无瑕。于是我婉言谢绝了参与这项宣传工作。我发现他还有个习惯，就是对那些碰巧与他在仕途上发生竞争的其他将领，他总是要贬损讽刺一番。

尽管没有我的协助，他最后还是升迁到了军队的最高层，而在他任职期间，正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英国陆军发展停滞的最糟糕阶段。他出任陆军总参谋长之时，恰逢希特勒在德国上台[5]，这就更加不幸了。艾恩赛德[6]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接任总参谋长一职，当他审核陆军装备缺口清单时不禁大吃一惊，以至于他指着办公室里蒙哥马利-马辛本特和他的前任米尔恩[7]的画像激动地大喊：“这两个应该负主要责任的人，应该拉出去枪毙！”（这一判决对米尔恩来说过于残酷了。）

还有一个习惯影响可能更坏，就是那些野心勃勃的军官在即将升任将官时，为了安全起见，他们会对自己的想法和观念守口如瓶，直到他们进入军队的顶层时再付诸实践。不幸的是，这种经过多年野心勃勃的自我压制的结果通常是，当瓶子最终被打开时，里面的东西早已蒸发一空。

我发现，和政客一样，在军队的高层当中道义之勇也是相当罕见的。我同样惊诧于，那些显示出最高强度血气之勇的人往往最缺乏道义的勇气。其主要原因似乎是，他们日益沉迷于个人的职业抱负——当不愉快的家庭生活使得他们过分地在意职业前景时，尤其如此。不过，另外一个降低道义之勇的主要原因是非工资性收入的缺乏，这使得各级指挥官为了保障子女的教育而不敢得罪上级。从德军将领对希特勒的顺从当中可以很明显地看到这一因素。我更能理解这一点，因为我曾见过它在英国是如何起作用的，尽管英国的环境远没有德国那么艰难。

正如我在我的回忆录序言当中所说，作为一名“自由职业者”我是十分幸运的——虽然经常为官方提供咨询，但我从来没有接受官方的雇用或资助，因此在寻求真相和客观表达我的观点时也没有任何“利益追求”或“个人诉求”。根据我的经验，这世界上大部分的问题都来自于对其他利害关系的过度关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