限制战争的问题

限制战争的问题

战争可以被限制吗？从逻辑上来讲答案是：“不能。战争属于暴力范畴，在使用任何能够帮助你赢得战争的极端暴力时犹豫不决，这不符合逻辑。”

历史则回答道：“这种逻辑是一派胡言。参战是要赢得和平，而不是为了战斗而战斗。极端的暴力可能会阻碍你实现目标，胜利反而会成为伤害到胜利者的‘回旋镖’。而且，战争已经在诸多方面受到限制，这也是历史的事实。”

读一读恺撒自己写的《高卢战记》（Campaigns in Gaul），你就会发现，比起这位饱受赞誉，同时也是古典学者所敬仰的罗马文明的鼓吹者，希特勒可以说是相当的和善。但是比起罗马帝国及“罗马和平”崩溃后的中世纪时我们（英国）自己以及所有西欧民族的祖先，最残暴的罗马人都算是温和的。撒克逊人和法兰克人的习惯是杀掉前进道路上的所有人——男人、女人和孩子——而且还对城镇和庄稼进行大肆破坏。

了解那时候的“全面战争”是如何变得不那么残暴并逐渐人性化的，这很重要。这是一个“跌宕起伏”的故事，但远不止于此。

拯救人类的第一个势力是基督教会。甚至在使西方的异教徒征服者皈依之前，它就常常利用迷信设法约束他们的野蛮行为。其中一个最令人注目的成果是一场双管齐下的运动。10世纪时发起的“上帝的和平”（Pax Dei）目的是保护非战斗人员及其财产；之后的“上帝休战”（Truce of God）旨在通过确定休战期来限制可以进行战斗的天数。

另一个提供了更广泛的助力的是“骑士准则”（the Code of Chivalry），它似乎发源于阿拉伯地区。此种精神尽管有这样那样的缺陷，但的确通过使战争形式化从而让战争变得更为人性化。

经济因素也有所助益。以赎金交换战俘的习俗也许更多的是出于获利的动机，而不是一种骑士行为，但本质上仍算是一种善意——结果是好的。最初，它仅适用于有能力支付赎金的人。但像所有的习惯一样，这种习俗逐渐发展成一种通行的惯例，即给失败者留条活路。这就向前迈出了一大步。

作为职业军人，雇佣兵的普及也促进了这种节制习惯的传播。先是雇佣兵们逐渐意识到，彼此在行动上有所克制对双方都有利。接着他们的雇主也意识到，对雇佣兵掠夺对方平民的恶习加以约束对彼此都有好处。

不幸的是，宗教改革所引发的宗教战争导致了严重的倒退。教会的分裂破坏了它的权威，使它从（暴力的）约束者变为推动者。它点燃了仇恨的怒火，激起了对战争的狂热。这一时期的高潮是“三十年战争”，德意志诸国一半以上的人口都直接或间接地死于这场战争。

然而这些战争都不像中世纪时那么野蛮。而且，暴力的放纵引发了普遍的反感，也因此带来一个巨大的、前所未有的进步。在战争中走向极端也许是符合逻辑的，但却是不明智的。

另外一个重要的影响是更为正规和礼貌的行为方式在社会生活中的发展。这些举止规范也扩散到了国际关系领域。这两个因素——礼貌与规矩——挽救了处于崩溃边缘的文明。人们逐渐觉得，在维持过得去的世俗生活和人际关系方面，行为要比信仰更重要，习俗也比教义重要。

18世纪在战争习惯和减少战争罪恶方面所取得的进步，是人类文明的伟大成就之一。它展示出一个前景，即借助形式化逐渐对战争加以限制，有可能最终消灭战争。这一时期的作战手段没有发生重大变化也有助于这一进步的发生。因为经验表明，那些打乱了现有秩序的新进展，无论技术上还是政治上的，常常会伴随着战争中暴行的增加。

18世纪末，法国大革命打破了在战争中对暴力的限制，这显示出重大的政治变革坏的一面。不过，法国大革命期间最为残酷的战争也没有17世纪的宗教战争那样恐怖。而拿破仑战败后针对法国的和平条款也明智地有所克制，因而促进了文明的恢复——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英国的影响力，惠灵顿公爵和卡斯尔雷子爵是英国的参会代表。此事最好的证明便是，欧洲要再过半个世纪才爆发另外一场大战。

总体上看，19世纪见证了战争中的人道主义制约趋势的继续。这体现在1864年和1906年的《日内瓦公约》[1]（the Geneva Conventions）以及1899年和1907年的《海牙公约》[2]（the Hague Conventions）当中。前者主要涉及对伤员的保护，后者适用的范围则更广。

而内战却有向极端暴力演变的趋势，此类冲突在19世纪中叶出现过一次重大发展。

美国南北战争是铁路、轮船和电报构成重要因素的第一场战争，这些新的工具对战略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另外一个重大变化来自于人口的增长和集中化的趋势——它们都是工业化日益发展的产物。工业化的总体作用是既提升了经济指标又提升了道德指标，同时也使这两者更加脆弱。这转而强化了打击对方军事力量源头的动机，而不是打击其护盾——武装部队。

这是现代民主制度之间的第一场战争，谢尔曼非常清楚地认识到，民主制度的抵抗力更多地取决于人民的意志力，而不是军队的力量。他根据实现整体战略中首要目标的需要，巧妙地调整自己的策略。他在南方的心脏地带长驱直入，破坏南方的资源，这是最为有效的方法，可制造并散布一种无助感，以瓦解对方继续作战的意志。

谢尔曼在敌人后方的军事活动所进行的破坏，为之后的南方留下了多年痛苦的回忆，也使谢尔曼的历史声望大打折扣。如果不是林肯被暗杀后北方的激进主义者占了上风，致使和平的解决方案受到他们的报复心理的支配，南方的苦难和贫困是否还会如此持久和严重，也是值得怀疑的。谢尔曼本人并没有忘记实现和平需要克制，他为约翰斯顿[3]的部队草拟的降书条款十分宽大，因此受到了华盛顿政府的强烈斥责。此外，他还一再强调妥善对待南方被征服地区、与之和解并助其恢复的重要性——为了这个靠武力再次统一起来的国家的未来。

当前，战争的人道进程受到三种因素的危害。其一是征兵制的继续存在。另外一个是新战争理论的出现。该理论出自普鲁士的克劳塞维茨，它整合了革命战争及拿破仑战争实践中所有最危险的特征。克劳塞维茨奉行极端的逻辑，认为战争中没有节制的余地：“战争是一项追求最大限度暴力的活动。”随着思考的深入，他开始意识到这种逻辑的荒谬。不幸的是，他还没来得及修正自己的著作就去世了，而他的信徒们只记得他那极端的初始观点。最后一个同样在成长中的危险因素是，武器的惊人发展。

在这些因素的综合影响下，1914年至1918年的战争不仅开局很糟，而且每况愈下。和约的本质更加重了战争的恶果。任何精神尚未永久垮掉的民族，都会设法摆脱这种苛刻而耻辱的条款。当和平到来时，欧洲已陷入疲惫和混乱的状态，多年的无限制暴力导致生活水平的普遍下降，使得欧洲的前景更为黯淡。

第一个后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就已经显现，即为国家服务的人民组织得更加完善。第二个后果体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对被占领国家的居民更为严酷，而且常常是残暴的处置。

相反，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军事行为在很多方面要好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即使在最坏的情况下，它也从未跌落到18世纪之前的水平。总体而言，各国军队继续遵守既定的战争规则，军事暴行似乎的确要比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少。

不幸的是，新式武器的出现抵消了这种文明的进步。人们未曾考虑到要对新式武器进行明确的限制，也未能及时制定规则。结果，空中力量的大幅增长导致其从空中进行轰炸时，完全无视人道主义限制。这造成了大规模的破坏和生活条件的恶化，自“三十年战争”以来还未有过如此糟糕的情形。确实，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摧毁的城市数量超过了自成吉思汗和帖木儿远征以来的任何战争。

我们迄今为止所知的“全面战争”（total warfare）与核时代不能相容。全面战争意味着暴力的目标、投入和程度都是无限的。以核力量进行无限战争是愚不可及的，那将是相互毁灭。下一代最有可能发生的冲突形式，我称其为“颠覆战”（subversive war）。除此之外，它就只能是其他形式的“有限”战争。